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明朝時閹黨為患，都仍可為「反賊」收殮
//我們先來看敘事部分。通俗的解釋為：
有那麼五個人，在周順昌被抓的時候，出於道義反對朝廷而被殺。到了今天，蘇州的鄉親們要求執政者，剷平當年給魏忠賢蓋的祠堂，在舊址上安葬這五個人。哇塞，好大的盛況啊。
算起來五個義士從慷慨赴死到入土為安，也過去了十年零一個月了。在這期間，有很多有錢人，當官的，因為疾病而死去，死得無聲無息的也很多。更不要說那些民間得平民了。但是就這五位義士如天上的瓦亮瓦亮明月一般，被大家記住這又是因為什麼呢？
我就記得當時在丁卯年三月下旬，周順昌被構陷入獄，我們社團裡面很多人都不滿朝廷的錯誤舉動，平民百姓也都為這個清官送行，魏忠賢的爪牙一個姓吳的當官的揮舞長劍大聲問：“誰敢跟朝廷對著幹？”結果被群眾按倒暴打，這個姓吳的官員最後不得已，逃進廁所避難。
事情過後，他上報朝廷說蘇州的民眾暴亂，於是上級下令斬首五個人，也就是如今準備下葬的這五個人啊，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
當日斬首的時候，這五個義士臨危不亂，大義凜然，就算是被砍頭後面色如常，毫無懼色。蘇州當地的有錢人，花了很多銀兩，買下了頭顱，使得他們五個人能夠全屍下葬。//
傳統德治主義、治亂興衰的敍事角度
//凡是大規模的抗擊性運動,必與廣大群眾的切身利害相關,否則是不易爆發的。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也就是說,用社會存在來解釋社會意識,才是科學的做法,才能真正說明問題。假使認為有人稍具清望,一旦遭受迫害,大家便不約而同地攘臂而起,代鳴不平,雖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這是形而上學的邏輯,缺乏有力的依據,實際是站不住腳的。本文一開頭就說:“五人者,蓋當寥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張溥寫《五人墓碑記》顯然是誤沿上述的途徑去行進的。…
老百姓深感切膚之痛,忍無可忍,乃群起與惡勢力周旋,這才是蘇州常常爆發反閹事件的主要原因(當日反閹不止一次,見下文)。象《五人墓碑記》所敘述的蘇州市民痛毆堤騎的事件,周順昌被逮,僅僅是個導火線,張氏竟指認為唯一原因,那就不免落於皮相了。…
從這個作者本身混淆視聽和禍亂朝政的本質來說，出現這樣的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奇怪的是《明史·周順昌傳》裡說:“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有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怨者塞道。 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万人。”《明史》的這種形而上學的寫法,同張溥走的是一條路。從時間來考慮,《明史》不會把錯誤觀點帶給張溥,張溥的不恰當議論倒能影響《明史》。我想,不論是萬斯同,還是王鴻緒,或是張廷玉,當他們寫到周順昌的傳,都少不得要拿《五人墓碑記》作為參考,所以, 用《明史· 周順昌傳》替張溥作辯解,只能加重張溥的文責, 此外什麼也撈不到的。對異常複雜的事件,不去研究分析,只見現象,不求本質,這不止是寫作的方法問題,主要還是為人的問題。//
由社會狀況剖析
//明代宦官之禍,不下漢唐,逆焰熏天,流毒全國,而蘇州市民敢於同他們搏鬥,這絕不是偶然的。…
根據資料看,蘇州廣大群眾對朱明王朝一向是沒有好感的,其中有歷史關係,也有經濟關係,而歷史關係又增劇了經濟上的矛盾。由於經濟矛盾的加深,必然又導致政治鬥爭的激化。萬曆、天啟之間,宦官竊柄,為所欲為,蘇州素稱富饒之區,到此更成了搜刮的對象。//
//凡是大規模運動的形成,群眾必有共同的矛盾未能得到解決,然後才會遇機觸發。“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周順昌是個廉介正直的人,但在朝不過做了一個文選員外郎,本來就是閒曹,況且業巳致仕退居林下。由於他的被逮,竟掀起蘇州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閹運動,若不跟蘇州人反剝削、反壓迫的積恨聯繫起來,便不能看出事情的本質。從寫作來說,那就不能探源立論了。可是,張溥偏偏撇開根本性的和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不談,而專門誇大封建士大夫個人的聲望和他在社會上所起的影響作用,這與實際情形是有很大出入的。//
//明王朝剝削蘇州人民最突出的有兩點:(一)田賦之重,甲於全國,(二)於蘇州特設織造官,以太監充任,專掌織造緩增,以供宮廷的服用與賞賜。農民、手工業工人都遭受慘痛的剝削,怎麼能不激起民變呢? 現在先講田賦,早在《大學衍義補》裡說過: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十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 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 … 自宣德、正統以來, 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孤撫其地, 以司其歲入, 蓋以此地為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准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共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蘇州一府七縣的墾田約佔當時全國墾田的八十八分之一,而賦稅競居全國的十分之一,蘇州的老百姓怎能負擔得了!由欠租而逃亡,那便是常見的事。據陸世儀《蘇松浮糧考》講, 蘇州一府, 宣德中,“道賦至七百九十餘萬石, 督使相繼,終不能完。”農民完不起租, 官吏則加緊追逼, 追逼不巳,農民只有逃之夭夭了。據顧炎武《日知錄·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一則講,“每裡有逃去一半上下者。”這簡直是官逼民反,一碰到足以引起群眾義憤的事,如周順昌的被逮,逆閹立時遭到沉重的反擊,不是很自然的麼!//
//蘇、松、常、嘉、湖五郡土地肥沃,復得太湖的水利,農產豐盛, 因而引起明王朝的涎垂三尺, 加重了這些地區的田賦,這只是一個方而。更重要的還有它的歷史原因。元末,群雄並起, 張士誠據蘇州，常、松、嘉、湖都在他的轄境之內,朱元璋派兵爭奪, 士誠得地方人士的撐腰, 朱軍師老無功。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吳地削平。祝允明《野紀》:太祖憤其城〔指蘇州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 … … 故蘇賦特重”。《續通考》也有類似的記載。明廷既極端仇視蘇州人民,吳民自然也會有一定的反應,替周順昌打不平,乃是舊仇新恨,一時並發,直接打擊魏閹,間接打擊朱明。//
//再講織造,也就是說明廷掠取蘇州絲和絲織品的情形。《蘇州府志》(乾隆時修刻本)卷八謂: “洪武初,夏稅絲二十五萬四千三百二兩九錢三分三厘四毫八絲五忽”。“弘治十六年,夏稅絲三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兩有寄。”每年又增加了蘇州人民七萬四千多兩絲的負擔。這還不算,宮廷衣著又責成蘇州人民供應,而且供應量越來越大。從《明史·食貨志》看,明初,蘇杭織造,間行間止,後來變成固定的歲貢;更後則於定額之外,復加指派。英宗夭順四年強迫增造緣緞七千匹;武宗正德元年增造一萬七千餘匹,到了神宗萬曆年間派造達十五萬匹。不僅如此,還要吹毛求疵,好中求好,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蘇州府志》卷十二有云:“織造府所製上供平花雲蟒諸緞,尤極精巧,幾奪夭工。”絹下有云:“織造府所製上供絹,另置機抒,三人連抒,有闊室二丈者。”一人花團錦簇,千萬人勞瘁艱辛。派往蘇州管織造的太監還節外生枝,苛索無已。孫隆、 李室先後都出過事,孫隆幾乎被蘇州人民打死。蔣瑞藻《 小說考證續編》卷五引《花朝生筆記》雲:明萬曆辛丑,內監孫隆以織造至蘇, ……六門設稅吏, 擔負出入,必稅泉數文,閭閻騷動。吳人葛誠激於義憤,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 隆走杭得免。……吳人義之, 呼為“葛將軍”,並作《萬民安傳奇》以張之。
《明實錄》裡也記載這回事,說孫隆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 人情洶洶,葛誠乃率眾包圍織造衙門,縛稅官五六人投之於河。
這些事件的發生早為朱明王朝敲起了警鐘。萬曆辛丑,即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葛誠的事發生於周順昌被逮二十五年之前,可見蘇州人民打擊閹人、反抗明廷由來已久了。但葛誠死在顏佩韋、馬文元等五人之後,晚年傍五人墓以居,這是義氣相感的表徵,也顯示反閹、抗明的深刻。//
古文不難，讀不懂時，建議從簡單的開始，推薦《五人墓碑記》 - 道前街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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