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連結
守護《明報》，守護甚麼？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老子》
 |
| 圖片引用自明報員工關注組 |
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北京被判入獄四年，人神共憤。他做錯了甚麼？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紀錄。隱匿利益關係，掠奪壓榨無法曝光，寃屈也無法昭雪。獨佔情報，跟獨佔財富與權力往往形影不離。
南下二千里，有一家報館發生不尋常人事調動，被視為扼殺新聞自由。為對抗該項調動，輿論反過來將那報館奉為新聞自由守護神，要保住新聞自由就要撐《明報》。
許志永和《明報》，到底有甚麼關係？看下去之前，先記住一個事實：他不是記者，他所屬的組織「公民」也不是一個傳媒。
保守邏輯萌芽
一月初，傳媒揭發《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將被調職，身為老闆的大馬拿督張曉卿有意空降《南洋商報》前總編鍾天祥接任。鍾來自馬來西亞，不見得熟悉香港社會，突然踢走熟手的叫生手的接任，動機惹人生疑，亦有指張是為了自家生意箝制媒體討好中共。種種推測，不無道理，連帶之後接連被抽起的副刊異議文章，我們委實毋須對《明報》高層行事抱持一絲幻想。
問題是怎麼辦。當「調動」本身是不義的，「不動」就被說成正義，引申下去，彷彿現狀即屬正義，維持現狀等於大團圓結局。因此既有的《明報》必須守護，既有的編採方針必須不變，劉進圖應當留職，「新聞自由」才得以彰顯——易言之，「新聞自由」忽爾成了保守主義的避難所。保守氛圍下，改變令人厭惡，由於劉預定調任統領《明報》網上平台發展，新媒體也被牽連進去，淪為不受歡迎的改變之一。相對的，《明報》成了舊媒體的代表，守護《明報》，當守護舊媒體。
最能代表這一派意見的，大概是近日兩篇熱門文章，一是蔡子強的〈不甘見到香港在我們這代手上凋零〉，二是何雪瑩的〈本同氣連枝難獨善其身──論新舊媒體〉。兩篇文章都撐《明報》，都將《明報》定性為舊媒體，都認為舊媒體才是調查報導的來源，新媒體只是倚賴這個來源抄抄謄謄的寄生蟲，舊媒體一倒，新媒體必無倖理，全港一鑊熟。歸納起來，邏輯大致如下：
是耶非耶？先記住三個關鍵詞：「新／舊媒體」，「調查報導」，「權貴」，且逐步細看。
新舊媒體：新的不新，舊的不舊
先談新舊媒體。蔡文何文，邏輯相近，結論相似，實質內容卻不相一致。他們都侃侃而談「舊媒體」與「新媒體」，但那到底是甚麼東西？蔡子強筆下的「舊媒體」例子除了《明報》、《信報》，還有《蘋果日報》。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印刷版蝕多於賺，發行量短短三年內銳減近三成（見下表），為求殺出血路一早大力打造網上媒體，其收視勝過印刷版。像「蘋果動新聞」開創先河的形式，不論好壞，已經深入民心；去年總編輯張劍虹提出的點擊率分紅制更引發掀然大波，足見管理層把網上業務看得有多重。環顧四周，每天早上擠進地鐵車廂，低頭族手機裡看的新聞，泰半來自《蘋果日報》網上版。
《蘋果日報》近年發行量變動
時期
|
平均每日發行量
|
跌幅
|
2010年上半年
|
303,047份
|
-
|
2010年下半年
|
293,892份
|
3.0%
|
2011年上半年
|
288,055份
|
2.0%
|
2011年下半年
|
259,245份
|
10.0%
|
2012年上半年
|
251,895份
|
2.8%
|
2012年下半年
|
230,751份
|
8.4%
|
2013年上半年
|
218,398份
|
5.4%
|
累計跌幅
|
84,649份
|
27.9%
|
好了，敢問蔡先生，到底將重心移到網上世界的《蘋果日報》，算「舊媒體」抑或「新媒體」？若算「舊媒體」，它種種營運巨變又是甚麼？若算「新媒體」，它是否不再生產調查報導？
何雪瑩對「新媒體」的理解也很有意思。跟蔡子強一樣，她不曾顧及《蘋果日報》等傳統報章的明顯轉型——準確點說，她否認強攻網上世界的《紐約時報》和《衛報》算「新媒體」——列舉的「新媒體」例子盡是沒有印刷版的新興網媒：《主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852郵報》、《巴士的報》。不過，這種想當然爾的分類並非理所當然：除了同樣依靠網上發佈消息之外，上述例子之間有甚麼共通點？《主場新聞》和《852郵報》某程度上是承襲典型的傳統報館運作，上下架構明確，外人供稿須先經他們內部審核，新聞報導（不論二手與否）更只會自家包辦，不容機構之外的公眾插手，運作頂多只屬Web 1.0模式。但《香港獨立媒體》卻從最初已採取Web 2.0運作，不審稿，不改寫，由四方八面的公眾供稿報導，機構內的編採人員只是較積極、較有系統的報導者，將何口中的「香港的新媒體喜以美國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為楷模」硬套上去只會鬧笑話。
運作模式不同，不僅反映日常瑣碎雜務的差異，更是資本與理念的分歧。人手不足以天天大量製圖撰文，一邊可以借助外力，另一邊卻得花錢請人增產，錢不夠寸步難行，金主不可少；一邊相信公眾相對平等的媒體參與，另一邊中央集權以維繫內部管理層希望打造的媒體型象。這些差異，關乎長遠政治立場，亦關乎前線新聞自由。倘若將之一筆抹平，政治上固然淺慮，但更根本的是論證繞圈子——要是在網上發佈的就全部叫「新媒體」，幹嘛每一份有網上版的報紙不算數？一切又回到原點。
「新舊之爭」，純屬偽命題，兩邊本就難以截然二分。執著於抑新揚舊，經不起事實印證，反倒揭示了這些《明報》支持者骨子裡的因循：早霸山頭的就是舊，遲來的就是新。
調查報導：沒有新舊，只有貧富
但還是可以分辨的。蔡何二人念念不忘調查報導，「舊媒體」是調查報導的生產者，「新媒體」是調查報導的抄襲者。此中要旨，見諸蔡子強的偏激判語：「如果沒有了《明報》、《蘋果日報》、《信報》這些舊媒體，試問這些網站，還如何能像今天般無償挪用別人的調查報道和獨家報道成果？你還能拿什麼去『填版』？」
為了支撐「一切調查報導盡歸舊媒體」的教條，何雪瑩提出了資源因素企圖解釋，稱調查報導耗時費力，沒有數以億計資金免談，缺乏大水喉射住的「新媒體」不用妄想。這個講法倒有幾分真相存在。錢銀多寡直接左右媒體的行動力，試想若你身無分文，大不了只能在工餘課餘義務報導，上司一下令加班你就即時癱瘓，平素花一百幾十去查對家的商業登記紀錄也要就住就住；若你有十萬元，就可以勉強聘用一位全職職員統籌大局，分配工作予其他義務編採人員，卻一定不夠交租維持一間辦公室，別說留空間給資料庫和器材，開會還隨時要跑去麥當勞；若你有一百萬元，大抵可以請四、五個職員，租個比較像話的地方做大本營，做調查報導的人力物力飛躍提升，但要像主流媒體那般每日發佈數百篇新聞，還是不可能。
一談資源因素，餡就穿了。「新舊之爭」原是詐，分別不是新與舊，只是貧與富。當你有一部手提電腦，你叫「新媒體」；當你有一間印刷廠，你就叫「舊媒體」了。
何苦仇窮？不夠人手跟進調查報導，窮媒體要靠二手新聞填版，是逼於無奈，不是本質上就有一群叫「新媒體」的寄生蟲掠奪他人勞動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有錢有臉大張旗鼓打響名堂之後，消息來源自然送上門，高官富商有打擊對手的黑材料要爆，從來不會發給窮媒體，只會呈送報館。連社會上理應代表弱勢的團體也不為窮媒體留半點情面，香港兩大工會發送新聞稿的電郵／傳真名單上，曾幾何時有過窮媒體存在？捫心自問，寄居大樹之下的主流媒體記者們做得成大新聞，是不是全都要算在你們自己的功勞上，是不是沒沾過別人的光？行內人都知道，報館每日過半數新聞都不是自己挖回來，而是靠外面通知的——說「過半數」，還是恭維了。
既然窮媒體難以大量包辦調查報導的根本原因是錢，出路就不是僅僅剩下守護《明報》之類的富媒體，更不是奉守護富媒體之名群起踐踏窮媒體。倒過來想，為何我們不能讓窮媒體富起來？
沒有理由斷言得到應有資源之後的窮媒體不如既有的富媒體。近日《明報》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合作揭發中共高官涉嫌藉境外公司轉移資產大舉斂財，成為一時佳話，也成為眾多支持者繼續「守護《明報》」的又一理由。他們未必知道的是，ICIJ跟他們的守護對象大不相同，甚至狠狠摑了「一切調查報導盡歸舊媒體」這教條一巴掌。翻查ICIJ名錄，他們176位記者成員裡面，至少有57位目前不在主流媒體（無論商業或公營，無論報館、電台或電視台）工作，比例近三分之一，不可小覷。那麼他們身在何方？有人在大學執教，有人在非政府組織努力，有人在獨立媒體奮鬥，有人是自由記者愛為誰供稿就為誰供稿。他們著書立說，他們施壓要政府交出檔案，他們追查跨國犯罪，他們甚或與民間黑客聯手竊秘。誠然，這些工作少不免各方財政支持，但誰敢以「你不是舊媒體」為由輕賤他們？
窮媒體需要更多資源，這一點何雪瑩心底是明白的，筆下卻又將事情顛倒過來，說「新媒體」等待良心金主，互聯網無法解答問題云云。此一見解固然正確，可是她要死守的《明報》不也如此？正正因為金主張曉卿為了生意不再「良心」（假如曾經「良心」過的話），斯有今日田地。倘若雙方境遇不過半斤八両，這邊廂死守《明報》那邊廂貶低窮媒體，就是雙重標準。
改變社會：權貴還是群眾？
富媒體放下身段，向窮媒體伸出友善之手，在香港可能匪夷所思，海外卻處處可見。不說遠的，就在一水之隔的台灣，那邊的《蘋果日報》由今年1月16日起正式與五家獨立媒體合作，開放自己的即時新聞平台予它們發佈訊息，且承諾不設審查。台蘋此舉長遠影響如何，會否損害獨立媒體的獨立，還須走著瞧，但毫無疑問是佔物量優勢的主流媒體對外輸出資源，以圖互惠。獨尊《明報》的支持者，顯然沒把這個做法放在他們的「新聞自由」日程上。
細察這五家獨立媒體，你不會再相信「新媒體只是寄生蟲」的鬼話。它們可能窮，人力物力遠遜主流媒體，產量差一截，但調查報導絕不見得沒有，有時更是網站主打內容，質素之精，分析之微，在香港任何一份報紙都不曾出現過，像《苦勞網》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總報告〉即屬一例。這些窮媒體因調查報導得獎，不是新聞：一來得獎接二連三殊不新鮮，二來主流媒體予以冷待拒將人家得獎的消息告知公眾，故曰「不是新聞」。
調查報導不但不是富媒體的專利，就當他們做了調查報導，也未必跟「直指權貴要害，影響社會走向」搭得上任何關係。年輕讀者或許不怎留意《東方日報》，其實它的調查報導頗多，每個星期一都有「探射燈」專題，亦時有規模不小的民意調查，但這些報導到底體現了多少「新聞自由」，恐怕輿論另有評價。再如《明報》自己，遠在今次人事異動風波之前，政府力推高鐵工程上馬期間，時任總編輯的張健波不就御駕親征北上內地坐高鐵「調查」一番，讚頌高鐵穩到杯中清水不濺一滴的美好？好一個直指權貴要害。
調查報導亦未必要著眼於權貴大人物。蔡何二人談調查報導，不離如何刺痛權貴，可是一直活在痛苦之中的平民百姓呢？抱歉，通篇不提調查報導該對他們負上甚麼責任。有《明報》支持者撰文讚美記者用遙控直升機拍攝唐英年大宅僭建是充滿創意，是的，但對蝸居於僭建劏房的萬千市民，哪份報章發揮過同等創意？以無名群眾為主角的調查報導，難以成為主流媒體至愛，因為沒有名人不利賣紙。甚至乎名人也有分級數的，2008年2月21日，身困艷照醜聞的陳冠希和被誣告為間謀的程翔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翌日，陳冠希佔據《明報》A疊的一至十一版，程翔被踢到A12。
程翔尚且受到如斯待遇，你我落得甚麼下場不難想像。調查報導只是偶一為之，富媒體的日常工作還是剪剪貼貼抄抄謄謄，而且連抄也抄不好。去年年末，政府放風要推行扣分制阻礙持大專學歷非長者單身人士輪候公屋，結果一眾富媒體出了甚麼標題？
報章
|
日期
|
標題
|
蘋果日報
|
2013年12月2日
|
輪公屋或扣分 辣慶大學生
|
太陽報
|
2013年12月3日
|
大學生申公屋扣分疑歧視
|
東方日報
|
2013年12月3日
|
「大學生申公屋扣分」未列政策
|
是大專生，不是大學生，各位記者大佬醒少少當幫忙。大專學歷包括的除了大學學位，尚有高級文憑和副學士學位持有人，一字之差，足足抹走了數十萬潛在受害人，政策重要性頓時大減。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明報》同樣犯錯，題為〈涂謹申：考慮學歷編公屋感震驚〉的即時新聞裡劈頭第一句就是「運房局表示房署將考慮單身非長者大學生輪候公屋扣分的建議」。不管是政府新聞稿，抑或該份引發爭議的審計報告，上面明明寫著大專生，號稱資源充足的富媒體別說自行「調查」，連有得抄也紛紛抄錯。全港幾十萬名沒有大學學位的大專學歷市民，就這樣被遺棄，沒一句道歉，沒一句更正，而這恰恰是富媒體運作的日常光景。
富媒體目中有名人無凡人，才是窮媒體調查報導的起點。不是《香港獨立媒體》的努力，菜園村村民的危難有誰知？連《惟工新聞》這類還算不上調查報導的外傭中介深入訪問，在印傭Erwiana被虐曝光至今仍然不見有富媒體做過。前述《苦勞網》的崛起，正是為了反制主流媒體對台中統聯汽車客運公司罷駛事件的扭曲報導。調查報導，不只是關心權貴名人痛不痛，更有認識無名大眾助彼發聲之責。草根媒體承擔的，是主流媒體拋下的責任。
若說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支柱，我們先要問人民是誰，如何作主。
金主，別狂傲
「媒體新舊論」、「寄生填版論」、「調查報導神聖論」，這些執念已經死去。較接近現實的媒體運作邏輯，應該是這樣的：
媒體沒有新舊之分，任何搞媒體的人／團體都可以採用不同傳播手法，以至同時採用不同傳播手法。無論用甚麼傳播手法經營的媒體，都可以從各渠道抄料填版，亦可以親手做調查報導，視乎理念方針及資源多寡。調查報導可以聚焦官商名流，可以親近普羅大眾，角度可以進步可以保守，不一定改變社會。
原理說清，故事還沒有完結。回到這次《明報》風波，假設金主張曉卿見利忘義乃事情因由，再斟酌甚麼傳播手法、抄料或調查、權貴或人民均屬多餘，沒錢沒戲唱。在這語境下，「守護《明報》」的真正意思，不啻哀求張曉卿做個「良心金主」，好讓「舊媒體」的王統長長久久，庇護底下的編採人員借用壓倒性的資源優勢壟斷調查報導的生產，以維持自身「專業」光環。這種祈求明君打救的「大樹好遮蔭」思維，跟香港打工仔渴望有個好老闆的心態一脈相承，說到底是反民主、反自主的。
出路只有靠老闆打救？不是的。縱是同一份《明報》，它在北美分部的員工做法就完全不同，他們團結起來嘗試組織工會，在2011年發動長達73日的罷工，最終公司屈服，總裁呂家明敗逃香江——沒錯，盛傳有份參與今次香港《明報》人事異動黑幕的編務董事呂家明，不過是從加拿大竄過來的敗軍之將，本來無足言勇。反觀香港，情況慘不忍睹。員工團結？被調職的當事人劉進圖一直言辭閃爍，從未附和抗議的員工或記協，若說這樣一個人留任總編輯就能擋住壓力撐起「新聞自由」，旁人不免呆然。成立工會？事發一個月至今聞所未聞，當年北美工會遠渡重洋來到柴灣總部抗議之際，亦未獲香港《明報》員工聲援，「柴灣富士康」的渾號繼續揚威報界。罷工攤牌？編輯部員工從最初就否決任何工業行動，發聲明稱「編輯部上下定必繼續堅守崗位」。於是，打不跑呂家明之流不消說，空降外來總編輯的決定沒撤回，變成換個立場不怎樣的張健波暫代此職緩一緩兵，拖到士氣散渙輿論冷卻再開刀。不管老闆打算借報館向誰獻媚，編採人員人人不幹的話他甚麼也做不成，這原是最大的籌碼。籌碼棄如蔽屣，對等談判也就成了屈從請願。
誠然，在香港辦報是燒銀紙之舉，賺少蝕多，縱有工會大力制衡，富媒體依賴金主水喉的基本格局仍舊不變，而金主燒銀紙辦報往往是為了謀求名聲與政治影響力。高喊「守護《明報》」，是見果不見因。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就沒有獨立的所謂第四權，記者要捍衛新聞自由，必先超越記者的身份，嘗試在社會上尋找獨立於官商以外的支持，甚至投身衝擊令社會財富累積在1%金主手上的不義資源分配，而不是四處徬徨抱怨找不到大樹遮蔭，最後變節投靠公關公司。進而論之，既然大水喉難找，追求新聞自由就要首先習慣窮困，學習在困乏裡打拼，如何貼近群眾，如何連結民間團體、大學、國際組織，這是不少窮媒體持續在做的事。富媒體的從業員要到何時才放下傲慢，向窮媒體學習？
《香港獨立媒體》遭黑漢上門毀壞設備恐嚇編輯，富媒體的支持者可有像《明報》風波般上心？上星期二幾個網上媒體抗議政府拒絕發出採訪通知和政府總部記者證，僅優待主流媒體，富媒體的支持者又可會警告新聞自由受損？還是說，只有富媒體遇到威脅時才祭出「同氣連枝」、「唇齒相依」的大義名份將窮媒體拖下水，拖下水之餘還要踩上兩腳過過癮，損不足以奉有餘？
許志永不是記者，他所屬的組織「公民」也不是一個傳媒，但他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無異為新聞自由奔走，以至犧牲。基本格局不變，日子只會越來越壞，與其回味其實並不太好的good old days，不如做好準備，嘗試更多不同身位，萬事互相效力。當富媒體不可靠，以少數「專業」記者單方面餵飼大量被動讀者的模式有害無益，我們必須全民皆兵，人人磨練資訊收集、查證和傳播的能力。做新聞不是請客吃飯，你準備好了沒有？
延伸閱讀：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淫媒與暴徒：社運電影節清場裡的無產者（上）〉
〈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後記：一個《明報》老讀者的告白
對《明報》不存寄望已久，但我卻是它的老讀者，讀報歷史可能比一些年輕記者的整個人生還要長。
對這份報紙的最早印象，是它攤開來好大好大，大到足夠將一個孩子蓋住，陽光穿透紙張，泛起微黃。那是四、五歲的時候罷，最喜歡看副刊，因為有叮噹漫畫，每逢星期日被眾多本地投稿的點綴得繽紛燦爛的漫畫專頁也很耀眼。上小學了，對文字耐性稍長，愛上小小的方塊文章，管他食譜還是怪論還是哲理金句都不放過，剪下來收藏，小學二年級時開始儲的剪報簿，現在仍保存於娘家。時光荏苒，看著張小嫻第一部愛情小說連載，看著亦舒和林燕妮的小說連載消失，興趣從副刊擴散到整份《明報》每個角落，哦原來分類廣告是這樣行文的，咦日元匯率升到一百兌六，哎馬經排位表的馬名真古怪——當時的馬王好像是翠河。新聞當然會看，而且絕不懷疑。看新聞知天下事，不是嗎？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人心似乎比較單純。
長大了，懷疑多了，卻也說不出有甚麼具體問題，直至真正親臨現場。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各大媒體整裝待發。然後？爆出了TVB記者臨開機前才戴頭盔偽裝「現場好危險」的醜聞。工作關係，自會議開始幾乎天天留在示威現場，目睹了香港記者真實的工作手法。那時候還沒到大舉鎮壓的12月17日，示威都很平常。馬師道示威區外，一大堆本地記者，見到隊伍後面的南亞朋友載歌載舞，在我身旁不屑地說「呢度冇嘢睇」，欲越過去看看隊伍前面的韓農幾時衝警察，全無停下來訪問示威者的意欲。到了隊伍前面當真跟警察推撞了幾下，韓農叔叔們退下來，下一波更激烈的衝突開始了，一群攝記群起衝過去搶位置拍照，跟防暴警察的盾牌撞到劈哩啪喇響聲處處，場面墟陷。翌日，仍然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大字標題：〈盾牌陣失守 韓農赤手奪14個〉。失守？記者明明知道當日警察防線沒退過半步。
最好的媒體教育是上前線，到現場，試過一次世界永遠不再一樣。你會體會到很多記者的勢利無情。攝記為搶位肆意踩爛工人的標語和示威牌，採訪李嘉誠時他們舉止大概不會相同。搞記者招待會，往往有三成左右記者遲到，更大不乏記者不到只坐在報館抄你送上的新聞稿；搞行動，大龍鳳時記者在場，舞完一輪到你正式發言表態，一大票人散水離場，拍了照在下面胡亂寫caption收工。調查報導？唔。
忘了是甚麼時候，慢慢習慣了翻年報，查條例，統計處網頁長留bookmark。那又是一個現場，文件的現場。房委會放風呻窮，預告或有財赤，各大媒體照報如儀。一查帳目，原來年年預算報細數，每次報少金額數以十億計，但年年喊狼來了年年有記者相信。刺痛權貴？唔。
反高鐵，社運娛樂化到了某個高峰，個別主流媒體記者與個別社運人士開始稔熟，接著在社交網站發牢騷，斥社運界將記者「本質化」，排他性強。且不說「本質化」這個術語該怎麼用，倒想起一位長年在《明報》工作的舊同學。他不止一次跟我說，他們決不聘用沒有大學學位的記者。搞社運沒有學歷審查，不會考你打字速度有多快，更不會有個能將你「開除」出去的老闆。不是說社運人全都不排他，那不可能，但組織結構上再怎麼說也輪不到記者指點罷。不曉得有幾多香港記者留意，英國2011年爆出警察臥底Mark Kennedy滲透環保團體的醜聞，幾年後更多資料披露，甚至有臥底在潛伏期間搞大人家肚子，不過倒沒聽說有哪家的傳媒開放到曾發生同類事故。香港社運界常為臥底和監聽而煩惱，香港傳媒呢？不煩惱，是因為此地傳媒沒有政治壓力，抑或是制度上夠排他夠安全？
再談世貿。江湖傳聞，當時也不是沒有記者知道自己報館在做陰騭事的，鎮壓發生後過了好一段日子，她跑到韓國鄉下做了一篇專訪出街，想平衡一下，但她工作的《明報》還是被人罵，深感不公平。是的，這份心意和努力值得肯定，工作環境的局限也應該體諒，只是呢，人家韓農當中可是有人借了錢盡地一煲飛來抗議的，回到家鄉倒不知怎辦了。在最需要媒體公正報導的會議期間，媒體辜負了他們，大局鑄成之後才做點事，補償得到嗎？平衡得到嗎？被人罵兩句的不快，又豈可跟當事人的不幸相比呢。
不敢說這些例子有多少代表性，但一些主流媒體記者自我中心、缺乏自我觀照能力的片段，偶爾就掠過眼前。那種對「舊媒體」的自負，有多大程度上是自我中心的產物，值得玩味。
至於未嘗涉獵主流媒體工作，又不曾親臨事件現場的普通人，終究是最無力最vulnerable的。無力的力，指的是判斷力。就像我相信《明報》新聞反映現實的少年日子，我懂甚麼呢？要判斷一則消息是否真確，前提是我們知道判別真偽的辦法，但我們往往不知道。誰會那麼閑跑到現場？誰又懂到哪裡翻甚麼文件？於是，傳媒的公信力調查從來無關可信與否，只關乎「主觀覺得可信與否」。公信力指涉的並非可信性，而是某種政治立場，某種階級品味，某種行文風格，所構成的幻覺。
由是，「新聞自由」——若存在過的話——不過是少數人的禁臠，大多數人都是不自由的。我們的「新聞自由」，向來只是「轉台的自由」。就算有得揀，就算揀得心滿意足，我們通常不明白自己揀選的其實是甚麼。
即使有被蒙蔽的時候，人沒有權利擁抱無知。比起「守護《明報》」，我更想守護每個人的新聞自由。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