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政治衝突當前 不發一刀
彷彿無事不可破的李天命「語理分析」，畢竟有不敢觸碰的禁區。驟眼看上去，他批評的對象五花八門，除了廣為人知的基督徒，佛教徒跑不掉，後現代主義愛好者跑不掉，唸社會科學做量化研究的也跑不掉，統統都是他「語理分析」開刀的範圍（開刀開得對不對，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我們可以再留意一下他成名作《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的成書年份。1991年，六四屠城餘波未了，「是否抨擊中共」是那個時代香港人良心指標的最底線——儘管也不算甚麼，梁振英也曾經登報「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夏紹聲寫歌會寫〈媽媽我沒有做錯〉，黃霑出碟唱政治聖誕歌會唱「慈祥鵬過聖誕」，連王晶拍《整蠱專家》也不忘來一句「袁木好誠實，李鵬係我哋最偉大嘅領袖」。那是一個年代的風潮，充塞當年流行文化每個角落，作為流行文化一員的李天命著作在這方面卻顯得相當謹慎。縱觀《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書中諷刺「偉大領袖」時不具其名，諷刺文革大躍進時轉彎抹角以虛擬故事取代具體事件，諷刺階級鬥爭時不引馬克思原文只是模擬幾句黨八股口吻，惟有諷刺辯證法時才真的引用了一句毛澤東選集。即不論刻意與真實人物和事件保持距離的滑頭，就算真的直截了當開名譏誚，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也完全沒有看頭，遑論尖銳。否定文革？對毛澤東有保留？這種對白連《環球時報》也懂說，階級鬥爭之類的也早被鄧小平一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按下不表。這些對中共的諷刺，過期過過期春藥，裹上一層匿名保護罩之後更是隔靴搔癢。選擇使用這種寫作策略出於甚麼動機，我們不知道，也不猜測，但李天命筆下與現實世界的政治衝突保持相當距離，倒是不難察覺。九十年代的現實世界政治衝突當然不會只在大陸發生，香港也是此起彼落。不少今日習以為常乃至習非成是的語言偽術，都在九十年代生根。例如「公屋富戶」。「富戶」有多「富」？「富」是指有幾百萬未開頭？「富」是指被踢出公屋也買得起私樓？為甚麼入息比房委會訂的標準高出一毛錢就叫「富」，而這個標準從1988年到1992年竟被搬了足足四次龍門，前後差距610%？如果說「富戶」住在公屋單位就是不道德，九十年代政府密鑼緊鼓要將公屋賣斷給「富戶」甚或比「富戶」更「富」的人，又是甚麼道德？
再一個例子。1998年，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發表名言「綜援養懶人」，為其後狠削綜援11.1%綜援開了路。到底甚麼才算「懶」？留在家裡洗衫煮飯餵奶換片兼廿四小時候命比較「懶」，還是在office吹冷氣拿份人工再請個菲傭在家裡洗衫煮飯餵奶換片兼廿四小時候命比較「懶」？富太出入ball場不打工「釋放婦女勞動力」貢獻經濟又算不算「懶」？假如拿公帑的市民才要衡功量值被審判為「懶」或「不懶」，走堂走到爛grade的大學生、欠交功課的中小學生又算不算「懶」，必須為他們浪費的教育資助付出代價？又或者，應否按市民對政績滿意程度釐訂高官薪酬，做得差就扣人工以有效運用公帑，實現真正「高官問責制」，杜絕坐糜廩粟而不知恥的「懶人」？
又一個例子。1997年臨立會通過復辟《公安條例》裡部份條文，包括遊行集會前必須得到警方發出名為「不反對通知書」的許可，遺禍至今。事件擾攘數年不果，2000年學聯上街反對公安惡法，先遭警察以胡椒噴霧襲擊（那年頭，警察餵學生「食椒」還是會引起閧動的），再被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當成暴徒斥責。好了，甚麼叫「暴力」？沒有武器亦不被允許持有武器的學生「暴力」，抑或全副武裝且被允許全副武裝更已經使用了這些武裝的警察「暴力」？如果社會上有些人被允許動武強制其他人而不算暴徒，是不是某些「暴力」就不是「暴力」？
諸般語言偽術舖天蓋地，原則上大有揮舞「語理分析」刀光劍影一番的空間，但到頭來幾乎甚麼都沒有。風靡整個九十年代的李天命熱，並未使香港人對現實世界的政治衝突變得敏銳，踴躍拆穿權貴的騙術。倒不如說，支撐著消費「語理分析」的群眾心理，對切身的政治已經麻木，也不準備有所承擔。1996年，陳百祥主持的「運財智叻星」讓遊戲節目在無線電視鹹魚翻生，連續十五個星期雄踞收視冠軍，這種狂歡是笑；追看李天命模仿幾招「語理分析」嘲笑世人，也是笑。笑可忘憂。你灌你的孖蒸我飲我的紅酒，縱有品味貴賤之分，始終還是酒精，一醉解千愁。
職是之故，不是選擇用刀揮向老弱傷殘抑或土豪惡霸的問題，而是那種刀在那個時代得以大量生產滿足大批顧客，只因顧客十居其九都無心力敵土豪惡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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