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8-29 10:22:01
多年前梁文道出任商台台長，第一個推出革新節目，就是逢周日晚上我們倆人主持的讀書節目《打書釘》。這是直播節目，當星期日晚上人人嬉戲玩樂時，我就在他辦公室，看着梁文道一手捲煙，一手打開當晚要介紹的書本，互相討論重點。我們離開商台已多年，其間創辦了上書局、讀書好、主場新聞，這些年來，我們沒有忘記「做該做的事」，但我加入政府工作，他成了北漂文化人，難再有台前合作機會。我雖已戒了煙，但仍懷念商台他房內那手捲煙的氣息，那氣味，令人想起那兩年間，我們每周日晚上一起讀書的日子。
因此在這專欄中，我沿用「打書釘」這名字。第一個想介紹的作者是錢穆，不單因為他是我老師的老師，也因為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大綱》，改變了我，是幾十年來的閱讀興趣所在。我是在中四看這兩本書，因班主任鄭捷順老師畢業於農圃道新亞硏究所，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他熱愛中國歷史文化。 七十年代真正熱愛傳統歷史文化的知識人，眼見共產黨破四舊，盲目狂熱地打倒傳統，提倡庸俗不堪的工農兵樣板文藝，試問在殖民地而愛中國的人，怎會不反共？
但鄭老師在堂上從不駡共產黨，他只是將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羅香林的書，一本一本介紹，叫同學寫讀書報告，他又自己開了一科叫「哲學」，並非教署課程， 沒有公開試評測，他在堂上介紹西方近代哲學及新儒家，那年我第一次翻開唐君毅作品：《論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到報讀中文大學，我選擇了歷史系，新亞書院歷史系，唱起了「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伴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首院歌。但往後在新亞歷史系的歲月中，我變了反叛學生，批評新亞精神脫離時代。
這就是我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所受的「國民教育」，沒有反共洗腦，也無國家認同情感評核。對中國歷史文化懷抱敬意，不是參加解放軍夏令營、內地交流團，而是來自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通過閱讀及思考。當共產黨最反傳統，要打倒在地再踏上數腳，要她永不翻身的時候，香港有一班人「困乏我多情」，以身教方式傳遞文化復興使命，在課餘送一本錢穆作品給學生，看完後再送唐君毅作品，少年家國情懷，也由此而生，也傳承了香港人愛國不愛黨的歷史傳統。
今天我們採用最「庸俗」方式去推行國民教育，機械式地製造家國情懷，反而取消了初中必修國史科，究竟是怕「愛國不愛黨」的香港核心價值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還是因為當年教改大旗手，根本只不過是一位「儍B」。
因此在這專欄中，我沿用「打書釘」這名字。第一個想介紹的作者是錢穆，不單因為他是我老師的老師，也因為他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大綱》，改變了我，是幾十年來的閱讀興趣所在。我是在中四看這兩本書，因班主任鄭捷順老師畢業於農圃道新亞硏究所，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他熱愛中國歷史文化。 七十年代真正熱愛傳統歷史文化的知識人，眼見共產黨破四舊，盲目狂熱地打倒傳統，提倡庸俗不堪的工農兵樣板文藝，試問在殖民地而愛中國的人，怎會不反共？
但鄭老師在堂上從不駡共產黨，他只是將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羅香林的書，一本一本介紹，叫同學寫讀書報告，他又自己開了一科叫「哲學」，並非教署課程， 沒有公開試評測，他在堂上介紹西方近代哲學及新儒家，那年我第一次翻開唐君毅作品：《論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到報讀中文大學，我選擇了歷史系，新亞書院歷史系，唱起了「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伴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首院歌。但往後在新亞歷史系的歲月中，我變了反叛學生，批評新亞精神脫離時代。
這就是我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所受的「國民教育」，沒有反共洗腦，也無國家認同情感評核。對中國歷史文化懷抱敬意，不是參加解放軍夏令營、內地交流團，而是來自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通過閱讀及思考。當共產黨最反傳統，要打倒在地再踏上數腳，要她永不翻身的時候，香港有一班人「困乏我多情」，以身教方式傳遞文化復興使命，在課餘送一本錢穆作品給學生，看完後再送唐君毅作品，少年家國情懷，也由此而生，也傳承了香港人愛國不愛黨的歷史傳統。
今天我們採用最「庸俗」方式去推行國民教育，機械式地製造家國情懷，反而取消了初中必修國史科，究竟是怕「愛國不愛黨」的香港核心價值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還是因為當年教改大旗手，根本只不過是一位「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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