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靖如何做到「功高但不震主」

引金庸解說《三十三劍客圖》，二 虬髯客

https://www.huangdizhijia.com/novel-302-chapter-1.html

//歷史上的名將當然總是勝多敗少，但李靖一生似乎從未打過敗仗，那確是古今中外極罕有的事。可是他一生之中，也遇過二次大險。

第一次，他還在隋朝做小官，發覺李淵有造反的跡象，便要到江都去向隋煬帝告發，因道路不通而止。李淵取得長安後，捉住了李靖要斬。李靖大叫：“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李淵覺得他言詞很有氣概，李世民又代為說項，於是饒了他。這是正史上所記載李靖結識、追隨李世民的開始。

李淵做皇帝後，派李靖攻蕭銑，因兵少而無進展。李淵還記著他當年要告發自己造反的舊怨，暗下命令，叫峽州都督許紹殺了他。許紹知道李靖有才能，極力代為求情。不久，李靖以八百兵大破冉肇則，俘虜五千餘人。李淵大喜，對眾公卿說：“使功不如使過，這一次做對了。”有功的人恃功而驕，往往誤事，而存心贖罪之人，小心謹慎，全力以赴，成功的機會反大，那便是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李淵於是親筆寫了一封敕書給李靖，說：“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其實說“久忘之矣”，畢竟還是不忘，只不過鄭重聲明以後不再計較而已，所以在慰勞他的文書中說：“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

李靖當時是隋朝的官員，他得知李淵想造反，他可以不告發嗎？他只是盡忠職守啊！但李淵依然要殺他，因為帝王家從來當這天下是私有產業，你不單阻老子發財，隨時害我誅九族，豈不該死？但李靖臨危不亂，直斥他是「以私怨斬壯士」，卻不是李淵給他鬧醒了，而是他要顧及形象，也欣賞李靖能指明利害關係，有此識見、膽量，值得留用。

但李淵始終記恨，又愛惜羽毛，還是叫人暗下毒手。李靖就不知是人緣好還是運氣好，有人肯為他求情。不久他立大戰功，李淵一個歡喜便答應前事不計，還說「使功不如使過」！請問站在國家立場，李靖何罪之有呢？而你若認為有過，但立大功就可抵償，那仍是着眼部下的利用價值而已。

以此論之，有日部下沒有利用價值，也逃不過兔死狗烹，就如劉邦對韓信一樣！

//但最危險的一次，還是在他大破突厥之後。突厥是唐朝的大敵，武力十分強盛。李淵初起兵時，不得不向之稱臣，唐朝君臣都引為奇恥大辱。李世民削平群雄，統一天下，突厥卻一再來犯，有一次一直攻到京城之外的渭水邊，李世民只得乾冒大險，親自出馬與之結盟。李靖居然將之打得一蹶不振，全國上下的興奮可想而知。當時太宗大喜之下，大赦天下，下旨遍賜百姓酒肉，全國狂歡五日。（突厥人後來逐漸西遷，在西方建立了土耳其帝國。李靖這一個大勝仗，對於歐洲歷史都有極重大的影響。我在記土耳其之遊的《憂鬱的突厥武士們》一文中曾有提到。）

李靖立下這樣的大功，班師回朝，哪知御史大夫立即就彈劾他，罪名是：“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這實在是個莫名其妙的罪名。太宗卻對李靖大加責備。李靖很是聰明，知道自己立功太大，皇帝內心一定不喜歡，御史大夫的彈劾，不過是揣摩了皇帝的心理來跟自己過不去而已，當下並不聲辯，只是連連磕頭，狠狠的自我批評一番。唐太宗這才高興了，說：“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反而因罪被殺。朕則不然，當致公之罪，錄公之勳。”於是加官頒賞。// [1]

你以為只是李淵差勁？換上李世民登位，唐太宗貞觀之治啊，面對魏徵虛懷納諫，又如何呢？還要李靖低頭服軟請罪，不申辯喊冤，皇帝老兒滿意了，覺得你沒犯顏，你才有冚家富貴呢！

//後來李靖繼續立功，但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從來不敢攬權。《舊唐書》說：“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又說他：“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所以直到七十九歲老死，並沒被皇帝鬥倒鬥垮。《舊唐書》論二李（衛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唐人韋端符《衛公故物記》一文，記載在李靖的後裔處見到李靖遺留的一些故物，有李世民的賜書二十通，其中有幾封詔書是李靖病重時的慰問信。一封中說：“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起居狀。”（派一名日夜照料你病的老看護來，我要親自問她，好詳細知道你病勢如河）可見李世民直到李靖逝世，始終對他極好，詔書中稱之為“公”，甚有禮貌。

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甚麼改變。//

既然李世民提到隋將史萬歲，又引一引史萬歲被隋文帝冤殺的故事吧！

【古事今說】隋朝名將史萬歲的受賄與受冤

https://zhuanlan.zhihu.com/p/89113367?utm_id=0

//　　史萬歲揮馬追擊百餘里，大破突厥軍，斬殺數千，又繼續跟踪追入沙漠數百里，凱旋而歸。

　　楊素方面此役毫無功勞可言，對史萬歲妒忌無比，在隋文帝面前進讒言說：“突厥已經投降了，況且他們本來不是入寇，只是來放牧而已。”他隱瞞了史萬歲及其部下的功勞，導致皇帝未能獎賞出征的將士。

　　史萬歲數次上表陳述真實戰況，為將士們請功，隋文帝仍未醒悟。

　　此時正值隋文帝從外地初還京師，並剛剛廢掉東宮太子楊勇，正窮追東宮的黨羽。隋文帝問史萬歲現在何處，其實史萬歲就在朝堂上，但楊素卻故意說：“史萬歲正在拜訪東宮。”以此來激怒隋文帝。隋文帝果然信以為真，立即下令召見史萬歲。

　　當時隨史萬歲出征的將士數百人正在朝廷上喊冤。史萬歲見不得自己的部下受屈，對他們說：“我今天把你們的功勞極力地陳述給皇上，事情會解決好的。”

見到隋文帝后，史萬歲大講將士如何有功，卻被朝廷所壓制，他語氣激昂憤慨，對隋文帝也不夠恭順。隋文帝越發震怒，當即命令武士將史萬歲棒殺於朝廷之上。

　　史萬歲被打死後，隋文帝追悔莫及，但還是下詔，重提史萬歲接受爨翫賄賂的舊賬，來說明史萬歲有罪該殺。這個詔書大意就是，史萬歲因受賄而私放爨翫，導致爨翫又反，朝廷二次發兵平叛，這次抗擊突厥又冒功鬧賞，實屬國賊，必殺無赦。

　　“死非其罪，人皆痛惜。”史萬歲身死之日，全國上下得知消息的，都為其感到冤枉和惋惜。《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三卷載，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禦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唐太宗召李靖訓責，李靖磕頭謝罪。唐太宗說，隋朝史萬歲打敗達頭可汗，有功勞不加賞賜，因罪遭致殺戮。朕則不這樣處理，記錄下你的功勞，赦免你的過錯。加升李靖為左光祿大夫。唐太宗這樣說，當然是吹捧自己，籠絡臣心，但也反映出對史萬歲被冤殺的氣憤。//

本來朝臣之間因嫉妒而互相中傷，也不足為奇，但皇帝先要自行查清楚嘛，不能只信一面之辭嘛。突厥並非入寇，是楊素說的；史萬歲拜訪東宮，同是出自楊素之口。若楊素有私心或是糊塗，皇帝豈非受累？

史萬歲為部屬爭取獎勵戰功，也是合理的份內事，雖然言語上對皇帝欠恭謹，他仍是一心為國嘛。

可是皇帝最在意的不是你是否對國家忠誠，而是對我本人是否忠心。

而縱使殺錯了，他既不願承認錯誤，又沒怪責楊素，結果只能為自己堆砌下台階，找史萬歲以前的錯處來說事。

你以為這些1400年前的事和你沒影響？你看共產黨在1989北京民運、2019香港抗爭的處置手法，和隋文帝楊堅有差別嗎？

注

1. 此處金庸引文有誤，「當致公之罪，錄公之勳」實為不通，應為「當舍公之罪，錄公之勳」

參考《大唐新語·卷十五·容恕》

//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舍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舍公之罪，錄公之勛也。」//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5%A4%A7%E5%94%90%E6%96%B0%E8%AA%9E/%E5%8D%B7%E4%B8%83

亦參考《資治通鑑·卷193》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貞觀四年（庚寅，公元六三零年）

//五月，…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8%B3%87%E6%B2%BB%E9%80%9A%E9%91%91/%E5%8D%B7193#%E5%A4%AA%E5%AE%97%E6%96%87%E6%AD%A6%E5%A4%A7%E8%81%96%E5%A4%A7%E5%BB%A3%E5%AD%9D%E7%9A%87%E5%B8%9D%E4%B8%8A%E4%B9%8B%E4%B8%AD%E8%B2%9E%E8%A7%80%E5%9B%9B%E5%B9%B4%EF%BC%88%E5%BA%9A%E5%AF%85%EF%BC%8C%E5%85%AC%E5%85%83%E5%85%AD%E4%B8%89%E9%9B%B6%E5%B9%B4%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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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小說之葉定仕故居

我們這次穿越回到的地點是蓮麻坑村，歷史記載不多。

意外的是居然我們在這裡見到孫文！還要他是在躲避清朝間諜追殺！

「這東躲西藏的日子，何日才完？革命何時才能成功？」

他忍不住垂下兩行清淚。

正當隊友在查閱校對時空數據，我忍不住開口：「別這樣灰心！提起精神，繼續奮鬥！」

孫怔怔看着我同伴腕上儀錶，忽道：「你們不是普通人，告訴我，革命能否成功？」

我回答他：「這一定成功！一定成功！……」我不知怎的激動起來，一叠聲的說，到後來簡直是怒吼，不自覺地抓著孫文兩膊在搖晃，同伴連忙拍背提示。

我望見孫文在哆嗦著，不知是凍壞了還是給我嚇怕了。

我冷靜下來後，對他說：「總之，要對自己有信心，堅定意志，勇往直前！你們在做正確的事，大夥兒指望著你！」

孫文又追問：「那革命成功後，中國人能過上好日子，不再受欺凌壓迫嗎？」

我面有難色，你叫我怎說呢？同伴忙打眼色，叫我收口。

「你別再問了！天機不可洩漏！這裡是蓮麻坑，對吧？葉定仕你認識吧？」

孫點頭道：「泰國華僑，都是革命同志。」

我告訴他：「日後葉定仕會在這裡建屋，仿照你翠亨村故居格局，你現在站立之處會矗立一孫中山銅像。」

孫文將信將疑，但見他眼神又逐漸回復堅定。

後記

「你知道你剛才咆哮了多少次‘一定成功’？」

「大概五、六次總有吧？」

「十次，總共十次。」

「那又如何？」

「孫文革命失敗十次，才迎來武昌起義成功！」

「唉，你為何不制止我！」

「我已經拼命阻止你了！又拉衫尾，又拍背！看來都是定數！」

我不禁跺腳連連，在滿腔惆悵間回去，完成這次任務。

* 按：孫文躲到蓮麻坑一事，純屬虛構，但有關葉定仕故居那些細節是真實的，可詳見 youtube 視頻說明。

延伸文章及視頻

1)《香港歷史古蹟🏞 葉定仕故居》蓮麻坑村 花樹下的孫中山銅像｜二級歷史建築 Grade II historic building｜(4K60fps) - Mitch Lam

https://youtu.be/F9jAKnN5wBs

2) 葉定仕故居 - 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hk/%E8%91%89%E5%AE%9A%E4%BB%95%E6%95%85%E5%B1%85

//葉定仕故居位於香港沙頭角蓮麻坑，建於約1907年，由蓮麻坑村葉氏第八代葉定仕出資興建。葉定仕於19世紀90年代初加入同盟會，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因此葉氏建屋時仿照孫中山翠亨村的故居興建。葉定仕故居的歷史背景及建築風格甚具價值，葉定仕故居曾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二級歷史建築，而政府於2009年11月刊憲，將故居提升為香港法定古蹟。

葉定仕生平

葉定仕生於1882年(有說1879年)，乃蓮麻坑葉氏的第8世祖。葉定仕年少時曾到泰國當裁縫，承包軍服製作，並累積了一定財富。1908年孫中山到訪泰國尋求海外華僑支援其革命事業，葉定仕因此成為同盟會的活躍份子，主持客家人加盟工作，並曾參與數次反清起義，辛亥革命後也曾參與反軍閥運動。1936年，葉定仕於泰國的物業在當地的排華運動中被土匪霸佔，葉定仕遂與家人回港定居於蓮麻坑的住所。1943年，葉定仕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逝世。

建築特色

葉定仕故居混合中西建築風格，使用木材及青磚建造。房屋外觀為意大利式建築風格，設計簡約對稱。整棟建築樓高兩層，每層各有3個房間，正立面設有門廊，並以方柱支撐著上層的陽台，而陽台的欄桿則以琉璃花瓶作裝飾。屋頂採用中式金字瓦頂，而外牆則繪上吉祥圖案的壁畫。

故居自1967年後丟空，屋內物品被人搜掠後大多已散失，連葉定仕的個人資料也消失無蹤，包括他當年參與同盟會的文件。現時大屋日久失修，屋外雜草叢生，露台走廊木板破爛不堪，連外牆也需要木條固定支撐，以免倒塌。

未來發展

政府於2008年發表「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建議將蓮麻坑剔出禁區範圍之外，並活化區內包括葉定仕故居的古蹟，冀以點、線、面方式，把具文化遺產價值的建築物串連發展生態旅遊，鼓勵非政府組織把空置屋宇及已荒廢學校發展作度假營，並設立文物徑，將附近的古蹟連接起來，促進旅遊。//

3) Declared Monuments in Hong Kong - New Territories - Residence of Ip Ting-sz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https://www.amo.gov.hk/en/important-notices/index.html

//Residence of Ip Ting-sz

The Residence of Ip Ting-sz, built around 1908, is modelled on Dr Sun Yat-sen’s residence in Cuiheng Village, Zhongshan. Ip Ting-sz (1879-1943), alias Tin-fat, also known by his literary name, Kwong-san, was the 8th generation ancestor of the Ip clan in Lin Ma Hang, Sha Tau Kok. He went to Thailand at an early age to work as an apprentice tailor and later set up a garment factory there to manufacture military uniform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from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in Thailand, Dr Sun Yat-sen founded the Chinese Club in Thailand (later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in Thailand) in 1907 to rally support among overseas Chinese for hi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p Ting-sz was one of the originators and co-founder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He was later appointed president of the Tong Meng Hui (Chines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Siam Branch and a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Ip was activ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ng Meng Hui in the territory and contributed funds for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In 1936, Ip Ting-sz and his family returned to Lin Ma Hang, where he passed away in 1943.

The Residence of Ip Ting-sz is a three-bay, two-storey building fronted by a covered porchway, with columns supporting the balcony. The building is constructed principally of grey bricks and timber, with a traditional pitched roof. Murals of auspicious Chinese motifs are found over the front doors, while the balcony is decorated with ceramic vase-shaped balusters, demonstrating a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al features.

The Residence of Ip Ting-sz was declared a monument in 2009.//

4) 十次革命起義 - 維基百科

清末由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或參與指揮的十次反滿武裝起義

https://zh.m.wikipedia.org/zh-hk/%E5%8D%81%E6%AC%A1%E9%9D%A9%E5%91%BD%E8%B5%B7%E7%BE%A9

//十次革命起義是指1894年興中會成立之後，至1911年取得最終成功的辛亥革命之前，興中會或中國同盟會直接發動或指揮的10次武裝起義。之後近代史書、中國國民黨黨史，或中華民國的學校教育課本，往往稱「國父革命11次起義，10次失敗，終於建立民國」。不過據統計，自1894年到1911年之間，清末革命团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其實計有29次之多，但其他非國民黨/同盟會體系團體所發動的起義，往往遭到忽略[1]，如徐錫麟、秋瑾等人在浙江各地發動的光復軍起義、1903年由興中會二號人物謝贊泰，太平天國僅存的瑛王洪春魁及香港富商李紀堂為首所發動的「大明順天國之役」。1911年的武昌起義是中國同盟會外圍組織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所具體執行。//

然而，到底十次革命包哪些就有不同講法,如照上述維基百科所引，

i) 乙未廣州起義、惠州起義為第一、第二次，

//1895年2月21日，興中會總會在香港成立，同年3月16日，首次幹部會議決定先攻取廣州為根據地，並採用陸皓東所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孫中山進入廣州，創農學會為機關，並廣徵同志，定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後因日本官員臨時改變態度而失敗，孫中山亦返回日本，是第二次起義。//

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為第三、第四次，防城、鎮南關起義為第五、第六次，欽廉上思之役為第七次，河口起義為第八次，廣州新軍起義為第九次，黃花崗起義為第十次。

「7月6日徐錫麟起義於安慶，失敗殉難」並不算入十次起義之內。

//3月，孫中山先抵越南河内，繼續策劃革命起義，5月命余丑舉行潮州黃岡起義，歷6日而敗，是第三次起義。6月孫中山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歷10餘日而敗，是第四次起義。7月6日徐錫麟起義於安慶，失敗殉難。同年7月，孫中山赴廣西主持鎮南關起義，再告失敗。1908年3月27日黃興由安南率革命軍進攻欽州，是第七次起義。4月，黃明堂起義於雲南河口，是第八次起義。1910年2月倪映典發動新軍起義於廣州，是第九次起義。……此外又先後發動包括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在內的多次起義，…//

但十次起義另一講法是：

ii) 徐澤榮：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一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42039

//武昌新軍起義（1911）之前，由孫黃領導的十次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起義乃有：（一）乙未廣州孫黨起義（1895）、（二）萍瀏醴起義（1906）、（三）湘鄂贛—蘇皖起義（1906）、（四）黃岡起義（1907）、（五）七女湖起義（1907）、（六）防城港—鎮南關起義（1907）、（七）欽廉起義（1908）、（八）河口起義（1908）、（九）庚戍戌廣州新軍起義（1910）、（十）辛亥廣州選鋒起義（1911）。“選鋒”意為敢死隊員，三分之一屬於南洋華僑）。不計第一次（1895），平均半年就有一次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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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琼现:1912-1928年:一个得而复失的宪政时刻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6卷　第4期 2013年7月

Vol.66 No.4 July 2013 04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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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12-1928年,战火频仍的北洋政府时期是一个难得的宪政时刻,诸多宪政因子的生长,为走向宪政奠定了基础:政治上共和政体逐步稳定,政治民主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分权制衡的权力格局大致形成;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宪政奠定了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民间组织、公共空间和时间的出现、30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为宪政准备了社会条件;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的初现为宪政提供了法律条件。但是,北洋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使这一宪政时刻出现了一个吊诡:在战火中孕育的宪政种子被战火烧焦,中国与宪政失之交臂。

关键词: 北洋时期;北洋军阀;宪政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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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家国模式中出现了社会活动空间,在教育、医疗、交通邮政、实业、市政、公益善举、公共营业等许多方面,政府权力已力不从心,不得不将管理权转移给民间…

其一是大量社会组织的出现。…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传统观念被涤荡而空,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主流;他们批判三纲五常,提倡个人解放,渴望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主张思想言论的自由和生活经营上的自由,为宪政观念的传播和生长提供了平台。

其二是公共空间的出现,包括市民可以自由出入聚集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生活场所,如学校、街头茶馆、广场公园、剧场影院、体育场、博物馆等场所,以及人们可以自由共享的虚拟文化空间,如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④。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广场和街道这些公共空间在民主宪政中的重要意义。细察民国以来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公园和广场,我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政府和民众博弈的舞台。无论是当权的政府当局还是普通市民和民众团体,都喜欢利用广场和公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既有关系国家主权、呼吁抵御外侮的民众游行,又有要求提高待遇、维护权益、改善政治的请愿示威;既有执政当局为了推销政策、缓和矛盾而举行的宣讲集会,又有革命者反政府的演讲聚会。凡此种种的公共空间,不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私人提供的,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便上演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拉锯战,对此在宪政中的意义,哈贝马斯有过剖析:公共空间是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 (哈贝马斯, 1999:32)。

第三是公共时间的出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异常勤劳的民族,在汉语中,休息近乎是懒惰的同义词,除了年节、庙会之外,中国没有假日的概念。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农村基本上是以个人、家庭、宗族为单位,在城市再加上行会会馆等单位,基本上是独立分散的行为,不需要大范围的统一时间,因此公共假日是一个近代的词汇。通商口岸设立以后,外国人开设的洋行、机构、学校等一到星期天全部关门,国人于是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或赴堂礼拜,或携眷闲游” (张焘, 1986:134)。在这种形势下,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店号,甚至聘有洋员洋匠的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也不得不于星期日停工休息。再后来,逢礼拜休息便成为商、工,乃至城市市民的作息习惯,自1902年至1911年,学堂、官署相继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辛亥革命以后,星期休息制度已经在城市里普遍实行。星期休息,具有两个宪政意义。首先,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为开办学会、集会演讲、组织社会团体、开展各种跨行业、大规模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时间;其次,培养了人们对于个人休息时间的权利意识和休息时间不受工作打扰的自由意识,对此,李长莉认识到,“工作定时制度的推行,人们已经把个人拥有休息时间作为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而捍卫,即使是下层劳动者也开始起而争取了。定时工作,保证休息时间,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休息权成为合法与正当的个人权利。” (李长莉, 2007:29)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898年开始的地方自治,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政权功能发生了良性的转变,激发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扩大了政治参与的管道和范围,并使中国人获得了30年的民主历练。凡此种种,为实行宪政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

在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 (孙中山, 1982:14) 思想的指导下,全新的司法独立制度,抵挡住了革命同志报仇雪恨的冲动。整个北洋时代,由于强权、民意与司法的激烈交锋和纠缠,司法独立这叶小舟摇摇晃晃,但依然顽强地带领中国向法治的目的地进发,“姚荣泽案”是北洋时期司法状况比较贴近的样本。

（“姚荣泽案”发生于1911年11月。此案的被害者周实、阮式系南社社员,同盟会友,奔走革命事业多年,1911年11月14日在淮安宣布独立,以响应武昌起义。独立之日,前山阴县令姚荣泽匿不到会,阮式曾当众谴责其有骑墙观望之意,姚后来虽然勉强出任司法长,但对阮式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1月17日,姚荣泽派人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阮式骗至府学魁星楼下杀害。周实连中七枪毙命,阮式被剐腹剖心,残害而死。）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法郎只值现金三分之一,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以偿付法国的庚子赔款。为了使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法国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要求北洋政府遵照执行,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决定接受“金法郎案”,使中国在对法、美、比、意等列强的赔款中蒙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翁敬棠经6个月的侦查,确认接受“金法郎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外交总长沈瑞麟和财政总长李思浩已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该案从犯,应一并追究。一个地方检察官侦查和追究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中央政府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说明80年前的司法独立并非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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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28年12月张学良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东北易帜”,史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1994年到2011年间,以军阀为题的论文就有420多篇,其研究集中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人物、事件、战争,也涉及到军阀特点、国家政治制度等问题,多为史学界努力的结果,法学界对这一时期则表现出了足够的冷漠。然而,从宪政的角度观察,北洋政府时期,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各方面来看,已经孕育出宪政的诸多因子,当时中国已基本具备实行宪政的条件。

一、政治的民主化和多元权力格局

从政治上看,当时的中国,共和政体逐步稳定,政治民主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分权制衡的权力格局大致形成,基本具备了实行宪政的政治条件。

首先,辛亥革命使“家国”转为“民国”,即便是呼风唤雨的军阀,他们挂着“民国”招牌,也不可能再完全按照封建专制时代的方式行事了,反对皇权专制成为了政治主流。袁世凯称帝,娶了袁世凯家庭教师为妻的冯国璋公开反对,与护国军多方联络,1916年3月19日牵头发表五将军密电,劝袁取消帝制,又于4月1日和16日两次公开致电劝袁及早退位。娶了袁世凯义女为妻的段琪瑞对袁世凯称帝虽未刀戈相向,但在暗中多方阻挠,不遗余力。与冯、段的态度相呼应,各省军阀纷纷效尤。这些表明,反对帝制、主张共和是当时军阀们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任何一个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后,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都将“民国”作为法统,宣称主权属于国民,并保留了国会等民主共和的政权机构和三权分立制衡的权力架构形式。我们可以谴责这种政权挂民主羊头、卖专制狗肉的虚伪,但我们也得承认,这种虚伪至少是军阀们或主动或被动的向民主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客观上,国会等民主政权机构的存在,为各种政治力量表达和维护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提供了平台,为反对政府的某些方针政策、防止政府独断专行、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例如,1917年,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此案,段琪瑞属下指挥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施压,又殴打反对该案的议员,面对段祺瑞内阁的压力和专权,国会中的进步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于5月19日作出决定,缓议对德宣战案,先改组内阁。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总统黎元洪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有人言:“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的作用。” (李庶民, 2005:28) 从对德参战案来看,诚哉斯言!

其次,多种政治力量的共存造就了多元权力格局。这一时期,是军阀林立的时期。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被称为中央军阀,包括皖系、直系、奉系。在地方,又有把持着一省或数省的势力较大的军阀,又称地方军阀,如滇系、桂系、晋系等。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中央军阀各派系之间、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他们实力相对均衡,谁也没有办法彻底消灭谁,被迫相互共存、相互制衡①。这一时期,是统治权三分的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集团,虽然拥有中央和许多省份的政权,但并未能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全国,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继续保持着对七八个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的控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云贵两省及当地的一部分军队。这一时期,是党派林立的时期,或是因为对议会政治充满幻想,或是因为怀抱理想和主义,或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各种政治势力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从而使民初政坛派系林立,仅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就有或大或小的政党政团300多个。以孙中山马首是瞻的革命党人,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势力,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以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张謇等为首的进步党,既反对军阀为首的“官僚社会之腐败势力”,又反对革命党“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形成了不可小觑的第三力量;此外,新生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了登台亮相,自由知识分子不断摇旗呐喊。凡此种种政治势力,形成了军阀与军阀的角力、政党与政党的较量、在朝和在野的制衡,政治上的多元权力格局基本成型。在这种权力格局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大权永固,只有不同军阀的轮番上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或军事势力拥有压倒性优势来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被迫与其他各种势力分享权力并受其它政治势力的制约;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力量的延展,都不得不利用国会、集会、报刊等作为自己巩固权力、参与政权、宣传观点、推销政策、笼络人心的手段。于是,分权、制衡、政治民主化相对得以发展②。我们从当时的国会议员席位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破坏约法和保护约法之争中,当能感受到这种发展的迅猛之势。

二、社会空间的扩展和国家社会二分格局的形成

北洋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裂变,传统的家国模式中出现了社会活动空间,在教育、医疗、交通邮政、实业、市政、公益善举、公共营业等许多方面,政府权力已力不从心,不得不将管理权转移给民间。于是,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出现了。

其一是大量社会组织的出现。“1895-1898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发起,人们纷纷影从,组建起各式各样的学会,或为研究学术,或为集聚同道,或为改良习俗,或为谋求政治目的,一时间熙熙攘攘。” (柳飒, 2011:27) 到军阀统治时期,政治性社团比清末的数量又多了几倍,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章开沅等人发现,在这一时期,清末新成立的商会经商人的不断努力和抗争,“基本上保持了民间法人社团的性质,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表现出明显的自愿和民主原则,并体现了突出的以契约性规章维持其内部运作的特征,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具市民社会特点的社会组织。” (章开沅、马敏、朱英, 2000:496) 可以说,与商会组织相似,也具有市民社会特点的行会会馆、社区社团、慈善机构、学校学会等,塑造了这一时期公民社会的主要形态③。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传统观念被涤荡而空,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主流;他们批判三纲五常,提倡个人解放,渴望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主张思想言论的自由和生活经营上的自由,为宪政观念的传播和生长提供了平台。

其二是公共空间的出现,包括市民可以自由出入聚集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生活场所,如学校、街头茶馆、广场公园、剧场影院、体育场、博物馆等场所,以及人们可以自由共享的虚拟文化空间,如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④。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广场和街道这些公共空间在民主宪政中的重要意义。细察民国以来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公园和广场,我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政府和民众博弈的舞台。无论是当权的政府当局还是普通市民和民众团体,都喜欢利用广场和公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既有关系国家主权、呼吁抵御外侮的民众游行,又有要求提高待遇、维护权益、改善政治的请愿示威;既有执政当局为了推销政策、缓和矛盾而举行的宣讲集会,又有革命者反政府的演讲聚会。凡此种种的公共空间,不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私人提供的,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便上演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拉锯战,对此在宪政中的意义,哈贝马斯有过剖析:公共空间是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 (哈贝马斯, 1999:32)。

第三是公共时间的出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异常勤劳的民族,在汉语中,休息近乎是懒惰的同义词,除了年节、庙会之外,中国没有假日的概念。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农村基本上是以个人、家庭、宗族为单位,在城市再加上行会会馆等单位,基本上是独立分散的行为,不需要大范围的统一时间,因此公共假日是一个近代的词汇。通商口岸设立以后,外国人开设的洋行、机构、学校等一到星期天全部关门,国人于是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或赴堂礼拜,或携眷闲游” (张焘, 1986:134)。在这种形势下,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店号,甚至聘有洋员洋匠的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也不得不于星期日停工休息。再后来,逢礼拜休息便成为商、工,乃至城市市民的作息习惯,自1902年至1911年,学堂、官署相继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辛亥革命以后,星期休息制度已经在城市里普遍实行。星期休息,具有两个宪政意义。首先,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为开办学会、集会演讲、组织社会团体、开展各种跨行业、大规模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时间;其次,培养了人们对于个人休息时间的权利意识和休息时间不受工作打扰的自由意识,对此,李长莉认识到,“工作定时制度的推行,人们已经把个人拥有休息时间作为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而捍卫,即使是下层劳动者也开始起而争取了。定时工作,保证休息时间,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休息权成为合法与正当的个人权利。” (李长莉, 2007:29)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898年开始的地方自治,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政权功能发生了良性的转变,激发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扩大了政治参与的管道和范围,并使中国人获得了30年的民主历练。凡此种种,为实行宪政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三、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的雏形出现民国成立之初,律法未制,法院未成,但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确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司法总长伍廷芳决定从“民国第一案”———“一日杀二烈士”的“姚荣泽案”⑤开始,寻求新的司法示范,“以示尊重法律之意”⑥。在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 (孙中山, 1982:14) 思想的指导下,全新的司法独立制度,抵挡住了革命同志报仇雪恨的冲动。整个北洋时代,由于强权、民意与司法的激烈交锋和纠缠,司法独立这叶小舟摇摇晃晃,但依然顽强地带领中国向法治的目的地进发,“姚荣泽案”是北洋时期司法状况比较贴近的样本。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天坛宪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等确定的司法独立体制为中国实行宪政创造了法治条件。《临时约法》第50条、《约法》第47条、1923年《宪法》第100条规定:“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1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1923年《宪法》第101条进一步规定“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临时约法》第52条、《约法》第48条、1923年《宪法》第102条规定:“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和超然地位,北洋政府还多次以大总统令、司法部令等方式规定法官不得兼任行政职务、议员,不得兼任其他有报酬的职务,尤其强调法官应超然于党派之外。

北洋时期的司法独立,绝不是写在法律文本中蛊惑人心的,而是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一种常态。王宠惠任司法总长时,其整顿司法的第一要务就是实行司法独立,“故司法官之任用,虽属于司法行政,惟既经任用之后,非依据法律不得干涉之。诚依司法权之行使,寄之以司法官,欲令其保障人民,不得不先予以法律之保障。夫然后司法官独立审判,非惟不受行政之干涉,并不受上级司法官之干涉,始为真正独立之精神”⑦。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也以确保法官独立审判为要务,使司法官在审判时“专凭法律为准绳,不受他力之牵制” (吴永明, 2005:82)。1917年4月,国务院在复众议院的咨文中,强调遵循司法独立的原则:“下级审判厅法官所为判决,只须在法律范围以内,纵使误解法令以至判决不当,亦不能遽加以处分,以法官有独立审判之权也。此为绝对之原则,亦即司法之精神。”⑧北洋时期,地方军政合一,长官权高位重,干预司法之事在所难免,为改变这种状况,北洋政府也尽力而为。1920年2月,司法总长朱深向政府递交“明令申禁地方长官不得干涉司法以重法权”的呈请,未几,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嗣后各省军民长官,凡关于司法事务,除有法令明文规定外,均应恪守权限,毋滋凌越。”⑨ 禁止地方长官干涉法官的司法权。

从民国时代的三个事件,可窥当时司法独立之一斑。一是宋教仁案,1913年3月3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上海地方检察厅将取得的证据予以公布,检察长陈英以“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均涉宋案嫌疑”,票传二人归案备讯。赵秉钧虽“气愤几死”,但承诺到庭,称愿与袁世凯同到法庭与凶手对质。这一案件表明最高权力服膺于法律和司法之下,写下了当时司法独立的伟大篇章。二是应德宏案。袁世凯称帝前夕,欲以盗用公款罪剪除江苏民政长官应德宏,大理院民三庭庭长朱学曾受命对该案进行审查,经多方查证,朱学曾未发现应德宏的犯罪证据,于是宣告应德宏无罪释放。袁世凯见朱学曾如此不顾其授意,非常恼怒,大骂道“该推事株守法例,守法太过”。袁世凯的这一骂词,被后人看作是“民初司法官坚持独立审判、不畏强权的表征” (吴永明, 2005:208)。三是“金法郎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法郎只值现金三分之一,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以偿付法国的庚子赔款。为了使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法国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要求北洋政府遵照执行,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决定接受“金法郎案”,使中国在对法、美、比、意等列强的赔款中蒙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翁敬棠经6个月的侦查,确认接受“金法郎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外交总长沈瑞麟和财政总长李思浩已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该案从犯,应一并追究。一个地方检察官侦查和追究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中央政府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说明80年前的司法独立并非是虚构的。北洋时期,多元权力格局带来的分权制衡,为宪政所追求的有限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社会政治民主化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了渠道,也为宪政提供了起码的基础;司法独立使中国2000多年以来桀骜不驯、肆意妄为的行政权臣服于法律之下,为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平台;经济自由使中国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社会空间的扩展,在压缩国家权力的同时,为权利和自由的生长拓展了空间。遗憾的是,北洋军阀之间战乱频频引发的民不聊生,使其政权合法性尽丧,于是,在北洋军阀战火中孕育的宪政种子,又被北伐的战火烧焦。北伐以后,国民党力量空前强大,使政治、行政、司法甚至思想领域全面党化,政治民主、司法独立、权力的自制和它制逐渐倒退,经济自由化的趋势被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化趋势取代,权利、自由和自治的生长空间在消灭异党和异己分子的重压下快速萎缩……。于是,民初那个宪政的时刻得而复失,中国遂与宪政失之交臂。

註

①1918年1月,吴佩孚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1920年6月13日,吴佩孚率部撤防至郑州,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安福系包办的上海和会。这是军阀内部因为利益冲突或政见不同而形成权力制约情形的例证。

②费正清观察到,在这一时期,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政治民主化相对得以发展的明证。参见费正清、费维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③参见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闵杰:《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参见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 1期;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丁晓原:《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

⑤“姚荣泽案”发生于1911年11月。此案的被害者周实、阮式系南社社员,同盟会友,奔走革命事业多年,1911年11月14日在淮安宣布独立,以响应武昌起义。独立之日,前山阴县令姚荣泽匿不到会,阮式曾当众谴责其有骑墙观望之意,姚后来虽然勉强出任司法长,但对阮式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1月17日,姚荣泽派人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阮式骗至府学魁星楼下杀害。周实连中七枪毙命,阮式被剐腹剖心,残害而死。参见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⑥伍廷芳在给孙中山关于此案审理的电文中,展示了西方式的司法模式:前准沪都督陈豪,电请将山阳县令姚荣泽提解来沪审讯。兹据解到,亟应迅速审结,以分曲直。廷以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办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拟由廷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会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士到堂辫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如以为可行,请即电复照办。参见韩秀桃:《民国元年的司法论争及其启示———以审理姚荣泽案件为个案》,《法学家》2003年第2期。

⑦《王总长发表政见书》,载《司法公报》1912年10月5日。

⑧《答复现时军政民政司法隐弊有无救正办法》,载《.司法公报》1917年4月30日。

⑨ 《令禁地方长官干涉司法》,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5期。

参考文献:

[1] [德]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北京:学林出版社.

[2] 李庶民(2005).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炎黄春秋,4.

[3] 柳 飒(2011).清末结社权分析———以戊戌学会、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为样本.广东行政学院学报,3.

[4] 孙中山(1982).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

[5] 吴永明(2005).理念、制度与实践::民国前期司法变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6] 张 焘(1986).津门杂记(下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7] 章开沅、马 敏、朱 英(2000).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Development & Doom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1912-1928)

Zheng Qiongxian (Associate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period of Northern Warlords provide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Constitutionalism, with various elements paving the way for its development: Politically, the 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 gradually grew stable, when political democracy achiev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h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roughly formed; Economically, the prospering of capitalism laid a solid economic and class foundation;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ublic space and time and thirty year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formed ready social conditions; Finally, the independence of legi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offered related condition. However,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 Northern Warlords Government’s legitimacy threw constitutionalism in crisis: the Constitutionalism which was concieved in war eventually got devoured by war. China missed the opportunity of constitutionalism. 

Keywords: the period of Northern Warlords; Northern Warlords; constitutionalism

作者简介: 郑琼现, 男, 法学博士,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车英

二十世紀後中國的「九」年

1909年

1908年，清政府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佈「十年後實行立憲」

1909年（宣統元年）九月，各督、撫次第奏報舉行各省諮議局選舉

1919年 

五四運動爆發

1929年 

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全國名義上復歸統一

1939年

抗日戰爭如火如荼

1949年

新中國成立

1959年

大躍進全民大煉鋼要超英趕美

1969年

文化大革命

1979年

鄧小平掌權，開放改革

1989年

六四屠殺鎮壓民運

1999年

快將加入世貿

2009年

中國是歐債危機後唯一經濟前景亮麗的大國，躊躇志滿

2019年

繼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中國及香港官員再因鎮壓反修例運動被美國制裁

東西方脫鈎之勢形成，軍事衝突風險大增

香港人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在大離散之下，不論線上線下都向全世界傳揚

全新冠狀病毒 (COVID19) 年尾在武漢出現，及後在農曆新年前夕爆發，並向全世界蔓延

中國採取嚴厲封控政策，付出極大人命和經濟代價，終引發2022年11月的白紙革命，為89民運後全國性最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中共政權事件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pfbid0gutABSxwWK1QbC74rn3RwnJ68X41pRHnJZorVUr6dGCtkhYR8iyPihMpGJaHNYV5l&id=100000356334640

* 網友回應

Ben Law: 2001加入世貿！11/11/2001

我回應：

盲㗎咩，「快將加入」呀

當時克林頓成功通過國會議案不再每年審視中國最惠國待遇， engagement policy 如日中天

Oscar Wong:

呢類逢9乜乜乜係大紀元式穿鑿附會，要駁一駁你故：

國民黨北伐勝利，東北易幟係1928年；

共產黨發動文革係1967年；

鄧小平復出、宣佈改革開放係1978年；

1999年可以用「邪教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作為大事件。

我回應：

咁我唔係講「逢九必亂」，而係每十年做一個 snapshot, 睇吓中國置身何地。

我就算唔用9，用任何其他年份結尾，都係同一用意。

「包圍中南海」可以算係大事，因為係民間有組織地要求宗教自由。

但我寧願選取快將入世，這對改變中國和國際格局影響更大。

法輪功當然後來也有大發展，成為中共在國際輿論的宿敵

*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 - Wikipedia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E2%80%93China_Relations_Act_of_2000

//For many years, Chin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y which required an annual waiver to maintain free trade status. The waiver for the PRC had been in effect since 1980. Every year between 1989 and 1999, legislation was introduced in Congress to disapprove the President's waiver. The legislation had sought to tie free trade with China to meeting certain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that go beyond freedom of emigration. All such attempted legislation failed to pass. The requirement of an annual waiver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ul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for the PRC to join the WTO, Congressional action was needed to grant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 to China.[12] This was accomplished in 2000 with th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 allowing China to join WTO in 2001.[4][5][6] China's most favoured nation (MFN) status was made permanent on December 27, 2001.[7]

President Bill Clinton in 2000 pushed Congress to approve the U.S.-China trade agreement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13] saying that more trade with China would advance America's economic interests: "Economically, this agreement is the equivalent of a one-way street. It requires China to open its markets—with a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potentially the biggest markets in the world—to both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unprecedented new ways," said Clinton. In a speech in 2000, Clinton reiterated his hopes:

"For the first time, our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sell and distribute products in China made by workers here in America without being forced to relocate manufacturing to China, sell thr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transfer valuable technology—for the first time. We’ll be able to export products without exporting jobs.[14]"

As a new member, China agreed to rapidly lower import tariffs and open its markets, although many trade officials doubted it would stand by those promises.[15] China did cut tariffs after it joined the WTO, but it nonetheless continued to steal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and forced American companies to transfer technology to access the Chinese market, which were violations of WTO rule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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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維權和司法迫害林祖戀的「黑黑黑」

//關於廣東烏坎事件最新的消息非常不樂觀，林祖戀的律師魏如久告訴美國之音， 廣東省陸豐市檢方斷然拒絕了他提出的與林會面的要求。當局給出的理由是林祖戀已經發表書面聲明表示自己不需要律師。

律師無法當面確認當事人聲明的真實性，他認為公訴人員的做法是違法的。為什麼是違法的？因為只有律師當面見到當事人的簽名聲明，才可能真實有效。

當局為什麼不讓律師會見當事人？顯然，當局還沒有坐實林祖戀的貪污之罪，現在公眾看到的，是電視審判，還有就是林祖戀被迫聲明自己有貪污行為。

新發生的烏坎事件，讓人們看到，有一點基層民主希望的廣東烏坎，仍然難以逃脫被地方當局窒息的命運，地方當局已與最高當局不同的部門形成聯動機制，通過電視審判、通過脅迫當事人製造罪名、禁止當事人自選律師等方式，來做實被打擊對象，讓百姓合法維權成為泡影，也許這是當局反基層民主化的一盤大棋正在推演。

電視審判：「依法」治人

在律師都還沒有請到的情況下，烏坎村支書林祖戀就上央視了，說自己是「主動」投案自首，公開承認自己受賄的犯罪「事實」。

應該上電視公開審判的，應該是薄熙來、周永康、谷俊山等人，因為他們過去曾通過央視等媒體風光無限，現在通過電視審判，一是以正視聽，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真面目，消除過去電視給他們的正面形象；還有就是，他們罪行昭彰，並已得到相關司法審定，走一下電視公開程式，讓民眾知情。

近年我們看到的情形卻是，警方剛剛抓住一個薛蠻子這樣的因私生活過失或高瑜、周世鋒這樣因言論與公義而被警方拘捕而未被審判的異見人士與維權人士，立即通過央視讓他們公開認罪，這本身就是公權力在犯罪，因為員警、司法與媒體都由中共有關部門一手操持，現在進行警、法、媒聯動，也許做不實別人犯罪事實，但可以通過媒體製造影響力，在心理與宣傳上造成被拘審者既成的「犯罪事實」。

世界範圍內，通過電視審判甚至通過電視處決「罪犯」的，可能只有中國政府與基地恐怖組織，以及ISIS組織。如果說恐怖組織是硬刀子殺人的話，中國當局則是用軟刀子製造恐怖。

中共的這種電視審判，需要三個部門密切合作，就是警方、司法、檢察機關，還有就是黨的喉舌媒體，而這三個部門之上，必然還有一個中央級別的統籌協調機構，只有中央級別的指令，才可以形成聯動，並最終通過央視播報。

林祖戀不過是一個廣東的小小村支書、村主任，為什麼要動用國家級的力量，進行干預並曝光？

這顯然是視烏坎問題具有廣泛的國際國內影響力，中共官方要通過「最有效」的方式，來發佈消息，控制局面。至於林祖戀是不是真的受賄了，電視曝光者是不會去考慮的，他們要的，就是林祖戀通過電視公開認罪，中共官方的邏輯是，當事人都已經認罪了，其它媒體與聲音還有什麼好說的呢？甚至都不需要其家人聘請的律師，官方要壟斷一切資訊源，做實當事人的罪行。

正陽光下的黑色手段

讓有影響力事件的當事人上央視認罪，看起來是很公開很陽光的事情，但正陽光下，人們看到的卻是無底線的黑暗，當地警方要拘審林祖戀的同時，拘捕了他的孫子，與抓捕著名記者高瑜，同時抓捕她的兒子一樣，通過製造血親家屬的「罪行」，來威脅當事人屈從，官方的電視導演準備好臺詞，當事人只有念臺詞的份，沒有其它選擇。否則，你的親人就可能面臨不可測的危險。

近日，大陸有影響力的網友只要通過微信公號或微博談論烏坎，即被立即封號，顯然，中共體制已形成網路與警方、地方政府聯動的機制，只要地方政府將一個事件做成上綱上線的政治事件，並進行汙名化處理，中共主流媒體與網路管理機構就會立即跟進，對不同的聲音進行封殺，以保證地方政府對敏感事件的處理悄無聲息，不造成更大的影響力。

他們說服中共高層是非常簡單的：一條就是編造國外敵對勢力滲透，要通過烏坎事件製造對中國不利的新聞報導，進而影響更多的村莊；另一條就是，烏坎村支書貪污，已在電視中承諾犯罪的事實，所以要「依法」進行處理。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技術性的跟進，中共地方政府已經非常熟練地用極其低級的方式，甚至黑社會手段，打壓村民維權行動，並形成自己的話語邏輯。林祖戀要組織村民上訪，以索回村莊的土地，以及一些租地賣地款，這一組織行為，觸怒了廣東官方，因為這些土地與經費一旦追究，可能引發一系列腐敗問題被曝光，所以地方政府必然要痛下殺手，林祖戀預感到自己將受到官方打擊，所以與妻子離婚，以期使家庭不受影響，但官方還是拘捕了他的孫子，以此逼迫林祖戀通過電視認罪，這與當年拘捕著名記者高瑜的兒子，以此脅迫高瑜電視認罪，手法如出一轍。顯然，中共有關機構已形成黑道手法加電視審判，來達到自己「依法」治民的目的。低級的方式予以配合的，還有學校校長通過讓學生簽名，來收集證據，證明林祖戀有依法行為，但這一行為很快被家長識被，予以痛斥，並通過網路公開相關圖片。

我們看到林祖戀被電視認罪後，當局進一步的技術性跟進方式還有，對林祖戀家人聘請的律師，一律由相當司法局嚴令不得介入，即使已經匯款，也要立即退回，以保證相關審判，由官方指令或相信的律師參與，對海外執義敢言的媒體，進行汙名化，高調造勢說香港的蘋果日報、端傳媒等介入到烏坎事件中，並要追究記者的法律責任。將記者的正常採訪，誣為非法採訪。當境外媒體與民間NGO撤離之後，官方就可以隨意打壓村民維權行動，底層政權正在流氓化，甚至黑社會化，對民間正常的社會維權進行無底線打壓，製造恐怖。

鄉村管治走向黑惡化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地方政府為什麼要抓林祖戀？僅僅因為林祖戀是上屆政府柔性政府下，選舉出來的民選村領導？根本原因是，民選村領導擁有了民意的力量，開始維權與問責，而這樣的維權與問責的力量，是合法的村級政府的有組織行為。村裡土地遺留問題，還有以前村領導出租或賣出的土地相關利益沒有獲取，新的領導班子必須追索。這樣的追索，必然侵犯相關權貴的直接利益，甚至可以把他們送進監獄，地方政府相關責任人不可能吐出從前獲取的巨大利益，只能通過黑社會方式，製造冤獄，陷林祖戀於不義，並通過層層公關，將林祖戀問題上升到地方穩定、重大國際影響層面，使上級機構支援地方政府，重拳打擊民選村官。

中共喉舌則通過高音喇叭來呼應官方對村民維權的處置：《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在週一（20日）發表的一篇英文評論說： 「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環球時報說出了當局對烏坎事件深感恐懼的根源，就是害怕中國民間社會因烏坎的民主實驗而產生蝴蝶效應，似乎基層民主化，就是中國垮臺的先兆。

因為民間的維權活動，令當局恐怖？還是民間政治的興起，令中共當局畏懼？即便是烏坎人故意將其非政治化，並在示威活動中高喊中共萬歲也無濟於事。因為中共當局內心明白，維權不僅僅是經濟權益的維護，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民選基層官員，將對中共政治形成質的改變，而這種改變，他們無法承受。畢竟，自上而下的反腐敗，只是隔牆扔石頭，偶爾會有腐敗官員死傷，但自下而上的監督與民主化進程，則使官員的生態發生根本的改變。

汪洋當年支持民選村官，柔性處理烏坎村，被認為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但汪洋本人在當年的兩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廣東並無創新，只是按照村民組織法與相關選舉法規，選舉了村民委員會與村支書。汪洋不願意將事態上升到鄉村政治層面，只是認為烏坎村的選舉是做實了，按規則辦事而已。那麼，推而言之，其它的地區村民選舉，都被基層官員掏空了，讓相關法規徒有其名，民主自治的基層，完全變成了官主官治的社會。

汪洋與當時的廣東基層官方，不是一個共同體，因為汪洋知道自己要進入中南海辦公，他的目標或共同體在更高處，他有自己的詩意的遠方，所以，相對超脫，當年對烏坎村的處理，可以開明地柔性的解決。但現在的地方政府官員，內心卻是「臣妾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如果村民維權成功，官員就沒有了任何想像的權益空間，林祖戀啟動的村民集體維權，將「製造」地方動盪，也可能引發蝴蝶效應，地方政府官員以前的官商合謀，可能受到上級的追究，而進一步的掠奪村民土地，也會更加困難，地方政府現在主要靠土地財政供養，沒有了這塊與民爭食的肥肉，地方政府可能一事無成。

無論是對村民還是對官員來說，烏坎之爭，都是最後的鬥爭，誰能團結起來，誰能獲得勝利，誰就擁有明天。不是地方民主擁有明天，就是地方權貴擁有明天。怎樣才能有效打擊烏坎維權行動？當然一是將烏坎事件泛政治化，對境外媒體進行汙名，認為他們參與了烏坎維權行動的策劃，以引起中共高層的重視，並可以重拳打擊；還有就是對林祖戀這樣的當事人進行人身控制，通過各種脅迫，使其認罪，同時阻斷當事人與律師及非官方媒體之間的一切聯繫。這一切方式與手段，都是公權力在黑惡化，非法化。所以，當有關當局公開林祖戀受賄八萬元人民幣贓款時，網民們調侃道：「八萬塊，動用三百武警，上千警力，半夜私闖民宅強行拖走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中國真法治。」與之鮮明對比的是，電視已曝光的江蘇與北京的學校有毒跑道，儘管造成相當多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卻至今沒有下文。當局打擊烏坎的用力點在哪裡，不言自明。//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6704?mode=whole

林祖鑾是真正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大陸廣東烏坎村土地維權再起波瀾，村民一人一票選出的村官林祖戀昨天深夜遭武警強行帶走。雖然被捕，林祖戀的微博疑似仍由親友協助發文，更在下午上傳17日深夜遭武警逮捕的監視器畫面。

林祖戀雖於昨天深夜被捕，但他的微博今天仍持續更新。上午曾發出「黑黑黑!」的留言，似乎指被捕是「被黑」了，該留言目前已經刪除。//

https://n.yam.com/Article/20160618755616

林祖戀律師 受壓棄辯護

//此外，維權律師龐琨在微博透露，林祖戀三名兒子林雄、林偉及林壯，出資聘請律師，但受聘律師疑遭官方施壓，被迫放棄辯護。而一度被公安帶走的孫兒林立義，獲釋後傳被嚴密監視，他昨日在新微信發文，指「若走投無路，還有最後一條路，記得那就是犯罪，這並不可恥」，又重複祖父被捉前的名句：「維權之路跪着也要走完」。同時上載祖父「黑黑黑」發言照，似意有所指。//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60623/mobile/odn-20160623-0623_00178_001.html

烏坎村事件領袖林祖戀出獄 遭當局24小時監控

時間：2019-08-05 19:35新聞引據：、香港電台；明報撰稿編輯：黃啟霖

//根據香港明報和香港電台今天(5日)報導，廣東陸豐烏坎村前村委會主任林祖戀，在服完3年1個月的刑期後，已經在3日刑滿出獄。

消息人士說，林祖戀身體情況還好，精神狀態正常，但目前被當局派人24小時嚴密監控。

林祖戀在2016年準備帶領村民上訪前夕遭強制帶走，後來被判囚禁3年1個月，在陽江監獄服刑。

3日，林祖戀終於刑滿出獄，但仍受嚴密監控。消息人士轉述林的家屬指出，從林祖戀被帶走、被批捕，一直到落案起訴、一審和二審判決、移送監獄，家人從來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他們質疑法治何在。

烏坎村民2011年為抗議官員私賣土地上街，爆發警民衝突，又有被捕者離奇死亡，引發全球傳媒關注。後來官民達成一致，廣東省妥善處理維權事件的「烏坎經驗」及該村落實基層直選、村民自治的情况，一度被外界視為內地民主現曙光。

但事過多年失地沒有歸還，民怨再起，林祖戀決定召開村民大會商討上訪事宜，2016年6月18日凌晨，也就是開會前一天，林在家中被帶走。其後烏坎村民連續遊行80多日，最終當局以橡膠子彈鎮壓，大量村民被捕及判刑。//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2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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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砸爛一切規矩可比隋煬帝

豬頭打爛晒所有規矩，萬一出事比胡更慘！

正正是隋煬帝翻版！

第一，本來係副主席會係儲君將來坐正，咁孫政才和胡春華都拉下，揾王岐山做。

王岐山老過豬頭，無可能接棒。

等於廢咗太子制度。

第二，鄧小平本來確立隔代欽點。即係江澤民係六四後意外得位，但胡錦濤係鄧指定。

咁本來胡錦濤指定胡春華接習，依家習永續帝位。

第三係本來有「七上八下」默契，即67歲仍可晉身政治局常委，但68歲應退下來讓位。現在也不再存在。

第四係再無政治局常委（現在7人，2012年之前係9人）集體領導。

就算六四鎮壓，也不是鄧一人可決定，都要徵得其他人支持，如李鵬、楊常昆。

這些都是想實現制度內限權和規章化的初步努力，去提高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也避免權力過份集中造成大災難。

現在全都沒有了，這對所有人都不算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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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係，同反修例時啲傻瓜差佬一樣，「最多幾千人拉晒無事」，滿腦子逆我者亡。

殊不知，啲馬仔見到你咁嘅口面，無事都變有事。

結果隋末楊素個仔楊玄感係最先造反嗰批。

//楊素為隋煬帝猜忌的時候楊玄感曾經去職，父死之後復任鴻臚卿，繼承其父之楚國公爵位，之後更升任禮部尚書。可是見疑於煬帝，故陰謀擁立秦王楊浩。因隋煬帝逼死楊素，後來又對人說過要把楊素一家滅族，官為禮部尚書的楊玄感內心不安，於是開始策劃謀反。

大業九年（613）春，隋煬帝第二次出征高句麗，命楊玄感在黎陽（今河南濬縣東北）督糧。此時民變已經陸續爆發，楊玄感認為機不可失，遂滯留糧草，並於同年六月初率兵割據城池。又偽報遼東的水軍總管來護兒謀反，屯兵於黎陽。

楊玄感的故交李密自長安率兵至黎陽，成為玄感謀士。李密認為上策是北據燕都，以斷隋煬帝后路，中策是西入長安，以控制潼關（今陝西潼關東北）；下策是攻擊附近的洛陽。而楊玄感選擇下策，進圍洛陽，久攻不克，掛念父老妻兒的隋援軍到來，攻勢猛烈，楊玄感軍被迫西撤，一日三戰三敗，然後再重新對戰於董杜原，被宇文述諸軍攻擊，楊玄感大敗，與十餘個騎兵竄逃林木間，欲奔往上洛。// (1)

平定楊玄感叛亂嘅宇文述，其子宇文化及日後弒殺楊廣。

//大業九年（613年）宇文述又復起用，重征高麗。此時楊玄感在黎陽起兵反隋，隋煬帝大驚，六月廿八日夜急急密令撤軍，命宇文述率軍急赴河陽討楊玄感，大破之，因功被賜布匹數千段。// (2)

//大業十二年（616年），華北民變蜂起，宇文述建議煬帝駕幸江都宮，與兒子們隨駕。十月，宇文述病重，煬帝遣司宮魏氏問遺言，宇文述說希望哀憐宇文化及。魏氏卻謊稱宇文述只是回憶煬帝。宇文述去世後，煬帝追憶交情，起用宇文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宇文智及為將作少監，[1][2][3]並讓宇文化及襲宇文述的許國公爵位。[4]

弒殺煬帝

煬帝自認為有精銳的驍果軍保護，不想回到混亂的華北，想遷都丹陽。但驍果軍士兵大多來自關中，思鄉，見煬帝無意北還，就想逃跑。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以虎賁郎將司馬德戡、裴虔通和直閣元禮為首的一些將領也想逃跑，宇文智及的朋友虎牙郎將趙行樞和外甥勛侍楊士覽也參與其中，與宇文智及商議。宇文智及指出如果驍果軍逃跑，會被追上處決，故建議發動政變。在趙行樞和直長薛世良建議下，他們決定請宇文化及為首。宇文化及性格原本駑鈍怯懦，聞訊害怕得變了臉色且流汗，最後同意。[1][2]江陽長張惠紹聞訊，騎馬告訴御史大夫裴蘊，同謀矯詔調動郭下軍隊交給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指揮，收捕宇文化及等，扣門救駕，派人告訴內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懷疑不實，不許。[4]宇文化及顧慮宇文士及是煬帝女婿，所以沒有告知他政變的事。[5]

驍果軍發動政變。因為發起政變者都是受到信任的軍官，他們很容易就找到道路殺入了江都宮。宇文化及等結交司宮魏氏為內應，政變之際，魏氏矯詔讓煬帝在玄武門安排的給使數百人出外，讓他們無法救駕。天亮後，鷹揚郎將孟秉以甲騎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不知道政變是否成功，戰慄不能說話，有人來謁見，他只是俯首據鞍，口稱罪過。宇文化及到城門，司馬德戡迎謁，帶他入朝堂，號為丞相。他們起初稱只想奉煬帝回京。裴虔通持刀劫持煬帝，宇文化及命他收刀。但政變者很快暴露真實意圖，宇文化及派內史舍人封德彝譴責煬帝的罪行，裴虔通殺死皇子趙王楊杲。煬帝請求服毒自殺，不獲准，最後解下白色頭巾給參與政變的校尉令狐行達，令狐行達用頭巾將他縊死。[1][2][4]《隋書》卷二十一<天文志下>指宇文化及作亂有天象為徵兆。// (3)

中唐三鎮節度史安祿山也如是。

//唐玄宗統治晚期，唐朝國勢由極盛轉變成過度安逸。對邊軍統領的管制逐漸鬆動，對禁軍的訓練也稍微鬆弛。安祿山在各邊軍中勢力最強大、管區最完整，他洞悉內情，遂有輕朝廷之心。

前任宰相李林甫死後，他在朝中失去了忌憚的對象。安祿山感念玄宗恩德，本想等衰老的玄宗駕崩後再行叛亂。代李林甫任右相（中書令）的楊國忠與群臣不和，其中為了爭寵，楊、安兩人關係最惡。又因為之前他為了討好玄宗而得罪太子李亨，深感不安又對帝位抱有幻想的安祿山，於是提早叛唐行動。叛變前，他精選豢養同羅、奚、契丹降人八千為義子，稱“曳落河”（胡語，意為壯士），皆驍勇善戰；又畜戰馬數万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至各處經商致財。天寶十四載，又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組成一個以少數民族武人為骨幹、有漢族失意文人和地方軍人參加的財富力強的武裝集團。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起兵，以討楊國忠、清君側為名，與平盧節度使史思明發動叛亂，挾三鎮兵力，直指東都洛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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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玄感 - 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cn/%E6%9D%A8%E7%8E%84%E6%84%9F

(2) 宇文述 - 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E%87%E6%96%87%E8%BF%B0

(3) 宇文化及 - 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cn/%E5%AE%87%E6%96%87%E5%8C%96%E5%8F%8A

(4) 安祿山 - 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cn/%E5%AE%89%E7%A5%BF%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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