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內地人眼中，「大國崛起」並不止於經濟層面，在政治制度上，也已經有自己一套足以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的所謂「選賢任能」中國模式。在香港，亦有前律政專員馮華健鸚鵡學舌，讚揚中國領導人飽經考驗才能執政，嘲笑美國制度容許沒有管治經驗的人當選總統。
胡錦濤那聽得讓人瞌睡連連的十八大開幕講話中，除了「腐敗不除亡國亡黨」外，似乎就只有另外這一句話有點意思了:「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句話的意思昭然若揭，除了什麼「黨內民主」、「漸進民主」那些似是而非地推塘政改的借口，就是直接將「西方模式」的民主定性為「邪路」。大陸 有很多文人、學者，願意為這套中國式政制更勝西方選票民主的論述，搖旗吶喊。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作者、現任教於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趁著十八大的時機，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的選賢任能優於西式民主」（Meritocracy Versus Democracy）。 張引邱吉爾的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指西方民主就是孫子所謂的「下下策」，僅能防止最壞人選掌權；但中國儒家的選賢任能追求的是「上上策」，有望選出最好的人當政。
張總結，中國近30年的崛起，就是制度導致的結果。他指，與美國「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有可能勝出。張的文章中只論述「選賢任能」的好處，對美國「人民當災」的民主制度相當客氣，但把美國比下去一直是這派「學說」立論的首要重點。
馮華健：美國爭逐選票 政策短視
香港這邊，有人與張維為遙相呼應，數落美國政治制度及不上中國。這人是香港前律政專員馮華健。
上星期，香港舉行了一場「中國比西方挑選更佳領袖」的討論會上，馮華健對於中美政制孰優孰劣，作出了相當符合上述立場的比較︰
胡錦濤那聽得讓人瞌睡連連的十八大開幕講話中，除了「腐敗不除亡國亡黨」外，似乎就只有另外這一句話有點意思了:「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句話的意思昭然若揭，除了什麼「黨內民主」、「漸進民主」那些似是而非地推塘政改的借口，就是直接將「西方模式」的民主定性為「邪路」。大陸 有很多文人、學者，願意為這套中國式政制更勝西方選票民主的論述，搖旗吶喊。
《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作者、現任教於復旦大學的張維為，趁著十八大的時機，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的選賢任能優於西式民主」（Meritocracy Versus Democracy）。 張引邱吉爾的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指西方民主就是孫子所謂的「下下策」，僅能防止最壞人選掌權；但中國儒家的選賢任能追求的是「上上策」，有望選出最好的人當政。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中國已經建立了從上到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陞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徵求意見、內部評估、較小範圍內的投票等程序來選出能幹的，有民望的領導人。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 一。張維為曾經擔任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近年經常以學者身份，撰文推崇中國政治模式。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攀升至最高層的中共領導人，都有治理省份 /重要城市的經驗。他認為，中國的一個省相當於4、5個歐洲國家的規模，對主政者的要求非常高；在這種高要求下，很難想像「像美國布殊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而政治局實行的集體領導，則能防止出現「個人崇拜」的問題。
張總結，中國近30年的崛起，就是制度導致的結果。他指，與美國「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有可能勝出。張的文章中只論述「選賢任能」的好處，對美國「人民當災」的民主制度相當客氣，但把美國比下去一直是這派「學說」立論的首要重點。
馮華健：美國爭逐選票 政策短視
香港這邊，有人與張維為遙相呼應，數落美國政治制度及不上中國。這人是香港前律政專員馮華健。
上星期，香港舉行了一場「中國比西方挑選更佳領袖」的討論會上，馮華健對於中美政制孰優孰劣，作出了相當符合上述立場的比較︰
- 中國領導人飽受考驗，曾在黨組織和各級政府機關服務累積有效經驗，而美國則容許甚麼也沒有治理過的人當選。
- 中國領導人不用經常察看民意調查，可以免卻短視的政策，但美國人則要立竿見影的東西。
- 中國人爭取團結，美國人妖魔化對手。
- 中國統治者要顧及民眾反應，必須在改善民生方面交出成績表；美國政治人物給金錢綁架，變成民主有價。
- 美式民主已陷結構性問題，變成連綿不絕的選舉循環，大家為爭逐選票，只顧好話說盡，追求短期收穫，長遠的事項如基建乏人問津。----------------------------------------
丁學良：中國不政改 將大潰敗
十八大過後，中共領導人換屆，外界對新一代領導人實行政治改革有期望，惟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認為，六四事件後中共的改革大多只在政治技巧上的修補，並警告若不落實更高層面的政治改革，中國社會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機。
丁學良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在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至少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理想，這是最高層次；第二個層次是政治制度；第三個層次是行政(administrative)體制；第四個層次是政治技巧。
他認為，中共在自1989年6月4日後，政治理想及政治制度明都明顯沒有甚麼重要進步，但在行政體制和施政的改革卻有明顯進步，例如「市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在過去有所增加，「民告官」的案例愈來愈多，政府信息也隨著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發展而公開。
在政治技巧方面，丁學良認為是「在1989年夏秋以來發生的變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噴發」，他指出，這個層面的變化其實是搞「政治裝飾」，目的是平息民憤，而結果往往是導致更深層的社會不穩。他舉例指：
丁學良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在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至少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理想，這是最高層次；第二個層次是政治制度；第三個層次是行政(administrative)體制；第四個層次是政治技巧。
他認為，中共在自1989年6月4日後，政治理想及政治制度明都明顯沒有甚麼重要進步，但在行政體制和施政的改革卻有明顯進步，例如「市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在過去有所增加，「民告官」的案例愈來愈多，政府信息也隨著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發展而公開。
在政治技巧方面，丁學良認為是「在1989年夏秋以來發生的變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噴發」，他指出，這個層面的變化其實是搞「政治裝飾」，目的是平息民憤，而結果往往是導致更深層的社會不穩。他舉例指：
「比如，某個官員和他所負責的部門犯了嚴重過失，引起極大民憤。於是上級黨政部門就宣布解除該官員的職務，公眾乃至境內外媒體都會為此舉歡呼...... （但是）中共不希望看到，公眾對個別官員和他所負責的部門的不滿立刻演變為對執政黨的不滿，所以『殺雞儆猴』，以暫時平息公眾的怒火。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受處罰的官員被發現易地做官了，或者換了一個部門做官。對這樣的忽悠，老百姓非常不滿。」丁學良警告，現時中國需要更高層面的政治改革，而非局限於行政體制和政治技巧方面的改革，更非局部的修修補補，否則，中國難以避免大面積的政治潰敗，中國社會也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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