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獎40年：香港電影不死，只是凋零？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任何一刻比現在更想知道，香港到底是什麼。目前的時代大勢強逼我們去接受，香港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香港只是一個更崇高更權威的國家體制的附庸、香港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真正的獨立個性。但我們都曉得，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異議、我們反抗、我們創作。」——《 香港電影自由宣言 》
第40屆香港金像獎週日（7月17日）登場前，一批香港電影工作者發表宣言，對香港指標性的電影獎發出質疑聲音。《宣言》寫道：「沒有自由的電影終究會枯死」、「要在當下的香港拍電影，須面對的困難與風險之高，當算是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等。
共同起草人以去年入圍台灣金馬獎、以反送中運動為背景的《少年》主創為主，連署人包含《時代革命》周冠威、《夜更》郭臻、《十年》伍嘉良等，共35人。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起草人之一、《少年》導演任俠不諱言，選在此時發表「就是因為金像獎」。
任俠說，現今香港許多電影工作者遭打壓、片子被禁，「金像四十 不惑如初」在他們聽來格外諷刺，《宣言》多少是想倣傚1968年高達和楚浮衝入坎城影展大廳的意味。
「我們的自由已經被壓迫，你們還在這裡搞什麼典禮，在這裡慶祝，電影的本質到底是名利還是自由？」任俠質疑並表示：「我們要改變，然後你說不惑如初，就是不改變。越來越差，但是不改變。我們覺得很諷刺，決心要在這個時刻發表一個宣言，宣告我們需要改變」。
新《電檢條例》如墮「紅海」？
2021年10月底，香港立法會通過《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電影檢查員須考慮影片會否「不利於國家安全」，以決定是否批准公映，官員也得以「國安」為由，撤銷已獲批公映的電影許可。條例當時引發香港電影業界擔憂，可能危害創作自由。該年，多部涉及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影片亦無法在港上映。
任俠指，新《電檢條例》已對香港電影工作者造成打擊，模糊的審查定義逼使創作者恐懼、自我閹割。他透露，自己正在創作的某個劇本也在這樣的大環境氛圍下被擋，並認為現時香港電影創作面臨的已不只是「紅線」，而是一片「紅海」——因為紅線尚且是一條相對明確的線，但如今包圍香港電影界的「都不知道是什麼」。
《宣言》共同起草人之一、影評人安娜說，2021年以來，香港彷彿出現兩種「香港電影」。一種是不能在香港戲院上映的，比如《時代革命》、《少年》、《花果飄零》或《憂鬱之島》等；另一種是可以上映的，比如《梅艷芳》和本屆金像獎入圍大贏家的《智齒》等。
安娜告訴德國之聲，前者雖然數量不算多，但從觀眾反應、電影質量來看，「它們一定是重要的香港電影」，不能因為只有小部分電影不能在香港放映，便認為它們不重要。他說：「主流或金像獎所代表的那種權威，他們好像傾向或選擇忽略我剛才說的那一個、另外一種香港電影，（因為）那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願面對的真相。」
「我們就覺得，就是要你們看見、就是要你們去承認有這一塊。」安娜強調，這不代表他們認為這類電影就是香港電影的全部，而是希望透過《宣言》發聲提醒，香港還有另一種不見容於審查的電影存在。
「漂向北方」合拍片
根據香港戲院商會近期公佈的一份報告，香港電影2022上半年度表現慘淡，首輪上映電影共73部，香港電影只佔6部，《逃獄兄弟 3》僅以71萬票房便成港片之冠。
港產片票房與產量黯淡，固然與新冠疫情及審查氛圍有關，但早在疫情以前，曾在上世紀被譽為「東方荷里活」的香港電影工業早已被認為開始走下坡。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一書作者李政亮指出，遠因可追溯至九零年代的時代巨變。
李政亮向德國之聲解釋，1997年香港歷經回歸以及亞洲金融風暴，加上好萊塢大片進佔香港電影市場，有人甚至形容，那年《鐵達尼號》票房橫掃香港就像是擊沈香港電影的喻示。千禧年後，香港導演陸續「北上」拍片，更是另個指標性轉變。
2003年，中央與香港當局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形容，「香港電影產業在迫切找尋出路的時候，正好遇上內地市場的開放」，這項協議也被公認是香港電影的轉折點。
田啟文向《羊城晚報》表示，CEPA於2004年實施後，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合拍片可以作為內地電影進行宣傳和放映，不再受此前只能引進20部的限制。隨著CEPA陸續補簽有關協議，香港商人也得以在中國大陸投資電影院、允許合拍電影在香港製作等，使得合拍片成為香港電影產業主流。
田啟文說，「內地人多、資源豐富，非常有利於拍攝」，有了CEPA以後，兩地合拍片的模式逐漸無分彼此。此外，過往香港基本無法觸碰軍隊題材，「但現在你看《長津湖》，徐克、林超賢、陳凱歌三大導演一起拍，當中有兩個是香港導演。」
高歌主旋律的利與弊？
香港大導「北漂」不只拍攝合拍片，更陸續執導強調中國民族與愛國主義的主旋律電影，不少作品取得不俗票房。電影與文化評論者李政亮指出，其實是這批「北上」的香港導演令中國主旋律電影得以改頭換面。
「原來中國主旋律電影經常是嚴肅的、票房不好，非得透過動員。...現在這種新的（主旋律電影）確實是香港導演把原來動作片、臥底片、警匪片，這些曾經香港電影的元素都帶到電影當中，變成一種新的主旋律電影，或者說主旋律電影娛樂化。」李政亮說，《奪冠》的陳可辛、《智取威虎山》的徐克，還有《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與《長津湖》的林超賢，都是其中佼佼者。
對此，田啟文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這代表國家逐漸意識到電影首先是個商品，「就算是主旋律題材，也可以用商業化的包裝，讓觀眾更易感受家國情懷。」
李政亮則認為，如今合拍片基本上都是中國資金、中國影視公司主導，香港導演「北上」拍攝的題材大致已經無涉香港，演員也多為中國大陸演員。對香港電影來講，「唯一的好處是它促使香港新生代，在香港電影這樣不景氣的年代被迫冒出來。」
新生代本土意識抬頭
過去20年來，香港電影是什麼？是否已死？是不少論者討論的話題。對此說法，任俠回應：「我當然是不同意『香港電影已死』。如果已死，我們為什麼還要在這裡？我們就不拍了。」
曾在其他採訪稱香港「主流電影慢性自殺」的他解釋，他認為問題是那些不能公映的香港電影遭主流刻意忽略，或被假裝看不見，而主流香港電影又為了妥協，不斷把底線往後推，其實是「對創作自由的扼殺」。
任俠說：「我們一步步地接受，其實後面是懸崖，你就什麼都不能拍了，最後就是你現在其實已經不知道有什麼能拍的。」
對於海外電影市場觀眾來說，香港電影長期以警匪、動作、喜劇等類型片見長，李政亮觀察指出，近年紀錄片以及關注現實題材的劇情片反而格外受到關注。
他說，香港鮮浪潮培植起來的年輕一代導演，問題意識其實早已與「北上」的那一批導演大不相同。這批年輕導演大約是九七前後出生，香港回歸之前曾經出現一批懷舊電影，反應香港面對九七的不確定性，以及懷唸過去的種種風華滄桑，「可是對現在年輕的這一代來說，他們無舊可懷。他們生下來的年代，就直接見證目睹了香港九七之後的種種變化，甚至香港『中國化』的變化。」
「新世代的導演在成長過程中，看到的是香港劇烈的變化，很自然地也用他們的電影鏡頭來觀看香港的現實，某種程度有點回到香港1970年代末期曾經的香港新浪潮。」
李政亮說，面對巨變年代，新生代導演不得不把鏡頭對準社會。上世代香港導演「北上」，也使得年輕導演運用這個狹縫空間，提起攝影機用鏡頭記錄、表述、甚至捍衛香港身份，某種程度也可說是社會運動的延續與實踐。
不過對於直指時政的香港電影，近年香港電影界也時有爭論。比如2016年奪下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十年》，獲獎當下掌聲如雷，但事後也有不少香港影視大佬紛紛表態認為，應該「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
香港電影去向何方？
一反過去不明言政治，如今政治題材電影成為香港電影在海外市場的新標誌之一，更透過影展或者串流平台管道，試圖探索新出路。
任俠說：「到了我們這一代香港導演，我們其實不是說不想拍警匪片，不想拍武俠片，我們沒有這個資源去做，而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有這麼多荒謬的事情，這麼多的不公不義。藝術就是來自生活，我們當然更關心社會、我們週遭發生的事情，特別是近年來本土意識又越來越上升。」
選在金像獎40年頒獎典禮前發表《宣言》，任俠表示，也是為了凝聚電影工作者， 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孤獨。他說，實際行動其實一直都在做，大家都還在拍片， 只是深感真的需要發表宣言，一方面告訴大家：「其實我們並不孤獨，你們並不孤獨，不用太害怕，不要被恐懼吞噬掉。另一方面，就像剛剛說的，就是刻意要跟金像獎他們說： 要改變了，電影是自由的藝術，不是名利的藝術。」
與此同時，任俠與安娜也強調，香港電影歷史淵遠流長，《香港電影自由宣言》稱要「繼承香港電影」，指的不只是八、九十年代的「黃金年代」電影，也包含從國語片時代到粵語片時代，一直以來所謂的香港電影歷史。
「我們要強調，不是說要改變，就把以前都切割掉。」承先，也望啟後。任俠告訴德國之聲：「其實香港電影有很多好的東西在，我們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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