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法治港只是空想而不可行」──回看1983年一份意見書 - 毛來由

原刊於《眾新聞》，2021年6月15日

2020年6月30日晚上11點，《港區國安法》正式開始實施。任何政治陣營，都不會否認國安法的實施，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年代的開始。身處在此歷史分水嶺，置身於這個大時代，或許是回顧歷史的好時機。
 
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解密檔案FCO 40/1551 Future of Hong Kong, 1983中，有一份由當時香港親國民黨組織（包括九龍總商會、港九工團聯合總會、中國文化協會等「自由社團」），共同呈交「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的意見書，言簡意賅地解釋為何必須維持英治香港的現狀，絕不能讓北京「收回主權」。香港人現在回看這份意見書，感情豐富者可能掩卷嘆息，容易激動者更可能眼淚直流。現在，就看看這份意見書有什麼矚目之處，並將之和今日情況對照吧。

圖片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檔案

首先，筆者認為這份意見書寫得最好的部份，就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不但會為香港帶來巨變，還會改變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形勢：

香港向何處去？這不但關係到香港五百多萬居民的命運，而且也影響到東南亞的經濟和戰略均衡。與香港命運有關之國家，對此必需有正確的估計。

自從港區國安法頒佈實施後，美國、日本和台灣等政府都指出，北京的下一步，是企圖將國安法措施強加於台灣，這點亦為中國官方學者田飛龍所坦白承認。[1] 大家都見到，在國安法實施後，中共軍機闖入台灣防空區域的次數越來越多。同時間，許多國際評論員都認為，國安法在香港順利實施後，中共在南海有爭議的水域，可能將採取更大膽的行動。

圖片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檔案

意見書之後的部份，就解釋為何「港人治港」將會是空中樓閣，不可能是真的：

過去數月來，有人提出，並有人為之鼓吹的『港人治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實現的。這裏的大多數代表輿論的報紙都已清楚的指出：『港人治港』，即使不稱之為一種騙局，也必是一個空想。因為這種空想，既不切實際，也不可能實現。事實上，大多數香港人都反對或嘲笑『港人治港』的空論。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先生擔任團長之『香港青年人士大陸訪問團』返港後之報告，亦認為『港人治港』是無法實行的

2003年七一大示威後，中共官方及其在港代理人，力吹「愛國論」，並指出「中央給你多少權，香港便有多少權」；到了2014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更講明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國安法實施後，更「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而李鵬飛則在2020年5月過世，無緣見證國安法實施後的大時代，對他來說，都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了。
 
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特區政府的宣傳，經常強調香港人的各種權利及香港的特殊地位，都源於基本法。到近年，當局的文宣更同時強調中國憲法與基本法，並重申基本法源於憲法。而這份意見書，一早就預言了這種變化：

至於最近提出的『港法治港』，提得雖然較為具體，但也只是空想而不可行。事實上『港法治港』之語一出，已有人『澄清』，指出『港法』必需遵照中共的『憲法三十條』作為根據，很明顯，如果『港法』要以大陸的『憲法』為根據而製訂，那裏，『港法治港』，亦純屬空談。

意見書唯一的錯誤，就是將1982年頒佈的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錯寫成「三十條」。該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結果，大家都看到1999年以來多次人大釋法，以及上年人大制訂的港區國安法突然頒佈實施了。
 
最後，意見書如此作結：

過去一年來，香港事實上已出現信心危機，人才與資金外流已開始出現，此乃無可否認的⋯⋯如果所謂『收回主權』一旦實現，香港整個自由社會體制將迅速崩潰，而成為一個黑暗的死城。
為著五百萬人能過自由、安定、溫飽、富足的生活，香港的現狀不能改變，『港人治港』、『港法治港』的虛偽言論必須徹底駁斥及否定。
這是我們的意見，我們相信，這也是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意見及態度

結果，到了2021年6月的今日，「移民」成為了香港人最熱門的話題，即使未有條件實行，亦會設想一番。移民這個話題，甚至可能是黃絲藍絲唯一的共同話題。

註釋：
[1] 〈北京學者：習近平傳承毛澤東　國安立法終結香港「無政府」狀態〉，多維新聞，2020年7月9日

原文連結

毛來由：「港法治港只是空想而不可行」──回看1983年一份意見書https://moloiyau.wordpress.com/2021/07/19/%e6%af%9b%e4%be%86%e7%94%b1%ef%bc%9a%e3%80%8c%e6%b8%af%e6%b3%95%e6%b2%bb%e6%b8%af%e5%8f%aa%e6%98%af%e7%a9%ba%e6%83%b3%e8%80%8c%e4%b8%8d%e5%8f%af%e8%a1%8c%e3%80%8d%e2%94%80%e2%94%80%e5%9b%9e%e7%9c%8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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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放棄香港後，各界爭相訪京

當中英談判接近尾聲，確定中共會收回香港，各界代表於1983、84年爭相訪京，絡繹不絕，好不熱鬧。

見 《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 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歷程

https://medium.com/recall-hk/t-d679f9564ed1

//1983年

戴卓爾訪京後，中方延至1983年5月才答允談判，統戰卻早已升級。許家屯出掌新華社，積極拉攏香港商界和服務專業。港匯急跌，大眾越來越擔心中共提早接收，加上中共「港人治港」策略漸見成效，本地社運和學界緊隨反殖框架以迎擊拒共人士，英方則在談判桌上不停讓步。

1983年11月12至15日

新界人士代表團訪京，姬鵬飛在追問下透露「50年制度不變」。

1983年12月2至17日

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朗西(Robert Runcie)率24位英國教會領袖代表團首次官式訪華，先後會見國家主席李先念、政協主席鄧頴超及中國基督教委員會會長丁光訓。

1984年

英外相賀維宣佈放棄香港主治權，鄧小平「怒推」解放軍駐港，一直被拒談判門外的港人驚醒，政界議員紛紛要求協議要先得港人同意。在大局已定氣氛下，越來越多人接受中共「港人治港」方案，期望用民選政制保權益；英方則強調會爭取最詳盡最具約束力承諾。然而，無論憲制或過渡期安排都埋藏中共插手伏筆，基本法制訂和聯合聯絡小組成為接下來戰場。

1984年4月19日

賀維抵港，翌日與兩局議員舉行記招，正式宣佈九七後放棄香港管治權。同日，港澳辦姬鵬飛會見李汝大率領的成人教育協會考察團，以及何定鈞率領的廣播電視界人士參觀團。

1984年4月21至25日

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先後接見新鴻基證券董事總理馮景禧、香港社會活動家訪問團，市政局、區議會議員及大專院校教授講師。

1984年5月1日

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接見香港街坊會代表。

1984年5月3日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再帶團訪京見港澳辦主任姬鵬飛，表態支持中共接收。

1984年6月22日

中華廠商聯合會倪少傑、香港工業總會唐翔千率團訪京見鄧小平。

1984年6月27至28日 [中英第17輪談判]

會後新聞公報表示，雙方繼續進行了有益的和建設性的會談。其後，英方談判團團長伊文思及港督尤德往倫敦向英國匯報進展。

1984年6月29日

香港證券經紀業協會訪京見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及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

1984年7月1日

商販團體赴京見姬鵬飛反映對香港前途意見。

1984年7月13日

田元灝率製衣業訪問團北上盼港製品對外貿易地位獨立。

1984年7月16日

40位區議員組成三團，計劃在中英草簽後訪京。

1984年7月18日

中華總商會代表團訪京見姬鵬飛。同日港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提出1985年立法局試行間接選舉，24名議員分別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選出。到1991年，行政局最少8人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產生，港督尤德說目標是逐步建立港人直選政府。政策於11月21日白皮書正式公佈。

1984年8月20日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致函中國當局，表示贊成中國收回主權，盼宗教自由得明文保障。

1984年8月21至22日 [中英第21輪談判]

會談繼續被形容為「有益和有建設性」。會後雙方團長周南和伊文思隨即進行非正式接觸，雙方傾談約一小時，重點討論土地問題。

1984年8月24日

香港天主教三個青年團體訪京見港澳辦副主任李後遞交意見書，討論九七後宗教自由。

1984年8月28日

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接見公務員總工會保證九七後權益不變；同日又接見英之傑主席奧爾(David Orr)談擴大雙邊貿易，英駐華大使伊文思亦在座。

1984年8月29日

麥海華率社會科學訪問團訪京見姬鵬飛。

1984年8月31日

84位基督教領袖發起聯署「宗教自由聲明書」，分別透過新華社及布政司署轉交中英方。

1984年9月4日

軍醫、水務、郵務、海事四個中下層公務員團體北上會見姬鵬飛。

1984年9月5至6日 [中英第22輪談判]

會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雙方繼續進行了有益的和有建設性的會談。雙方同意，第23輪談判於9月底前在北京舉行，日期適當時宣佈。解密文件透露，中英雙方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一直南轅北轍，9月6日外相賀維致電報給首相府，建議接受中方提出行政長官由「選舉或協商產生」換取中方接納立法機關由選舉程序產生，以及行政機關向立法立法負責，9月11日英方代表團長伊文思電報表示，中方接受有關條件。

1984年9月7日

基督教領袖團訪京向姬鵬飛遞意見書，贊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建議宗教自由列入基本法。

1984年9月14日

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接見東華三院訪京團。

1984年9月19日

行政局全體非官守議員與戴卓爾夫人開會討論聯合聲明草稿。

1984年9月22日晚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佈，中英關第二階段會談結束，將不舉行另一輪談判，聯合聲明文本將由雙方代表團團長於9月26日上午10時在北京草簽。

9月26日

中英草簽。同日，台北行政院長俞國華重申台北對港政策，不承認中共和英國達成的任何協議，另提出七項台港往來具體措施。

1984年12月16日

過百港人獲邀出席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包括中華總商會霍英東、中華廠商會倪少傑、香港總商會唐驥千、地產建設商會何鴻燊、環球航運包玉剛、匯豐沈弼(Michael Sandberg)、長實李嘉誠、合和胡應湘、永安郭志權、萬泰製衣田元灝、鄉議局劉皇發、聖公會鄺廣傑、天主教楊鳴章、佛聯會釋覺光、回教博愛社脫維善、中文大學馬臨、浸會學院謝志偉、亞視邱德根、無線陳慶祥、商台何佐芝、東華三院莫華釗、醫學會鄔維庸、大律師李柱銘、教協司徒華、匯點劉迺強、工聯會譚耀宗、社工總工會麥海華、高級公務員協會林光宇、公務員總工會陸冬青、地政工務司陳乃强、民政司黎敦義(Denis Bray)、工商司何鴻鑾、社署署長陳方安生，還有兩局議員鍾士元、羅保、利國偉、譚惠珠、張鑑泉、周梁淑治、市政局張有興、葉錫恩、區議員鄧國容等。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說，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港人訪京團體最有廣泛代表性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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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與香港前途： 港人無退路，惟背水一戰 - 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

項莊(1967年6月)《香港的命運》，頁17–25：

人類多數是善良的，凡善良的人必多幻想，而且具有濃厚的妥協性。香港人並不一定比別處的人更善良，但因環境特殊，這種幻想與妥協性便成了有百弊而無一利，所謂善良反被善良誤是也。

香港人的最大幻想是在×言×，尤其商人…假作看不見政治，便不會有政治的麻煩落到我的頭上來，殊不知人類是政治的動物，從生到死都離不開它的影響，連伯夷、叔齊也只好餓死在首陽山，何況身處此時此地最尖銳的政治夾縫？在×言×乃徹頭徹尾的自欺欺人，也許過去曾有一時期居然行得通，那只是短期的假象，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時至今日，若有人仍以為可以在×言×，那他便是個白痴。

香港人智力甚高，類似的白痴究竟是少數…既然放棄了幻想，那就只有和敵人劃清界線…今日香港已無中間路線存在的餘地…但劃清之後若不能堅持本身的立場…則何難使敵人日益壯大…所以光是劃清界限仍然不夠，必定要堅持本身的立場，不可畏首畏尾，姑息養奸，更不可逆來順受，是非不分。

左派份子口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真言，彷彿很講道理。但五月暴動的經過顯示了…他們硬是不分清紅皂白地犯人，不管人家是否犯了他。因此有人把這句話改為：「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人若犯我，我就鬆人。」有史以來的共產黨人都是欺軟怕硬之輩，香港的左派尤然。若要他不來犯你，只有先給他顏色看，使他知難而退…

四百萬香港人必須明白一點：我們今日是處在背水為陣的境況中，莫說後退無路，就連徘徊瞻顧的餘地也沒有，因此只有堅毅沉著地面對現實，為保護我們自己和事業作迂迴曲折的長期鬥爭。

左派要作長期鬥爭，這不是一句遮羞的空話，他們把握了上述的人性弱點，計劃逐步滲透、分化、各個擊破，以便孤立和軟化港英當局。這是一個大陰謀，我們必須使不能得逞，否則香港將成為澳門第二，四百萬香港人便如俎上之肉，只好任人宰割了。

香港政府自然明白，也自然會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但這種廣泛的長期鬥爭不能全恃政府，倒有七分要靠香港人自己。英港政府已明白表示其立塲：堅決維持香港的和平與秩序，固然也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但何嘗不包括了四百萬香港人的共同利彼此利害相共，豈容我們袖手旁觀？

你們不要被「民族大義」四個字騙了，人人有資格談民族大義，唯有共產黨人不配，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民族觀念。共產主義的經典中無一字宣揚民族主義…他們只有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祭起「民族大義」的法寶，騙得許多人為他們送死以保持本身的權位。這一著，毛澤東是始作俑者…

你們不留在大陸而跑到香港來，即是認定了香港方能安居樂業，換句話說正是中共政權迫得你們無法在本鄉本土安居樂業。現在暴動者又要把香港這塊樂土搞得大家無法安居樂業，則何能對他們視敵為友？事情很明顯：是中國人組成的政權逼得你們離鄉背井，萬里投荒：現在這個政權又指使一批盲從者要把你們趕盡殺絕；倘若你們還要自命中立，不久就連立錐之地也沒有了。

多數人懂得上述的道理，卻覺得中國人總是不好意思彰明昭著地幫外國人，因此只是竭力呼籲安定，而不肯斥責左派的暴行。這種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恰好是民族大義的盛德之累…

但不論如何，因為全體香港人(包括左派及其同路人)全都不希望把自己關入竹幕，所以具有強度的免疫性，必能免於沾染「共疫」。眼前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剎那，頃刻間就會露出曙光，我們有足夠的能力挨過這片刻光陰，迎接轉眼即至的燦爛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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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medium.com/recall-hk/67-411dc176a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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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途中英博奕拾遺 － 鍾士元「罷官」抗議、李鵬飛獲見習仲勛書記還嫌低規格

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簡史．最終回 － 香港舊照片

鍾士元的「海瑞罷官」

自戴卓爾夫人訪京後，當時中英兩國未有正式向外公佈內容。只是共同擬定一份聯合公報，擇日再談，以便向世人交代。接着戴卓爾夫人訪港，只向港人交待「中英兩國共同維持香港繁榮，透過外交商談香港前途」。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對於談判保密非常不滿，並赴倫敦上演一幕《海瑞罷官》，後來英國極力挽留，鍾士元才回心轉意。不過此事就引起兩局議員注意，催促英國向港人交待清楚香港前途談判內容，當時英國的回應是：「如果要維持香港人信心，談判過程必須保密」。兩局議員則回應，「如果港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又如何可以保持信心」？結果英國同意在與中國簽暑協議前，先徵詢行政局的認可，但這「認可權」 Endorsement Rights只是一種咨詢，並非決策權，對於中英談判，港人還是有心無力。

香港才俊力挽狂瀾

隨着戴卓爾夫人訪京，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談判。眼見香港前途談判不能完全依靠英國，香港社會各界賢達才俊開始陸續組團北上活動，謀求出路。但是這些賢達才俊普遍對中國存在隔膜，不了解中共這些老革命的心思，時常錯估形勢，弄巧反拙。他們大多抱着一個共通點「恐共」，這種「恐共心理」常招至內地官員不滿，當時總理趙紫陽就反問他們「你們怕甚麼」？結果香港股市翌日應聲大跌。同樣，當時香港政界人物，一樣普遍對中國存在隔膜。後來以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身份帶領北訪的鍾士元，上京向鄧小平陳述，「如果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會引發香港信心危機」。鄧小平大為不悅，說他們不能代表香港同胞，他們只是英國的「孤臣孽子」。鍾士元弄得灰頭土臉後，兩局議員發覺，其實中英兩國都靠不住。就將矛頭轉回香港，向港督發難。當時最轟動的是「羅保動議」。這動議打開了中英兩國談判保密的缺口，令香港人在前途談判上更有發言權。「羅保動議」總結了兩點意見: 「 (一)設法發動香港人發表對中英協議的意見。(二)設法令英國和中國政府談判中英協議時，能得悉香港人的意見」。可惜「羅保動議」已經無力挽回狂瀾，英國於第7回合談判開始，已經舉手投降。

22輪香港前途談判 1984

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共舉行了22輪。其中第5輪可說是轉捩點。頭3輪談判，英方態度強硬，可是中方態度更強硬。港滙指數江河日下 (當時未有與美元掛鈎的聯系滙律) 。在第3輪談判英方終於露出底牌，要求以「主權」換取「治權」，從而間接延續英國政府在香港的管治，中方斷言拒絕。中方更在第4輪談判定出最後談判期限。消息傳出，港滙崩潰，下跌至1美元對9.55港元，比先前下跌近 40% 。金價暴升至4,750元當時的歴史高位。英國眼見中方玉石俱焚的態度，可以預見談判未完，香港已經「玩完」。於是在第5、6兩輪談判，英方一改過去的強硬態度。第6輪談判結束後，英國代表達成一致結論，「中國對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強硬態度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磚牆」。由第7輪談判開始，英方舉手投降。往後的談判只是如何落實聯合聲明細節和盡力為港人爭取更大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第12輪談判後，鄧小平首次保證香港在1997年後保持現有制度50年不變。

中英香港前途談判

大團圓結局

在22輪的香港前途談判中，絕大部份談判內容保密。每次會後，中英兩國都會發表聯合新聞公佈，每次公佈只是千篇一律，「有益」及「有建設性」並「取得進展」，港人早已耳熟能詳。整個香港前途談判，港人幾乎都被蒙在鼓裡，直至1984年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草簽，才知悉大局已定。1984年12月19日歷史性的一刻，中英聯合聲明在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見證下正式簽署。跟著是鄧小平的個人表演時候。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構思。當時還有很多有關香港的金句「馬照跑」、「舞照跳」和「不論黑猫白猫，只要捉老鼠就是好猫」等金句。這些金句，時至今天還被不少人引用。在整個談判過程，出現過很多走馬燈式的人物，這些人物都只是一羣歴史過客，我們談與不談，亦無關宏旨了。

作者感言

香港人過去曾被評為政治冷感動物，對於政治問題莫不關心。隨着香港前途問題逐步逼近，香港本土意識開始萌芽。以作者記憶，早 於1981年香港樂壇曾有過一張「首次」全以香港為題的黑膠碟《香港城市組曲》。 內中名曲有《昨夜的渡輪上》、《 迷失的烏托邦》等。 後來亦有不少歌手翻唱。可能因為當時歌曲質素參差， 這黑膠碟未能引起樂壇氣候。不過歌曲中所寄托的感慨和失落， 就足以見證香港「本土意識」萌芽。

聯合聲名簽署後，香港政府大力宣傳公民教育和改革議會政制，逐步加入民主成份，一改過往兩局議員是「象皮圖章」的印像。殖民地末代港督彭定康大力推行代議政制，培植了一班香港民主政治人物。 大陸曾批評彭定康此舉是開政治快車，必定「車毁人亡」，更評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但亦有不少人認為彭定康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創制者。 究竟末代港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還是「千古名君」？ 就由香港人自己決定了。

作者：John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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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飛：中英博弈、青年才俊團與鍾士元 － 灼見名家

為甚麼戴卓爾夫人會在離開人民大會堂時下石階跌倒？李鵬飛道出了當中緣由，也分享其餘兩個關鍵詞：鍾士元及青年才俊團。

編輯精選 作者: 編輯精選  2015-11-19

新形勢新任務

 

所以我現在還很活躍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不是鄧小平想騙我們，只是後來的官員說的做的很多是欺騙香港人的，例如，他們說提名要讓機構提名，基本法上沒有說要機構提名的，也不是很多人知道，也不知道是怎樣選的，因為沒有經歷過這事，但他們規定不是個人提名，是機構提名。民主派說要公民提名，基本法也同樣是沒有寫明的，是要看你接受的是甚麼。我今天告訴你，我預測，泛民是不可能取得提名的，做不到候選人，他有一套方法。因為我通過一些接觸和研究，了解他們堅持機構提名的原因，因為太長了，今天不解釋了，研究出來的我相信連林鄭月娥也不知道。

 

還有我預測到時候香港多數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民主派，一定足夠最少票數通過，最少民主派有多於三分之一的人，約差不多10人是贊成的，因為當有兩碟東西放在你面前，你要選擇比較好的一碟，其他的沒有了，大家主張的公民提名沒有了。為了這問題，我請教鍾士元他老人家如何應付這情況。他說我們有一個歷史任務，一定要出來說真話。

 

我們對這次直選爭拗的觀點很簡單，不是真普選假普選的問題，是鄧小平答應的是能否兌現，而不是開空頭支票。我很簡單，並不是反共，本來是沒有公民提名的，在基本法中是沒有的，但也沒有機構提名這四個字，為甚麼這個可以但那個不能呢？這是解釋不到的。梁愛詩是副主任，而我不是，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去挑戰他們，只能說你不要欺騙我們，別以為香港人是傻的。最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也公開承認，機構提名並非基本法原文。

青年才俊團

 

有關80年代青年才俊團訪京一事，當時是新華社1983年2月來找我的。因為1982年戴卓爾夫人答應中方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其實當時還沒開始，中國心急，我們當時有三個比較年輕的立法局議員，我、張鑑泉和周梁淑怡來往較密，新華社叫我組織一個有各行各業比較年輕的人，全都是45歲以下，組成一個團去訪問，代表新華社接觸我的是李菊生，他是第一副社長。

 

我要求我可以選擇找誰去，總之共12個人，不能說誰可以去誰不可以去，因為這樣的話我很難交代，他答應了。我們主要的目的在立場書上也寫了，就是主權換治權，才能穩定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的形勢。當時不少團員都不是議員，如李柱銘、李國能是最年輕的，當時好像是35歲，還有一些商界，如永安的郭氏兄弟，為了要找不同背景，還有傳媒，遠東經濟評論的李丁金，現在唯一一個找不到的，可能已回到新加坡了。各行各業中間，我也不知道後來誰會被委任成立法局議員，如何承天，總之在他的行業中，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見，也可以接受政府諮詢。李菊生沒有要求我保密，若是保密，我也不願意，但他的安排和我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安排見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中國共產黨書記處第一書記。

 

我以為見的是秘書，還錯誤理解他是從廣東回去後，幫中國共產黨管檔案的，原來書記比局長和部長大。抵北京後他們說中共的書記處第一書記習仲勛來見你們，我很不高興，向魯平表示不高興：你們本來答應讓我們見國家領導人的，我想見趙紫陽。他說趙紫陽非常忙，未能抽空接見我們。後來是程翔給我解釋的，整個過程他都在場，他說書記代表的是黨，黨比政府大，所以你別亂說書記不夠高級，習仲勛在黨內地位很高。習仲勛為人比較真誠，我也知道他文革的時候被毛澤東批鬥過。

 

上北京後，才了解他們的目的：原來中英還未正式為解決香港前途開始談判，北京心急了。他們最後一句告訴，你回去跟港督說，英方本來答應了要定日子，因為當時而是1983年5月，談判還未開始，他的意思是我們一定要告訴港督現在的情況，他希望英方盡快開始談判。還有一句，就是如果不盡快談判的話，以鄧小平的處事方式，中方會單方面宣佈如何收回香港。

 

我們本來就希望提出主權換治權，他問我們是甚麼意思。結果中英為解決香港前途的談判7月開始了。原本是這樣的環境下才請我們上去的，大家的目的不同，我們以為撿到便宜，他們願意跟我們談，其實就是叫我們當傳話人。我們提出的立場書清楚有寫的，最好把收回主權限期押後30年。30年後內地生活程度提高、雙方了解加深之後，就可以收回主權。這建議等於從原來租借新界的99年加上30年，所以鄧小平說他不是李鴻章，不能當中國的李鴻章。

 

青年才俊團成員的後來發展是另一回事，當然不知道李國能後來會做特區的首席按察司，當時李柱銘也不是議員，他要等1985年才選進去的，他剛卸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不久。

李鵬飛簡介

 

李鵬飛於1978年至1998年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於1985至1992年出任香港行政局議員，並於1988至1991年出任香港首席立法局議員。在1998至2008年間擔任第九及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目前主持香港電台電視部「議事論事」與NOW電視「大鳴大放」等節目。

 

李鵬飛談香港回歸爭拗的回顧（下）

 

本文摘自《我們走過的路 ——「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系列》一書，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本社獲授權轉載，僅收錄專訪部分內容，全文請參考該文集。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9D%8E%E9%B5%AC%E9%A3%9B%EF%BC%9A%E4%B8%AD%E8%8B%B1%E5%8D%9A%E5%BC%88%E3%80%81%E9%9D%92%E5%B9%B4%E6%89%8D%E4%BF%8A%E5%9C%98%E8%88%87%E9%8D%BE%E5%A3%AB%E5%8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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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的民主理念如何得來？ - 灼見名家

 //…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

時下年輕人不理解，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要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港獨，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以當時的時空而言，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

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我很不舒服，若他們會被逼害，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

所以當時我在代表會，提出了一個議案…就是有些地方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不代表永遠也屬於中國。若按此邏輯，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越南豈非要回歸中國？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也不一定屬於中國，若是如此，新加坡是否要回歸中國？

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要諮詢同學，甚至在大學裏公投，由同學決定，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

//另一個人叫胡平，也影響我很深。胡平是當時北大一個學生，他在民間地下刊物《沃土》中，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論言論自由〉，他亦參選海淀區的地方人大選舉。他是北大學生，我也是一個大學生，見到那邊的大學生寫文章，很完整地討論為何需要保護言論自由，還有膽量去參選，更勝出了，對我來說很觸動。

當時他說了什麼呢？他說的言論自由其實很多人知道，本來不用多談，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重看當時他這位很「學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義。他說：

「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

「什麼是言論自由呢？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人們從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這又是一個將言論和行動不作區分的典型論調。」

「他說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意見，這是憲法本身賦予的。」

這些講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動輒就不讓同學發言，說你違憲，是嗎？胡平很早已解釋了。但是別說大陸，連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這篇文章很深刻，因為可以活學活用。

當時我在中大學生會，改革開放後，到中國的第一個交流團就是我辦的，我去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探路，先去中山大學找對口單位，坐火車、轉巴士，走很遠很花時間才到達中山大學。我胡亂叩門詢問，去到外事部，他們就說找團委，即共青團跟我談，好！我坐下等。

當共青團的人出現時，我很詫異，嘩！這人年紀這麼大？（眾笑）不是應跟我們相若嗎？學生不是10幾20歲嗎？找些30、40歲的人跟我談，這算是對口？於是唯有跟他「對口」。

我們討論辦交流團可舉行什麼活動？我提議辯論比賽，兩間「中大」的辯論比賽。對話大概是這樣：

他們問：「什麼是辯論比賽？」

我解釋：「有正反兩方，也有評判，最後評分看誰能勝出。」

「好！有什麼題目呢，同學？」

「不如辯論一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眾笑）

「不能搞亂思想搞亂思想！！」

我於是回話：「不要緊，可以這樣，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可以嗎？」

「這樣思想更加亂！」（眾笑）

最後取消了辯論比賽，只准划艇比賽（眾笑），在湖上兩大划艇。

那些年去廣州，不能即日來回，因為沒有高鐵，也沒有什麼港珠澳大橋，所以他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留宿一晚，與我同房的另一位賓客，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們談天，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他說國家控制言論是對的，因為有些言論危害社會，我們不應讓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論點來答他，他好像覺得我講得合理，感到很痛苦（眾笑），坐在一旁，想一會又找出一個理由跟我辯論，我又跟他爭辯一次；當時我挑戰他，最後誰去判斷對與錯呢？如果錯在政府呢？政府會否有錯呢？他又呆一呆，我們中國政府會否有錯？

不斷糾纏糾纏，已經凌晨二時，整晚辯論，沒有睡過（眾笑），到最後我出毒招，因為我真的想睡（眾笑）。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在香港往廣州時讀報紙，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有學潮，你知道嗎？他呆了一呆說不知道；於是我說：你在湖南來的，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認為這算正常嗎？

他一言不發安靜地走近床邊（眾笑），我估計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則睡得很甜。當時胡平給了我很好的「子彈」去同很多人辯論言論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原來不是；我真的很難過，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辯論的事，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大學也好、整個社會也好，都要重新認識這些，這是一件多麼駭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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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係有太多太有趣精彩內容，不能盡錄！

//Juan Linz 的著作十分苦澀，他矮矮胖胖，上課時會拿着兩疊書，很多都是硬皮封面，30本書放在桌子上，從來不讓學生幫助他。課堂中談到例如德國，他就會拿起一本書，朗讀內容，讀德文，大家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眾笑），我們互相對望又覺得頗有趣。我們覺得 Juan Linz 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寫論文用了十年時間也還未寫完，已經寫了800頁紙，他的老師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國的政治社會學之父，他覺得很不耐煩，對 Juan 說：「你的論文夠了！不能再寫下去了！」就把它搶走，讓同學幫他整理過後就遞交了（眾笑），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長的博士論文，有800頁，所以他經常批評我的論文只有400頁（眾笑）。

這個人寫文章很麻煩，由於他的文章太冗長太嘮叨，很多書出版不了，期刊刊登不了，只好將大部分文字壓縮在註釋，一頁紙正文只有三、四行或四、五行，其他就是註釋（眾笑），大部分內容要在字型十號的註釋裏讀（眾笑）。我們作為他學生，情況較好，他會把文章派給我們，可以直接讀。

他很多文章沒有刊登，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學問。耶魯大學有一些活動會叫教授坐下來，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為什麼會成為學者，我很記得那次分享，他拿出一本小書，對同學說：我一生人就是寫了這本書，大家都清楚我寫了很多文章，但最終未能出版，耶魯大學也給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頭銜。

耶魯大學最高地位的教授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就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說我就只寫了這本書，這種事情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不會發生，這個人一定拿不到終身教席（眾笑）；上帝也拿不到，上帝也只寫了一本聖經（眾笑）。

他就是拿着這本書跟同學說：你們要用心做好你覺得有意義的事，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不需理會太多，我一生人就是這樣。//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9%99%B3%E5%81%A5%E6%B0%91%E7%9A%84%E6%B0%91%E4%B8%BB%E7%90%86%E5%BF%B5%E5%A6%82%E4%BD%95%E5%BE%97%E4%BE%86%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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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Democracy 's Arc: From Resurrgent to Imperiled (Expanded Edition), by Larry Diamond,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英雄造時勢，或是時勢造英雄？#Larry_Diamond #Juan_Linz

//As I look back, however, three factors stand out. Together, they evoke the core theoretical debate in democratic studies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Do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largely guarantee—or foreclose—democracy, or does democracy’s fate depend on what leaders, parties, organizations. and ordinary people do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Like most democracy scholars then and now, Linz, Lipset, and I recognized this as a false choice and embraced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d contingency.”38 To say that “agency” (political action and choice) matters is not to say that it is always decisive, that it can overcome all obstacles to achieving or preserving democracy, or that bad actors can suddenly demolish a democracy that is otherwise legitimate, institutionalized, and well-functioning. Democracy is tested when it enters the crucible of crisis and uncertainty. Then, the strategies, capacities, values, and decisions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other states) can determine whether democracy survives or fails in a given country.39

The first factor that stands out, as Linz and Stepan stressed, was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volving both state capac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impossible for democracy to become consolidated when lawlessness reigns, corruption is rampant, and the state is weak. As Francis Fukuyama has stressed, good governance—or at least initially decent, as opposed to predatory, governance—is key to democracy’s long-term prospects.40 Badly governed, poorly performing democracies are accidents waiting to happen. At some point, a crisis or an antidemocratic force will emerge—the military, an insurgent movement, or an authoritarian demagogue like Vladimir Putin or Hugo Chávez—and knock them over. If there is a holy grail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at in my view is it.//

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democracys-arc-from-resurgent-to-imperiled-expanded-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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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做甚麼？

談到「民主回歸」的錯誤，有廢人說「中共唔同意可以點」。我就回應一下。

如果回到 80年代那時，人們就不應支持「民主回歸」這種異端邪說。

嗰啲話「共產黨唔同意可以點」通通不必理會。

阿根廷不同意福克蘭群島由英國管，西班牙不同意直布羅陀由英國管，我未聽過兩地居民有話「可以點呀？」

唯獨香港有很多廢柴。

當年在港大學生會，陳健民是唯一一個有清醒頭腦，反對民主回歸的人。

//…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

時下年輕人不理解，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要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港獨，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以當時的時空而言，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

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我很不舒服，若他們會被逼害，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

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要諮詢同學，甚至在大學裏公投，由同學決定，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

見《灼見名家：陳健民的民主理念如何得來？》

如果講的是現在，那真要視各人情況。如果你有十層樓，肯捐一層出來推動革命事業，阻止共產黨海外滲透，我都贊成的。

如果你可以寫文章，不妨學笑蜀「假公濟私」，寫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他曾因參與八九民運受牽連，1999年遇到党要慶祝新中國成立50年，他就將一個本來寫馬屁文章的差事，變成發掘中共曾向國民許下關於實踐民主制度的承諾 - 後來全部反口，並將爬文成果付梓。

//這本書收錄了中共自1941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黨史通訊》、《人民日報》等的短評、講話、社論、文件等，文章原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潘梓年、章漢夫、夏衍等一些中共高層的言論。當時中國共產黨挑戰國民政府統治的合法性，旗幟鮮明地反對「一黨專政」，要求實行憲政制度，並大聲疾呼地要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這些普世價值。//

見 【程翔：重讀《歷史的先聲》 拒絕假「普選」】

也可參考陳健民的提議，「做一些微小但有意義的事情」。

//「我可以跟被捕的人講解監獄裏面的生活，讓他們早些做好準備，我覺得能幫多少就幫多少。這也包括他們的家人。我們去籌款，捐贈書籍送進監獄裏面，一個月六本書⋯⋯我當時覺得，我在香港一年半已經有其意義。」

林榮基主張香港人不宜再留在香港：「你不會快樂的，每天都看見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你可以做什麼呢？」

「快樂，視乎你怎樣定義。」陳健民回應說，留在香港很有意義。「有意義的話，就值得去做。這未必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快樂。你可能在香港只能夠做一些很微小但很有意義的事情，好像我們受審時，有很多人來法庭旁聽，對我們是很重要的鼓勵。」…

「在他（梁天琦）上訴的時候，我去到法庭，是很安靜的。我們去到跟他點頭，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安慰。香港現時的旁聽師，我不會小看他們的意義。追車師、寫信師，有些人仍是默默的做某些事情，例如捐贈書本進入監獄。所以我覺得這些很微小的事有它的意義。」

陳健民續說，他有些朋友以前做記者，他們失去媒體後，仍希望做積極公民，自己寫文字在Facebook 發布。「那就是尋找很小、很小的角落去做一些事情。你找到這些微小的意義，就不能說留下來沒有它的價值。」

「有幾部電影有關韓國的民主運動：《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逆權公民》。《逆權公民》特別的地方，對於其他兩部而言，它最後去到某個點，民主運動的成功，是很多公民守住底線，例如我作為一個醫官，我不能沒有看過屍體就簽名，我不肯簽；作為記者，我不可以這樣寫一段稿。他們其實不是大英雄，他們每個人守住少少底線。」

「現在在香港，可能有些人留下來，他們知道做不了大事，但守到很少的底線，譬如他做一個老師，如果你現在要他教國安法，可能他守的底線就是，即使要他讀那些法律給孩子聽，他也是一臉不屑、表情很差、很冷淡、一點熱情都沒有，這可能是守底線。教育不是你說一段字給我聽，我就會接收到。學生跟老師的關係也很影響。如果我是帶着這樣的態度，去講解一條法律給大家聽，那麼洗腦的效果也會差很遠。所以我說，可能是留下來尋找這些微小的事，唯有這樣，很微小、很微小的，可能是一個表情、一封信、一次旁聽。」

念及此，陳健民再拷問自己：「我可否低下頭，在香港做這些微小的事，留下來見證？」他隨即答道：「有些人其實是不可以的。我知道我是不可以的。」//

見彼岸日記：【陳健民心裏的一條剌】

https://www.facebook.com/104501165458446/posts/pfbid0XqHWDPF9ZuZtiYLoNAuic8ovcnHfgYxPWc6Df4p1dgnm6gwHrGcC7ZcS6T81vo3cl/

又或者騎呢到養黑水虻，減少廚餘，真正改善民生。

//香港平均每日產生3000公噸廚餘，除了送去堆填區或焚化爐外又有何出路？陳嘉銘於2017年在粉嶺的農莊做義工時，接觸到黑水虻的養殖技術。特地到台灣向養殖戶取經後，成立「川上生物科技公司」，在上水設立本港首個黑水虻養殖場。//

見【小事大意義】蟲來唔會嘥（上）：黑水虻助廚餘再生　連糞便也有妙用！

這樣，培養了經濟基礎，足食足兵都不難了。但廢人只求巧言令色，推卸責任，反而失了最寶貴的信用，這樣子去談可以做甚麼，是多餘的，失信用者做鬼都唔靈。

見《論語·顏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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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和倪匡當時都反對97主權轉移

//哀傷之餘，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談判期間，倪匡是和我一樣，公開表示反對九七轉移主權的寫作人。我們的想法反映社會上的多數，卻是公開表達這意見的少數。

2019年他曾跟我說，如果當年香港有100萬人遊行反對主權轉移，英國一定不會同意讓出香港主權。只可惜當時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沒有這種自主性。前兩天台灣作家顏擇雅問我，英國或會猶豫，但中國呢？也會因為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權」嗎？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那真的有這種可能。因為中國那時候確實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資、與國際聯繫，做金融轉換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等等。

中國不是很要面子嗎？我說，對中國來說，實利比面子重要。面子可以用不同說法去掩飾。比如2005年與俄國簽訂條約，承認清朝割讓和俄國後來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國可以說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台灣、香港、釣魚台等就說「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什麼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什麼是「自古以來的領土」，都視政治實力與現實利益而提出不同說辭。

當然，這是指中英還沒有達成協議之前。簽署了聲明，香港就成了囊中物，不會再交出來了。前幾篇文章引用過邵善波的話是：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

100萬人遊行也許可以使北京重新考慮要不要收回，但收回後則不管你多少萬人上街，北京都會認為這是挑戰它的權力，不僅不會退讓，而且還會視為敵對勢力而加碼嚴控。

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抗共運動基本上由「愛國民主派」主導。但在中共眼中，愛國必須愛黨，而民主派則不論爭取中國民主還是香港民主都是「反黨」。我和倪匡在這方面有共識，但香港民主派大都沒有這種認識。（168）//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4537105165/posts/pfbid02k9dhm72EMgaW7KEbjKzqEr8sr3QEXQXLChvgopvDafqWuA8MjLww9W66EGM7zJhZl/

倪匡也曾提過買島。

//倪匡：「你不要笑，現在要求三百多萬人去英國本土，這不可能。但英國有個島在南美洲，那島很大，只有幾百居民很浪費，給香港人住有何不可？港人未必都喜歡去，喜歡去才去，若有二百萬，過幾十年那就是另一個香港。」

坊間再傳1989年倪匡建議港人買島自救言論，認為獨具創見。其實有關構想早在1970年代中已被提出，到中英談判時又有人奮筆疾書呼籲過。隨後六四引發港人信心危機，各種前途方案活躍於市面，買島自救論亦一度受各方注目，本地商家和西方政策顧問曾異口同聲說可行，港媒更曾派人實地考察報道，但最後與其他更溫和方案一樣不了了之。//

https://www.facebook.com/1662302910758427/posts/pfbid0xPAyK4S9QRLLK8NCj6VFN8JkH6G3TMxsNEjXDTMfY6bjyK2V3ZsbSeHdRQhFjooXl/

看透了世事玄虛

I’ve Seen the Future

We must harbor no illusions about this business of there being ‘no change for fifty years’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ong Kong in 1997]. Anyone who can leave has to get out of here. Those who can’t have to prepare themselves psychologically for Communist rule. You can’t rebel, you can’t start a revolution, and you can’t be independen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ll pay the price for their apathy toward [the drafting of] the Basic Law.[1] No one even tried to make their feelings known to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hen she came here; it’s as though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unit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But it’s possible to oppose Communist rule; I don’t have much sympathy for those who won’t even try. What could Peking possibly do if just 500,000 of Hong Kong’s five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boycotted classes, and called a general strike to oppos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With the Basic Law, the Communists have already managed to negate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they’re taking over step by step….

What’s happening to Hong Kong is exactly like what happened to Tibet when it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under duress on 23 May 1951]. The Communists say the nicest possible things and then act in the most reprehensible manner.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w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 Ni Kuang, September 1988, trans. G.Barmé and Linda Jaivin, eds

New Ghosts, Old Dreams: Chinese Rebel Voices

New York, 1992, pp.431-432

— from 金鐘, ‘為什麼要統一? 莫名其妙!

——專訪香港作家協會會長倪匡’,

《解放月報》, 1988: 9, 第36頁

https://chinaheritage.net/journal/you-cant-rebel-you-cant-start-a-revolution-and-you-cant-be-independent-how-ni-kuang-saw-the-future-of-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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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廢人提到「民方回歸是當時各方唯一接受的方案」，以至「要怪係怪歐美讓中共入世令其坐大」，全不成立。以至後來「可以做啲乜？」，都已被批到體無完膚。

好多嘢值得做㗎，但廢人就只識推莊「無嘢可以做，唔聽共產黨話可以點？」

唔死無用，駁唔到就收嗲啦。

嗰段英文入面有講仲可以做啲乜。我寫呢啲已經預咗廢人唔會識睇，亦唔係寫畀廢人睇。

有見識嘅會睇得明，唔識嘅抵L 死

睇返條廢人講乜：「中國唔會接受港獨同買島啦」

首先聯合聲明都未草簽，英國要加快香港的民主自治，何須理會中共？

事實上彭定康後來也做了，雖則其已不能違反聯合聲明框架。

第二，香港人買島，用香港自身儲備，而英治時期香港完全財政獨立，連英國也管不上，何況中共？

無奈廢人就是對中共無窮懼怕。就嚟中共迫人買樓，銀行存款限制提款，迫人生三個，迫子女洗腦成為党的娃娃，他們都會無條件接受，把自己畢生努力成果跪地雙手奉上。

奉勸大眾一句，這種廢人還是不必理會，他要廢，由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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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708） 愛國民主派的錯念 //…支聯會擺明「愛國」，亦沒有反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來成立與支聯會一體兩面的民主黨，走的是同一路線。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立法會是民主黨的黨鞭。他們的路線可以概括為「反共不反中」。符合鄧小平的「可以罵共產黨」但「尊重自己民族」的愛國者標準。倡導民主，既符合《基本法》所定最終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目標，亦沒有違反鄧小平的「愛國者標準」，更呼應中國總理曾經在信中支持的「民主治港」。 九七後，支聯會繼續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以提升香港市民的中國人意識。2000年，民主黨主席李柱銘訪美遊說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並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意見廣受國會議員引用。翌年底中國正式入世。 同年五月，立法會以43票贊成、零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反對台灣獨立」議案。所有民主派議員都投了贊成票，只有吳藹儀投棄權票，理由是這個議題不屬於香港立法會權力範圍。 但在中共眼中，民主派這些「愛國」動作都是不算數的。為爭取香港民意與國際認可，提出「可反共不可反中」的「愛國者標準」也是不算數的。甚至正相反。中共在意的是「共」而不是「中」。「共」意味權力，反共，民主，都是要削減中共的絕對權力，這是絕對不能讓的。至於「愛國」嘛，中共掌權者的觀念就是「愛黨」。若不「愛黨」而「愛國」，比如為中國進入世貿去美國遊說、「反台獨」的表態，對中共來說都可有可無。若「愛國」是愛中國人民，為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專權統治，尤其是提出「還政於民」，那更是大逆不道。 中共嘴裡說的，跟他們的想法正好相反。果真民主、還政於民，那麼還有黨和我個人的特權嗎？//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4537105165/posts/pfbid0nzKmNRLjSyBP3JrATEmJ5v2VebSLC2wFFdvRgbz4MFiZHkS9bTHgfzMn4RSjhv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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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行政長官應否重啟政改？ - 從97問題借鑒

昨日(19/1/2017)曾俊華宣告參選行政長官，被問及會否重啟政改？
他認為現在社會氛圍沒共識，重啟政改只帶來爭議，不會有效果。同是參選人胡國興則認為這事遲早要做，迴避了，五年後下一屆仍是問題依舊。
似乎曾俊華是待變，不是求變。

這矛盾不易解決，先來看看一個舊問題︰九七問題。
九七問題好像各方都被動，最後方案也未必是大家心中所想，但好像九七這限期就神推鬼擁發揮作用。

最遲至八十年代初，九七問題已開始浮現。有人提出，是不是當初英國要提出香港問題，才觸發香港有九七主權問題？
1997這年份來自拓展新界條約，令新界只在1997年租約期滿。投資者要考慮是賣地時土地條款漸漸逼近九七，在主權未明的情況下實難作按揭融資。
英方提議延展新界租約，但遭中方拒絕。英國又提出主權換治權，同樣未被接納。

那麼如果早些向大陸提出九七問題，又會否容易過80年代跟鄧小平來談呢？要明白當時在大陸主導的是極左政治，如跟毛澤東、周恩來談，後果同樣難料。
因為在中共快將席捲大陸時，毛澤東發表西柏坡談話︰“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這等於是「維持現狀」的一種默契，往後除了六七暴動時的頓挫，中國還是一直執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政策，英國是不願草率打破平衡。

1973年，新任港督麥理浩對九七問題的判斷為︰
「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按︰指毛澤東、周恩來)，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況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

並且，盡量運用這時間累積籌碼，「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a model city），以至在她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他預見了「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這一點，後來以「一國兩制」模式實現。

直至1975年，葡國經軍事政變(即74年康乃馨革命)後上台的貢薩維斯政府，宣佈願意放棄所有殖民地。葡國向中國建議交還澳門，但遭中方拒絕。這令英國對保留香港抱有希望。所以在英國覺得把香港發展好了，有足夠籌碼，就向中國提出前途問題。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假若中共真的同意了新界續約，又或主權換治權，會否對雙方更有利？還是中方真的如此肯定可成功接收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說法，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鄧小平覺得如不能成功處理香港問題，將損害中國政府威信，於是惟有把本來用以「統一台灣」的「一國兩制」模式用於香港。

結果是在香港問題上，好像各方都是被動的。如果說是「問題依舊」，但隨著時間變化，當拖得不能再拖，中國明顯由「維持現狀」變為「決定收回」。
或者始終1997年這限期發揮了作用。

周星馳《大話西遊》︰「如果這份愛一定要加一個期限，我希望這會是一萬年！」
如果最初拓展新界時沒有限期，那豈不更好？
問題是1898年英國能租借新界也有些「博矇」，即是混水摸魚卻又好運。
因為當時法國強迫清廷租出廣東西部的廣州灣，擔心其他歐洲在華勢力容易對香港構成威脅，因此想出租借新界作為港九之腹地，用以和大陸作緩衝。
不同於割讓香港和九龍，當時中英並無開戰，英國並無戰勝威逼簽和約的優勢，只是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加劇了革命風潮及有被列強瓜分危機，於是借此威逼清廷。
清廷當時憂慮列強苛索更多，所以更欲早日簽約，而英國也不為已甚 -當時各方在華勢力已短兵相接，因此如索價更高，並不是擔心清廷，反而要擔心其他列強的反應。

至金文泰任港督年代，也曾考慮過與中國政府交涉，但英國外交部最後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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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始末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292161.html
//（二）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默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志。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廖承志向中央建議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沖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志可以從這裡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裡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後，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讚賞。//

呂大樂：麥理浩悉先機四十年後 -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http://www.synergynet.org.hk/2007/07/%E5%91%82%E5%A4%A7%E6%A8%82%EF%BC%9A%E9%BA%A5%E7%90%86%E6%B5%A9%E6%82%89%E5%85%88%E6%A9%9F%E5%9B%9B%E5%8D%81%E5%B9%B4%E5%BE%8C%EF%BC%88%E8%A8%BB%E4%B8%80%EF%BC%89/
//其實早於 1973年1月所正式提交的1972年周年報告，麥理浩已意識到香港政治處境的特殊性，以及要為日後處理香港前途的問題早作準備：「有一點關於未來是可以肯定的。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況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到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後果相信主要是由一些香港無法控制的考慮所決定。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妥當（to put its house in order）；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至於最後這能否左右結局的發展，則無人能預知。但我相信，這樣的政策最能照顧居民在長期及短期的利益，同時亦假設是最為英國政府所接受的安排。我認為我們有時間達至這較理想的境況，但只是僅僅有足夠時間而已。因此，它（指港英政府）一定是一個步伐急趕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 hurry）。」//

1975年“澳門歸還風波”
http://www.waou.com.mo/news_i/shownews.php?lang=cn&id=6582

其實，當年鄧小平都不願意收回香港 － 從歷史角度看「一國兩制」的本質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6/22/76095/
//1974年，葡國發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政府，新政府決定讓所有葡國殖民地獨立，當時香港及美國的報紙，都有報導葡國準備將澳門交回中國，黃文放指出，當時葡國真有此準備，但北京為了穩定香港人心，所以「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最後北京透過澳門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Carlos D’ Assumpção），向葡國新政府傳話（見該書頁7-8），最後葡人繼續管治澳門，直至1999年。
及至1979年，北京與里斯本建交，雙方協定澳門主權為中國所有，但維持現狀，仍由葡國管治，直至「適當時機由中葡兩國通過談判解決」

其實中共一向都視「統一台灣」為首要目標，因此在1979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本來是為台灣而設，只是後來不得不解決香港問題，才將此用於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回憶，直至1981年4月，中國政府還未作出決策，還期望英國不要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不要逼中國表態。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約問題，是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主動向鄧小平提出的，當時麥理浩要求鄧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有效期可以超越1997年，鄧小平拒絕；同時，亦明確告訴麥理浩，中國關於九七問題，現在未有政策，而且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個問題。鄧小平又說，到了九七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收回，另一個是維持現狀。但不管怎樣，中國都會採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請投資者放心。及至1981年4月3日，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The Lord Carrington）訪華，再向鄧小平詢問中國如何處理九七問題，最後鄧小平回應：「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事後，鄧小平終於指示有關部門，研究香港問題。（見該書頁3-7）

黃文放解釋，所謂有關部門，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連同調查部（中國官方情報機關）、對外經貿部和中國銀行，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主張以「澳門方式」維持香港現狀──即中英兩國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但仍維持英國管治，而港澳辦則準備兩個方案──收回香港主權和維持現狀。隨後，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最後，廖承志領導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草擬報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議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但要同時保持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並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員。到了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拍板，決定九七年收回香港。（見該書頁9-13）黃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會議，最後趙紫陽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見該書頁13）

黃文放在憶述上述過程後，隨即指出：

「這是至今中國的決策方式。科學的決策是經過詳細考慮、驗證後作出決定，但中國最民主的決策方式也只是首長碰腦袋，幾個領導人開個碰頭會，腦袋一碰作出決策，然後回過來去考證是否行得通。」（見該書14）

相信黃文放是暗示，科學的決策，應該是先研究收回香港又同時保持繁榮的可行性，之後才決定是否真的收回香港主權，而非先決定收回香港，之後才去研究收回香港後保持繁榮的具體方法，從而證明中央領導的決策是正確。//

黃偉豪：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決定 _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4-opinion-wongwaiho-hongkong/

胡平：當初英國為什麼把香港歸還中國？(圖) _ 中國觀察
http://chinaexaminer.bayvoice.net/b5/truth/2016/08/14/271765.htm%E8%83%A1%E5%B9%B3%EF%BC%9A%E5%BD%93%E5%88%9D%E8%8B%B1%E5%9B%BD%E4%B8%BA%E4%BB%80%E4%B9%88%E6%8A%8A%E9%A6%99%E6%B8%AF%E5%BD%92%E8%BF%98%E4%B8%AD%E5%9B%BD%EF%BC%9F%E5%9B%BE.html

香港二十八總督 - 第十七任 金文泰
http://book100.com/novel/10/106140/44965.html
//1926年1月，他在一封機密信件中建議保住新界。一年之後，他在一份電報中說，鑒于中國各地都有人在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該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或者作為“慷慨地”修改條約的補償，或者以之作為重歸舊好的條件。
但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認為，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更加激發中國人的反帝愛國情緒，加劇帝國主義對英國的指責，因此，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于是，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