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10-25 11:51:31
引言
在政府總部爭取DBC復播集會上，學民思潮黃之鋒引用了去年無線電視劇集「天與地」，Joe Junior對佘詩曼說那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之後DJ杜雯惠上台清唱了兩句：「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是來自八九年五月，她十八歲時自彈自唱支持北京學生的一首歌，名叫「五月的陽光」，我見到台下有人在飲泣。
This City is Shining
八十年代初我比黄之鋒大一點，剛進大學，一天在樂群館午飯後走到圓形廣場的民主場，只見人群聚集，牆上貼著兩封信，一封是學生會寫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信件，支持回歸，同時希望實現民主，另一封是總理回信，表示會按你們的民主方式實現回歸。那年代青年學生無需接受國民教育，會主動認識中國，支持1997年收回主權，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年代香港亦是內地現代化的楷模，鄧小平表示要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灣仔合和中心旋轉餐廳成為港式現代化象徵，由廣州到遼寧都要建一座，內地領導紛紛來香港考察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推崇香港法治。香港這兩大核心價值，令中國改革釋放出龐大生產力。正由於中港之間的密切關係，香港人無可避免捲入了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中，香港人一直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會實現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政府正積極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1987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黨國體系，實現政企分家，改革幹部系統。中文大學學生會在聯合書院舉辦十三大政府報告講座，近二百名學生出席。
1989年五月北京形勢空前緊張，各地戒嚴部隊正奔赴京城，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在集會上當年只有十八歲的杜雯慧在台上獻唱五月的陽光：「看著那，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台下我們相信民運會取得成功，香港與中國一起走向民主的未來。
This City is Changing
1991年香港迎來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雖然只有十個議席，但全社會投入，六四情緒主宰了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勝。91直選後香港進行了一場寧靜的改革，先是實現了立法局脫離行政機關獨立，Omelco兩局制度壽終正寢，行政權力全面退出，立法局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制度，也跟從倫敦國會慣例作會議規範。直選啟動及議會革命，進一步催生政黨政治，吸納了社會運動的能量。92年彭定康來港執行光榮撤退任務，改變外交部中國通所訂下中英合作的直通車模式，單方面提出政改方案，加快民主步伐。彭定康時代，一般只看他政改，而忽視了行政改革，為官僚系統引入服務承諾，商業運作模式及私營化，同時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人權、平等機會立法。可以說彭定康是繼麥理浩之後，為香港建立核心價值的第二人。
但香港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北京在六四後對香港處處設防，擔心香港成為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在基本法中加入新規限，引入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削弱議會監察功能。九五政改一役，北京對香港中產主流及民主派支持彭定康亦有不滿，導致九七後香港政治發展停滯。
This City is Dying
回歸後最主要的政治改革，一是將直選改為比例代表制，製造黨派林立局面，其次廢掉兩個市政局，權力收歸官僚部門，最後是實施官員政治問責制，但由於欠缺全套的政治改革視野，最終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如果不是西敏寺模式、美式總統內閣制，那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回答。這些變革毫無政治邏輯可言，殺局是造成官僚膨脹，地區問題由中央官僚解決，而沒有民主普選及政黨政治在背後支撐的政治問責制，變了北京介入特區高層人事任命的活門，及特首建立「自己友」內閣。這三大改變目的很清楚，都是鞏固及強化行政主導，但卻引申出更大的政治矛盾。
彭定康留下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向前走，即使政治體制滯後，但社會不會停留等待，公民社會日漸活躍，政治權威瓦解，令傳媒取代了政黨，主導民意走向，而回歸前建立一套內部法定監察機制，如審計署、申訴專員、法定上訴程序成為真正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因民主發展停滯，令正式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反映民意及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香港至此進入了一個內耗空轉的政治怪圈之中。
歸納而言，這個怪圈源自三大社會政治矛盾：
一）進步的公民社會vs落後的政治體制
03年七一遊行，本土公民社會正式起動，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沉默的新生代及中產在政治上動員起義，而曾幾何時一度發揮政治吸納功能的民主派政黨，因政制停滯，議會監察功能下降而不獲信任，社會運動再起直接衝擊政府。
二）專業公務員vs業餘問責政客
在半桶水民主化下引入問責制，特首政綱及問責局長執政籃圖欠缺民意認受性，無法壓服官僚那一套循序漸進，傾向保守的程序理性，令內部政爭不絶。
三）價值爭議
公民社會發展，公共政策講求價值理性，而非官僚一套程序理性，但執政問責團隊只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欠缺核心施政理念，無法在價值理性層面介入社會爭議，同社會對話。
這三大矛盾早在梁振英當選已出現，2008年擴大問責制後亦見端倪，而當時曾蔭權政府熟悉行政系統，才可以苦苦支撐。梁振英當選，只不過是將矛盾進一步掀開，甚至激化。他競選期已傳出中聯辦為他拉票，當選後又高調謝票，已引起主流民意反彈。而未上任先擴大問責制，意圖引入更多「自己友」掌控政府，最後失敗告終。他誤以為借助外力，一統政府及議會建制派，便可實現再集權，應付社會政治矛盾，推行自已一套施政綱領。
他沒有反省過曾蔭權「強政勵治」高開低收，是個人能力不足，還是有更深層次問題。而巿民逐步由爭取民主轉化為本土意識身份政治，亦與滯後的民主改革有關。可以說，即使今日建制派政黨全面掌控議會，主流媒體被收編，政務官全部收聲，梁振英也無法建立強勢行政主導。因為假如在體制上政治矛盾無法解決，特首欠政治認受，也被視為政治傀儡時，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將不斷衝擊政府，而政府更強硬的回應只會再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香港要再起，政治發展是關鍵，否則空轉內耗，權威瓦解，This City is Dying。
DBC的結束，是其中一段插曲而矣！
註：本文刊於最新一期《陽光時務》
在政府總部爭取DBC復播集會上，學民思潮黃之鋒引用了去年無線電視劇集「天與地」，Joe Junior對佘詩曼說那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之後DJ杜雯惠上台清唱了兩句：「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是來自八九年五月，她十八歲時自彈自唱支持北京學生的一首歌，名叫「五月的陽光」，我見到台下有人在飲泣。
This City is Shining
八十年代初我比黄之鋒大一點，剛進大學，一天在樂群館午飯後走到圓形廣場的民主場，只見人群聚集，牆上貼著兩封信，一封是學生會寫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信件，支持回歸，同時希望實現民主，另一封是總理回信，表示會按你們的民主方式實現回歸。那年代青年學生無需接受國民教育，會主動認識中國，支持1997年收回主權，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年代香港亦是內地現代化的楷模，鄧小平表示要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灣仔合和中心旋轉餐廳成為港式現代化象徵，由廣州到遼寧都要建一座，內地領導紛紛來香港考察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推崇香港法治。香港這兩大核心價值，令中國改革釋放出龐大生產力。正由於中港之間的密切關係，香港人無可避免捲入了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中，香港人一直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會實現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政府正積極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1987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黨國體系，實現政企分家，改革幹部系統。中文大學學生會在聯合書院舉辦十三大政府報告講座，近二百名學生出席。
1989年五月北京形勢空前緊張，各地戒嚴部隊正奔赴京城，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在集會上當年只有十八歲的杜雯慧在台上獻唱五月的陽光：「看著那，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台下我們相信民運會取得成功，香港與中國一起走向民主的未來。
This City is Changing
1991年香港迎來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雖然只有十個議席，但全社會投入，六四情緒主宰了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勝。91直選後香港進行了一場寧靜的改革，先是實現了立法局脫離行政機關獨立，Omelco兩局制度壽終正寢，行政權力全面退出，立法局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制度，也跟從倫敦國會慣例作會議規範。直選啟動及議會革命，進一步催生政黨政治，吸納了社會運動的能量。92年彭定康來港執行光榮撤退任務，改變外交部中國通所訂下中英合作的直通車模式，單方面提出政改方案，加快民主步伐。彭定康時代，一般只看他政改，而忽視了行政改革，為官僚系統引入服務承諾，商業運作模式及私營化，同時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人權、平等機會立法。可以說彭定康是繼麥理浩之後，為香港建立核心價值的第二人。
但香港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北京在六四後對香港處處設防，擔心香港成為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在基本法中加入新規限，引入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削弱議會監察功能。九五政改一役，北京對香港中產主流及民主派支持彭定康亦有不滿，導致九七後香港政治發展停滯。
This City is Dying
回歸後最主要的政治改革，一是將直選改為比例代表制，製造黨派林立局面，其次廢掉兩個市政局，權力收歸官僚部門，最後是實施官員政治問責制，但由於欠缺全套的政治改革視野，最終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如果不是西敏寺模式、美式總統內閣制，那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回答。這些變革毫無政治邏輯可言，殺局是造成官僚膨脹，地區問題由中央官僚解決，而沒有民主普選及政黨政治在背後支撐的政治問責制，變了北京介入特區高層人事任命的活門，及特首建立「自己友」內閣。這三大改變目的很清楚，都是鞏固及強化行政主導，但卻引申出更大的政治矛盾。
彭定康留下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向前走，即使政治體制滯後，但社會不會停留等待，公民社會日漸活躍，政治權威瓦解，令傳媒取代了政黨，主導民意走向，而回歸前建立一套內部法定監察機制，如審計署、申訴專員、法定上訴程序成為真正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因民主發展停滯，令正式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反映民意及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香港至此進入了一個內耗空轉的政治怪圈之中。
歸納而言，這個怪圈源自三大社會政治矛盾：
一）進步的公民社會vs落後的政治體制
03年七一遊行，本土公民社會正式起動，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沉默的新生代及中產在政治上動員起義，而曾幾何時一度發揮政治吸納功能的民主派政黨，因政制停滯，議會監察功能下降而不獲信任，社會運動再起直接衝擊政府。
二）專業公務員vs業餘問責政客
在半桶水民主化下引入問責制，特首政綱及問責局長執政籃圖欠缺民意認受性，無法壓服官僚那一套循序漸進，傾向保守的程序理性，令內部政爭不絶。
三）價值爭議
公民社會發展，公共政策講求價值理性，而非官僚一套程序理性，但執政問責團隊只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欠缺核心施政理念，無法在價值理性層面介入社會爭議，同社會對話。
這三大矛盾早在梁振英當選已出現，2008年擴大問責制後亦見端倪，而當時曾蔭權政府熟悉行政系統，才可以苦苦支撐。梁振英當選，只不過是將矛盾進一步掀開，甚至激化。他競選期已傳出中聯辦為他拉票，當選後又高調謝票，已引起主流民意反彈。而未上任先擴大問責制，意圖引入更多「自己友」掌控政府，最後失敗告終。他誤以為借助外力，一統政府及議會建制派，便可實現再集權，應付社會政治矛盾，推行自已一套施政綱領。
他沒有反省過曾蔭權「強政勵治」高開低收，是個人能力不足，還是有更深層次問題。而巿民逐步由爭取民主轉化為本土意識身份政治，亦與滯後的民主改革有關。可以說，即使今日建制派政黨全面掌控議會，主流媒體被收編，政務官全部收聲，梁振英也無法建立強勢行政主導。因為假如在體制上政治矛盾無法解決，特首欠政治認受，也被視為政治傀儡時，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將不斷衝擊政府，而政府更強硬的回應只會再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香港要再起，政治發展是關鍵，否則空轉內耗，權威瓦解，This City is Dying。
DBC的結束，是其中一段插曲而矣！
註：本文刊於最新一期《陽光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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