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燁
2012-7-26 15:02:39
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的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認為，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共出現了368次，其中有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迴避現政權不足的隱惡揚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吳薇薇（化名）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一所小學的中文老師，負責低年級兩個班的中文教學，也身兼一個班的班主任。校內中文科組從前年開始，決定將一些 「國民教育」內容，融入中國語文科內教授學生。她會定期從學校的國民教育課程課本上，選擇一些內容作為「增潤課程」，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
教育局今年4月發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建議全港小學在今年9月新學年起，設立獨立成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繼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 研究所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一面倒讚好目前中共體制後，由城巿大學旗下企業附屬機構編製的「匯通國民教育課程」，也被媒體抽出部分章 節作為例子，例如建議二年級學生在中文課聆聽《歌唱祖國》以感受祖國的「錦繡河山」，被質疑是「洗腦」課程。
這套「匯通國民教育課程」，目前正在18所教區小學使用，包括吳薇薇所在的學校。
不過，作為「匯通」教材的使用者，吳薇薇認為，綜觀整個課程大綱，其實它的「洗腦」問題並不算嚴重。「這個課程是由很多學校不同的老師一起設計的， 並沒有說有個怎樣的指導思想。」她承認有些被媒體報道的章節單元，可能存在按設計人員個人喜好而出現內容的差異，但絕對不是「洗腦」。
吳薇薇指出，她與同事都有了解過《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的內容，她同意這個手冊確實有失偏頗，事實上，她與同事對這類不夠平衡的教材都很反感。「如果遇到這種，我們一定不會選用。」
老師決定怎用教材
吳薇薇強調，教材運用的權利在老師的手中，她所在學校的做法是，中文課組會一起討論選用哪些單元來教授學生，最終會由中文組主任來決定。目前，校內中文課的「國民教育」內容，主要側重在中國傳統文化上，例如通過一些傳統故事，向學生講述孝順父母的道理。
吳薇薇說，天主教學校強調普世價值，以前的校長在早會也會提到六四事件、劉曉波因言入罪等。校方選擇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中文科裏教授，其實也是基於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符合天主教信仰的普世價值。
然而，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吳薇薇承認課程涉及的內容會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低年級小學生對於政治內容的理解有限，另一方面，她也認為目前坊間出版社有關中國現況和政治的教材，還未能提供足夠多元、中肯的觀點。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到內地的交流團，也被指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中學教師伍國偉最近剛帶領一群中四、中五學生，到北京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交流團，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交流七天。
伍國偉直言，交流團的不少講座很明顯有坊間所說的「洗腦」成分，主要都是一些內地教授向學生講解國家近年的發展情況，但他認為這種講座未必能達到 「洗腦」效果。他謂在交流團期間，每天晚上香港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參加反思會，很多學生其實都不會完全相信講座的內容。「中四、中五的學生其實都會思考，不 會去一味的接受。」
伍國偉的中學在新學年，也會開展國民教育課程。在前線直面國民教育的他，對「洗腦」的擔憂並沒有外間社會那麼嚴重。他認為，無論課程、教材如何，最主要的還是要看老師怎樣運用，在這方面老師還是有很大主動權。
雖然兩位前線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控制」國民教育實際上如何執行，但從事師訓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的老師，對國民教育的前景卻不樂觀。
「國家」等同中共政權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同時也從事教師培訓工作。去年教育局發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時，他就開始研究此課題。在他看來，政府推動「國民教育」政策的本質和目的就很有問題。
戚本盛研究發現，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出現了368次，其中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六次是指現行主權的「國家」，只有兩次是一般概念的「國家」。
戚本盛認為，《諮詢稿》中提到的「國家」絕大部分都是指現中國政權，難免會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國民教育本來應該 是告訴學生，國家——一般概念下的國家，或者一個理想中的國家，非特指某個政權，本來應該是怎樣的，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民的權利和責任。」
為何《諮詢稿》未有重視「國家」概念的研習？戚本盛認為，很可能是關於國家概念的思考和現政權狀況之間的比較，會出現一些令現政權尷尬的情況。但他 認為：「知道現政權有所不足，不等於叛國，反而是知道不足才能做得更好。從諮詢文件可以看出，這種隱惡揚善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功利化的國民教育
退休中學校長龐永欣，在大學擔任教師培訓工作。他在研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發現裏面提及到的「國情教育」其實就是愛國教育。他在教育 專欄撰文批評，教育局是在用公民教育之名，來掩蓋國民教育之實：「從《課程指引》來看，所謂的國民教育應為『國情教育』或『愛國教育』 (patriotic education)。……但這些名稱太刺激，怕大家受不了。刺激的原因之一是『愛國教育』早已遭國際教育界批判、摒棄，各國實行的是認清公民權責、培養 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指引》把『公民教育』扭曲成所需的『國民教育』，專責委員到外國考察人家的『公民教育』，回來卻硬說那是『國民教育』。」
戚本盛還擔憂，這種一味誇獎現政權強大的教育模式，對學生的價值觀造成不良影響：「強大的國家就值得你愛，國家弱小就不值得愛？這是很功利的價值取 向。」他對這種功利化、庸俗化的教育現象感到痛心，「（愛國）本來是很崇高的感情，但在這種功利的思維下變得很庸俗。有家長接受採訪時認為，國民教育的好 處有多點津貼給孩子去北京旅行；就連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也說，搞國民教育，以後孩子到大陸做生意都容易一點。」
這種功利化的國民教育，也許將來就在全港的中小學出現。香港絕大部分的教育機構都是公營的，中小學、甚至大學大部分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戚本盛認 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經費來源和經營權的分割就顯得十分重要。「香港教育這麼多年來，這方面是做得比較成功的。大部分學校都是政府給錢，但是政府不干 預學校的事情，學校相對是獨立自主。回歸之後，政府對於學校的干涉可能是多了點，但仍然是有限度的。」他舉例說，「現在國民教育科教育局的文件是叫《課程 指引》，指引的意思是建議，也就是學校有權力選擇遵從與否。」
戚本盛認為經費來源與經營權分割，給予學校足夠的自由度去做自己的專業，在香港還算做得不錯，應該給予肯定。但將來更重要的是要保衛這些專業內的自 由，讓其持續下去。「這幾年開始，有一點尷尬。例如國民教育課程，學校也未必一定要響應政府的指引去開展。但是開展課程的學校每年會獲得一筆資金。」他謂 這種做法確實並非強制，但在某個程度上，卻是「利誘」學校去跟隨，可能造成很壞的後果。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
吳薇薇（化名）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一所小學的中文老師，負責低年級兩個班的中文教學，也身兼一個班的班主任。校內中文科組從前年開始，決定將一些 「國民教育」內容，融入中國語文科內教授學生。她會定期從學校的國民教育課程課本上，選擇一些內容作為「增潤課程」，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
教育局今年4月發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建議全港小學在今年9月新學年起，設立獨立成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繼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 研究所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一面倒讚好目前中共體制後，由城巿大學旗下企業附屬機構編製的「匯通國民教育課程」，也被媒體抽出部分章 節作為例子，例如建議二年級學生在中文課聆聽《歌唱祖國》以感受祖國的「錦繡河山」，被質疑是「洗腦」課程。
這套「匯通國民教育課程」，目前正在18所教區小學使用，包括吳薇薇所在的學校。
不過，作為「匯通」教材的使用者，吳薇薇認為，綜觀整個課程大綱，其實它的「洗腦」問題並不算嚴重。「這個課程是由很多學校不同的老師一起設計的， 並沒有說有個怎樣的指導思想。」她承認有些被媒體報道的章節單元，可能存在按設計人員個人喜好而出現內容的差異，但絕對不是「洗腦」。
吳薇薇指出，她與同事都有了解過《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的內容，她同意這個手冊確實有失偏頗，事實上，她與同事對這類不夠平衡的教材都很反感。「如果遇到這種，我們一定不會選用。」
老師決定怎用教材
吳薇薇強調，教材運用的權利在老師的手中，她所在學校的做法是，中文課組會一起討論選用哪些單元來教授學生，最終會由中文組主任來決定。目前，校內中文課的「國民教育」內容，主要側重在中國傳統文化上，例如通過一些傳統故事，向學生講述孝順父母的道理。
吳薇薇說，天主教學校強調普世價值，以前的校長在早會也會提到六四事件、劉曉波因言入罪等。校方選擇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中文科裏教授，其實也是基於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符合天主教信仰的普世價值。
然而，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吳薇薇承認課程涉及的內容會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低年級小學生對於政治內容的理解有限，另一方面，她也認為目前坊間出版社有關中國現況和政治的教材，還未能提供足夠多元、中肯的觀點。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到內地的交流團，也被指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中學教師伍國偉最近剛帶領一群中四、中五學生，到北京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交流團，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交流七天。
伍國偉直言，交流團的不少講座很明顯有坊間所說的「洗腦」成分，主要都是一些內地教授向學生講解國家近年的發展情況，但他認為這種講座未必能達到 「洗腦」效果。他謂在交流團期間，每天晚上香港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參加反思會，很多學生其實都不會完全相信講座的內容。「中四、中五的學生其實都會思考，不 會去一味的接受。」
伍國偉的中學在新學年，也會開展國民教育課程。在前線直面國民教育的他，對「洗腦」的擔憂並沒有外間社會那麼嚴重。他認為，無論課程、教材如何，最主要的還是要看老師怎樣運用，在這方面老師還是有很大主動權。
雖然兩位前線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控制」國民教育實際上如何執行，但從事師訓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的老師，對國民教育的前景卻不樂觀。
「國家」等同中共政權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同時也從事教師培訓工作。去年教育局發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時，他就開始研究此課題。在他看來，政府推動「國民教育」政策的本質和目的就很有問題。
戚本盛研究發現，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出現了368次，其中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六次是指現行主權的「國家」，只有兩次是一般概念的「國家」。
戚本盛認為，《諮詢稿》中提到的「國家」絕大部分都是指現中國政權，難免會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國民教育本來應該 是告訴學生，國家——一般概念下的國家，或者一個理想中的國家，非特指某個政權，本來應該是怎樣的，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民的權利和責任。」
為何《諮詢稿》未有重視「國家」概念的研習？戚本盛認為，很可能是關於國家概念的思考和現政權狀況之間的比較，會出現一些令現政權尷尬的情況。但他 認為：「知道現政權有所不足，不等於叛國，反而是知道不足才能做得更好。從諮詢文件可以看出，這種隱惡揚善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功利化的國民教育
退休中學校長龐永欣，在大學擔任教師培訓工作。他在研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發現裏面提及到的「國情教育」其實就是愛國教育。他在教育 專欄撰文批評，教育局是在用公民教育之名，來掩蓋國民教育之實：「從《課程指引》來看，所謂的國民教育應為『國情教育』或『愛國教育』 (patriotic education)。……但這些名稱太刺激，怕大家受不了。刺激的原因之一是『愛國教育』早已遭國際教育界批判、摒棄，各國實行的是認清公民權責、培養 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指引》把『公民教育』扭曲成所需的『國民教育』，專責委員到外國考察人家的『公民教育』，回來卻硬說那是『國民教育』。」
戚本盛還擔憂，這種一味誇獎現政權強大的教育模式，對學生的價值觀造成不良影響：「強大的國家就值得你愛，國家弱小就不值得愛？這是很功利的價值取 向。」他對這種功利化、庸俗化的教育現象感到痛心，「（愛國）本來是很崇高的感情，但在這種功利的思維下變得很庸俗。有家長接受採訪時認為，國民教育的好 處有多點津貼給孩子去北京旅行；就連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也說，搞國民教育，以後孩子到大陸做生意都容易一點。」
這種功利化的國民教育，也許將來就在全港的中小學出現。香港絕大部分的教育機構都是公營的，中小學、甚至大學大部分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戚本盛認 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經費來源和經營權的分割就顯得十分重要。「香港教育這麼多年來，這方面是做得比較成功的。大部分學校都是政府給錢，但是政府不干 預學校的事情，學校相對是獨立自主。回歸之後，政府對於學校的干涉可能是多了點，但仍然是有限度的。」他舉例說，「現在國民教育科教育局的文件是叫《課程 指引》，指引的意思是建議，也就是學校有權力選擇遵從與否。」
戚本盛認為經費來源與經營權分割，給予學校足夠的自由度去做自己的專業，在香港還算做得不錯，應該給予肯定。但將來更重要的是要保衛這些專業內的自 由，讓其持續下去。「這幾年開始，有一點尷尬。例如國民教育課程，學校也未必一定要響應政府的指引去開展。但是開展課程的學校每年會獲得一筆資金。」他謂 這種做法確實並非強制，但在某個程度上，卻是「利誘」學校去跟隨，可能造成很壞的後果。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