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8月 23, 2016

香港唔易管

香港不是人人可管好的。
清朝時兩三回頒內遷令,至明鄭平定,地方官上書求撤令得允,又回來。
清及英均為海賊所苦。
拓新界時與氏族有六日戰爭,後新界各鄉馴服。
又有九龍寨城常引起爭拗。
二戰時有日寇來襲,治港三年零八個月。香港之仕紳階層虛應之,有日軍大員問,如何改善關係?仕紳答曰,如日本人少些醉後在街上便溺,應可以好些。日官默然。
日皇軍失敗後,仕紳主政依舊,無人深究其通敵,蓋不得已也。

至國軍敗於共匪,有軍人滯港,港撥調景嶺讓其棲身。
至大陸赤化,三幾年間香港人口由戰後50萬增至200萬,惟時任港督葛量洪真有才幹,應付房屋教育醫療,並處理兩航起義危機,以至與中共海空衝突也應對過來。
秉持務實外交,與中共商討漁民作業問題。訪京得周恩來接見,獲口頭保證容許英國管治,惟不得挑釁中共,也不得給香港民主自治。
56年應對右派國民黨在港勢力發起的雙十暴動。
至韓戰後香港工業已經起飛。
67年應付了中共左派發起之暴動。戴麟趾已擬定「收入與官職不相稱」之防賄條例,惟與無罪假定有牴觸,與英廷激烈爭拗。
至麥理浩時成立廉政公署,香港蜿蜒走上大治之途。

所以,中共算甚麼呢?賊也土匪也。建國以來皆倒行逆施。其民寡廉鮮恥。何足畏哉?
細審之,曾管此地者,清朝覆亡,亡清廷者,在港得民主思想之孫文也。
英帝國,其殖民地早土崩瓦解。
日本帝國,已覆亡,惟禮賓府仍存日式瓦頂矣,並且人們取笑日醉漢溺於道旁而已。
至中共,能免覆亡之命運否?
怕只是怕,鄧匪小平決意收回香港之日,已注定了共匪末路。

延伸閱讀:
《香港簡史》作者﹕「對港實行普選審慎樂觀」
http://news.mingpao.com/pns/%E3%80%8A%E9%A6%99%E6%B8%AF%E7%B0%A1%E5%8F%B2%E3%80%8B%E4%BD%9C%E8%80%85%EF%B9%95%E3%80%8C%E5%B0%8D%E6%B8%AF%E5%AF%A6%E8%A1%8C%E6%99%AE%E9%81%B8%E5%AF%A9%E6%85%8E%E6%A8%82%E8%A7%80%E3%80%8D/web_tc/article/20130825/s00002/1381231902804
《香港簡史》摘要
http://www.360doc.cn/article/247843_87789375.html
Uneasy Partners: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by Leo F. Goodstadt, Ch. IV The Diplomatic Battles
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 顧汝德著, 五、外交戰役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 by Gavin Ure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by Alexander Grantham

星期三, 8月 17, 2016

何時是一個國家最危險的時候? - 兼論民主大中華聯邦

何時是一個國家最危險的時候?
是這國的人對國家走向再不關心的時候。
也無人去理解國家歷史。
以往還見過有《山㘭上的中國》,《大國沉淪》等著作,今日仍有甚麼?
就這裡純粹揣測:
康熙是首位關內皇帝(順治掠之),歷雍正、乾隆。
文字獄搞得差不多,貪腐是世界紀錄,軍隊皆糜,官僚僵化,統治者志得意滿。
到嘉慶是唯一令人留意的是打貪,辦了和珅。
道光年間有了第一條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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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朝第一位專制者是老毛,且掠過不說,華國鋒時日太短 ,然後是鄧小平,主政是得國之後(內中也有政變,拿四人幫,等於康熙拿了鰲拜),也幹了很長歲月。
歷盡江澤民,胡錦濤兩朝,國力見頂。也是官僚腫贅,不理事了,貪瀆,軍隊出問題。知識階層殆盡。
所以習近平也是打貪維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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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個平素喜歡的講法︰清朝大開海禁七十年而亡。
那麼,這個開放改革,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始自1979。那麼2049左右就是時候。
當年的電報、報紙、輪船、鐵路、西學,就等於是今日的電視、互聯網、空航、自由民主思想。都加速了地方的整合,塑造新的國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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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較可悲的猜度︰越到晚期越是乞靈民族主義。
1900年拳匪大鬧京津,背後得慈禧太后支持。義和拳自稱槍炮不入,砸毀電線桿、燒教堂、洋書,着西服、戴眼鏡、樣子似洋人、說外語,都會被搶被打被殺。
今日我們會見反日示威砸日本牌子汽車、日式食肆,以至南海仲裁後砸肯德肯、砸蘋果手機,以至毆打穿耐克 (Nike) 球鞋的人。
1900年距辛亥革命只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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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改革?中共志不在此,它仍在以為自己抓着正確方案
為甚麼那麼多人怕分裂?近因是中共鼓吹、中期因素是清末列強,更原始的是大一統觀念。
大一統史觀形成了國家衰弱才分裂,殊不知所謂統一強大,就是對外欺壓鄰國(形成天朝朝貢制),對內榨取百姓,以科舉禁錮讀書人。
就是跟現在差不多。
西方能老早掌握外交、協商、貿易、平等交流、開放思想、民主、科學,正正因為長久以來是最富競爭性的分裂狀態。
而中國這種競爭性只有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三國、宋代,仍有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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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天邊的南海,讓「愛國者」熱血沸騰。
然而,面對邢台這樣近在咫尺、與同胞性命財產攸關的巨大災難,他們卻無聲無息,彷彿毫不存在。再也沒了吶喊,沒了批評,沒了為民請命。在他們的心裏和眼中,南海是中國的,但邢台呢?在國際上大嗓門震天響,在國內卻愚蠢透頂,這只能更加讓國際社會當成笑柄。
不過仔細想想,這對內對外的天壤之別,其實也並不矛盾。「愛國者」們所愛的國,原本就是官老爺們的國,並不是老百姓的國。愛官老爺的國,且是遙遠的南海,八竿子打不着,無風無險,這是只賺不賠的買賣。愛老百姓的國,一來沒有好處和「賺頭」,二來稍有不慎,還可能被調查、被開除,這種賠本的買賣,「愛國者」們自然是不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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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情况历史上最糟
来自新疆的官员透露,新疆以前大部分维族人是中间派,他们反对极端组织和极端的暴力,接受汉人统治。今年7月屠杀事件的事件传播后,这个中间派已经变得激进了,他们看不到希望,看到这样屠杀,认为必须反抗了。
而在新疆生活了多年甚至几代的汉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没有安全感,最近2年开始到内地购置房子,搬离新疆或者准备搬离。这样下去,新疆就剩下武警、军人和维人了。
国际关注度低
新疆维人的生存是个人权问题,但美国在内的西方很少发言。分析人士告诉本刊,这里面有几个因素:1、维人是穆斯林,有的激进派和基地组织有联系,而他们又针对平民采取恐怖攻击,这让西方世界很容易将所有被镇压的维人归类为「恐怖分子」;2、信息封锁严重,证据不足。
分析人士表示,维人用暴力去反抗,不如拿这个勇气做信息公开和散播,调查真相,让世界知道发生了什么,远远比暴力有效,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理应受到谴责,在当今世界是没有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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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為「整個大華語圈兩岸四地」的民主中心
臺灣人如果只把民主化的範圍,築牆自囚、自我侷促在海角一隅的蕞爾小島上,那麼最後這個小島民主也還是保不住的!
臺灣的現實處境有兩個特點:
1)臺灣的地緣戰略價值「太大」,
「大」到大航海時代以後的任何一個 Superpower--荷、西、中、日、美,都不會放過臺灣這枚棋子。
2)臺灣的實際量體「太小」,
「小」到臺灣自己單獨永遠無法成為 Superpower 級的下棋者,只能永遠當棋子。
這正是李登輝所謂的「臺灣人的悲哀」沒錯,但現實就是如此!
臺灣人必須在這樣的限制條件(boundary condition)下,追求條件所容許的最大可能空間,但如去挑戰限制條件,則只會帶來本身的毀滅!
臺灣不認清此點,就是自己找死!
臺灣在上述的限制條件(boundary condition)下,唯一可能的大歷史操盤者角色,就是以大陸為槓桿,來下「整個大華語圈兩岸四地」這個 Superpower 的一局大棋,成為實現「整個大華語圈兩岸四地」民主化的領頭羊!
臺灣人只有放大格局,立志作「整個大華語圈兩岸四地」的民主中心、自由領頭羊,主動結合大陸、港澳的志士,,非軍事、民主反攻大陸,才是從「棋子」翻身為「棋手」的唯一機會!
捨此不由、背道而馳,與大陸切斷一切關係,全面瘋狂仇視、敵對大陸,甚或妄想殺光大陸13億人,那就是死路一條!
臺灣人不要永遠學不會教訓,臺灣由於實在太小,因此只要一旦認為臺灣是「本土」,將自己框限在這個小島上,那就註定了是永遠的弱勢、魯蛇!
從史前的矮黑人,被後來的南島民族(今日原住民的祖先)消滅,臺灣就是不斷重覆上演著,
本土被外來者消滅,接著這批外來者成為本土,
然後繼續--
本土被外來者消滅,接著這批外來者成為本土,
然後繼續--
本土被外來者消滅,接著這批外來者成為本土,
然後繼續--
本土被外來者消滅,接著這批外來者成為本土.........................
只有認清臺灣由於實在太小,一旦認為臺灣是「本土」,就是畫地為牢,就是自囚、自閉、自殺!
轉而將眼光朝向宏觀全局,才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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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臺灣很不喜歡大陸有些人會說「我們只要臺灣島, 不要上面的人」, 這一句對於臺灣來說很霸道無理, 但是對於說的人來說, 他是沒有任何感覺,覺得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心裡沒有把你當成過自己人。 套網絡上一句話說,他只想到自己。
//同質性越高, 利益越一致, 國家的決策就越明確和順暢, 社會就很具有犧牲精神與自律, 不論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 都是一樣的。 而民主政治本身是更為確立這一點。 換句話說, 民主政治的先聲, 就是國族主義, 當然很多人會說國族主義, 愛國主義, 是惡徒最後的庇護所。
可是也不要忘了, 國族主義是一個確立大家的身份範圍, 互相認同對方為同伴的過程, 就像臺灣新一代, 越來越傾向放棄外省人與本省人之爭, 而認同這些有共同成長記憶的新一代, 全都是「臺灣人」, 是守護這個島對抗外來吞拼與侵略的同伴。 慢慢地, 定義臺灣人也由血緣, 變成共同文化與成長記憶, 這是很多西方國家都經歷過的過程。
臺灣正在走向國族化, 這是我作為外國人, 也是一個讀歷史的人, 觀察到的事情, 美國是很明顯的例子, 白人與黑人, 擺明血緣就不一樣, 一樣可以大家都認同自己是美國人。 共同認同超越血緣, 臺灣也慢慢走向這樣。 即使有很多上幾代的同質性低落, 但現在的臺灣人, 同質性越來越高。
如果沒建立這種同質性, 就會有大量的人, 參與這體制, 卻不忠於造體制下的共同利益。 我不講外省人, 少點爭議, 我直接講外星人, 如果有一千萬外星人, 他們的目的就是拿人類當糧食, 然後就離開地球去別的星球, 這些外星人空降到臺灣, 我想你不會打算跟他來個一人一票, 因為他們打從一開始目標就很明確: 吃光臺灣, 然後就離開, 他們的目標跟現在的臺灣人是完全對立的, 他們也不在意臺灣人的生死, 他們另有家鄉, 他們可以出賣臺灣其他所有人, 然後安然回鄉。

當初梁啟超提出要建立「國民」, 「國體」, 就是針對這樣的問題, 他理解到問題是滿清王朝底下的遺民, 非常的欠缺同質性, 國民黨的國民, 也是建立在這種同質性的道路上。
未能建立這種同質性之前, 要維持這個前滿清的形體, 他的唯一結構, 就是帝國, 甚至科舉也必須借屍還魂(全國考試), 否則他就會崩潰。 所以到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結構就是帝國, 一個官僚制的帝國。 比起傳統的帝國, 他其實更艱辛, 因為他沒有「天子」, 沒有一個人民無條件可以信任的統治權威, 有些人勉強塑造「共產黨」代替天子, 但這很沒有說服力。 這也是為何「經濟發展是不能停下來」, 因為大家是用這個經濟發展的利益, 作為權威的代替品。
而發展同質性, 也沒有很好的方法, 靠的主要是強迫教育下, 試圖(也不敢很大聲說)消滅各地文化的差異, 將城市的樣子都變成盡可能相似, 仇日也是很重要的點, 因為抗日戰爭, 對被侵略的恐懼和痛苦回憶, 也是一個同質性, 但是離今天的時間已太遠, 不能再靠記憶, 只能靠教育。 但這是非常不可靠的, 仇日這種事情很容易就能戒除, 我以前當教師, 看過很多大陸新移民的子弟, 來香港時, 也很痛恨日本人, 在香港成長了十幾年之後再見他們, 別說痛恨日本人, 他們明顯對大陸更反感。
去到今天, 同質性其實也沒有理想的高, 而這個同質性的建立, 已經經歷了百年, 也不知道要再多久才能完成, 也可能根本是無法完成的。 而且這個勉強的同質性, 凌駕於個人特質, 意志和尊嚴, 也產生了很多的反作用力。
所以會有這麼多人反對民主, 因為他們有著那個繼承統一王朝的願望, 他們知道或感受過, 社會其實還是以家族為主, 還是同質性低落, 即使看起來有很多共同意見, 例如「反對臺獨」, 但真的講到切身時, 這些東西很快就會消失, 今天仇美的人, 明天就移民了去美國。 今天反對貪污的人, 明天就加入了腐敗體制當中。
當到處都是說的話跟做的事不一樣的背叛者時, 你能信任誰? 帝國去到今天還是帝國, 他就只能以帝國的方式運作和存在, 未來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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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談香港出版自由︰
1) 謝纘泰當年創立《南華早報》,支持孫中山革命。如今淪為替中共訪問趙威。
2) 查良鏞創立《明報》,當年痛斥文化大革命及香港六七暴動。
英軍曾搜查左派,繳出剌殺名單,排首位是林彬,第二是「豺狼鏞」。
當年查良鏞早上寫社論談及中國權鬥,晚上創作《笑傲江湖》。
「欲練神功,揮劍自宮」,在中國,如不泯滅人性,是沒有資格玩權力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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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eorge Li 
中共统治了中国这么多年,「遍地是灾,民智倒退,所有华人失去了很多」。做人应紧握宗旨,凡事不要只顾「可不可行」,而应将重点放在「对与错」;否则,就像1949年后的大陆人一样,世世代代做「奴隶」!
//香港人面對共產黨態度就係:自甘墮落

星期日, 8月 07, 2016

港獨與港獨權

港獨運動是否值得支持,與民眾是否有行為的權利,是兩回事。舉例,你去看電影,你隨時可起身離去,儘管這未必是明智。
又假如,你跟同伴示意,猶豫是否要走,片太爛了,卻連商量的權利都不給你(當然,這又假設你們聲音不會影響其他觀眾,但打手勢總可以),這就連言論自由都受影響了。

再進一步是港獨權是否存在?
既然未有反分裂法,港獨運動並未犯法。
在主權層面,唯一確定香港屬中國一部分,是基本法。
但同西藏十七條的情況一樣,要中國政府整體遵守,基本法才有效,起碼主要事項要做到。
但現在,中央不干預特區內部事務,香港有普及平等民主選舉,以至生活方式不變,大抵都做不到。
所以基本法是失效了。中英聯合聲明是由基本法來保障落實,因而這也失效了。
在法理基礎上,因此,中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因你這上溯,不平等條約中國不承認,因此也不能確認英國有主權,而英國在1985年香港法案,已放棄97後在香港的主權。
因此,最合理做法是重啓主權議題,看是獨立成國家,交國際托管,定還是重訂基本法 - 起碼要收回人大釋法權及落實民主普選。
最後方案交全民公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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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談論非法的事情

「港獨是非法的,所以談論港獨是非法的。」-很驚訝法盲到這地步。
賭波合法化,同性戀非刑事化,這些通過以前,作出這些行為是非法,但絕對可以談論,否則公眾如何表達意見?議員又如何可以討論?
甚至可以說,因議員就是辯論法案,談論「非法」的事是職責所在。
憲法是法上之法,有關國家制度,以至如何立法,確立一些最高原則,而所有法律都不可牴觸這些原則,例如人權,公民權。
推動修憲絕對可能,談論絕對可以,頂多是推不成。如果有人因而身陷囹圄或要亡命天涯,就太荒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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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憲章 才會想推動修改
也就是說,所謂「效忠憲章」,是指「支持憲章去約束政府」的這個精神,並同意「法律與政府不應違憲」。「效忠憲章」,並不等於同意憲章上寫的每一條條文。如果「效忠」代表必須同意憲章上每一條條文,那麼修憲制度和權力的意義何在?正是因為不同意其條文,才會提出修憲;正是因為大家都不同意那條文,修憲才能夠成功通過。
故此,議員不同意憲章上的任何條文,不等於他不忠於憲章。正是忠於憲章的人,才會不同意上面的條文,並想要推動去修改它,修改它是為了讓未來的政府遵守修改後的條文。不忠於憲章的人,他們不需要提出修改憲章,而是直接不遵守憲章,把它視為白紙,形同虛設。//
他們好像不知道憲法是可以修改的-鄭立-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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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東歐遊歷,這兒的國家國土都很細,兩個鐘頭車就一個國家。但這兒的人民很快樂,小國寡民,不用一日到黑談什麼偉大民族復興。如是者,我翻查了一下世上有些什麼國家的國土是比香港還要細的,以作參考。
香港的陸地面積是 1,106 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約等於5個維園),比下列各國的陸地面積加起來還要大:
梵蒂岡 0.44
摩納哥 2.02
諾魯 21
吐瓦魯 26
聖馬利諾 61
列支敦斯登 160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261
馬爾代夫 298

星期六, 8月 06, 2016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第六章 國運逆轉︰由盛到衰
行政无能
满洲宫廷对汉族官员所怀的疑虑及由此采取的相互钳制政策,损害了行政效率。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评价这种负面效应时说:『官员们难得有机会提出积极主动的独立见解,或通过行使适当的权力来完满地履行职责。相反,所有官员都屈从于一套严密的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哪怕是在他们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现任何疏忽或过失都可能招徕惩罚。最终出现的普遍情形是,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 59 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康熙在 1711年亲自给一位巡抚下达的一段旨意,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 60 因此,官场中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 58
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 ——凡事不要破坏现状。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權,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朝不再有伟大的皇帝。
腐败普遍
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是非常腐败的,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谈到了那位御前侍卫和珅 青云直上,此人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五年之久,积聚了令人难以致信的 8 亿两巨额财富 (约合15 亿美元),据称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他的家产清单上登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项目:金碗碟 4,288 件、银唾盂600 个、金面盆 119 个、黄金 580 万两、当铺 75 座本银 3,000 万两、银号 42 座本银 4,000 万两、田地 80 万亩估银 800 万两。 61 当嘉庆皇帝于 1799 年将他处决时,民间有『和珅跌到,嘉庆吃饱』之谚。 62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和珅乃是普遍腐败现象的一个鲜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现象甚至在他扶摇直上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但无论如何, 和珅 加剧了这种现象,而且他的恶劣影响还继续肆虐。文武百宫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众敛的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几乎是无处不有。京官公开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后者则再从下属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官员过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许多人的豪华府第拥有家奴、家丁和轿夫,豢养一帮常住的清客,并接济自己的穷亲戚。他们的低薪俸无法承担符合他们身分的开销 ——一品大员每年 180 两,九品小官每年 33两——除非靠贿赂来贴补其薪俸。即使是赐予其薪俸 50到 100倍的『养廉费』也不能杜绝『压榨』行为,那些行为实际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征收地丁税时,每侗地方都有一定的额度,超过这一额度的所有钱粮便被地方官据为已有。征收的税收几倍于额度的情形并非罕见之事。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在收税人和地方士绅的催逼下,他们往往不得不交纳比核定税额多出 50%到 80%的现银和高达 250%的赋粮。一名只征收10%附加税的官员会被认为是清官,这是没什么奇怪的。通常有这样的估计:『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士人失责
受频繁的文字狱之威胁,学者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他们自夸为学问而学问,不再追求经世致用;经科举登第为官的人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受训练。许多官员都是软弱之辈,并不希望做治国能臣。
1799年,翰林院二品编修洪亮吉上奏皇帝,直陈士大夫道德沦落,他列举一些尚书侍郎等高官向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磕头邀宠;一些士子为同样目的结交显贵的仆役;还有一些官员为获得皇帝的关注竟恬不知耻地贿赂宫中的随从和侍卫。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无疑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也忘却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领袖,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官场中普遍的道德沦落至少部分源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玩忽懈怠。
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
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 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这是诸多王朝在其后期的典型特征。
第六章, 6.3 西方的推進與封貢體系
虽然清王朝受内部衰败的削弱,但却依然保持着一个巨大帝国的门面,并珍视往昔的辉煌。它固守着一种天真而又虚假的观念,即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已被知悉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所有希望与它发展关系的国家,必须接受藩属的地位。68 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并在制约清王朝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 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暹羅、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69 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位置。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 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70
第七章, 7.4 英國改變廣州體系的企圖
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皇帝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敕书结尾傲慢地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101
上述这些强硬而又颇具挑衅性的话语,是呈达给一个自夸是海上霸主的国家之君主的,不过它们还是明白地显示了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对外关系的心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幽默地评说:『除非这份文件在人眼里不再显得荒谬不经,那么,他还不理解中国。』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