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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月 27, 2016

錢穆 國民與歷史教育(一)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8-29 10:22:01

多年前梁文道出任商台台長,第一個推出革新節目,就是逢周日晚上我們倆人主持的讀書節目《打書釘》。這是直播節目,當星期日晚上人人嬉戲玩樂時,我就在他辦公室,看着梁文道一手捲煙,一手打開當晚要介紹的書本,互相討論重點。我們離開商台已多年,其間創辦了上書局、讀書好、主場新聞,這些年來,我們沒有忘記「做該做的事」,但我加入政府工作,他成了北漂文化人,難再有台前合作機會。我雖已戒了煙,但仍懷念商台他房內那手捲煙的氣息,那氣味,令人想起那兩年間,我們每周日晚上一起讀書的日子。

因此在這專欄中,我沿用「打書釘」這名字。第一個想介紹的作者是錢穆,不單因為他是我老師的老師,也因為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大綱》,改變了我,是幾十年來的閱讀興趣所在。我是在中四看這兩本書,因班主任鄭捷順老師畢業於農圃道新亞硏究所,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他熱愛中國歷史文化。 七十年代真正熱愛傳統歷史文化的知識人,眼見共產黨破四舊,盲目狂熱地打倒傳統,提倡庸俗不堪的工農兵樣板文藝,試問在殖民地而愛中國的人,怎會不反共?

但鄭老師在堂上從不駡共產黨,他只是將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羅香林的書,一本一本介紹,叫同學寫讀書報告,他又自己開了一科叫「哲學」,並非教署課程, 沒有公開試評測,他在堂上介紹西方近代哲學及新儒家,那年我第一次翻開唐君毅作品:《論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到報讀中文大學,我選擇了歷史系,新亞書院歷史系,唱起了「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伴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首院歌。但往後在新亞歷史系的歲月中,我變了反叛學生,批評新亞精神脫離時代。

這就是我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所受的「國民教育」,沒有反共洗腦,也無國家認同情感評核。對中國歷史文化懷抱敬意,不是參加解放軍夏令營、內地交流團,而是來自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通過閱讀及思考。當共產黨最反傳統,要打倒在地再踏上數腳,要她永不翻身的時候,香港有一班人「困乏我多情」,以身教方式傳遞文化復興使命,在課餘送一本錢穆作品給學生,看完後再送唐君毅作品,少年家國情懷,也由此而生,也傳承了香港人愛國不愛黨的歷史傳統。

今天我們採用最「庸俗」方式去推行國民教育,機械式地製造家國情懷,反而取消了初中必修國史科,究竟是怕「愛國不愛黨」的香港核心價值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還是因為當年教改大旗手,根本只不過是一位「儍B」。

錢穆,國民與歷史教育 (二)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9-13 12:10:43

國民教育之爭議,在於強行要求香港人建立對執政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認同,我在主場新聞創刊日的觀點中,提出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應以歷史及文化認同為本,放棄政權認同。若強求對政權認同,因厭惡感會令香港人對中國歷史文化更進一步疏離。可惜特區教改大旗手竟捨本逐末,以課程改革之名,竟將國史從初中必修科中剔除,羅范椒芬難辭其咎!在爭議之際,我以錢穆老師為題,寫了我在中學階段新亞硏究所畢業的老師,如何在殖民地傳承中國文化復興的使命,為年青學生打開文化歷史認同之門,至今我仍感謝他們微風細雨、潤物無聲的教導。這才是香港的愛國傳統,是愛歷史中國、文化中國。

該文刊出後,有朋友留言,說錢穆《國史大綱》引言,便是國民教育,所言甚是。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凡情感必需建基於認識,引言一語導出了國民身份認同的重點。對中國歷史沒有認識,又何來感情可言。所謂情感培育,全屬政治謊言。 「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在沒有歷史教育下的國民認同,在錢穆眼中,只是一種「商業之愛」,如農夫愛耕牛,為搵食而矣!
國民對國家要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及了解,這叫做歷史知識。香港學生需要的是歷史知識,而非國民教育。

錢穆寫《國史大綱》,正是抗日艱難時期,知識分子遠渡西南大後方,在艱難的環境下,他恐懼中國戰敗後,進入日治史代,中國歷史面目全非,所以希望為國人留下最後一本中國通史。錢穆擔心最終也發生了,只不過執行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及一班馬克思史觀歷史學者,將中國人帶進了歷史愚昧之中,用政治來強姦歷史。共產黨用一種激進的方法打倒傳統,認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一言以蔽之,是封建黑暗專制。中共史學有所謂五朵紅花,全國只可硏究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去證明共產黨執政有其歷史必然性。這種扭曲之歷史教育,荼毒全中國學生,今日掌權者,就是那年代成長的人。他們會對本國歷史有真情嗎?他們明白「知之深才愛之切」的道理嗎?他們根本沒有人文精神感染那一套,有的是政治宣傳教育那一套。

香港人在殖民地,反而得享非政治化的歷史教育,六七十年代的歷史老師,本身也受文化復興使命所影響,(左派學校除外)這才是香港本位的國民認同,我們一直傳承從未間斷,歷史知識傳遞,是毀在教改之手,反國教運動下一步,是爭取中國歷史重新成為初中必修科。

《國史大綱》有四點附錄,是錢穆提示讀此書應具備的信念,他一方面抨擊共產黨史觀之淺薄狂妄,同時提醒我們對中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和敬意,這種溫情敬意,我認為其實就是國民身份認同。

相關圖片,請到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227193791800&set=a.10151207290361800.513586.198395991799&type=3&theater

原文刊於《讀書好》

自知之明—悼Eric J.Hobsbawm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10-3 12:27:19

英國史學大師Eric J.Hobsbawm的自傳,終於翻譯成中文出版,這是讀書人必看的自傳,也是今年書展中最重要的中文自傳作品之一。

Hobsbawm的歷史鉅作是「十九世紀三部曲」,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及《帝國的年代》,廿世紀最後一部曲是《極端的年代》,他以深邃的 歷史視野,描畫出人類近代史三大動力︰工業、資本及帝國如何塑造今天的世界。他本人是身體力行的知識份子,在批判工業,資本與帝國同時,投身共產主義運動,加入英國共產黨,終身成為共產主義者,他親身經歷歐洲納粹崛起、民族主義抬頭、二次大戰、冷戰及蘇聯瓦解。對共產主義由烏托邦信仰、歷史科學竟變成為一種人生慰藉。「國際共產運動已像一條擱淺岸邊的鯨魚,眼睜睜望着海水退潮。」八十年代,Hobsbawm已有這樣的嘆息。

這本自傳主人的經歷及寫作方式,令讀者可以認識歷史時代如何塑造一個知識份子的經驗。Hobsbawm很自覺的用這本自傳來作反省,即是他所謂歷史學生的 「自知之明」— 「從自身的內在和外在進行觀察。」看Hobsbawm的自傳,是他回答了作為一位知識份子所擁抱的理念、態度與作為,這不是一本左翼懺悔錄,也不是為自己塗脂抹粉的自我宣傳。

馬克思曾說過哲學家不是要「解釋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Hobsbawm的而且確用知識改造了世界思潮,這本自傳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為馬克思名句作的最佳詮釋。

原文曾於2008年第11期之<<讀書好>>中刊登,可參考︰
http://www.books4you.com.hk/11/pages/page4.html

星期一, 12月 14, 2015

My Hobsbawm _ Evan Fowler 方禮倫 _ 主場新聞

Evan Fowler 方禮倫

LSE倫敦政經學院歷史系畢業,不屬單一種族、國籍,土生土長香港人。

2012-10-3 23:00:00

It was 1996. I was 17 and on my way back to Hong Kong having attended interviews to read history at university. 13 hours of economy class awaited. Heathrow was typically cold and dark. At WH Smiths I browsed titles. Perhaps something historical. Something readable and yet scholarly. I settled on a book that seemed both vaguely familiar yet temptingly unread, Age of Empire.

So I read the Eric Hobsbaum’s (see Note *) great work out of order. I would also read a great deal of the other two books of his 19th Century trilogy,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Age of Capital, whilst in transit. These books provided not only a highly readable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s, events and characters of his “long century”, but als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itself.

Hobsbawm wrote great history to those who couldn’t quite accept the national narrative. To him history was not shaped by leaders, but by ideas. He was both a very old fashioned and thoroughly modern intellectual. Arguably the finest conceptual historian of the 20th Century, he was also one of the most humane, sensitive to the stories of common people. If AJP Taylor introduced British and European history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P Thompson gave us the working man’s view, Hobsbawm made us think about history not only as a story but as a subject. History, Hobsbaum showed, is a lesson in ideas.

Sadly he will be remembered as much for his politics as his work as a historian. A Marxist, he never gave up a young man’s dream that a better and more just system could exist, even when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Communism had betrayed him. His more recent writings on the 20th Century suffer from a political bias, though no more so than Niall Ferguson. This is as much a sign of the times, where it is easier to make a name and sell books that confirm the readers prejudice. But judg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understanding. As he would note in later years when questioned about his support for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it is not for a historian to establish a truth rather than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It was always those who dealt in the absolutes that were the first to criticize. If only a fool would agree with everything he said, likewise only a fool would fail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what he wrote. We should look beyond the political labels to a man who sought to understand the great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movements that defined and continue to define our society, and for whom what was important was not a people, but the people.

Eric Hobsbawm passed away on Monday 1st October. He was 95 years old. He had a good innings, both long, productive and coloured by individual brilliance.

1996年,我17歲,剛完成歷史系入學面試,在陰冷的希斯路機場,13小時經濟客位旅程之前,到WH Smith書店裡瀏覽。找歷史書吧,最好是易讀又博學的。我選了Eric Hobsbaum的“Age of Empire”,似乎熟悉,郤誘人地待讀。

就是這樣,我從大師的大作中間插入。其它兩本十九世紀三部曲,“The Age of Revolution”及“The Age of Capital”,後來都在路途中讀,讀了很多。這套書是Eric Hobsbaum的入門好書,不單導入「漫長世紀」的觀念,事件和人物,亦是歷史學本身的入門。

Hobsbaum為不太願接受國家叙述(National Narrative)的讀者書寫偉大的歷史。對他來說,塑造歷史的並不是領䄂,而是觀念。他既是老派智識份子,卻同時徹底地現代。他可以說是廿世紀最優秀的概念史學家,亦最有人情味,對普羅大眾的故事感覺敏銳。如果AJP Taylor向大眾介紹了英國和歐州歷史,EP Thompson給人予勞苦大眾的視角,Hobsbaum則要我們將歷史作為一個學科來思考,而非只是說故事。Hobsaum呈現的歷史,是由觀念構成的教訓。

遺憾的是,人們回憶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工作時,也會以同樣分量記起他的政治主張。Hobsbaum身為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沒有放棄年青時的理想,即一個更美好公義的制度是有可能的,即使共產主義已明顯背棄了他。他晚期關於廿世紀的著作,深受政治成見影響,雖則未必更甚於Niall Ferguson。也許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去討好讀者的徧見往往較易成名或容易賣書。但是,判斷應該基於理解。 正如他於晚年,當被質疑關於他參與共產主義實驗時,他指出史學家要確立的,並非某些事實,而是一套理解。率先批判他的,通常都是追求絕對真理的人。若說只有儍子才會全部同意他的說話,亦只有儍子才會看不出他寫的東西的價值。我們應該超越政治標籤去看清的是,他這人力求理解那些重大的知性運動和社會運動, 這些在以往及現在仍然界定着我們的社會;對他來說,重要的是民眾,而不是民族。

Eric Hobsbawm於十月一號星期一逝世,享年95歲,他過了一局局精彩的人生,漫長、豐饒、閃耀卓越的個人才智。

Note *
Hobsbawm was born in 1917 in AlexandriaEgypt, to Leopold Percy Hobsbaum ( Obstbaum), a merchant from the East End of London who was of Polish Jewish descent, and Nelly Hobsbaum (née Grün), who was from a middle-class Austrian Jewish family background. A clerical error at birth altered his surname from Hobsbaum to Hobsbawm.
( from Wikipedia entry on Eric Hobsbaw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c_Hobsbawm)
霍布斯邦1917年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父親是移居英國的俄屬波蘭猶太裔人,母親則是出身自奧地利的猶太中產家庭。因文書上的錯誤將其姓氏由 Hobsbaum 改為 Hobsbawm.

星期日, 10月 11, 2015

查維斯這個人 —— 感性篇 _ 龐一鳴 _ 主場新聞

龐一鳴

我想以行動告訴香港人,在政黨政治以外,還有其他可能性。我擁有現時香港政治生態欠缺的東西:由身體力行實踐,把自己融入一項行動。




2013-3-13 16:52:28



查維斯的喪禮在香港時間3月8日晚上11時舉行,我在家中,穿上在委內瑞拉遊歷時得到的Tee,向他鞠三個躬。

我知道整個大中華都把你的名字譯成「查韋斯」,但我堅持叫你做「查維斯」。因為你的姓是Chávez,重音在 “Chá”,“vez”讀低音。譯做「韋」就變高音了,「維」就最接近原音。
去年,你又再當選了。證明你做了總統雖然已經十四年,委內瑞拉人民還是繼續支持你,想見到你的理念全面實現。你曾說過要用十年時間把資源重新分配,再用十 年讓平民學懂當家作主,學懂運用權力。我們仍然等著你的帶領,讓委內瑞拉和整個拉丁美洲學懂不再受美國支配,不再甘於讓跨國企業搾取天然資源。查維斯,你 已經打了一場又一場勝仗,Commandante Presidente Hugo Chávez,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如何走下去,我們仍然需要你的啟發。
這幾天,我不停在想,如果你不曾當總統,世界會怎樣不同?
沒有你,拉丁美洲仍然受國際貨幣基金會不平等的援助條約控制經濟,一切公共事業都會被私有化,民眾連暖氣費都付不起;
沒有你,玻利維亞不可能出現首為原住民總統,令原住民的聲音終於可以被聽見;
沒有你,厄瓜多爾又怎敢向美國說不,踢走多年來的美國軍事基地?
沒有你,拉丁美洲五百年來被切開的血管只會繼續淌血,仍未有痊癒的可能。
冷戰結束後,美式資本主義彷彿是人類社會唯一可行的經濟模式。你不信這一套,同時亦無意跟隨古巴的道路。你帶領委內瑞拉,舖出非獨裁的社會主義天梯,好像 那個動人的愛情故事,讓你深愛的貧民百姓能夠在參與式民主的梯級中,一步一步建立人人平等,人人共享國家資源,人人都有好日子過的社會。
查維斯,其實我是什麼時候認識你?
09年加入Facebook,Profile有一欄要填寫“Political Views”。我沒有看選擇,直接打了 “I like Chávez”。
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你送他《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記載拉美人血淚史的經典,讀的時候每字每句都聽到血泊聲,當中當然包括美國幹的好事。我在電視看到奧巴馬收到書後立時看看封面。這份禮物送到美國總統手中,實在為拉美人出一口氣,我也開心了一整天。
其實,早於06年,你駡小布殊是魔鬼時......對呀,我當時已經認識你了! 你七情上面說魔鬼昨天來過,然後稍為停一停,再說到你站上台時仍然嗅到硫磺味。全世界都在報導你辱罵這個好戰的魔頭,這次你為全世界出了一口氣。
原來,認識你已經最少七年了。自認識你後,就決定有一天要去委內瑞拉,親身看看你領導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終於2009年開展了南美之旅。由阿根廷開始,每個國家逐一考察,來到委內瑞拉的時候,是2010年3月。
第一位接待我的當地人住在Mérida。一位專業人士,有不少家人住在美國,對你和你的革命沒有好感。不過她對我很好,知道我在香港有做劇場的工作,就介紹我認識當地大學的戲劇系教授。見面後,他們還想我留下向學生分享在香港教育劇場的經驗。
後來,我來去了Tovar。你沒有看錯,我真的去了沒有旅遊點的小鎮Tovar。在人口一千人左右的小社區San Francisco,一位老師Ezequiel接待我留宿於他的公屋單位中!我非常興奮,因為可以住在公屋中,親身體驗你為貧富大眾訂下的房屋政策和實踐 成效。我相信你一定來過Tovar,因為你每個星期日都會去委國不同的大城小鎮做現場電視直播節目《總統,你好》,讓民眾親身聽你的治國理念,又可以直接 向你面對面發問。節目時不時做幾個小時,不見你上廁所,不見你吃東西,全程投入和民眾交流。
我在Tovar時看到其中一次直播,你去到一個近海的城市,和當地的漁民討論如何增加收入,政府可以如何幫忙推動更多海產罐頭到外國。我看到漁民和當地官 員跟你對談,心中感動也感慨萬分:我們的特首我們的政府呢?有這樣走到香港十八區和市民交流和接受我們對質?就這樣一整個下午坐在電視 前,Ezequiel笑我是全委內瑞拉最專心的總統聽眾,我笑著回答,可能這是人生唯一一次有機會看這個直播節目,所以就用盡一生人的專注力去看吧。有時 候聽不明白,就向Ezequiel請教。
不如我先讓香港的朋友看看委內瑞拉的公屋。








(委國公屋的客廳。)














(委國公屋的廚房。)












(接待我的Ezequiel,還照顧我每天早午晚三餐。)


雖說是免費或廉租,但居住環境一點都不賴。接待我的Ezequiel和養子就住在一間三房的公屋!還有客廳、小飯廳、廚房廁所。留宿五天,我有自己的房屋 呢!委國的公屋政策很有心思。首數年,租戶不用交租,然後開始每月交小量租金,接著每年增加,到某水平就固定下來。你的想法就是希望貧窮人在頭幾年得到租 金寬免後,可以儲蓄到一些錢,改善生活,然後再一步一步承擔租金的開支。
這幾天的日間,我就在門前的空地和孩子們玩耍。他們都很歡迎我這位不速之客。我借出樂器任他們亂彈,教他們花式跳繩和他們踢球,接受他們的訪問,很快就消磨一個又一個的下午。其中一位孩子的爸爸更對我半開玩笑半認真說,我應該留在這裡開班教樂器和跳繩!








(San Francisco社區,和孩子玩耍。)

晚上,學校會成為社區大學,讓社區人士在自己的家附近上課,完成大學課程。另外,由6:30-8:30,電腦設施亦會免費開放,讓大眾使用。我每晚也在這 時候來用電腦。這是社區人士和外界及全世界接觸的機會,亦有不少成年晚間兼讀的大學生在做功課。在你眼中,教育是人權,所以任何人,就算是社區裡的媽媽, 也應該享有資助讀大學的機會。因此,無數委內瑞拉人,以前發夢也沒想過,竟然可以讀大學,還要在自己的社區裡。
Ezequiel分享了一個例子。一位媽媽晚間在社區內的大學修讀課程,但由於要同時工作,實在沒有時間照顧子女,只好退學。教育當局知道後,主動問她是 否想繼續進修,媽媽說當然想,但不想犧牲子女。當局主動研究她的個案,最後提出向她發放每月2/3的最低工資金額,讓她可以不用工作,完成學業和照顧家 庭,三全其美。


















(社區電腦室和課室。)

感激你執政的Ezequiel是位心理學博士,也是政府資助完成學位的。社區的人都以Profe稱呼(西文老師叫 Profesor)。在五天內,我看到不同的街坊來探訪Profe,有的聊天,有的有生活上的需要前來請教。其中一位媽媽,她的兒子有學習障礙,媽媽專程 來找Profe問他如何可以在家中幫助兒子,令他有所進步。Ezequiel即時提供了一些方法,我看到媽媽露出微笑,看來她感到Profe的方法有用。
在Tovar小鎮的San Francisco小社區,我親眼見證委國的平民,如何因為你的房屋和教育政策徹底改變了生命。
我沒有張翠容的福氣,面對面訪問你。不緊要,從你革命的成果,我還是可以認識到你。我去了國營超市Mercal,一處你用智仁勇建立的地方,對我來說,它比伊瓜蘇瀑布更偉大,比馬丘比丘更具靈氣。
你一心想幫助窮人,所以想辦國營超市。但你又知道大財團一定設法阻止。最後,你想到兩存其美的方法。在國營超市只售賣必須品,而且每種貨品只有一款,全超 市加上來都不到一百種貨品;不過,貧窮人可以在這裡用平市面兩三成的價錢,買到所有糧食的必須品,生活即時得到大幅改善。食物平了,每天可以吃多一點,營 養多些,身體好些,說不定還儲蓄到一些錢,可以用在生活其他方面。在Mercal,貨品不以賺到盡的資本主義形式出售,而是以合理的價錢來讓貧困的人也可 以負擔得起,解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而大財團又沒有口實去投訴你。因為國營超市的貨品實在太少了,放在正常超市一行貨架上還有大量空位,大財團沒法投訴你與民爭利。結果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小 鎮,每一個小社區都有國營超市開張扶貧。喜愛棒球的你,讓我用棒球術語贊許你:你實在打出漂亮的全壘打,令大財團三振出局!










(在小鎮的國營超市。)

記得當時我主動走近,和國營超市的經理傾了一會兒,他告訴我:
呀…對,每一個鎮都有Mercal…全部都是屬於政府的。…比市面其他超市的貨品最少平兩成…我們只賣基本的食物,油鹽糖、意粉、米、乳酪、罐頭之類。人 人都可以來買東西,不一定是窮人,不過在小鎮人人都認識你…試過有個有錢人揸車來,買了很多雞,攪到排隊尾D人買唔到…個個不知幾嬲…。如果你其他時間 嚟,至少排一個鐘…你見啦,我哋地方唔多,每次只可以放十個八個人入嚟買嘢,一個走,一個入…
如果有人提議我們賣一些新貨品,我哋都會考慮…不過只賣食品,基本食品…。我覺得各取所需啦…我哋賣嘅貨,嚟嚟去去都唔超過幾十種…正常超市一個貨架都唔只啦…唔會影響佢哋做生意嘅同時,可以幫到D最窮嘅人…係咪先……有機會,去大城市嘅Mercal,會多D貨賣!
經理和其他員工很友善回答我的問題,還帶我看他們落貨的情況。
我在你的國家珍藏的手信是什麼?相信連你也一定估唔到。就是國營超市的膠袋。每次當我見到小市民被欺負,大財團的貪婪得逞,我就會拿出這個膠袋激勵自己。提醒我在世界上還有地方,大財團唔係大哂,正義力量仍然堅挺。你的革命,每天在為我打氣。












(國營超市Mercal的購物袋。)

從你身上,我學懂了要有人站出來反抗強權,同時還要連結他人,團體一起行動。所以回到香港,我開始了卑微的「唔幫襯地產商」反抗行動。
而因為你,拉美人民也一步一步團結起來,每一次的行動也叫全世界驚艷。先是拒絕「華盛頓共識」,不甘於卑躬屈膝,為了經濟援助而接受私有化公共事業的指令,犧牲自己國家的小市民。因為你,南方銀行成立了。不用乞求美國的資金,拉美人自己人幫自己人,提供借貸。因為你,南方電視台成真了。整個拉美能夠分享 一個屬於人民的電視台,讓全世界聽聽拉美人民的聲音,不是權貴的意願,不是美國的意志。還有,因為你,33個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走在一起,去年成立了 CELAC(拉美與加勒比海共同體)。從此一起團結合作,抗衡美國的霸權。
美國人介紹自己時,說自己是American非常普遍。未認識你之前,我和大部份人一樣,聽不出當中的自大霸道。認識你之後,當我再聽到這樣的介紹時,我必定反問:Are you North American or South American? (你是北美抑或是南美人?) 沒有你,以上的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拉丁美洲因為你,充滿可能。這一次,連醫術高明的古巴醫生也救不到你,我就無話可說了。相信是你尊敬的玻利華(Bolívar)、耶穌、哲古華拉等前輩,嚷著要和你見面,你就非去不可了。
下一次來委內瑞拉,一定親身拜祭你。希望到時香港有不用預選的真正普選,好像委內瑞拉過去十四年一樣。

see also:
委內瑞拉,匯率亂,治安更亂 - 世界零距離 II 第五集
http://curioushunter.blogspot.com/2015/10/ii.html

星期六, 10月 03, 2015

股壇長毛:我冇作大數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 2012-10-21 21:03:35

有股壇長毛之稱的David Webb早前撰文指,不設入息申報的「長者生活津貼(前稱:特惠生果金)」將帶來上百億元的額外支出,抨擊計劃超錯,引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反駁,指David Webb作數,誇大其辭。David Webb早前接受《主場新聞》訪問時,回應各種批評。他重申一旦撒去資產申報,變相走全民退休保障之路,後果不堪設想。

批評一:David Webb,假設在撤去審查後,只有2%長者不會拿取,過份誇張了長者生活津貼的領取人數。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引述社會福利署的數據,在沒領取綜援的70歲長者中,約有22%是選擇不拿取生果金。

David Webb表示,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引述數據有誤,他的假設是,有2%的長者未來不拿政府任何津貼,並非不拿取生果金。要釐清現時有多少長者不拿政府任何津貼,需要更複雜的計算。

現時70歲長者,有一部分合資格申請綜援、傷殘津貼,其他長時間留港的70歲長者,無需審查資產也可獲得生果金。以上三種社會褔利只能三揀一。

在2011年3月底,全港70歲以上長者大約有70萬人,當中大約有2.06萬名長者在過去半年居港1至3個月之間,而不符領取生果金資格。兩者相減,得出符合資格的長者數字大約為68.5萬人。

根據社署數字,現時生果金申領人數的70歲或以上的長者為43.7萬人;政府回覆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有4.9萬名70歲或以上的長者申領傷殘津貼,根據政府文件顯示,大約13.1萬的70歲或以上的長者申領綜援,總計有61.8萬名70歲以上長者接受政府的生活津貼。

David Webb指出,以此計算,不申領任何生活津貼的70歲或以上長者(包括綜援、傷殘津貼、生果金)的比例大約是9.7%,並非聯席所指的22%。實際上,這百份比或者高估了。現時申請生果金的長者,需要在香港連續居港1年,並有56日寬限安排。上述計算只是扣除部分不合資格長者。

Webb在最新的博文進一步引述2006年扶貧委員會報告的數字,不申領任何政府生活津貼的長者的比例低至9%。「當時生果金只是705元,還未增加至2009年的1000元,現時生果金金額更加有吸引力。」

David Webb認為,生活津貼比生果金倍增,若果不設任何資產申報,按理會吸引更多人申領,「試想想有多少人會放棄政府年前派發的6000元呢?如果長者生活津貼的申領,好像拿6000一樣容易,只需上HSBC的網上戶口,按一個『同意』制,自然會有很多人都申領。」

David Webb強調,他假設2%長者不申領任何政府津則,來建立模型,目的假設一個合理的數字,讓大家搞清楚概念,「即使最後完全不申領任何社會福利的長者是3%或是5%,也不影響財政支出大增的估算。」

批評二:壓低綜援人數,誇大開支。聯席指計算上發現David Webb有一些小錯誤,按他所說2012年的65歲以上綜援人數約為13萬,但實際數字卻為近16萬綜援誇大長者生活津貼開支David Webb認為綜援人數將來不變的其中一個理據,是過往五年經濟繁榮期下綜援數字無顯著上升。未來30年香港會否一帆風順,人口大增綜援卻不加,這點實值得商榷。

David Webb表示,由於聯席提到政府文件,只有中文版。他先前找不到相關文件,故以人口普查以及社署的數字,去估算65歲以上申領綜援人數約13萬人,絕非刻意要高估長者生活津貼帶來的額外支出。為了得出更準確的估算,David Webb向《主場新聞》提供另一個模型,模型利用聯席提供2012年近16萬人申領綜援的數據,又引用統計處最新的人口預計數字,去重新估算無資產審查之下,長者生活津貼帶來多少開支。

David Webb 假設4%的65歲以上長者不會拿取任何津貼,比早前的2%更為寬鬆。他指出,即使利用最新模型計算,在2012年的財政年度,65歲以上長者福利開支將會暴增127億元;至2031年,長者福利開支亦會較2012年水平增加427億元,相應稅率要增加4個百分點始能應付開支。若果未來長者生活津貼金額增加至4300元的話,預計2031年的額外支出就會激增至908億元,相應稅率要增加8.4個百分點。

David Webb認為,自2004起,長者不斷增加,但申領綜援的人數基本上變化不大,這個趨勢應會持續,所以他在模型中假設申領綜援人數不變。他重申,現時長者生長於二戰時代,教育程度普遍較低,面對較多生活困難。但在15年後,有不少高收人、專業人士退休,例如是律師、醫生等等退休,相信退休生活普遍較優厚,申領需要自然較低。

「如果真的如聯席所說,有更多長者申領綜援,要負擔的財政支出就會更加大(因長者綜援平均每月約4000元,生活津貼每月2200元)。」David Webb補充,支出更大,就更加要考慮清楚不設審查機制後,連無需要的人都可申請,會浪費資源,「無可能David Webb也有資格拿2200元的津貼吧?」

批評三:終極報大數,聯席指David Webb假定特惠生果金將升至綜援金額水平(包括標準金、租金津貼及各項雜項津貼),全港所有長者可獲得4315元,推算2039額外開支最高值達1109億,是報大數的估算

David Webb認為,聯席的目標正正是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一旦政府撒回長者生活津則的資產審查,勢必會面對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等等強大的壓力,「情況好像曾蔭權政府2008年將生果金增加至1000元時,本來是建議設立審查機制,但最後也要屈服。」

David Webb指,最後津貼提升至綜緩水平,絕對有可能。他擔心,香港實行高稅制,始能負擔如此巨額支出,稅收目的變相為了重新分配財富,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David Webb說,即使香港有巨額財政盈餘,「但為何一定將錢洗在長者生活津貼,我們仍有很多其他需要,其他的選擇。」他重申,要大灑金錢行長者生活津貼,倒不如集中資源幫助有需要的長者。
他早前在博文提到,他的立場是長者生活津貼的政策根本上「超錯」,立法會應否決議案。Webb指出,政府應檢討長者綜緩制度,降低綜緩申請門檻,令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受惠,方能解決問題。

政府將於本周把長者生活律貼的議案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梁振英等多個官員已表明不會撒回長者生活津則的資產申報制度,但多個政黨包括泛民及工聯會等表明反對資產申報,民建聯亦傾向投棄權票,議案能否通過存在很大變數。

股壇長毛:特惠生果金超錯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2-10-12 13:32:21

梁振英提出設立長者生活津貼(又稱特惠生果金),為通過入息資產審查的長者提供每月2200元的生活費津貼。審查不審查,引起極大爭議。有立法會議員認 為,應該廢除入息資產審查,為全部65歲或以上長者提供保障,並威脅若政府不從,將會否決撥款動議。前港交所獨立非執行董事、有「股壇長毛」之稱的評論人 David Webb在網誌撰寫評論文章,引述多項數據,分析特惠生果金若不設入息資產審查,將會對庫房帶來數以百億元計的負擔,相等於為引入全民退休保障鋪路,後果 不堪設想。

但Webb亦批評,梁振英特惠生果金方案甚有問題,議員應否決撥款方案,全面檢討長者綜援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主場新聞》,翻譯了文章部分內容:
對於部份立法會議員要推廣,65歲以上的長者生活津貼(又稱特惠生果金)每月2200元,應該豁免資產審查。他們威脅,如政府堅持長者生活津貼設有入息審查,就會否決動議。
這些立法會議員的要求,相當於提倡全民推休保障的計劃,這類政策確實極浪費資源。根據統計處的資料,目前超過 65歲或以上長者現時的98萬人,至2024年、即12年後、人數將增至169萬,至2039年,數目更激增至249萬人。我們不妨計算一下,派發 2200元的免入息審查的特惠生果金,會對政府造成多大的額外負擔。
以下,我們會先計算現行政策下的長者生活津貼開支
1. 生果金
根據社署資料,2011年3月底,大約有50.8萬名65歲或以上長者申領生果金,每年申領人數會增加1萬人。目前,大約有52.3萬人申領每月1090元的生果金,政府每年的支出達68.4億元,還未計算財政預算案一次過發放的特惠津貼。
2. 傷殘津貼
截至2011年3月底,大約有5.8萬位長者申領傷殘津貼,普通傷殘津貼每月津貼1395元,高額通傷殘津貼每月是2790元。根據社署的數字,約 12.8%的傷殘津貼都屬高額,假設為65歲以上長者,傷殘津貼受助人高額比率不變。我們估計,65處以上長者的傷殘津貼總支出是11億元。
3. 綜援
根據立法會資料及統計處資料,截至2010年4月底,65歲以上申領綜援長者大約有13.3萬人。假設在2012年,同樣數目的長者申領綜援,再加上 2010年3月至今9%通脹(綜援金額跟隨通脹調整),長者每年的綜援開支達68.8億元,平均每人的每月津貼是4315元。
總計,將生果金、傷殘津貼及綜援加上來,今年開支達148億元。
如果長者生活津貼不設資產審查,現時申領生果金及傷殘津貼的長者,都會轉去申領津貼較高的長者生活津貼計算。假設至2024年及2039年,申領綜援的長 者數字不變(因為現時退休的長者,會較以前長者更富有,後面會再作解釋),每年的綜援的支出維持在68.8億元,至於申領傷殘津貼的長者會跟隨長者人口增 長,另外2%的長者不會申請任何津貼,結果會怎樣呢?

註:CSSA為綜援、Higher DA為高額傷殘津貼;OALA為無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
可以估算,至2024年,庫房會為無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額外323億元;至2039年,庫房會為無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額外負擔530億元。你可能會想,人口預測往往有錯。但通常偏差只會出現在年輕人口(基於出生率和移民率),對於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的估算,其實誤差不會太大。
以上估算,可能是一個低估的數字。如果政府真的轉軚,長者生活津貼不資產審查的話,未來也難抵受得住全民退休保障政治壓力。因此,長者生活津貼有機會增長 至綜援水平,即是每月津貼4300元。這樣的話,2024年,庫房會戶了長者生活津貼,額外負擔705億元;至2039年,庫房會為此額外負擔1109億元。
事實上,用較保守的估算,至2039年,政府為長者生活津貼額外支出530億元,香港的GDP大約是1.9萬億元,這筆額外的支出,相當於 2.8%GDP。目前,公共支出佔香港GDP約兩成,長者生活津貼將令公共財政支出,增長一大截。比較一下,2012/13的財政預算,薪俸稅、個人入息 課稅及物業稅計起來只是560億元,利得稅只是1060億元,總計收入加上都只是1620億元。
的確,GDP未來會有所增加,但其他公共財政支出亦然,例如是長者的醫療等等,所以,最好保持現有公共財政佔GDP的比例不變。
要負擔這個沉重支出,香港難免要加稅,至2039年香港的基本稅率估計會由目前15%,增加至20%,才承擔有關支出; 利得息增加5個百分點至21.5%:最高的個人入息稅率亦要推高5個百分點至21.5%。即使至2024年,基本稅率都需要增加3個百分點。在實際情況, 稅率增長幅度不至如此。試想想,當你提升稅率,投資轉到其他低稅率地區,當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內地稅率維持在25%,誰還會把他們資產、盈利轉到香港呢?
當然,香港外匯基金高達1.2萬億元,但我們不能單靠外匯基金,尤其以特區政府這幾年的作風,港深高鐵項目就洗了600億元,港珠澳大橋也要花490億元,多20個這些項目,外匯基金隨時要清袋。
電視台報道長者生活津貼的相關新聞時,總會影到執紙皮、住在籠屋的老人家,令人香港大部分長者很貧窮,需要幫忙。但為何電視台提那些退休的投資銀家、律師、會計師、保險經紀、醫生、公務員等等,他們通常都相當富裕。
2000年6月前入職的公務員,退休後都會有長俸及退休金。截至2011年3月,有12.6萬人公務員獲得長俸,政府為此每月支出約18億元,每人每月平均長俸達1.78萬元。為什麼他們有需要再收到2200元的額外長者生活津貼?
雖然長者人數不斷增加,但需要政府補助生活費的比例,可能會隨著時間下跌。根據2011年的統計資料,只是4.6%的65歲或以上長者有大學學位,有 16%有初中學歷,超過七成人只有小學學歷。但15年後,65歲或以上長者的學歷會大大提升,8.4%的長者有大學學位,36%有初中學歷。至2027年 至2042年,兩成65歲或以上長者都會有大學學歷,有六成多人中五畢業,僅得16%只有小學學歷。他們大部人受惠於過去的幾十年經濟繁榮,因而有更高收入。
自1997年以來,歷屆特區政府特別是曾蔭權,在龐大的預算盈餘之下,不分青紅皂白分派福利。港府逐步建立福利預期,長此下去,變相實行社會主義、中央規劃的經濟體系,破壞了香港資本主義的成功基礎。我們還有機會避免香港墮入希臘、西班牙的困局。
梁振英提出所謂特惠生果金,其實只令情況更加混亂。梁振英真正要做的,是改革「衰仔紙」的綜援制度,轉為簡單的個人、夫妻資產審查制度。另一個問題是,現時資產審查過緊,資產限額低至2.4萬元。很多長者希望儲低「棺材本」防身,長者申領綜援個人資產限制應提升至10萬元。
如果梁振英一早提出改革長者的綜援制度,根本沒有人會提議,無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當然,長老生活津貼的別名:「特惠生果金」,與「生果金」太相似,註定為施政埋下另一個「炸彈」。
如果立法會否決政府的特惠生果金撥款,反會幫了CY一個大忙。讓CY有機會撥亂反正,重新檢討整個長者的綜援制度。順手將洗刷綜援的污名,我們建議將改名 作「Modern Elderly Allowance for Needy Seniors」,簡稱MEANS,相應中文名字亦可改進。若長者緩助能沿用資產審查,反而可把更多資源,投放於有需要的長者,節省無必要的浪費。
正如現時的生果金,或者特惠生果金,都把自住物業排除於資產審查之外。所以,政府不斷向有資產、有能力的長者提供援助,實際上,他們並非窮人,他們可把物業出租,再利用租金,另租一個較細的單位及用作生活費;或者利用逆按揭等等方式,就可賺取收入。
相較特惠生果金,全面綜援計劃反而有更全面的資產審查制度。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提升綜援的資產限制及簡化申請程序,幫助真正有需要的長者。
David Webb又提到,梁振英任內實施的長者2元交通費政策,亦造成無必要的浪費,全文可看:http://webb-site.com/articles/oala.asp

 

星期二, 8月 25, 2015

歷史教育的反思─── 與學民思潮張秀賢對談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10-3 20:02:24

中秋迎月,我與張秀賢同學舉辦了一場公開對談,題目是「通識、公民及國民教育」。甫開始我們談到最熱門話題,國民教育指引是否已失效?張秀賢認為連胡紅玉督導委員會也失效,因為其他委員各有說法,政府官員又不承認指引失效,我認為整個國民教育已經失效,由於政府處理不當,市民聞「國教」而色變。

今後國教內容將會分拆滲入通識及公民教育之中,而國教所提出的情感評核,恐怕難再實施。我們以男女拍拖為例,說明情感培育貴乎自然,不能盲婚啞嫁,張秀賢認為此舉等如魏晉時代的門第政治。對國族情感,應經歷自由「戀愛」階段,才有真正感情。香港回歸十五年,在政治、經濟上內地影響愈來愈大,當然也希望文化上也有同様影響力,張秀賢認為反國教運動是喚醒了巿民,看清楚正在推行的國教活動,將溫水變了滾水,人人都感受到灼熱。

我認為香港人不會排斥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同,但政治認同就有抗拒,而政府強行要求政治認同,反會令歷史文化認同也失去。大家都同意應恢復初中必修中史科,但張秀賢提出必須改革該課程,否則一樣無用。在取消必修科之前的課程,如一盤流水帳,由上古史一直殺到1949年中共建政為止,同學根本提不起興趣。在對談中,我們也提到香港歷史教育的盲點,

1)以斷代史及政治史作主軸,斷代史政治史是傳統帝王將相歷史,學生背誦大量資料,但卻無法掌握文化與歷史的趣味性

2)大漢族中心歷史觀,不重視草原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貶低他們建立的政權。

3)視野狹窄,鮮有從世界史及亞洲史角度看中國歷史

4)忽視本土香港歷史

隨着本土意識抬頭,單方面教授國族歷史,已不符合社會發展需要,在中小學歷史教育中,應重視香港本土歷史教育。

是次講座之花絮照片已上載至讀書好 Facebook 專頁,
連結如下︰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255110511800.523275.198395991799&type=3

錯史 _ 無待堂 _ 主場新聞

無待堂

我出賣我的視野。零八年開始營業。只有評論及小說。你不是愛死我,就是恨死我。沒有中間路線。

2012-10-3 20:39:04

歷史看似理所當然,其實莫名其妙。我們的香港歷史不能從實實在在的1842年講起,而是要莫名其妙地上窮二三千年,去到周武王封地建國、或是秦始皇中央集權。這些大陸中國的歷史文化,明明跟香港毫無實在關係,但卻因為幾百萬香港人的DNA圖譜上與周人系出同源,所以我們就莫名共妙把上述故事當成自己的歷史根源,接受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身份認同。

我們其實並不執著歷史和自己的關係,而是根據血統,睇餸食飯,只求一種和稀泥的「認祖歸宗」,而不求弄楚自己的真實處境。在這一點,我們就很有希魔遺風。奧地利被德國吞併以後,成千上萬的奧地利人也莫名其妙的成了德國人。在納粹德國時期,一個奧地利人說一句「我是奧地利人」是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就像今天香港人說一句天經地義的「我是香港人」也必然莫名其妙地招惹成千上萬的愛國痴漢圍剿。

實際上,談論幾百年前唐朝曾在香港屯兵,屯門因而叫作屯門,在我眼中並無甚麼實際意義;情況就好像我們在旺角找到幾千年前的先民器具,也與今天無甚相干。我不是說研究這些考古、上古中古的事情沒有價值,但普及歷史教育不應是如此做的。

香港史實際從1842年講起,是因為中英和議,割讓香港。接著英人建政,之後租借新界,香港的管治規制大定。直至今天,由宗主國任命的總督、行政獨大的政府體制、到實際上通過鄉紳間接統治/由其自治的新界地區,到今天仍然存在。否則在東北發展的問題上,鄉事派為甚麼如此兇惡?為甚麼東北發展計劃的公眾諮詢如此表面?為甚麼每逢農歷新年,圍村人放炮丈,警察奉命入村,通常會反被村民的圍剿,執法不果而狼狽逃命?時至今天,香港的大體制仍然是是英國的殖民體制。與我們生死尤關的歷史,就只是1842年開始的那一段。普及的歷史教育,就應該從1842年講起,而不是講幾千年與普羅大眾irrelevant的東西。就像新加坡人讀本國史,是從1965年新加坡獨立講起。

香港開埠初期的景象

普及歷史的作為就是讓民眾用歷史的眼光去審視自己今天的處境。

香港的普及歷史教育被唾棄,是因為它從來是一種欠缺主體的磚頭學。換句話說,這個學科裡面,是沒有主角的。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裡,沒有一個特定族群是有位置的。大一統的史觀,一直是歷史教育的主流。它意欲無所不包,落得空廢無用的收場。所以,我們不知道讀完漢武帝南征北討、屈原楚辭、唐詩宋詞等等有甚麼得著。因為在傳統的磚頭史學中,幾千年的中國史,都以中原文化和視覺為核心的伸延,當中沒甚麼特別的族群和經歷。在中國歷史的大圖畫中,歷史不為人而存在,人不過是歷史大圖裡的一棵花、一株草。

曾經注重人類主體的存在主義,並沒有在中國落戶;人類學的視野方法,也沒有進入傳統的歷史教育。史觀革新,則楚國史可以拆出楚文化對粵文化的重要影響;唐詩宋詞的韻腳可以講出廣東話、日語、韓語的中古漢語隔代遺傳。盡信史不如無史。香港人自小就被中國史洗腦。他們從出生起就被投進一個跟他們的文化、根源、處境完全不相關的歷史系體之中,卻以為這就是他們的祖宗。

香港是甚麼?香港是海洋中國的孤兒,是中華文化、歐陸文化、南洋文化的混合體,而斷不單純是教科書上那個崇尚中央集權、齊魯北平風沙萬里的大陸中國。我們從小到大都認錯了祖宗,也認了無須承認的祖宗。香港人有中國史而無香港史。於是我們在意識上就承認了一個跟自己毫無關係的東西。我們越承認中國,就越沒有自己。這可謂一種以歷史進行的異化。

為甚麼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到到台灣、到東南亞、到日本到韓國,竟然感到親切;卻在北京、在中國,覺得自己是個徹底的異鄉人?香港的歷史教育,並不是以香港為中心。所以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身世,其實不是自己的身世。當我們一腔熱血「回國」了,才發現有那麼一點不對勁,那裡怎麼沒有故鄉的感覺?楚莊王跟周天子說到尾都是「血濃於水」,卻出了一句「問鼎中原」的成語。歷史為人而存在,香港的實際處境比形而上的祖宗情結實在。
楚莊王


星期二, 8月 11, 2015

羅姆尼看不透的醫療困境 _ Evan Fowler 方禮倫 _ 主場新聞

Evan Fowler 方禮倫

LSE倫敦政經學院歷史系畢業,不屬單一種族、國籍,土生土長香港人。

2012-10-11 11:55:02

(英文原文,下附中譯。)

"Everyones been talking about it. But I can't hear a word they say. Only the echoes of my mind."

The lyrics seem appropriate. Last week for a good few days news channels seemed transfixed by the first US Presidential debat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Mitt Romney. Note I have called it the US Presidential debate. Not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Whilst an important man, sometimes we need reminding that he is, in fact, not our president. Though perhaps the thought of President Hu taking part in a public debate that may decide the transition of leadership in China seems, at this time, more than a little far fetched.

But first the debate. Obama's performance did lack lustre. The ready charm that won the hearts of so many voters has certainly waned over his term in office. Mr. Romney certainly had the energy of a man eager for the position. But frankly are we surprised? Running Bain Capital is certainly easier than Capitol hill.

But lets just think what Mr. Romney actually said. Take one example. Mr. Obama, he implied, had neglected the economy in his desire to push for reform of the medical aid. He should be helping small businesses instead by lowering tax. What I find surprising is that Mitt seems to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of US medical aid is,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edition of The Economist, the biggest worry facing small businesses in America today. Yes, more than taxes and regulation. With private health care costs in the US spiraling, from 1.8% of GDP to a projected 60%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affordable medical care is a middle class and small business issue. At a projection of 60% of GDP it should be a serious national issue.

How can private medical care be this expensive? There is, in my min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 at play. Modern insurance began with the need to level the risk involved in maritime trade. A ship is expensive, especially laden with cargo. Insurance serves an important role when costs are large and static, and there is choice. You can choose to gamble your savings on a trade. It is wrong to feel one must gamble your savings to be in good health.

The other increases have mirrored the rise in private medical costs: the cost of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purchased such a policy. They are all related. Higher medical costs creates more of an incentive to take out a policy, and also inflates the cost of the policy itself. To make money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medical insurers that medical care becomes dearer and public options are limited. As in finance, it is not so much that people in the industry are openly attempting to work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society, but that the very nature of the business, and often how they are rewarded, provides an incentive that compromises them in doing a job.

Last week my mother phoned me. She was worried. She had been advised by her doctor that she needed an MRI scan. She has been suffering headaches of increasing intensity for many years now. My initial reaction shocked me. Before feelings of worry for my mothers well being, I first questioned whether the scan was necessary. I would never have questioned a doctor's judgement if it was not for an experience a few year back I had with my family in the US.

On arrival my mother had a sore throat, and was advised by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visit a private clinic to have it checked. Upon hearing that he was dealing with a sore throat the doctor advised my mother to check-in to a private hospital and to see a throat specialist. The throat specialist then proceeded to advise my mother to have a series of scans. Rather than make a judgement as to what was most likely the problem, the doctor recommended test be done to rule out what it was not. At each stage, each referral, each test or scan performed, the doctor took a kick-back. Not directly, but in gifts.

Your insurance will cover you, he seemed happy to say. We all win. But no. The costs is still a cost, and must be paid, if not this time but by higher insurance premiums in future. Not only is this irresponsible, it had, I realised when receiving my mothers call last week, affected the trust I had always had growing up in Hong Kong for doctors. As Sandel highlighted in his recent book, markets can and often do redefin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rvice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

So Mr Romney, w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is not that Mr Obama attempted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affordable health care for the majority of working and middle class Americans over the economy, but the fact that you do not seem to see a problem at all.

Everyone has indeed been talking positively about Mr. Romney's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debate. But I'm sorry, I can't hear a word they say. Only an echo of my mind.

(主場中譯全文)

羅姆尼看不透的醫療困境

"Everyones been talking about it. But I can't hear a word they say. Only the echoes of my mind."

這幾句歌詞真應景。過去一周,各大媒體都被奧巴馬和羅姆尼的首次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嚇傻了眼。嗯,留意,我說的是美國總統大選,「美國」這個因素很重要。雖然當選的人將會對全世界都有重大影響,但我們要提醒自己,他不是我們的總統。幻想一下中國最高領導的更替也有選舉、也會辯論,我們的「總統」濤哥在辯場上雄辯滔滔的樣子……也太牽強了吧。

說回這次選舉辯論。奧巴馬的表現失色,那份胸有成竹的神采曾贏得無數美國人的心,但在過去四年確實是被磨光了。反觀羅姆尼帶著對總統之位的野心,顯得活力十足。不過老實說,這是可以預期的,畢竟執掌一個國家比一家投資公司累得多。

醫療開支急升才是核心問題

不過,羅姆尼在辯論中的言論值得細看。比如,他暗示奧巴馬為了推行醫療改革,忽略了經濟困局,他本應透過減稅來支持小型企業才對云云。我覺得很驚訝,他竟然無視了一個現實︰根據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美國的小型企業最憂慮的,正正就是現時的醫療方案,而不是稅項與各種規限。美國國內的私營醫療收費急升,本來只佔GDP 1.8%,長此下去,預期會上升至GDP的60%──醫療費用過高本就是中產與小型企業面對的一大困難,遲早會成為全國性的問題。

醫療服務點解要咁貴?個人覺得,業內有私相授受之嫌。今時今日惡晒的保險業,當年是靠保障海上物流起家的。一隻商船造價很高,連同船上貨物,成本總值就更可觀:如果不買保險,每次出海都會是一場豪賭,保險公司的存在對商人來說,很重要。做生意嘅,要賭咪賭囉;可恨的是,現時普通人唔買保險,就隨時為健康輸清光副身家,成件事錯曬。私營醫療服務收費上升,連帶私營醫療保險價格與其投保人數也會跟著上揚,藤㨢瓜瓜㨢藤:去睇私家醫生貴咗,大眾就越想買保險,投保價格就越貴。保險公司要賺錢,保費當然越高越好,大眾選擇少就仲好。就正如金融業一樣,從事的人其實並沒有跟大眾利益對著幹的意圖:那根本就是金融工作的本質,也是從業員獲利的主要方法、他們投入工作的動力。

醫生做掃描會收佣

上個禮拜,我媽媽打電話俾我,聲音中充滿憂慮。她長年頭痛,情況越發嚴重,醫生讓她去做磁力共振掃瞄。我的第一反應,連我自己都嚇親:我沒有第一時間關心她的身體狀況,反而問她做掃瞄有冇必要。我竟然會質疑一個醫生的決定,完全是因為幾年前在美國的親身經歷。

當時我媽媽喉嚨痛,親友提議她去私營診所檢查,那個私家醫生一聽到症狀是喉嚨痛,就叫我媽媽入住私家醫院,接受耳鼻喉科專家的診治。那位專家替我媽媽做了各式各樣的掃瞄。專家逐樣逐樣掃瞄做,是為了剔除不同的可能病症,而不是直接診斷我媽媽患有什麼病症。每一次轉介、每一次測試、每一次掃瞄,啲醫生專家都有回佣收,唔係錢嘅,收下禮囉。

你保險會包埋㗎啦,對大家都好呀,呀專家講得幾口響!唔係囉!診症的費用現在不用我們付,但最終,保險公司會收番,連本帶利嗰隻。這種行為不只不負責任;我在香港成長,一直信任醫生,但這份信任已被破壞。Michael Sandel新書有講,市場經濟會重新定義我們與服務提供者的關係,以及我們對該服務的觀感。

呀羅姆尼先生,奧巴馬著手解決困局,為中產及勞工階層提供可負擔的健康保障,而怠慢了低迷的經濟,並不值得你咁高度關注。你不如俾啲時間,反省下點解你唔覺得咁樣有問題。

很多人都對羅姆尼首次辯論的表現,有正面評價,但對唔住,我真係一個字都聽唔入耳,我憶起很多可怕的回憶。

星期六, 8月 01, 2015

愛國青年VS愛港老年 _ 丘亦生 _ 主場新聞

丘亦生

《蘋果日報》金融中心版的專欄作家,喜拆解金融經濟現象,以獨立身份月旦上市公司表現,不人云亦云鸚鵡學舌,下筆秉持「我有我態度」,既視曼聯不來港上市為美事,又把TVB列為香港三害之列。

2012-9-13 7:23:32

究竟香港政壇在「愛國青年」與「愛港老年」之間,有沒有出路?

英國卡梅倫前年就任首相時,只有43歲,財相歐思邦更只得38歲;文立彬接任工黨新黨魁時,只有40歲。英國政壇面對時代巨變,靠的是一班年輕政治人才。其實,環球商界也有同樣情況,有調查顯示40歲的年輕CEO,在過去15年之間上升一倍。全球的政經重要人物,通通走向年輕化,惟獨香港泛民是例外。

四年前,當選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是54.6歲,今屆立法會選舉後,新晉了35位議員,但今屆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仍是54.6歲。當中較為年輕的三字頭議員大增至7名,6位都是建制派人物,包括多名民建聯新貴,在新界西勝出直選的陳恒鑌、以「Try My Breast」為人熟知的陳克勤,還有重點培養成行會成員的李慧琼等等。泛民三字頭,就只得法律界郭榮鏗一人。

建制派在回歸15年,通過地區組織及政府委員會扶植年輕人物。全國政協龍子明前年在左報撰文赤裸裸指,左派要利用政府組織,培養愛國愛港政治人才。他說:「香港諮詢機構數量眾多,大部份由特區政府出資成立及營運,負責特定的公共服務工作,它們的職能雖然和政府部門相似,但不屬於政府體系,成員皆不屬香港公務員,較政府部門有較多的自主權,其主要決策者均由政府或行政長官邀請社會人士擔任。」

他建議,「委任更多青年政治人才出任諮詢委員,使諮詢工作與發掘和培養年輕諮政人才相結合,提供愛國愛港政治人才成長新舞台。」的確,香港諮詢機構已淪為愛國陣營培養新人,陳恒鑌、陳克勤以及李慧琼等人,莫不是身兼多個委員會公職。

香港政治靠這班「愛國青年」,前景令人擔憂。但另一方面,政制牛步向前,令傳統民主派發展空間大受限制。今屆當選立法會議員,如民主黨第二梯隊胡志偉已50歲、黃碧雲亦年屆53。即使2017年全面直選,也不知泛民有多少政治人才能夠應付。有幾多人記得1991年,民主黨涂謹申以28歲之齡,當選立法會議員,打破歷來的紀錄。但21年之後,涂謹申的政治生命只限於議會,執政無望。熱血少年如今成了愛港老年。

回歸後的香港政壇上位路,長期二元化。一邊是陳恒鑌等精仔及染紅上位路線,另一邊是傳統民主派霸住席位,第二梯隊前路茫茫。曾經,我也懷疑,年輕人會變得更為犬儒,不願投身政治。

直至學民思潮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國教運動開展,黃之鋒等多名學民思潮的年輕人在鏡頭面前傑出的表現;年輕的絕食者引用北島的《宣告》︰「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目睹以上種種,我改變了想法。

學民思潮改變了香港年輕人對投身社會運動、介入政治的定義。正如添馬男所言,他們成功營造了一次全新又「型」、又「品味」的群眾運動。年輕人發現在陳克勤等染紅「愛國青年」路線,以及傳統民主派的「愛港老年」當中的空間很遼闊。學民思潮在公民廣場散去,但他們喚醒了一代人,播下的種子將改變下一代。

學民的潛力還可以更大。很多人對學民的期盼,還有更多。香港政治急需要更新換代。20年後,這班學民他們剛好三四十出頭。未來在政府總部、立法會內的政治人物,或許會是這一年在政總門外,絕食、抗議、感動過香港的年輕人。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金融中心版

「兩年好過做25年。」 _ 蔡東豪 _ 主場新聞

蔡東豪

以為自己是文化人的企管人。

2012-10-19 7:11:52

「兩年好過做25年。」黎耀祥
黎耀祥85年加入無綫藝員訓練班,做綠葉做了25年,2009年演出《巾幗梟雄》走紅,這兩年密密接工作賺錢。他慨嘆:「當有市場價值時候,值錢到你唔信。」言下之意是,當你冇價值時候,沒有人理會你。我看過黎耀祥寫關於演戲的書,頗有深度,他肯定不是靠運氣走紅的藝人,我替他開心。

黎耀祥自爆有愛賭基因,他中學時代已愛上炒股,在股海浮沉多年,輸多贏少。演戲是一項觸摸心理的藝術,一個對演戲有這麼深認識的人,也鬥不過炒股這場心理戰。他多次抽身離開,但敵不過心魔,唔玩又玩,最後又是輸錢收場。黎耀祥指終於學精了,現在只做簡單穩健投資,例如做定期。

我認為他說最精警的一句話是,他不會再買股,因為不想「去勞心勞力」。演戲和炒股,表面上都是了解心理,但其實最重要可能是懂得怎樣下苦功,黎耀祥演戲成功的背後,是紮實的根基,我贊成他多鑽研演戲,回報一定大得多。

刊於爽報

星期二, 7月 21, 2015

司法獨立不一定至高無上,地方法院不用理政治因素 _ 周顯 _ 主場新聞

周顯

一條貪威識食,練精學懶,先使来來錢的癈柴,從小學讀到大學都未曾畢業過,從第一份工作以來沒做過正經事。他每天起床後做的就是花錢和研究如何花錢,可惜他的賺錢能力有限,因此他的最大煩惱是無錢可花。他最佩服的人是自己,最愛的動物是女人,最喜歡做的事是食和色,最討厭是工作。

2012-10-14 19:05:47

香港人人都應享有言論自由,但是梁愛詩身為前任律政司司長及行政會議成員,現任人大常委,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身份特殊,所以她的言論自由也該受到限制,而必須慎言謹行,而不能隨便胡亂發言,這是彰彰明甚的。她在上個星期六,以居港權案作為例子,指出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認識不足,登時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反響,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甚至罕有地發出聲明,質疑梁的言論干擾了司法獨立。

這個故事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去看﹕第一,梁愛詩的做法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干擾了司法獨立。第二,梁愛詩的說話內容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第一點,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言,由於梁愛詩的尊貴身份,她的言論有著政治化了的影響力,所以她的言論自由是應該小心從事的。所以,我們認為,她的說話肯定是影響了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指控,是對的,是有根據的。

現在再深入一點去討論,討論的是一個極少人會去討論的問題﹕究竟影響司法獨立,是對,還是不對?是可以,還是絕對不可以?

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之下,人們試圖影響司法獨立,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有例外呢?舉一個例子,在年前包致金法官侄女的襲警案中,引來了市民的大肆評論,司法界的人也認為是干預司法獨立,但是,如果連市民也不准談論司法案件是否公允,「司法獨立」這塊招牌未免太大,大得要人噤聲、大得壓死人了,這當然是除了司法界的人,沒有人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當然也有司法界的「原教旨主義」分子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正如教師認為他們應有絕對的權威和專業知識,警察也永遠不會認為自己的警權過大,這也是無須辯駁的。

以上的分析證明了,司法獨立的膨脹化,有可能導致司法權過大。但這只是理論如此,究竟香港是不是司法權過大,暫且不論,我們在這篇分析文章的大前題當中,只是指出有這個可能性,便已足夠。

正是因為司法權獨立的可能性不容抺煞,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爭權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在外國,也不是(時)有政府高官,或者是有議會成員,公開批評司法機構,也是屢見不鮮的事。

因此,在第一點之上,理論性的結論是︰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但也絕對不是好得神聖到不可以冒犯的。干預司法獨立,多半是壞事,但也並不盡然,如果這個司法制度真的搞到天怒人怨,又或者是干預者道出了大部份市民的心聲,這種干預,就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是,梁愛詩的言論,顯然不屬於好的干預。

現在討論第二點了,梁愛詩的言論,究竟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呢?

香港自從回歸以來,整個法律界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不知自己的定位何在。在以往,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整個司法制度的頂端,是在英國的樞密院,香港的律師和法官很安然地、很習慣地為自己的司法定了位。但是,當回歸之後,香港的司法定位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香港的法律界直至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在梁愛詩的心目中,司法界應該為政治服務,聽從中央的指示,跟隨中央政府的步伐,這當然是錯得不能再錯的思想。在法律界很多人的心中,法官應該(有)自由心志,不應該聽從任何的政治立場,在殖民地的司法制度,這向來就是正確的思路,但這只是一個經過了矮化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的狹隘思想。實則上,每一個國家,包括了所有司法獨立的西方國家,其法院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司法要獨立,但是又要為政治服務,這條界線應該是怎麼劃分呢?答案是︰在所有的法院中,法官都應該憑藉自由心志,根據法律條文來作判決,根本不應考慮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法官是不應考慮政治的,就這一點而言,法律界的想法是對的。

但是,在每一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判決時才可以考慮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並且以此為理由,去作出判決。每一個法院,都有著不同層次的司法思維,有的高層次的想法,在低級的法院,連想也不能想,但是在最高級別的法院,則是準則之一。在香港固有的殖民地法院,法官們的思考根本不及這個層次,所以其思想永遠停留在殖民地法院之上,這是不夠水平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像梁愛詩所說,法官都要對特區和中央政府有所認識,這也是不對的,因為這等於叫茶水部阿嬸都要認識整個董事局的老闆們的想法,如果連茶水部阿嬸都要揣摩大老闆的心意,才能辦事,這間公司一定是全公司皆全力拍馬屁,甚麼都做不了,只有倒閉收場。

簡單來說,在香港的情況,法官只能按照條文去判案,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等等,是只有終審法院這個層次的法院,才是唯一有資格和有責任處理的。當然,香港的終審法院在判案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高層次的司法因素,這是香港法律界在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之下,長期「扮矮仔」的結果。但這只是香港終審法院的水平問題,但是至今為止,香港的每一個法院,作為「殖民地法院」的水平,是維持很高很高的水準的,也是完全稱職,根本用不著梁愛詩去指指點點。事實上,按照坊間對梁愛詩本人的評價,她的道德與人格水平無疑是很高的,但是其對司法制度的知識水平,恐怕就差強人意,不大夠有資格去批評司法界,單單從她在1999年,以可笑的「公眾利益」為理由,釋放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便已得知。

(原文刊新報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chow/posts/494352720589405)

星期一, 7月 13, 2015

如果我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_ 豪仔 _ 主場新聞

豪仔

佔領中環成員,文盲詩人

2012-9-13 13:09:52

原文題為:《佔領中環 之「如果我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2011年10月15日
全界佔領運動開始,我左腳腳骨骨折,無緣現場見證運動的誕生。當時,我在家開著電腦,同時看著42吋的平面電視,一直追看著佔領中環的直播新聞。示威人士從早上在中環交易廣場,到晚上佔領匯豐銀行地下,我一直觀察著、守望著。雖然身體存在限制,但心靈從來不受限制。

10月17日
覆診後,醫生告訴我的康復已經許可我多做運動,多走路。所以在10月18日,我拿著一支拐仗,揹起一個帳篷,幾件衣服,決定加入佔領中環運動,盡公民對社會的責任,參與兩天社會運動。在此之前,我是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社會運動的。對社運人的網絡,我一無所知。對社運的經驗,我一無所有。

10月18日晚
到達佔領中環現場,音樂會正準備開始,大約200人在現場。很快,一位叫 Lawerance 的朋友,拿了一杯螺絲粉給我,他說,是今晚的晚餐,而這是另一位叫陽仔的朋友為大家煮的,美(味)道雖然不是很合適我本人,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來不由味覺而建立。

到了音樂會結束之後,仍然有很多人聚留,大部份人參與佔領中環的理念會議,會議以共識、共治形式進行。而我感覺會議進行得很沉悶、很漫長,所以大約參與了一小時,就離開會議,開始進入一組一組的人群中,去認識朋友,討論對世界的期望及想象。

我認識了左翼21的阿美,當時是凌晨的十二時左右,我們一直討論到早上的七、八點。當中討論了很多議題,雖然無法一一詳細地在此記錄,但阿美令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把我之前不認識的一些世界觀傳遞給我,她從人類產生社會以來說起,從母系社會說到父系社會,從君主奴隸制度走到封建制度,從工業革命去到資本主義社會。怪我無知,但這些知識,以往在學校、教會、甚至職場和朋輩之間都沒有機會學習。如今補充起來,對世界可有新的睇法及想象。時間過得很快,一個月過去,中間還有很多故事,認識很多朋友,未能一一盡錄。

到了11月份
佔領中環發生了一個名叫「禮物經濟」的討論,然後又發生了「禮物墟」。其他人的想法我就不多說了,我只說我自己的。當時,我以一個論點去確立對「以物易物」的立場。每個人在家中都有很多手錶,但手上只能戴上一隻手錶,而其他的手錶,當不戴的時候,他的秒針仍然會在家中行走。雖然每一隻手錶,或多或少,對個人都有它的意義,但缺少了分享!獨享、私有的意義又有多可靠呢?如果用一個物件換取一個物件,一個故事換取一個故事,一個信任換取一個信任,世界一定往正面的方向走。我明白,很多人會以負面的想法去猜度別人,但以負面的出發點,又怎能推動世界往正面的方向走呢?即使用物質的「擁有慾望」來說,其實也是可行的。因為之前我也是一個物質主義者,買很多物質來滿足私慾,但這些物質從來不能完全地滿足私慾,大多數的物質只能短暫地滿足,過了一段時間,就放在家中塵封了。或許過一段時間會再用,但整體來說,我並未有把這些物件的功效用盡,從而浪費了地球的資源,然後就是再買,再換取慾望,無休無止。

我把一條已經不合身的Levis牛仔褲,三本伴我康復的書,貼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放在「禮物墟」上,讓想得到這些禮物的朋友可以找到我,我再把這些禮物背後的故事傳遞給人,並告知他們不穿不看的時候,傳遞這些物件及它們的故事給別人。

FM101的Derrick取得我的牛仔褲,之後幾個月,他一直穿在身上,很合身,而且貼在褲上的名字,一直沒有撕下來。

現在,故事或者已經傳得更遠。

2011年12月
很快一個月又過去,天氣很寒冷,留下的人也少了很多,剩下二十至三十人。每晚我們都人貼人地開會,人貼人的意思是保持溫暖。我們計劃在聖誕節當日,在佔領中環燒烤,用油桶自製燒烤爐,用超市車自製燒烤架,買食物,並在網上呼籲關心佔領中環的朋友回來過聖誕。去消費主義,增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結。

我記得,那幾天,接受了突破的訪問,以下是當時的片段。

聖誕、除夕的回憶,比去年2010更深、更豐富。

2012年1月
在這幾個月內,我同時正在準備流浪中國的計劃。到了一月尾,我正式出發。但在此之前,我一直預計到,在我流浪的過程,需要很多人的幫助。所以在接受別人幫助之前,我決定用我所限之能,先幫助別人一些。我在一個叫 Couch Surfing 的網站開立戶口,呼籲世界各地的背包旅行客,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來到佔領中環住下來,在此交換故事,國際連結。當中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對世界的想象,或是個人的經歴,都不可思議。直到2012年9月11日,來參與佔領中環的背包客,已經超過100位,下面網站,就是這些背包客的記錄。
http://www.couchsurfing.org/people/peterkwok/

2012年2月至3月
我在中國流浪,把佔領中環的故事傳開去,很多人都難以想象,我卻只能用有限的普通話去傳譯,還有在中國大陸唯一可網上觀看的佔領中環紀錄片﹣


故事影響了很多人。
秦皇島的劉衛,開始嘗試搭順風車旅行。
哈爾濱的國良,開始反思消費主義的問題。
北京的朋友對八九學運有新的觀點。
內蒙古的王穎漩開始反思日復日的機械工作。
和我同行的周峰開始關心社會運動。故事都影響了他/她們。
但這些故事,如果沒有佔領中環,跟本就不會發生。

2012年4月
我回到佔領中環,認識了來自美國的苦行者Mark,他22歲,流浪世界各地兩年,身上完全不帶任何金錢,一元也沒有,也沒有穿鞋。他每到一個國家或城市,都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生存下來,找安全的地方睡覺,搭順風車穿州過省,尋找清潔的剩餘食物充飢。當時我流浪中國剛回,錢花光八八九九,經常飢餓連連。後來Mark教導我如何找到剩餘食物,我們每晚走到超市,等待超市收工後,把一包一包即日生產的食物,從垃圾堆中收集起來,先分給露宿者,後分給佔領中環的朋友享用。但由於食物太多太多,每天晚上露宿者吃飽了,我們也吃飽了,還剩。

後來,我又把這些故事傳開去,並好像Mark教導我一樣教導別人,及後又認識了一班關心剩食議題的中大學生,開始對剩食的問題進行討論、深化、反思、建立,然後就成立了「豐剩」。

https://www.facebook.com/over.leftover

「豐剩」成立之後,組織和效率都得以提升,受益的不再只是單一地區的露宿者,還開展了更多地區,更有基層的市民、食物銀行、社運組織等等。雖然我沒有正式的統計過,但於我所見「豐剩」所收集得來的食物,如果以金錢量化來計算,一定超過一百萬元,受益的朋友因得到食物而所省下的金錢的總和,最少五十萬元。但是,我是並不希望「豐剩」存在的,因為如果「豐剩」存在,就代表社會的深層問題未解,而需要「豐剩」這種執手尾的角色來幫助解決。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生產。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消費。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浪費。
就不需要豐剩,多好!
如果沒有佔領中環,Mark和豐剩的故事也不會發生。

2012年9月11日
佔領中環被清場的時刻終於來臨了,當下佔領中環的朋友剩餘15﹣20人。
匯豐動用超過50保安人員。
警方動用超過100警員。
法庭動用超過30執達主任。
並封閉銀行街、及一條皇后大道中行車線。
區區二十人,需要這樣嗎?動用以上各種、各種、各種的資源來對付建立世界的年青人,合理嗎?

雖然,清埸過程我沒有受傷。但我以我神起誓。
我見證著我們的一位朋友Denise因為保護傢私,而被保安人員拖行十多米。
朋友香子俊被十多名保安人員圍起來及推倒地上。
打算離開而不作留守的朋友Wallace被多名保安人員圍住而不讓離開,最後更以傷人罪而送往北角警署。
我女朋友Tiv需要進入佔領中環現場取回私人物品,而被最少二十名保安人員圍住及推到地上。
還有很多被執達主任喝罵、或被主流傳媒抹黑的我已經不想多說了。

我只想說:
「我沒有錯!為何社會要這樣待我?如果我真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佔領中環的朋友們,共勉。
不認識佔領中環的廣大市民,了解。

豪仔
2012.09.11「佔領中環被清場」

星期六, 7月 04, 2015

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10-25 11:51:31

引言

在政府總部爭取DBC復播集會上,學民思潮黃之鋒引用了去年無線電視劇集「天與地」,Joe Junior對佘詩曼說那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之後DJ杜雯惠上台清唱了兩句:「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是來自八九年五月,她十八歲時自彈自唱支持北京學生的一首歌,名叫「五月的陽光」,我見到台下有人在飲泣。

This City is Shining

八十年代初我比黄之鋒大一點,剛進大學,一天在樂群館午飯後走到圓形廣場的民主場,只見人群聚集,牆上貼著兩封信,一封是學生會寫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信件,支持回歸,同時希望實現民主,另一封是總理回信,表示會按你們的民主方式實現回歸。那年代青年學生無需接受國民教育,會主動認識中國,支持1997年收回主權,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年代香港亦是內地現代化的楷模,鄧小平表示要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灣仔合和中心旋轉餐廳成為港式現代化象徵,由廣州到遼寧都要建一座,內地領導紛紛來香港考察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推崇香港法治。香港這兩大核心價值,令中國改革釋放出龐大生產力。正由於中港之間的密切關係,香港人無可避免捲入了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中,香港人一直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會實現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政府正積極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1987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黨國體系,實現政企分家,改革幹部系統。中文大學學生會在聯合書院舉辦十三大政府報告講座,近二百名學生出席。

1989年五月北京形勢空前緊張,各地戒嚴部隊正奔赴京城,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在集會上當年只有十八歲的杜雯慧在台上獻唱五月的陽光:「看著那,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台下我們相信民運會取得成功,香港與中國一起走向民主的未來。


This City is Changing

1991年香港迎來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雖然只有十個議席,但全社會投入,六四情緒主宰了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勝。91直選後香港進行了一場寧靜的改革,先是實現了立法局脫離行政機關獨立,Omelco兩局制度壽終正寢,行政權力全面退出,立法局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制度,也跟從倫敦國會慣例作會議規範。直選啟動及議會革命,進一步催生政黨政治,吸納了社會運動的能量。92年彭定康來港執行光榮撤退任務,改變外交部中國通所訂下中英合作的直通車模式,單方面提出政改方案,加快民主步伐。彭定康時代,一般只看他政改,而忽視了行政改革,為官僚系統引入服務承諾,商業運作模式及私營化,同時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人權、平等機會立法。可以說彭定康是繼麥理浩之後,為香港建立核心價值的第二人。

但香港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北京在六四後對香港處處設防,擔心香港成為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在基本法中加入新規限,引入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削弱議會監察功能。九五政改一役,北京對香港中產主流及民主派支持彭定康亦有不滿,導致九七後香港政治發展停滯。

This City is Dying

回歸後最主要的政治改革,一是將直選改為比例代表制,製造黨派林立局面,其次廢掉兩個市政局,權力收歸官僚部門,最後是實施官員政治問責制,但由於欠缺全套的政治改革視野,最終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如果不是西敏寺模式、美式總統內閣制,那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回答。這些變革毫無政治邏輯可言,殺局是造成官僚膨脹,地區問題由中央官僚解決,而沒有民主普選及政黨政治在背後支撐的政治問責制,變了北京介入特區高層人事任命的活門,及特首建立「自己友」內閣。這三大改變目的很清楚,都是鞏固及強化行政主導,但卻引申出更大的政治矛盾。

彭定康留下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向前走,即使政治體制滯後,但社會不會停留等待,公民社會日漸活躍,政治權威瓦解,令傳媒取代了政黨,主導民意走向,而回歸前建立一套內部法定監察機制,如審計署、申訴專員、法定上訴程序成為真正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因民主發展停滯,令正式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反映民意及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香港至此進入了一個內耗空轉的政治怪圈之中。

歸納而言,這個怪圈源自三大社會政治矛盾:

一)進步的公民社會vs落後的政治體制
03年七一遊行,本土公民社會正式起動,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沉默的新生代及中產在政治上動員起義,而曾幾何時一度發揮政治吸納功能的民主派政黨,因政制停滯,議會監察功能下降而不獲信任,社會運動再起直接衝擊政府。

二)專業公務員vs業餘問責政客
在半桶水民主化下引入問責制,特首政綱及問責局長執政籃圖欠缺民意認受性,無法壓服官僚那一套循序漸進,傾向保守的程序理性,令內部政爭不絶。

三)價值爭議
公民社會發展,公共政策講求價值理性,而非官僚一套程序理性,但執政問責團隊只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欠缺核心施政理念,無法在價值理性層面介入社會爭議,同社會對話。

這三大矛盾早在梁振英當選已出現,2008年擴大問責制後亦見端倪,而當時曾蔭權政府熟悉行政系統,才可以苦苦支撐。梁振英當選,只不過是將矛盾進一步掀開,甚至激化。他競選期已傳出中聯辦為他拉票,當選後又高調謝票,已引起主流民意反彈。而未上任先擴大問責制,意圖引入更多「自己友」掌控政府,最後失敗告終。他誤以為借助外力,一統政府及議會建制派,便可實現再集權,應付社會政治矛盾,推行自已一套施政綱領。

他沒有反省過曾蔭權「強政勵治」高開低收,是個人能力不足,還是有更深層次問題。而巿民逐步由爭取民主轉化為本土意識身份政治,亦與滯後的民主改革有關。可以說,即使今日建制派政黨全面掌控議會,主流媒體被收編,政務官全部收聲,梁振英也無法建立強勢行政主導。因為假如在體制上政治矛盾無法解決,特首欠政治認受,也被視為政治傀儡時,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將不斷衝擊政府,而政府更強硬的回應只會再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香港要再起,政治發展是關鍵,否則空轉內耗,權威瓦解,This City is Dying。

DBC的結束,是其中一段插曲而矣!

註:本文刊於最新一期《陽光時務》

星期五, 6月 19, 2015

誰殺死了作者? 《玩謝大導演》 Angel 主場新聞

Angel

畢業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主修電影藝術。當時學拍電影,現在卻只想知道電影是如何構成的。

2014-1-15 11:15:49

作者之死:

文本的完整性不在於源頭(作者),而是傳達對象(讀者)。但這傳達對象不能再講求個人:「讀者」無歷史背景、無人生閱歷、無心理狀態,只是某個把建構文本的各種脈絡聚合在一起的人。

……讀者的誕生必以作者之死為代價。[1]

早前中國大導演馮小剛在微博向影評人發炮,指後者看不懂其新作才給予劣評:「連他媽潛台詞都聽不出来。」 [2] 作為創作者,導演對作品涵意自有發言權,但觀眾(包括影評人)如何詮釋電影,是否仰賴導演的「標準答案」?

當創作過程完結,電影成為一件獨立藝術品,導演本來之創作意圖也許不如我們所想像般重要。這是我在波蘭斯基新作《玩謝大導演》(Venus in Fur)得到的領悟,當然這是否導演或者原著編劇 Peter Ives 本來想表達的話,其實也不一定。

故事講述導演兼編劇 Thomas 把十九世紀 SM 小說(被虐傾向 masochism 的字根正是此書作者的姓氏 Sacher-Masoch ) Venus in Fur 改編成同名舞臺劇,一輪面試完結後,女子 Vanda 姍姍來遲,可憐地哀求導演給她一次機會試戲。 Thomas 半推半就下與 Vanda 對戲,被她出色演技吸引之時,二人角色逆轉:她在不知不覺間掌控大局,而他的權力卻一步步萎縮。

這種權力變化,除可套用在男人和女人、導演和演員,甚至施虐者和被虐者關係上,劇本亦暗示了是作者與評論(及觀眾)的拉鋸,特別是以下一段對話:

女演員讀到一半,狠批劇本極度性別歧視:「他(男主角 Severin )迫她(女主角 Vanda )玩這個主僕權力遊戲,卻把一切責任推在她身上。」

導演大發雷霆,咆哮:「為甚麼你演得這樣好,卻完全誤解了劇本?」

她認為作品不道德,他卻怪她看不懂,這恰好就是無數導演與觀眾之關係。片中結果是導演向威脅離開的女演員認錯道歉,而現實中作者也注定是這場爭拗的輸家,因為沒有觀眾/讀者,作品就不存在。

羅蘭巴特( Barthes )寫「作者之死」,談的本來是文學,不過用來形容電影同樣貼切,因為觀眾之詮釋正是電影完整性的重要一環。電影與繪畫、雕塑、音樂等獨立存在的藝術不同,當作者把意念傳化為影像及聲音後,必然需要一個觀影過程,讓觀眾把它解讀成另一個訊息,正如在無人戲院放映電影毫無意義。

巴特說,在現代作家手中,寫作已從紀錄、觀察、象徵、描繪的功能,轉變成一種表述的行為( performative ),創作的源頭不再是一些具體的東西(如作者生活中的經歷),而只能是語言本身。故此唯有讀者——而非我們一直以為的作者——能把作品中多個面向聚集、結合。 讀者(或觀眾)有自由任意解讀作品,作者無權跳出來說:你誤讀了。因為創作沒有現實可依循,所謂「標準答案」並不存在。

正如電影中, Thomas 如何解讀、改編 Sacher-Masoch 的原著小說,原作者也無權異議。 Thomas 三番四次強調 Venus in Fur 是偉大的愛情故事,其實也不一定是 Sacher-Masoch 本來的意圖。在作品完成一刻起,作者已無力控制它如何被解讀,誘發作者創作之因素,隠藏在字裏行間的私密故事,已變得無關重要。 例如 Thomas 在唸男主角 Severin 小時候遭姑母虐打的台詞時,姿態尷尬,顯然當中有其影子,但這些軼事對該劇的觀眾來說,除了是小道八卦外,對理解作品意涵並無幫助。

處身於互聯網時代,觀眾被賦與愈來愈大的發言權,人人也有發表的平台。我們看到爛片不用再偷偷「(界刂)櫈」,在 IMDB 、 Rotten Tomatos 上給個劣評、在網誌中寫篇文章便是。這個世代,觀眾之詮釋不再是單純的感想,更有公開影響力,甚至傳回作者眼前(如陳凱歌爛到不行的《無極》便引發觀眾胡戈二次創作成《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令陳氣到爆炸)。今天,作者不只已死,更有被公開鞭屍的可能。

另一方面,觀眾雖有權任意解讀作品,但我們仍不能視其理解為權威。巴特只談到讀者/觀眾是「一個把這些(作品中的)多樣性收集、融和的地方」,嘗試把「讀者」這身份去人格化,成為一個泛指的對象。但現實中觀眾如何詮解作品,仍與其個人閱歷息息相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齣電影自然有不同感受。例如香港觀眾看 Michael Haneke 的 White Ribbon 不會跟歐洲觀眾同樣恐懼。此戲說的是一次世界大戰前,一條德國村莊發生的瑣碎事,村中一班乖巧的小孩,正是20多年後,二戰中泯滅人性的納粹精英。深受其害的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對片中之暗示定必了然於心,不過這份恐怖對遠在他方的香港人來說,卻顯得艱澀難明。


又例如《玩謝大導演》在香港雅虎電影只得到3個正評和15個負評,是否代表它很爛?電影的藝術性能否如此簡單地數量化,謹以正負評或分數來代表?又或者,一個人的觀感(無論是專業影評人或一般觀眾)是否可以信賴的準則?如果讀者的誕生以作者之死為代價,普羅讀者的崛起同樣宣佈著讀者權威的消亡:當人人都有權說話,但人人都未必可信,我們自然會選擇持保留態度。簡單點說,你認為雅虎電影的評分有代表性嗎?

我們總在假裝客觀,但完全的客觀根本不可能。作為人,我們逃避不了以主觀的角度看事物,就是我寫這篇文章也同樣。正如戲中的 Thomas ,三番四次否認自己是劇作的作者,裝作是更客觀的改編者一樣:

「你是作者嗎?」被大雨淋得濃妝也溶掉的女演員輕挑問道。
「我不是作者,這是改編!」導演生氣地否認。

作者已死,只是巴特筆下無人格的理想「讀者」並不存在,不能取而代之給予權威詮釋。唯有在無數人不斷閱讀、推敲甚至爭拗中,尋找某一作品最完滿、細緻的解讀,我們才有機會脫離瞎子摸象的迷茫,認識一齣電影作為藝術的全貌。

(最後說句自打嘴巴的話,我通常刻意不寫電影優劣,但《玩謝大導演》確實是我近年看過最優秀富深度的電影,原著劇本功不可沒,錯過可惜。)

註:

[1]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Roland BARTHES, 1968
[2] 馮小剛微博 http://weibo.com/fengxiaogang

電影是一門集體藝術:《一代宗師》入圍奧斯卡 Angel 主場新聞

Angel

畢業於城大創意媒體學院,主修電影藝術。前主場博客,現為法國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電影系碩士生。相信電影世界沒有偶然,故此一心想攪清楚電影是甚麼回事。

2014-1-30 13:00:56





電影是一門集體藝術,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創作是極為罕見的。在攝影棚內完成一部虛構故事影片需要一個團隊,即使是小預算的紀錄片亦如是。因此,影片作者的概念姍姍來遲,而且始終隨不同國情和不同生産方式而變動不居。[1]

今年奧斯卡24個小金人的最終提名名單中,香港電影《一代宗師》入圍競逐最佳攝影( Philippe Le Sourd )及最佳服裝設計(張叔平),可喜可賀。雖然王家衛挑戰最佳外語片之路九強止步,但這次香港觀眾只剩最佳攝影及最佳服裝兩項可期待,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作為觀眾,我們一向唯「導演」是瞻,憑導演名氣入場觀影,相信導演是一部電影的作者。有些導演自己也深信這一點,片首放入「 XXX 電影(A film by XXX)」幾隻大字,仿佛整部電影龐大作業出自一人之手。如果攝影、服裝以及其他幕後項目,不過是成就導演理念的齒輪,為何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及其他頒獎禮,還要頒發近半獎項(今年奧斯卡除最佳導演以外的幕後獎項,在24個獎項中佔12個)來表揚他們的成就?還是這些在崗位上付出心血的電影人,也該被視為獨當一面的創作者?

上次寫過羅蘭巴特(Barthes)的「作者之死」後,主場編輯給我一道難題:「『作者之死』的說法在電影的脈絡底下與其他藝術媒介有甚麼分別?」思前想後,我想最大分別在於,在大多數情況下,一齣電影作者誰屬實在難以定義,電影本質就是一項集體創作:編劇、製片、導演、美指、攝影、演員、剪接……從前期、拍攝到後期,每個崗位不過是製作其中一個齒輪,弔詭的是,每個崗位也有其創作空間。當每個崗位也可以是一位作者,導演還能保持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嗎?如此說來,電影作者在被巴特判處死刑之前,是否本來就不曾存在?

正因為電影是一門集體創作,電影作者的概念要待到電影面世 60 多年後才出現。 1954 年法國新浪潮導演杜魯福(Truffaut)提出「作者論」( Auteur Theory;原文為 la politique des Auteurs),他一方面批評「品質傳統」(Tradition of Quality)電影不過是刻版地把他人所寫的劇本轉化為影像,是編劇的電影,另一方面推崇 Renoir 、 Bresson 、 Cocteau 等自行撰寫對白、創作故事的「作者導演」。[2] 此主張在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中充份體現,分工合作式片廠製作被高舉導演個人觀點之電影取而代之,作者電影一時間遍地開花,在今天香港電影製作中甚至仍可見其影子。

杜魯福視希治閣(Hitchcock)為「作者」的理想模範:導演就像小說作者一樣,透過精心調度不同元素(如攝影、美術、演員、剪接、特效)來表達個人意念。希治閣是出名的「控制狂」,在他腦海中,演出、分鏡、剪接早已定稿,拍攝時只要控制各部門,把這些畫面分毫無差地化為現實便可以了。[3] 電影不再是眾志成城的産物,而是作者/導演賦以個人風格的藝術形式: 「作者論主張本質優秀的導演,即使在好萊塢的片場制度下,經過多年時間,仍可以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展現一種可辦認的、形式與主題上的個性。」 [4]

不過作者論有著一致命盲點:這個觀念故意忽略了電影集體創作的特質,故此它不是一種指標性的電影理論(theory),而只是一種策略(policy)。我們可以傾向重視導演作為作者的角色,但也不能忽略集體創作形式對電影的影響力,如文首提及,《一代宗師》的攝影指導 Philippe Le Sourd 和服裝指導張叔平,又在這部電影中扮演著甚麼角色?

Phlilippe Le Sourd 在《一代宗師》的攝影改變了王家衛的電影風格,如片首葉問雨中大戰或後來與宮二對戰,運鏡流麗順暢,畫面色彩細節豐富,這與以往杜可風粗獷隨意、實驗感濃厚的攝影非常不同,這也是此戲給觀眾「王家衛變了」感覺的原因之一。

而張叔平主理的服裝設計,則貫徹其華麗精緻的簽名式風格:張永成清秀簡潔的旗袍、宮二高貴硬朗的皮草大衣、葉問質感豐富的長衫、金樓阿姑繁複精細的衣飾……服裝設計(以及整齣電影的美術設計)一方面為塑造角色性格服務,另一方面也是張叔平展示其低調奢華美學的平台。

大學時教授們最喜歡把王家衛當作希治閣的對照,因為兩者的工作模式剛好相反:作為導演,王家衛傾向向把各部份的主導權交還合作夥伴,所以張叔平的美術風格如此富個人色彩,由杜可風或 Philippe Le Sourd 掌鏡的攝影風格差別如此明顯,剪接一環落在譚家明或張叔平手上風格又可如此不同⋯⋯那像王家衛這樣的導演又算不算是作者?如以連貫又可辨識的風格而言,王家衛絶對是其電影之作者(可能因為他同時身兼編劇一職),不過他的攝影指導、美術指導、剪接師甚至演員,也一樣應得到同樣的重視。

那其他導演又如何呢?荷里活的片廠制沒有因「作者電影」出現而沒落,多年來更在此模式下拍出不少經典佳作;無數富個人風格的優秀電影人(包括導演及其他臺前幕後人員)也在世界各地大放異彩。這是否說明,一部電影的優劣與「作者」不一定有關?感動我們的電影,又是不是可完全仰賴理性的分工、計算與操作?還是電影的靈光(aura)根本就來自其環環相扣、互相共鳴的本質?

註:
[1]《電影理論與批評辭典》 Jacques AUMONT、Michel MARIE著,崔君衍、胡玉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 Une certaine tendance du cinéma français, Français TRUFFAUT, No. 31 Cahiers du Cinéma, 1954
[3] 希治閣分鏡圖與電影畫面比較http://filmmakeriq.com/2010/11/hitchcocks-storyboards-from-13-classic-films/
[4] 《作者理論解讀》 Robert STAM著,陳儒修、郭幼龍譯,遠流出版公司 2002

原文刊於主場藝術

(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