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
時下年輕人不理解，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要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港獨，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以當時的時空而言，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
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我很不舒服，若他們會被逼害，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
所以當時我在代表會，提出了一個議案…就是有些地方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不代表永遠也屬於中國。若按此邏輯，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越南豈非要回歸中國？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也不一定屬於中國，若是如此，新加坡是否要回歸中國？
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要諮詢同學，甚至在大學裏公投，由同學決定，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
//另一個人叫胡平，也影響我很深。胡平是當時北大一個學生，他在民間地下刊物《沃土》中，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論言論自由〉，他亦參選海淀區的地方人大選舉。他是北大學生，我也是一個大學生，見到那邊的大學生寫文章，很完整地討論為何需要保護言論自由，還有膽量去參選，更勝出了，對我來說很觸動。
當時他說了什麼呢？他說的言論自由其實很多人知道，本來不用多談，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重看當時他這位很「學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義。他說：
「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
「什麼是言論自由呢？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人們從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這又是一個將言論和行動不作區分的典型論調。」
「他說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意見，這是憲法本身賦予的。」
這些講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動輒就不讓同學發言，說你違憲，是嗎？胡平很早已解釋了。但是別說大陸，連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這篇文章很深刻，因為可以活學活用。
當時我在中大學生會，改革開放後，到中國的第一個交流團就是我辦的，我去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探路，先去中山大學找對口單位，坐火車、轉巴士，走很遠很花時間才到達中山大學。我胡亂叩門詢問，去到外事部，他們就說找團委，即共青團跟我談，好！我坐下等。
當共青團的人出現時，我很詫異，嘩！這人年紀這麼大？（眾笑）不是應跟我們相若嗎？學生不是10幾20歲嗎？找些30、40歲的人跟我談，這算是對口？於是唯有跟他「對口」。
我們討論辦交流團可舉行什麼活動？我提議辯論比賽，兩間「中大」的辯論比賽。對話大概是這樣：
他們問：「什麼是辯論比賽？」
我解釋：「有正反兩方，也有評判，最後評分看誰能勝出。」
「好！有什麼題目呢，同學？」
「不如辯論一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眾笑）
「不能搞亂思想搞亂思想！！」
我於是回話：「不要緊，可以這樣，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可以嗎？」
「這樣思想更加亂！」（眾笑）
最後取消了辯論比賽，只准划艇比賽（眾笑），在湖上兩大划艇。
那些年去廣州，不能即日來回，因為沒有高鐵，也沒有什麼港珠澳大橋，所以他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留宿一晚，與我同房的另一位賓客，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們談天，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他說國家控制言論是對的，因為有些言論危害社會，我們不應讓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論點來答他，他好像覺得我講得合理，感到很痛苦（眾笑），坐在一旁，想一會又找出一個理由跟我辯論，我又跟他爭辯一次；當時我挑戰他，最後誰去判斷對與錯呢？如果錯在政府呢？政府會否有錯呢？他又呆一呆，我們中國政府會否有錯？
不斷糾纏糾纏，已經凌晨二時，整晚辯論，沒有睡過（眾笑），到最後我出毒招，因為我真的想睡（眾笑）。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在香港往廣州時讀報紙，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有學潮，你知道嗎？他呆了一呆說不知道；於是我說：你在湖南來的，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認為這算正常嗎？
他一言不發安靜地走近床邊（眾笑），我估計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則睡得很甜。當時胡平給了我很好的「子彈」去同很多人辯論言論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原來不是；我真的很難過，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辯論的事，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大學也好、整個社會也好，都要重新認識這些，這是一件多麼駭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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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係有太多太有趣精彩內容，不能盡錄！
//Juan Linz 的著作十分苦澀，他矮矮胖胖，上課時會拿着兩疊書，很多都是硬皮封面，30本書放在桌子上，從來不讓學生幫助他。課堂中談到例如德國，他就會拿起一本書，朗讀內容，讀德文，大家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眾笑），我們互相對望又覺得頗有趣。我們覺得 Juan Linz 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寫論文用了十年時間也還未寫完，已經寫了800頁紙，他的老師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國的政治社會學之父，他覺得很不耐煩，對 Juan 說：「你的論文夠了！不能再寫下去了！」就把它搶走，讓同學幫他整理過後就遞交了（眾笑），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長的博士論文，有800頁，所以他經常批評我的論文只有400頁（眾笑）。
這個人寫文章很麻煩，由於他的文章太冗長太嘮叨，很多書出版不了，期刊刊登不了，只好將大部分文字壓縮在註釋，一頁紙正文只有三、四行或四、五行，其他就是註釋（眾笑），大部分內容要在字型十號的註釋裏讀（眾笑）。我們作為他學生，情況較好，他會把文章派給我們，可以直接讀。
他很多文章沒有刊登，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學問。耶魯大學有一些活動會叫教授坐下來，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為什麼會成為學者，我很記得那次分享，他拿出一本小書，對同學說：我一生人就是寫了這本書，大家都清楚我寫了很多文章，但最終未能出版，耶魯大學也給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頭銜。
耶魯大學最高地位的教授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就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說我就只寫了這本書，這種事情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不會發生，這個人一定拿不到終身教席（眾笑）；上帝也拿不到，上帝也只寫了一本聖經（眾笑）。
他就是拿着這本書跟同學說：你們要用心做好你覺得有意義的事，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不需理會太多，我一生人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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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Democracy 's Arc: From Resurrgent to Imperiled (Expanded Edition), by Larry Diamond,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英雄造時勢，或是時勢造英雄？#Larry_Diamond #Juan_Linz
//As I look back, however, three factors stand out. Together, they evoke the core theoretical debate in democratic studies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Do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largely guarantee—or foreclose—democracy, or does democracy’s fate depend on what leaders, parties, organizations. and ordinary people do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Like most democracy scholars then and now, Linz, Lipset, and I recognized this as a false choice and embraced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d contingency.”38 To say that “agency” (political action and choice) matters is not to say that it is always decisive, that it can overcome all obstacles to achieving or preserving democracy, or that bad actors can suddenly demolish a democracy that is otherwise legitimate, institutionalized, and well-functioning. Democracy is tested when it enters the crucible of crisis and uncertainty. Then, the strategies, capacities, values, and decisions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other states) can determine whether democracy survives or fails in a given country.39
The first factor that stands out, as Linz and Stepan stressed, was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volving both state capac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impossible for democracy to become consolidated when lawlessness reigns, corruption is rampant, and the state is weak. As Francis Fukuyama has stressed, good governance—or at least initially decent, as opposed to predatory, governance—is key to democracy’s long-term prospects.40 Badly governed, poorly performing democracies are accidents waiting to happen. At some point, a crisis or an antidemocratic force will emerge—the military, an insurgent movement, or an authoritarian demagogue like Vladimir Putin or Hugo Chávez—and knock them over. If there is a holy grail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at in my view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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