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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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7 1:36:19
一）
2002年，JUNO出道，推出第一隻EP《ON THE ROAD》，相隔約11年，JUNO首次集導演與編導於一身，推出電影《殭屍》。自從加盟Silly Thing後，JUNO的銳意改變是有目共睹的，外表上，剪掉一把金髮，歌曲方面，遑論〈愛上殺手〉，慘情流行曲，譬如說：〈沒有人〉、〈耿耿於懷〉、〈是誰後備〉等等不見了。〈耿耿於懷〉故然沒什麼不好，但直到《Otherside》的〈雌雄同體〉出現，JUNO終於找到完完全全屬於他的曲風領域，概念大碟呈現曖昧紛陳的獨特黑暗美學。
「《殭屍》是透過Horror Genre，探討生命與死亡，涉及一些遺忘的恐懼。所以它不是一部horror film。」他說。《殭屍》另一大特點便是採用《殭屍先生》的演員班底，例如錢小豪與陳友。當年，《殭屍先生》（1985）推出後開創另類詼諧逗趣的風格，更在香港掀起一股殭屍片熱潮。「在寫劇本時，我便朝著非殭屍大戰的方式去寫。《殭屍先生》裡面的角色人物都是較漫畫化的，好像道士便是披著黃袍去捉鬼。我希望人性化《殭屍》的人物設定。《殭屍》的演員也在尋找人生的下一步，關於怎樣進化，如何生存。」
JUNO一邊寫劇本，一邊構想著演員的樣貌，每個角色可以說是根據每位演員而設，演員是邊寫邊找。然而，找這班演員比A-List演員還要困難。「A-list演員在影壇上還是很活躍，但是陳友已經退出影壇，基本上轉了行，搬離香港，而吳耀漢的心臟有事，每天不能拍超過4小時的戲。至於小豪本身已認識，相對上較容易談合作。所以，找上這班演員遇上的問題已經不是A-list演員的駁期、資源等等的枝折。這班演員也會反問自己：『點解仲要晨早流流接通告拍戲？』他們的心態也會經歷一定的轉變。又例如鮑姐（鮑起靜），她是不拍鬼片的，第一次見面，她說：‘ㄜn論劇本，我從不拍鬼片的。』我跟她解釋《殭屍》雖然有鬼，但不是鬼片。鮑姐推辭後，回家跟女兒說，推掉了一套由JUNO首次執導的電影。原來，她的女兒很喜歡《復仇者之死》。後來，鮑姐讀過劇本，發現根本不是想『嚇親死』的鬼片。她便很有興趣知道自己的角色怎樣發展，而她的角色的確是很吸引的。」
二）
JUNO在「導演」這欄目是空白經驗，無論是與黃精甫合作的《保衛戰隊之出動喇！朋友！》還是《復仇者之死》，他還是偏重於編劇工作。「第一次當導演的好處是我沒有區別什麼是導演應該做與不應該做。好像有天在片場上出現『碰碰』聲，人人好奇發生什麼事？後來發現原來是我爬梯拿鎚仔牆。當時的人便很緊張，以為他們做錯了什麼，要勞煩導演親自做場景。但其實我是純粹認為這種處理手法最迅速。反正大家都是為了整件事好。那缺點自然是磨合，因為沒有前科可鑑，在片場不是所有事都是關於Creativity，作為一位導演，當演員衣服上的一顆鈕都關忖v事，在拍攝的70天期間，每天有過百條問題詢問你意見，你便需要心平氣和與大家解譯想要的是什麼。而我就只能給演員看我參演過的電影。但那不足以彌補沒做過導演這回事。所以，就靠我的文字與談話內容，讓他們了解我所構想的殭屍世界與他們以往接觸的有什麼分別。」
心理相處，除了溝通，最重要的是行動。JUNO尊重片場上的每事每物每人，譬如無論天氣多熱，他在背心外披上西裝褸，表示自己尊重場合。另外，不論拍戲那天的檔期有多緊湊，他也堅持「放飯」。「當飯盒送來了，導演叫一句『放飯』，其實是無人敢去拿飯盒的。所以我怎樣也會拿飯盒吃一口，即使本身沒什麼食慾。這樣，大家才會放心吃飯。」拍攝期間，香煙與咖啡是伴隨著JUNO的重要之魂。「拍攝《殭屍》過程，大家一起探索未嘗試過的領域。雖然演員都是很有演戲經驗，但那種邪氣的心理層次是新嘗試的。好像鮑姐投入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在電影中殺人，第一次經歷那麼誇張的長鏡頭，足足達5分幾鐘。而且那場戲，她的情緒不是順序漸進地發展，而是5%、70%、90%、1%地去，情緒跳躍得很厲害。當時拍攝的現場大家也很嚴峻。又例如，陳友第一次演出那麼認真的角色。」
三）
在JUNO口中，鮮有聽到他評價人與物的好與壞，善與惡。《殭屍》中，不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沒有報紙與科技揭示現實世界的連繫。在這個架空的宇宙擁有無限可能性，卻同時什麼也不存在。請教他關於《殭屍》脫離現實而生的特點，JUNO沉默了好幾秒，呷一口咖啡，眼簾低垂，彷彿看透了事物的對立面。「我是一個沒有政治意識的人，長期不看報紙，活在創作世界。我對真實沒興趣。我不看報紙的主因，是因為不喜歡看單一角度的報道。例如梅姨（鮑起靜飾）的故事線，如果由新聞報道的話，定會寫她藏屍在家，怕被人發現，繼而殺了管理員與小孩。讀者看了報紙，認為那是位瘋婦，但事情有多個面向。所以，當我去創作時，偏好架空世界，當然裡面會有現實，發揮功能性角色的人物。」他對現實的觀感，就如小豪在電影開場白的一句話：「現實比電影更荒謬」。
JUNO不止一次對外說，自己喜歡在浴室思考，喜歡被書本、CD包圍的感覺。他不是個很熟睡的人，斷斷續續睡，半途醒來。所以床頭會放有書，睡不著便翻翻看。創作是他與外界溝通方式，而閱讀有助理解別人的想法，又好像他愛看的日本小說和電影經常出現密室殺人，「一間房無窗無門，日本的居住環境很狹窄，但你見瑞典的犯罪小說，例如：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歐洲小說不是在冰川殺人，便是在森林。因為歐美的地理版圖很廣闊。有朋友問我：『點解你鐘意睇有殺人題材的書？』其實我是對人的行為有興趣，從中可窺探不同社會的特性。」
留意JUNO作品的人，都知道概念是對他很重要的創作機緣。對此方面有保留的讀者，可以在網上找找JUNO詮譯《天生地夢》的錄影片段。隨意從他的兩張概念大碟抽出幾首歌來看，由〈雌雄同體〉、〈上春風的課〉、〈酷兒〉到〈驚蟄〉、〈秋分〉、〈金剛圈〉與〈無念〉，無論出自林夕、黃偉文還是周耀輝的手筆，均見JUNO那種近乎出世，相聚相散的價值觀，「我不是個喜歡重複的人，好像在《復仇者之死》飾演的陳傑，劇終後他便隨著我的一部份消逝，留在影片中。如果《復仇者之死》透過年青人表達義無反顧的愛，那《殭屍》便是透過中年人呈現義無反顧的感情。」義無反顧，令我想起JUNO提及一本他喜歡的小說：The Dice Man。
它由George Cockcroft撰寫，主角是名30多歲出頭的精神分析師，醫治別人心理同時卻經歷單調、重複、強迫、紊亂，終於他決定以後過「骰仔人生」，理念簡而精，寫下選項，接下來的一切由擲骰決定，當中只有一條命令，就是不能抗拒命令。當然，伴隨著JUNO的並不是骰仔，但他對信念的堅持大概也是這種意思，就如小說開首：「In the beginning was Chance, and Chance was with God and Chance was God. 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by Chance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thing made that was made. In Chance was life and the life was the light of men.」看過《殭屍》，你或許懂得欣賞JUNO的選擇。
Interview by Anson Tang & Samwai Lam
Text by Samwai Lam
Photo by Daniel Ho
原文刊於《號外》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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