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第六章 國運逆轉︰由盛到衰

行政无能
满洲宫廷对汉族官员所怀的疑虑及由此采取的相互钳制政策，损害了行政效率。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评价这种负面效应时说：『官员们难得有机会提出积极主动的独立见解，或通过行使适当的权力来完满地履行职责。相反，所有官员都屈从于一套严密的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哪怕是在他们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现任何疏忽或过失都可能招徕惩罚。最终出现的普遍情形是，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 59 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康熙在 1711年亲自给一位巡抚下达的一段旨意，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 60 因此，官场中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 58

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 ——凡事不要破坏现状。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權，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朝不再有伟大的皇帝。

腐败普遍
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是非常腐败的，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谈到了那位御前侍卫和珅 青云直上，此人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五年之久，积聚了令人难以致信的 8 亿两巨额财富 (约合15 亿美元)，据称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他的家产清单上登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项目：金碗碟 4,288 件、银唾盂600 个、金面盆 119 个、黄金 580 万两、当铺 75 座本银 3,000 万两、银号 42 座本银 4,000 万两、田地 80 万亩估银 800 万两。 61 当嘉庆皇帝于 1799 年将他处决时，民间有『和珅跌到，嘉庆吃饱』之谚。 62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和珅乃是普遍腐败现象的一个鲜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现象甚至在他扶摇直上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但无论如何， 和珅 加剧了这种现象，而且他的恶劣影响还继续肆虐。文武百宫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众敛的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几乎是无处不有。京官公开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后者则再从下属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官员过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许多人的豪华府第拥有家奴、家丁和轿夫，豢养一帮常住的清客，并接济自己的穷亲戚。他们的低薪俸无法承担符合他们身分的开销 ——一品大员每年 180 两，九品小官每年 33两——除非靠贿赂来贴补其薪俸。即使是赐予其薪俸 50到 100倍的『养廉费』也不能杜绝『压榨』行为，那些行为实际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征收地丁税时，每侗地方都有一定的额度，超过这一额度的所有钱粮便被地方官据为已有。征收的税收几倍于额度的情形并非罕见之事。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在收税人和地方士绅的催逼下，他们往往不得不交纳比核定税额多出 50％到 80％的现银和高达 250％的赋粮。一名只征收10％附加税的官员会被认为是清官，这是没什么奇怪的。通常有这样的估计：『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士人失责
受频繁的文字狱之威胁，学者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他们自夸为学问而学问，不再追求经世致用；经科举登第为官的人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受训练。许多官员都是软弱之辈，并不希望做治国能臣。

1799年，翰林院二品编修洪亮吉上奏皇帝，直陈士大夫道德沦落，他列举一些尚书侍郎等高官向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磕头邀宠；一些士子为同样目的结交显贵的仆役；还有一些官员为获得皇帝的关注竟恬不知耻地贿赂宫中的随从和侍卫。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无疑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也忘却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领袖，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官场中普遍的道德沦落至少部分源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玩忽懈怠。

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
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 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这是诸多王朝在其后期的典型特征。

第六章, 6.3 西方的推進與封貢體系
虽然清王朝受内部衰败的削弱,但却依然保持着一个巨大帝国的门面,并珍视往昔的辉煌。它固守着一种天真而又虚假的观念,即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已被知悉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所有希望与它发展关系的国家,必须接受藩属的地位。68 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并在制约清王朝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 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暹羅、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69 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位置。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 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70

第七章, 7.4 英國改變廣州體系的企圖
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皇帝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敕书结尾傲慢地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101

上述这些强硬而又颇具挑衅性的话语,是呈达给一个自夸是海上霸主的国家之君主的,不过它们还是明白地显示了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对外关系的心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幽默地评说:『除非这份文件在人眼里不再显得荒谬不经,那么,他还不理解中国。』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