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7月 21, 2015

司法獨立不一定至高無上,地方法院不用理政治因素 _ 周顯 _ 主場新聞

周顯

一條貪威識食,練精學懶,先使来來錢的癈柴,從小學讀到大學都未曾畢業過,從第一份工作以來沒做過正經事。他每天起床後做的就是花錢和研究如何花錢,可惜他的賺錢能力有限,因此他的最大煩惱是無錢可花。他最佩服的人是自己,最愛的動物是女人,最喜歡做的事是食和色,最討厭是工作。

2012-10-14 19:05:47

香港人人都應享有言論自由,但是梁愛詩身為前任律政司司長及行政會議成員,現任人大常委,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身份特殊,所以她的言論自由也該受到限制,而必須慎言謹行,而不能隨便胡亂發言,這是彰彰明甚的。她在上個星期六,以居港權案作為例子,指出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認識不足,登時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反響,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甚至罕有地發出聲明,質疑梁的言論干擾了司法獨立。

這個故事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去看﹕第一,梁愛詩的做法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干擾了司法獨立。第二,梁愛詩的說話內容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第一點,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言,由於梁愛詩的尊貴身份,她的言論有著政治化了的影響力,所以她的言論自由是應該小心從事的。所以,我們認為,她的說話肯定是影響了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指控,是對的,是有根據的。

現在再深入一點去討論,討論的是一個極少人會去討論的問題﹕究竟影響司法獨立,是對,還是不對?是可以,還是絕對不可以?

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之下,人們試圖影響司法獨立,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有例外呢?舉一個例子,在年前包致金法官侄女的襲警案中,引來了市民的大肆評論,司法界的人也認為是干預司法獨立,但是,如果連市民也不准談論司法案件是否公允,「司法獨立」這塊招牌未免太大,大得要人噤聲、大得壓死人了,這當然是除了司法界的人,沒有人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當然也有司法界的「原教旨主義」分子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正如教師認為他們應有絕對的權威和專業知識,警察也永遠不會認為自己的警權過大,這也是無須辯駁的。

以上的分析證明了,司法獨立的膨脹化,有可能導致司法權過大。但這只是理論如此,究竟香港是不是司法權過大,暫且不論,我們在這篇分析文章的大前題當中,只是指出有這個可能性,便已足夠。

正是因為司法權獨立的可能性不容抺煞,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爭權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在外國,也不是(時)有政府高官,或者是有議會成員,公開批評司法機構,也是屢見不鮮的事。

因此,在第一點之上,理論性的結論是︰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但也絕對不是好得神聖到不可以冒犯的。干預司法獨立,多半是壞事,但也並不盡然,如果這個司法制度真的搞到天怒人怨,又或者是干預者道出了大部份市民的心聲,這種干預,就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是,梁愛詩的言論,顯然不屬於好的干預。

現在討論第二點了,梁愛詩的言論,究竟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呢?

香港自從回歸以來,整個法律界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不知自己的定位何在。在以往,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整個司法制度的頂端,是在英國的樞密院,香港的律師和法官很安然地、很習慣地為自己的司法定了位。但是,當回歸之後,香港的司法定位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香港的法律界直至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在梁愛詩的心目中,司法界應該為政治服務,聽從中央的指示,跟隨中央政府的步伐,這當然是錯得不能再錯的思想。在法律界很多人的心中,法官應該(有)自由心志,不應該聽從任何的政治立場,在殖民地的司法制度,這向來就是正確的思路,但這只是一個經過了矮化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的狹隘思想。實則上,每一個國家,包括了所有司法獨立的西方國家,其法院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司法要獨立,但是又要為政治服務,這條界線應該是怎麼劃分呢?答案是︰在所有的法院中,法官都應該憑藉自由心志,根據法律條文來作判決,根本不應考慮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法官是不應考慮政治的,就這一點而言,法律界的想法是對的。

但是,在每一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判決時才可以考慮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並且以此為理由,去作出判決。每一個法院,都有著不同層次的司法思維,有的高層次的想法,在低級的法院,連想也不能想,但是在最高級別的法院,則是準則之一。在香港固有的殖民地法院,法官們的思考根本不及這個層次,所以其思想永遠停留在殖民地法院之上,這是不夠水平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像梁愛詩所說,法官都要對特區和中央政府有所認識,這也是不對的,因為這等於叫茶水部阿嬸都要認識整個董事局的老闆們的想法,如果連茶水部阿嬸都要揣摩大老闆的心意,才能辦事,這間公司一定是全公司皆全力拍馬屁,甚麼都做不了,只有倒閉收場。

簡單來說,在香港的情況,法官只能按照條文去判案,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等等,是只有終審法院這個層次的法院,才是唯一有資格和有責任處理的。當然,香港的終審法院在判案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高層次的司法因素,這是香港法律界在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之下,長期「扮矮仔」的結果。但這只是香港終審法院的水平問題,但是至今為止,香港的每一個法院,作為「殖民地法院」的水平,是維持很高很高的水準的,也是完全稱職,根本用不著梁愛詩去指指點點。事實上,按照坊間對梁愛詩本人的評價,她的道德與人格水平無疑是很高的,但是其對司法制度的知識水平,恐怕就差強人意,不大夠有資格去批評司法界,單單從她在1999年,以可笑的「公眾利益」為理由,釋放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便已得知。

(原文刊新報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chow/posts/494352720589405)

星期一, 7月 13, 2015

如果我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_ 豪仔 _ 主場新聞

豪仔

佔領中環成員,文盲詩人

2012-9-13 13:09:52

原文題為:《佔領中環 之「如果我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2011年10月15日
全界佔領運動開始,我左腳腳骨骨折,無緣現場見證運動的誕生。當時,我在家開著電腦,同時看著42吋的平面電視,一直追看著佔領中環的直播新聞。示威人士從早上在中環交易廣場,到晚上佔領匯豐銀行地下,我一直觀察著、守望著。雖然身體存在限制,但心靈從來不受限制。

10月17日
覆診後,醫生告訴我的康復已經許可我多做運動,多走路。所以在10月18日,我拿著一支拐仗,揹起一個帳篷,幾件衣服,決定加入佔領中環運動,盡公民對社會的責任,參與兩天社會運動。在此之前,我是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社會運動的。對社運人的網絡,我一無所知。對社運的經驗,我一無所有。

10月18日晚
到達佔領中環現場,音樂會正準備開始,大約200人在現場。很快,一位叫 Lawerance 的朋友,拿了一杯螺絲粉給我,他說,是今晚的晚餐,而這是另一位叫陽仔的朋友為大家煮的,美(味)道雖然不是很合適我本人,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來不由味覺而建立。

到了音樂會結束之後,仍然有很多人聚留,大部份人參與佔領中環的理念會議,會議以共識、共治形式進行。而我感覺會議進行得很沉悶、很漫長,所以大約參與了一小時,就離開會議,開始進入一組一組的人群中,去認識朋友,討論對世界的期望及想象。

我認識了左翼21的阿美,當時是凌晨的十二時左右,我們一直討論到早上的七、八點。當中討論了很多議題,雖然無法一一詳細地在此記錄,但阿美令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把我之前不認識的一些世界觀傳遞給我,她從人類產生社會以來說起,從母系社會說到父系社會,從君主奴隸制度走到封建制度,從工業革命去到資本主義社會。怪我無知,但這些知識,以往在學校、教會、甚至職場和朋輩之間都沒有機會學習。如今補充起來,對世界可有新的睇法及想象。時間過得很快,一個月過去,中間還有很多故事,認識很多朋友,未能一一盡錄。

到了11月份
佔領中環發生了一個名叫「禮物經濟」的討論,然後又發生了「禮物墟」。其他人的想法我就不多說了,我只說我自己的。當時,我以一個論點去確立對「以物易物」的立場。每個人在家中都有很多手錶,但手上只能戴上一隻手錶,而其他的手錶,當不戴的時候,他的秒針仍然會在家中行走。雖然每一隻手錶,或多或少,對個人都有它的意義,但缺少了分享!獨享、私有的意義又有多可靠呢?如果用一個物件換取一個物件,一個故事換取一個故事,一個信任換取一個信任,世界一定往正面的方向走。我明白,很多人會以負面的想法去猜度別人,但以負面的出發點,又怎能推動世界往正面的方向走呢?即使用物質的「擁有慾望」來說,其實也是可行的。因為之前我也是一個物質主義者,買很多物質來滿足私慾,但這些物質從來不能完全地滿足私慾,大多數的物質只能短暫地滿足,過了一段時間,就放在家中塵封了。或許過一段時間會再用,但整體來說,我並未有把這些物件的功效用盡,從而浪費了地球的資源,然後就是再買,再換取慾望,無休無止。

我把一條已經不合身的Levis牛仔褲,三本伴我康復的書,貼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放在「禮物墟」上,讓想得到這些禮物的朋友可以找到我,我再把這些禮物背後的故事傳遞給人,並告知他們不穿不看的時候,傳遞這些物件及它們的故事給別人。

FM101的Derrick取得我的牛仔褲,之後幾個月,他一直穿在身上,很合身,而且貼在褲上的名字,一直沒有撕下來。

現在,故事或者已經傳得更遠。

2011年12月
很快一個月又過去,天氣很寒冷,留下的人也少了很多,剩下二十至三十人。每晚我們都人貼人地開會,人貼人的意思是保持溫暖。我們計劃在聖誕節當日,在佔領中環燒烤,用油桶自製燒烤爐,用超市車自製燒烤架,買食物,並在網上呼籲關心佔領中環的朋友回來過聖誕。去消費主義,增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結。

我記得,那幾天,接受了突破的訪問,以下是當時的片段。

聖誕、除夕的回憶,比去年2010更深、更豐富。

2012年1月
在這幾個月內,我同時正在準備流浪中國的計劃。到了一月尾,我正式出發。但在此之前,我一直預計到,在我流浪的過程,需要很多人的幫助。所以在接受別人幫助之前,我決定用我所限之能,先幫助別人一些。我在一個叫 Couch Surfing 的網站開立戶口,呼籲世界各地的背包旅行客,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來到佔領中環住下來,在此交換故事,國際連結。當中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對世界的想象,或是個人的經歴,都不可思議。直到2012年9月11日,來參與佔領中環的背包客,已經超過100位,下面網站,就是這些背包客的記錄。
http://www.couchsurfing.org/people/peterkwok/

2012年2月至3月
我在中國流浪,把佔領中環的故事傳開去,很多人都難以想象,我卻只能用有限的普通話去傳譯,還有在中國大陸唯一可網上觀看的佔領中環紀錄片﹣


故事影響了很多人。
秦皇島的劉衛,開始嘗試搭順風車旅行。
哈爾濱的國良,開始反思消費主義的問題。
北京的朋友對八九學運有新的觀點。
內蒙古的王穎漩開始反思日復日的機械工作。
和我同行的周峰開始關心社會運動。故事都影響了他/她們。
但這些故事,如果沒有佔領中環,跟本就不會發生。

2012年4月
我回到佔領中環,認識了來自美國的苦行者Mark,他22歲,流浪世界各地兩年,身上完全不帶任何金錢,一元也沒有,也沒有穿鞋。他每到一個國家或城市,都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生存下來,找安全的地方睡覺,搭順風車穿州過省,尋找清潔的剩餘食物充飢。當時我流浪中國剛回,錢花光八八九九,經常飢餓連連。後來Mark教導我如何找到剩餘食物,我們每晚走到超市,等待超市收工後,把一包一包即日生產的食物,從垃圾堆中收集起來,先分給露宿者,後分給佔領中環的朋友享用。但由於食物太多太多,每天晚上露宿者吃飽了,我們也吃飽了,還剩。

後來,我又把這些故事傳開去,並好像Mark教導我一樣教導別人,及後又認識了一班關心剩食議題的中大學生,開始對剩食的問題進行討論、深化、反思、建立,然後就成立了「豐剩」。

https://www.facebook.com/over.leftover

「豐剩」成立之後,組織和效率都得以提升,受益的不再只是單一地區的露宿者,還開展了更多地區,更有基層的市民、食物銀行、社運組織等等。雖然我沒有正式的統計過,但於我所見「豐剩」所收集得來的食物,如果以金錢量化來計算,一定超過一百萬元,受益的朋友因得到食物而所省下的金錢的總和,最少五十萬元。但是,我是並不希望「豐剩」存在的,因為如果「豐剩」存在,就代表社會的深層問題未解,而需要「豐剩」這種執手尾的角色來幫助解決。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生產。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消費。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浪費。
就不需要豐剩,多好!
如果沒有佔領中環,Mark和豐剩的故事也不會發生。

2012年9月11日
佔領中環被清場的時刻終於來臨了,當下佔領中環的朋友剩餘15﹣20人。
匯豐動用超過50保安人員。
警方動用超過100警員。
法庭動用超過30執達主任。
並封閉銀行街、及一條皇后大道中行車線。
區區二十人,需要這樣嗎?動用以上各種、各種、各種的資源來對付建立世界的年青人,合理嗎?

雖然,清埸過程我沒有受傷。但我以我神起誓。
我見證著我們的一位朋友Denise因為保護傢私,而被保安人員拖行十多米。
朋友香子俊被十多名保安人員圍起來及推倒地上。
打算離開而不作留守的朋友Wallace被多名保安人員圍住而不讓離開,最後更以傷人罪而送往北角警署。
我女朋友Tiv需要進入佔領中環現場取回私人物品,而被最少二十名保安人員圍住及推到地上。
還有很多被執達主任喝罵、或被主流傳媒抹黑的我已經不想多說了。

我只想說:
「我沒有錯!為何社會要這樣待我?如果我真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佔領中環的朋友們,共勉。
不認識佔領中環的廣大市民,了解。

豪仔
2012.09.11「佔領中環被清場」

星期六, 7月 04, 2015

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10-25 11:51:31

引言

在政府總部爭取DBC復播集會上,學民思潮黃之鋒引用了去年無線電視劇集「天與地」,Joe Junior對佘詩曼說那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之後DJ杜雯惠上台清唱了兩句:「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是來自八九年五月,她十八歲時自彈自唱支持北京學生的一首歌,名叫「五月的陽光」,我見到台下有人在飲泣。

This City is Shining

八十年代初我比黄之鋒大一點,剛進大學,一天在樂群館午飯後走到圓形廣場的民主場,只見人群聚集,牆上貼著兩封信,一封是學生會寫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信件,支持回歸,同時希望實現民主,另一封是總理回信,表示會按你們的民主方式實現回歸。那年代青年學生無需接受國民教育,會主動認識中國,支持1997年收回主權,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年代香港亦是內地現代化的楷模,鄧小平表示要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灣仔合和中心旋轉餐廳成為港式現代化象徵,由廣州到遼寧都要建一座,內地領導紛紛來香港考察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推崇香港法治。香港這兩大核心價值,令中國改革釋放出龐大生產力。正由於中港之間的密切關係,香港人無可避免捲入了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中,香港人一直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會實現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政府正積極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1987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黨國體系,實現政企分家,改革幹部系統。中文大學學生會在聯合書院舉辦十三大政府報告講座,近二百名學生出席。

1989年五月北京形勢空前緊張,各地戒嚴部隊正奔赴京城,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在集會上當年只有十八歲的杜雯慧在台上獻唱五月的陽光:「看著那,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台下我們相信民運會取得成功,香港與中國一起走向民主的未來。


This City is Changing

1991年香港迎來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雖然只有十個議席,但全社會投入,六四情緒主宰了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勝。91直選後香港進行了一場寧靜的改革,先是實現了立法局脫離行政機關獨立,Omelco兩局制度壽終正寢,行政權力全面退出,立法局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制度,也跟從倫敦國會慣例作會議規範。直選啟動及議會革命,進一步催生政黨政治,吸納了社會運動的能量。92年彭定康來港執行光榮撤退任務,改變外交部中國通所訂下中英合作的直通車模式,單方面提出政改方案,加快民主步伐。彭定康時代,一般只看他政改,而忽視了行政改革,為官僚系統引入服務承諾,商業運作模式及私營化,同時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人權、平等機會立法。可以說彭定康是繼麥理浩之後,為香港建立核心價值的第二人。

但香港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北京在六四後對香港處處設防,擔心香港成為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在基本法中加入新規限,引入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削弱議會監察功能。九五政改一役,北京對香港中產主流及民主派支持彭定康亦有不滿,導致九七後香港政治發展停滯。

This City is Dying

回歸後最主要的政治改革,一是將直選改為比例代表制,製造黨派林立局面,其次廢掉兩個市政局,權力收歸官僚部門,最後是實施官員政治問責制,但由於欠缺全套的政治改革視野,最終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如果不是西敏寺模式、美式總統內閣制,那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回答。這些變革毫無政治邏輯可言,殺局是造成官僚膨脹,地區問題由中央官僚解決,而沒有民主普選及政黨政治在背後支撐的政治問責制,變了北京介入特區高層人事任命的活門,及特首建立「自己友」內閣。這三大改變目的很清楚,都是鞏固及強化行政主導,但卻引申出更大的政治矛盾。

彭定康留下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向前走,即使政治體制滯後,但社會不會停留等待,公民社會日漸活躍,政治權威瓦解,令傳媒取代了政黨,主導民意走向,而回歸前建立一套內部法定監察機制,如審計署、申訴專員、法定上訴程序成為真正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因民主發展停滯,令正式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反映民意及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香港至此進入了一個內耗空轉的政治怪圈之中。

歸納而言,這個怪圈源自三大社會政治矛盾:

一)進步的公民社會vs落後的政治體制
03年七一遊行,本土公民社會正式起動,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沉默的新生代及中產在政治上動員起義,而曾幾何時一度發揮政治吸納功能的民主派政黨,因政制停滯,議會監察功能下降而不獲信任,社會運動再起直接衝擊政府。

二)專業公務員vs業餘問責政客
在半桶水民主化下引入問責制,特首政綱及問責局長執政籃圖欠缺民意認受性,無法壓服官僚那一套循序漸進,傾向保守的程序理性,令內部政爭不絶。

三)價值爭議
公民社會發展,公共政策講求價值理性,而非官僚一套程序理性,但執政問責團隊只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欠缺核心施政理念,無法在價值理性層面介入社會爭議,同社會對話。

這三大矛盾早在梁振英當選已出現,2008年擴大問責制後亦見端倪,而當時曾蔭權政府熟悉行政系統,才可以苦苦支撐。梁振英當選,只不過是將矛盾進一步掀開,甚至激化。他競選期已傳出中聯辦為他拉票,當選後又高調謝票,已引起主流民意反彈。而未上任先擴大問責制,意圖引入更多「自己友」掌控政府,最後失敗告終。他誤以為借助外力,一統政府及議會建制派,便可實現再集權,應付社會政治矛盾,推行自已一套施政綱領。

他沒有反省過曾蔭權「強政勵治」高開低收,是個人能力不足,還是有更深層次問題。而巿民逐步由爭取民主轉化為本土意識身份政治,亦與滯後的民主改革有關。可以說,即使今日建制派政黨全面掌控議會,主流媒體被收編,政務官全部收聲,梁振英也無法建立強勢行政主導。因為假如在體制上政治矛盾無法解決,特首欠政治認受,也被視為政治傀儡時,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將不斷衝擊政府,而政府更強硬的回應只會再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香港要再起,政治發展是關鍵,否則空轉內耗,權威瓦解,This City is Dying。

DBC的結束,是其中一段插曲而矣!

註:本文刊於最新一期《陽光時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