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屆行政長官應否重啟政改？ - 從97問題借鑒

昨日(19/1/2017)曾俊華宣告參選行政長官，被問及會否重啟政改？
他認為現在社會氛圍沒共識，重啟政改只帶來爭議，不會有效果。同是參選人胡國興則認為這事遲早要做，迴避了，五年後下一屆仍是問題依舊。
似乎曾俊華是待變，不是求變。

這矛盾不易解決，先來看看一個舊問題︰九七問題。
九七問題好像各方都被動，最後方案也未必是大家心中所想，但好像九七這限期就神推鬼擁發揮作用。

最遲至八十年代初，九七問題已開始浮現。有人提出，是不是當初英國要提出香港問題，才觸發香港有九七主權問題？
1997這年份來自拓展新界條約，令新界只在1997年租約期滿。投資者要考慮是賣地時土地條款漸漸逼近九七，在主權未明的情況下實難作按揭融資。
英方提議延展新界租約，但遭中方拒絕。英國又提出主權換治權，同樣未被接納。

那麼如果早些向大陸提出九七問題，又會否容易過80年代跟鄧小平來談呢？要明白當時在大陸主導的是極左政治，如跟毛澤東、周恩來談，後果同樣難料。
因為在中共快將席捲大陸時，毛澤東發表西柏坡談話︰“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這等於是「維持現狀」的一種默契，往後除了六七暴動時的頓挫，中國還是一直執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政策，英國是不願草率打破平衡。

1973年，新任港督麥理浩對九七問題的判斷為︰
「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按︰指毛澤東、周恩來)，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況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

並且，盡量運用這時間累積籌碼，「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a model city），以至在她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他預見了「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這一點，後來以「一國兩制」模式實現。

直至1975年，葡國經軍事政變(即74年康乃馨革命)後上台的貢薩維斯政府，宣佈願意放棄所有殖民地。葡國向中國建議交還澳門，但遭中方拒絕。這令英國對保留香港抱有希望。所以在英國覺得把香港發展好了，有足夠籌碼，就向中國提出前途問題。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假若中共真的同意了新界續約，又或主權換治權，會否對雙方更有利？還是中方真的如此肯定可成功接收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說法，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鄧小平覺得如不能成功處理香港問題，將損害中國政府威信，於是惟有把本來用以「統一台灣」的「一國兩制」模式用於香港。

結果是在香港問題上，好像各方都是被動的。如果說是「問題依舊」，但隨著時間變化，當拖得不能再拖，中國明顯由「維持現狀」變為「決定收回」。
或者始終1997年這限期發揮了作用。

周星馳《大話西遊》︰「如果這份愛一定要加一個期限，我希望這會是一萬年！」
如果最初拓展新界時沒有限期，那豈不更好？
問題是1898年英國能租借新界也有些「博矇」，即是混水摸魚卻又好運。
因為當時法國強迫清廷租出廣東西部的廣州灣，擔心其他歐洲在華勢力容易對香港構成威脅，因此想出租借新界作為港九之腹地，用以和大陸作緩衝。
不同於割讓香港和九龍，當時中英並無開戰，英國並無戰勝威逼簽和約的優勢，只是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加劇了革命風潮及有被列強瓜分危機，於是借此威逼清廷。
清廷當時憂慮列強苛索更多，所以更欲早日簽約，而英國也不為已甚 -當時各方在華勢力已短兵相接，因此如索價更高，並不是擔心清廷，反而要擔心其他列強的反應。

至金文泰任港督年代，也曾考慮過與中國政府交涉，但英國外交部最後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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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始末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292161.html
//（二）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默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志。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廖承志向中央建議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沖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志可以從這裡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裡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後，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讚賞。//

呂大樂：麥理浩悉先機四十年後 -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http://www.synergynet.org.hk/2007/07/%E5%91%82%E5%A4%A7%E6%A8%82%EF%BC%9A%E9%BA%A5%E7%90%86%E6%B5%A9%E6%82%89%E5%85%88%E6%A9%9F%E5%9B%9B%E5%8D%81%E5%B9%B4%E5%BE%8C%EF%BC%88%E8%A8%BB%E4%B8%80%EF%BC%89/
//其實早於 1973年1月所正式提交的1972年周年報告，麥理浩已意識到香港政治處境的特殊性，以及要為日後處理香港前途的問題早作準備：「有一點關於未來是可以肯定的。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況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到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後果相信主要是由一些香港無法控制的考慮所決定。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妥當（to put its house in order）；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至於最後這能否左右結局的發展，則無人能預知。但我相信，這樣的政策最能照顧居民在長期及短期的利益，同時亦假設是最為英國政府所接受的安排。我認為我們有時間達至這較理想的境況，但只是僅僅有足夠時間而已。因此，它（指港英政府）一定是一個步伐急趕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 hurry）。」//

1975年“澳門歸還風波”
http://www.waou.com.mo/news_i/shownews.php?lang=cn&id=6582

其實，當年鄧小平都不願意收回香港 － 從歷史角度看「一國兩制」的本質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6/22/76095/
//1974年，葡國發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政府，新政府決定讓所有葡國殖民地獨立，當時香港及美國的報紙，都有報導葡國準備將澳門交回中國，黃文放指出，當時葡國真有此準備，但北京為了穩定香港人心，所以「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最後北京透過澳門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Carlos D’ Assumpção），向葡國新政府傳話（見該書頁7-8），最後葡人繼續管治澳門，直至1999年。
及至1979年，北京與里斯本建交，雙方協定澳門主權為中國所有，但維持現狀，仍由葡國管治，直至「適當時機由中葡兩國通過談判解決」

其實中共一向都視「統一台灣」為首要目標，因此在1979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本來是為台灣而設，只是後來不得不解決香港問題，才將此用於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回憶，直至1981年4月，中國政府還未作出決策，還期望英國不要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不要逼中國表態。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約問題，是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主動向鄧小平提出的，當時麥理浩要求鄧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有效期可以超越1997年，鄧小平拒絕；同時，亦明確告訴麥理浩，中國關於九七問題，現在未有政策，而且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個問題。鄧小平又說，到了九七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收回，另一個是維持現狀。但不管怎樣，中國都會採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請投資者放心。及至1981年4月3日，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The Lord Carrington）訪華，再向鄧小平詢問中國如何處理九七問題，最後鄧小平回應：「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事後，鄧小平終於指示有關部門，研究香港問題。（見該書頁3-7）

黃文放解釋，所謂有關部門，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連同調查部（中國官方情報機關）、對外經貿部和中國銀行，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主張以「澳門方式」維持香港現狀──即中英兩國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但仍維持英國管治，而港澳辦則準備兩個方案──收回香港主權和維持現狀。隨後，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最後，廖承志領導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草擬報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議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但要同時保持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並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員。到了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拍板，決定九七年收回香港。（見該書頁9-13）黃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會議，最後趙紫陽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見該書頁13）

黃文放在憶述上述過程後，隨即指出：

「這是至今中國的決策方式。科學的決策是經過詳細考慮、驗證後作出決定，但中國最民主的決策方式也只是首長碰腦袋，幾個領導人開個碰頭會，腦袋一碰作出決策，然後回過來去考證是否行得通。」（見該書14）

相信黃文放是暗示，科學的決策，應該是先研究收回香港又同時保持繁榮的可行性，之後才決定是否真的收回香港主權，而非先決定收回香港，之後才去研究收回香港後保持繁榮的具體方法，從而證明中央領導的決策是正確。//

黃偉豪：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決定 _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4-opinion-wongwaiho-hongkong/

胡平：當初英國為什麼把香港歸還中國？(圖) _ 中國觀察
http://chinaexaminer.bayvoice.net/b5/truth/2016/08/14/271765.htm%E8%83%A1%E5%B9%B3%EF%BC%9A%E5%BD%93%E5%88%9D%E8%8B%B1%E5%9B%BD%E4%B8%BA%E4%BB%80%E4%B9%88%E6%8A%8A%E9%A6%99%E6%B8%AF%E5%BD%92%E8%BF%98%E4%B8%AD%E5%9B%BD%EF%BC%9F%E5%9B%BE.html

香港二十八總督 - 第十七任 金文泰
http://book100.com/novel/10/106140/44965.html
//1926年1月，他在一封機密信件中建議保住新界。一年之後，他在一份電報中說，鑒于中國各地都有人在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該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或者作為“慷慨地”修改條約的補償，或者以之作為重歸舊好的條件。
但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認為，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更加激發中國人的反帝愛國情緒，加劇帝國主義對英國的指責，因此，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于是，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

德治主義和實利政治

中國長久以來相信賢人政治，德治主義。有一客觀又抽象的好、或德，就待我們發掘，找得出這聖人，天下大治。
西方的阿當.史密斯的原富論︰人人求自私，即成社會高效，人皆得益。中國人聽不入去。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講信修睦，選賢與能。」

比較西方人以實利來看，會找相應才幹解決當前困境 (例如戰爭時期英國選出邱吉爾，戰後反而就不能當選)，所以並不是找出高規格的「好人」，反而是在這情況下，各方利益協調下的結果。

所以若人為自身利益選民意代表，民意代表為其政治前途向其選民交代，中國人要覺低俗。
中國人要體面，做得說不得。

求聖人天下那有？嫌低俗生活怎解決？只得走後門講人情，未能免俗也。
中國人在高處立論，終至失望，由是不相信政治，只講權力。
西方從現實出發，下界的各種困難，人性的自私貪婪是預期之內，由是承認人之劣根性，發展出若干制度以制約之，所謂「絕對權力絕對腐化」即是此種想法。

反而由下而上，使政治生活能促進某些實效，進而有理想之士為之奮發，某程度上落實了一些價值理想。

所以此中不只是錢財作影響，有財後認可那種理念來保障自己才影響了現實政治。例如美國獨立運動，實是新大陸新興富人找尋新形式保障其產業。

民主三論 - 思考2016年兩大黑天鵝事件(Brexit 和 Trump 當選)

通常支持民主的有三種講法。
第一是他能以集體智慧選出能人，去回應當時的議題。當發覺集體的選擇可能只是妥協，選出的不代表任一理念的意見，這說法又有另一變種...民主是選出大家能接受的人，他未必是最好，但不會是最差。
民主確保不會選出狂人、大獨裁者來害死大眾，是阻止壞事發生。但當特朗普也能當選，大家要思考這說法還可行嗎？

大家相信制衡…由特朗普參選，大家都說他一定被篩走，過不了初選的關卡。到他真的過關斬將，評論員仍寄望民眾會清醒，看清真相，放棄特朗普。但到最後他勝出黨內提名，以至醜聞纏身仍擊敗希拉莉，就只能目瞪口呆了。

我們一直撤退，由「要對初選制度有信心」，到「要對大選有信心」，現在就「要對三權分立，媒體制衡有信心」。

這差不多是最後把關了，守得住與否還要拭目以待。

第二是民主會令選民承擔其選擇，因為政府做得不好要怪自己選差了，提醒自己下次糾正錯誤，希望透過長遠的 trial and error 令選民和制度日趨成熟。
即是民主能除錯和自我修正。

這也是一壓力閥門，政府有人民給他的認授性，選民只可怪自己，並寄望下次以選票變天，則他們仍有希望，而選票真的能作出改變，透過政權更替,失民心的政府下台紓解民憤,就免除了流血革命的代價。

相反，獨裁就要面對人民質問︰為何要由你們壟斷權利，來決定我們的財富和生活呢？而反對政權是不可能，甚至冒上生命危險，人們敢怒不敢言，由消極對抗、政治冷感，以至極端的會訴諸暴力革命。

可是世事錯綜複雜，政府做得不好單單是選錯了的問題嗎？而每個人的一票只是滄海一粟，能否以因果關係追究說每一個選民投錯票？換政府是解決問題還是只在找代罪羔羊?

Brexit 的選民可能只係出番啖氣，無諗過真係脫到钩，到真的成為事實都嚇呆了，成了共同悲劇。要選民負責任和成熟，是否要求太高？
糾錯就更難，上一次選錯了，下一次能否就累積經驗選啱？情勢已經變了，上一次的對，會否成了今次的錯？結果可能不是糾錯，而只是再犯第二個錯誤。

第三是主權在民，我自覺去行使、確認政治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和公民尊嚴。
這本來是最強的理由。可是，真的每次投完票大家都志氣昂揚，說這是令人引以為傲嗎？
權利只有在快將失去，或者剛剛得到時才最受感動。何況看到選出來的是甚麼人，又或「我的一票有何用」？到這時候公民權利已變成公民責任，叫做盡了一己分內事，幫忙俾俾意見而已。再沒有那種「先賢冒死求來，我輩自當珍惜」，「每人都應享有，無人能將之奪去」的情懷。

霧霾

陰霾壓頂 中共作為令 百姓憤怒（上）
http://www.epochtimes.com/gb/16/12/25/n8630574.htm

自12月16日以来，今年最强的阴霾袭击大陆一周。18日，阴霾影响面积约142万平方公里。19日到21日，多地进入本轮阴霾最严重时段。华北24个城市20日发布了极端阴霾“红色警报”。京津冀地区及周边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爆表”。其中河北石家庄市PM2.5达到1,015微克/立方米，“爆表”超10小时。

环保部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共108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估计，此次阴霾预警范围共影响4.6亿人，其中有2亿大陆民众生活在高出世界卫生组织所定的空污标准10倍以上的地区。

严重的阴霾导致河北、河南等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北京周边1200个工厂暂停或减缓运作，各类交通航班延误、取消及道路限行、封闭。20日，北京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50米，首都机场取消了181架次的航班。

阴霾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给民众出行造成难题，但随之带来的心脏病、肺癌、哮喘和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等健康危害是人们更为惶恐不安的问题。

新华网曾在2015年6月报导，至2011年，过去30年中国肺癌死亡率上升465％，发病率每年增长26.9%。

以上数据来自于“2012肺癌关注月全国行—北京站”活动，该活动由中国医疗手牵手工程委员会、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中国癌症基金会控烟与肺癌防治工作部联合主办。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引述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肺癌已经成为中国恶性肿瘤的第一位死亡原因。

法新社北京电稿曾提到，一名8岁女孩成为华东地区最小的肺癌患者，医生说污染是她患病的直接原因。报导援引江苏省肿瘤医院医生冯冬杰（音）的话说，由于她长期吸入公路粉尘，才导致癌症的发生。

据美国癌症学会研究，儿童患肺癌的病例非常少见，诊断出肺癌的平均年龄约为70岁。

参考消息报导说，污染致中国肺癌病人猛增，且中国大陆肺癌基因检测治疗方面还很落后。

2015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把大气污染认定为致癌物，严格地讲，大气颗粒物，也就是所谓的PM2.5，是一种确认的人类致癌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道疾病专家锺南山直言不讳地表示：“别拿雾霾开玩笑了，它是一级致癌物质。资料显示：我们一个肺有3亿个肺泡，80个PM2.5微粒可以堵死一个肺泡，我们严重污染的生活环境PM2.5是1155单位，一年堵死3千万个肺泡！三年堵死三分之一个肺！所以预测几年后中国将会肺癌井喷，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2016年初，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健康指标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的一项最新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成果显示，全球每年有55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罹患各类疾病死亡；中国和印度是因空气污染而导致非正常死亡的“重灾区”。

在四川成都，当局为掩盖阴霾问题，打压民众要求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甚至要求医生不能对呼吸道疾病患者说出其疾病是由阴霾引发的。

据报导，由四川成都网民发起的“一人一图反雾霾”行动，每人上传一张戴着口罩、在阴霾中拿着标语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抗议政府治霾不力。但大量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不久后即被删除，有参与活动的摄影师更指被派出所带走，甚至警告他们这类“照片不能拍，拍了也不能发布”。

另外，有医生接到医院高层的通知，称“病人如果是呼吸道疾病，不准说是雾霾引起的”，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全市医院都是”。

陰霾壓頂 中共作為令 百姓憤怒（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2/25/n8631137.htm

中共財政部揭露了最近的一項審查結果，點名批評地方政府騙取、擠占、挪用大氣污染治理的專項資金。這部分獲得專項資金的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北的9個省市，涉及問題資金數以億計。

文化觀察家傅桓認爲，這從財政的角度揭示了治霾不能寸進的原因是腐敗。按照行政的運作慣性，一切資金都會被吞噬，化作政府部門的潤滑劑，但是對真正的陰霾治理會少有幫助。

傅桓說：「霧霾先是被製造出來，而後成為政府出政績、爭財政的一大藉口。這樣的情況下，霧霾的成因源自哪裡，也是被一再忽略。因為如果擺明是工業排放污染造成的，絕非燒秸稈形成，那麼這種公然拿財政補貼的行為就近似於騙了，實際上也確實存在騙取。」

「治霾整個是一筆糊塗帳，財政部點明批評，更像是為節支製造理由，而不是真的要督查錢用到刀刃上。實際上誰都知道，尤其是官場裡的人明白，這個霾是治不好的，因為要保GDP，要保經濟保增長，污染排放不可避免，治霾缺乏行政決心。」

陰霾是「氣象災害」？

對中國人來說，更不幸的消息是陰霾被北京市政府定性成「氣象災害」。

12月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發布的《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草案修改二稿）》第二款，明確將陰霾列為氣象災害。

部分環境法專家提出了質疑：人類活動排放大量污染物是造成霾的根本內因，霾的本質是污染，與自然災害有著根本區別；人類不排放致霾污染物，就不會有霾的現象出現；如果把「霾」作為氣象災害，就會排除人為污染的情形，造成任何人排污無需擔責或「依法脫責」。

《金融時報》報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龔刃韌認為，因為在防止空氣污染方面，政府承擔著監督和管理的首要職責。氣象災害是自然災害的主要類型，一旦把空氣污染的「霾」作為氣象災害即自然災害，不僅會使污染氣體排放者減免責任，而且作為監管者的政府也可以「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減免或推卸責任。

無論是根據國內法規還是根據世界氣象組織文件的定義，霾都不屬於氣象災害。

不過，將霾列為氣象災害並不是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首創」。據《京華時報》報導，目前上海、天津、河北、浙江、山東、遼寧等20餘個省份的氣象災害防禦法規都將霾列為氣象災害。

政策性污染 「低人權」換經濟發展

中國從1978年到2008年連續30年，平均GDP增長將近10個百分點，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日本，2010年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2013年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數十年來，為了增加GDP數據，中共發展經濟，重工業、化工業、製造業、房地產業等等，不計成本代價的上馬，造成環境透支。

時政評論員橫河表示：「中國的環境污染是政策性的。」

「中國的霾，作為海陸空全方位污染的表現之一，其根本的來源是中共的合法性缺失。文革結束以後，中共試圖以經濟發展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替代品，引進外資成為發展的主要措施，經過20年的發展，終於在本世紀初加入WTO之後發展成為世界加工廠。」

橫河表示，由於對污染企業的管理嚴格，治理費用高，利潤空間減少，資本有向環境治理管理鬆散地區轉移的本能。沒有嚴格管理、污染受害者沒有抗議發聲權力的地方自然就成了高污染企業轉移的最佳地點。「世界上沒有比中共統治的中國更合適的地方了。」

橫河說：「環境污染，不僅僅是治理不力，而是有意設計的結果，歡迎污染企業到中國落戶，打擊一切反對污染的活動，使中國成為全球污染企業避難所。由於低成本（不處理污染源）、低工資吸引來的低端污染企業創造的價值保持了20年的兩位數GDP增長，保住了中共的政權。」

長期致力於環境污染研究的知名作家鄭義表示，「所謂中國經濟起飛，就是利用了低人權的優勢。中共自願接受污染企業。可以給工人極低的工資和勞動保護，成本就特別低。」

體制內治霾不會成功

「不懲治腐敗要亡黨亡國，不消除環境污染，不保護好生態環境，也要亡黨亡國。」被譽為中國「環保之父」、曾擔任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的曲格平在北京家中對大陸媒體說。「治理霧霾恰恰是對於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機遇。」

曲格平表示，形勢實際上是非常嚴峻，十分嚴峻，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面臨如此嚴重的環境污染。不光是大氣污染，還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學品污染等等，存在的大問題很多，老百姓最起碼、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都受到威脅。

工業化國家的霾，即使在最嚴重的時期，也僅僅集中在主要工業大城市，如英國的倫敦、美國的洛杉磯等，從未發展到今天中國大陸這樣涵蓋三分之一國土和人口。

橫河介紹，美國的環境治理始於60年代民間的推動，民間推動立法，依靠民間的壓力，而民間壓力則是由新聞、出版、集會、抗議自由實現的，國會立法和政府執法則保證了治理環境污染可以通過嚴格執法實現。

「法治，尤其是嚴厲的執行，是對付霧霾的根本『良方』。」曲格平說。「改革既得利益集團是治理霧霾的一大關鍵。但是實在是太難了。」「只要牽扯到自身利益，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各級政府眼裡只有GDP，它們和企業都不願損失自身能得到的最大化利益。」

近期，中共國務院印發了《「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外界評論，儘管習近平上臺後想改變這一切，不斷強調生態理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但在體制內的改革，永遠不會成功，治理陰霾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他在40年前就总结了雾霾的成因，还说出了我们现在不便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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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尔博士坚持说：大雾是冤枉的，因为真正的凶手并不是他！
大法官、警察总监和许多贵族都嚷嚷起来：“究竟是谁，你必须说出来！”
故事的高潮来了：
威尔博士突然以迅速的步伐在审判台前面来回走动，象一头的狮子，挥动着双手，提高了声调说道：
“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的首都以多雾出名，并不是今天开始，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辈并没有因为大雾弥漫而致死呢？相反，大雾是伦敦独特的自然景色，它给诗人和艺术家带来灵感，给伦敦带来诗情更意，许多外国人千里迢迢来到我们祖国，目的是观赏雾都——伦敦的美妙景致。
可是，今天的大雾却充满了令人可怕的毒气，它威胁着我们的儿童和老人，它腐蚀坚固的建筑物和广场上的硬化，它甚至威胁着树木、庄稼和野草的生命。这些有毒的气体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个凶手把有毒的气体放到我们清洁的空气中，污染了我们祖国的蓝色的天空呢？”

他抓住了警察总监雪白的制服领子，把他们拉到被告席上：

“阁下，你和你的家族经营的汉弗莱钢铁企业，每天排放几千吨二氧化硫，在你的工厂上空，日月无光，黄烟滚滚，这次受害者的百分之六十，是你的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你们不仅污染了天空，还把大量废水排入泰晤士河，造成了河水的严重污染，水质腐臭，鱼虾绝迹，难道不应该接受审判吗？”

他又从容地走上审判台，扭住了大法官的手臂：

“你也跑不了，法官先生，你和你的太太合股经营的爱登堡煤矿，从来不顾矿工的死活，你们煤矿这次死了一百多名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不就是从你们那几个大烟囱里排出来的黄烟致死的吗？矿工们多次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建造离矿区较远的住宅，你用开除威胁他们，派警察镇压，结果矿工的棚户区着矿山，简直和地狱一样，他们成天呼吸有毒的空气，喝着洗煤的脏水，你难道不是杀害他们的凶手？”

同样，威尔博士在支持他的听众帮助下，将十七名大工厂主、大矿山主和公司董事长送上了被告席。他们经营的化学公司、造纸厂、纺织厂、兵工厂、矿山、金属冶炼公司，没有一个不是污染空气与河流的凶犯。

最后，威尔博士松开了大雾手上的绳索，代表人类向它道歉：“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大雾纵身一跳，呼啦一声，卷起一阵旋风，从窗户钻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