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以前看過，大致認同，今日讀來，卻覺立論不妥當。
回應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談談錢穆與他的「中國」
//"我們臺灣怎麼樣呢？臺灣是中國人的，將來要歸併給中國大陸，還是此地仍是中華民國？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可是要獨立成為臺灣國，則是另一件事了。今天有人要獨立，可以不做中國人，中國從前的都不要了。你做中國人有三千年、四千年的生命，你做臺灣人，你的生命只從今天開始，只是世界上一個嬰孩，不能獨立於天地之間。做一個中國人，或做一個臺灣人，在人中間的價值是不相等的。[5]"
這是錢穆課堂間興之所至提及的，這門課講於 1974 至 1975 年[6]，上溯荷蘭人踏足臺灣，剛好 350 年，也就是說臺灣當時最少有 350 年歷史了，怎能說「生命只從今天開始」呢？
五月花號到美國，不過比荷蘭人抵臺早幾年，他會認為當時已叱咤風雲的美國，只是世界上一個嬰孩，不能獨立於天地之間嗎？再者，以現在的知識水平來看，做非洲人有十多萬、二十萬年的生命，如果有人說：做一個非洲人，或做一個中國人，在人中間的價值是不相等的，倘錢穆泉下有知，該有何感想？//
其實讀《美國獨立宣言》，便感受到那種切斷文化紐帶的痛楚。而那時北美殖民地，少說也已繁衍一二百年。
然後美國人在獨立後，須努力開拓「文化獨立」。茲引練乙錚文章 [論香港人的文化獨立——日本和美國經驗的啟示]：
//相對於美國立國初期領導人汲汲於建立與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政治區隔和獨特的身份認同，美國的學術界卻持續在1776年之後的半個世紀裏一直唯英國及歐洲大陸的文化馬首是瞻。
英國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美國立國的主要思想資源——宗教信仰（清教）和政治哲學（民主），都源自英國；賴以思想的語言，就更不用說。如何擺脫英國文化影子而自創一格，進而為人類作出獨特貢獻，是當時很少數美國知識分子不懈思考的大問題。
走出英國文化影子
1837年，愛默生（R.W. Emerson，1803-1882）發表了題為〈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說，完整扼要地提出創建新的美國文化的號召，後世思想史家尊之為「美國思想界的獨立宣言」。之後的四分一世紀裏，美國文化界人才輩出，他們的世界級作品都在此期間問世。愛默生所想望的，竟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了。之後逐漸成熟的美國文化獨樹一幟，品味和理路完全和英國不同，卻承傳了英國文化的所有優點，既有濃烈民族特色，也飽含普世價值。
但愛默生並不擺出一副搞文化批鬥的架勢，而是小心鋪排他的人文哲學，一種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已被古老歷史埋沒、必須在新大陸壙野的原始純樸裏重新發掘的人文哲學。他講人性復歸，講天人合一、格物致知。
談到知識分子的角色，他說：「按社會分工，讀書人負責思考。在正常狀態裏，他是一個思考着的人。在退化的狀態裏，他變成僅僅一個思考匠，或更糟糕地，成為了一隻學舌的鸚鵡。」
愛默生不排外拒古，反而鼓勵人們讀古代人的書、英國人的書；但「正如要創造地書寫，也須創造地閱讀。」
他認為讀經典重在讀出經典的原創意念而不在具體章句：「創作活動的崇高，變成了作品的崇高。游吟着的詩人是靈慧的，此後他的詩句也便是靈慧的。……（若這樣想，）書本馬上發出霉臭，指引變成指令。」
…六位美國19世紀上半期的思想家、小說家和詩人，並推崇其中的愛默生為先知。其餘五位分別是：作家Herman Melville、Edgar Allan Poe、Nathaniel Hawthorne，思想家Henry David Thoreau，詩人Walt Whitman。
這些人並非個個都是自覺的文化獨立倡議者。Melville開始寫作的時候，甚至不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當不成教師，做小生意也失敗，在陸地無以立足，於是索性報名當水手去捕鯨；那幾乎是當時最低賤、最危險也最沒有出息的職業，卻造就了後來他的寫作事業，讓他寫出新大陸第一本世界級的文學作品《白鯨記》；把小人物的小事迹寫得頂天立地，那是當時歐洲特別是英國文學裏未曾有過的。
又例如Hawthorne，非常保守，在南北戰爭一事上，他並不認為北方全對而南方全錯，他要尊重各地區的人的生活方式，認為抽象價值不足以支持北方對南方動武。但在他的文學作品裏，他的價值觀念卻十足前衞。我們拿他的代表作《The Scarlet Letter》（《紅字母》）和之前英國文學所達到的最後高峯即所謂的novel of manners（我譯作「態度小說」）做比較，就很清楚。
英國的「態度小說」，可以Jane Austen的作品《傲慢與偏見》為代表，主要是在現存社會結構和道德規範之下，透過細膩的筆法，寫出「有教養」人物對情與慾的掙扎和克制，樹立社會風尚典型。這種寫作的社會目的和手法在18世紀末的美國也大行其道，例如Edith Wharton的《The Age Of Innocence》（我譯作《純真紀》），更可謂青出於藍。大家記得這部小說結尾那幕，地點選在浪漫的巴黎，但男女主人公20餘年不能相見最後可以相見卻又彼此都選擇不見，不可謂不感人，歌頌的是道德規範之下的自制與昇華。
但在Hawthorne筆下的美洲大陸，政治解放不能不同時帶來人性解放。《紅字母》中的女主角有了私生子；她承認違反了當時的法律，願意接受裁決，卻認為情與慾俱出自心性，何罪之有。於是她把法律加諸她身上的兩種懲罰——胸前須掛一個紅色A字（A for adultery）、不得與人交談——都變成自己的選擇，甚至當輿論回心轉意、對她的懲罰終止以後，她依然選擇沉默。這和「態度小說」的主旋律比，乃南轅北轍。//
整項「文化工程」實在相當艱巨。
「做非洲人有十多萬、二十萬年的生命」卻是穿鑿附會了。因為非洲未發展至先進文明，而在殖民侵略之下，原有文化及生活模式迅速瓦解，又如何談得上十多萬年的文化源流？
然而非洲部落對融和自然與人、人們無分彼我信賴，以至讓孩童多所自由歷練的育兒方法，也令人類學家欣羨呢。
//國族認同凌駕國共對立
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時，邀請了錢穆寫紀念祝辭，對於即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的香港，錢穆在祝辭中有以下感言：
"現在不僅英國人即將退出其殖民地的地位，而香港也真成為新亞洲一重要的新邑了。我們中國人正該歡欣鼓舞，而不幸今天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不僅沒有這表現，反而懷有恐懼憂慮的心情，這真是值得悲傷的。[10]"
祝辭寫於 1989 年 5 月 18 日，當時有一批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亦有數百萬名市民在北京遊行示威，吾爾開希也在當日穿起睡衣到人民大會堂與李鵬談判。錢穆執筆之際，大概還未有人預測到學運的結局，文章接觸到它的第一批讀者時，相信學運的大局已定，那可怕的血腥鎮壓畫面，能不使人對此政權恐懼憂慮嗎？
用香港今天的觀念說，錢穆是「民族回歸派」，比「民主回歸派」更不堪，錢穆只希望中國人統治香港，有否民主根本無關宏旨，即使接收的不是他所屬意的中華民國，中國人也該歡欣鼓舞。
可見，錢穆的「反共」，也不是無條件的，在歐洲帝國主義等外敵面前，國共對立也要讓步。//
我卻讀出與作者相反的結論。錢穆明白香港確有辦學自由，以便作為抗共文化樞紐的位置，否則他為何要來港創立新亞書院呢？
他整個詰問就是：明明以中國人身份來說，「今天應該很高興」，他卻坦承「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沒這感覺。可他只是感到「悲傷」，而沒去認為香港人的國家認同需要提高。
為甚麼而悲傷呢？很明顯是為了國家搞得一團糟，不能振奮人心而悲傷！因為香港人害怕喪失自由而憂慮，正是錢穆先生四十年前的親身經歷，他又怎會責怪香港人？反而他是以儒者口吻敦促新邑的統治者理應自省。
不幸的是，中共收回香港都25年了，明顯他期盼的政權自省改正、爭取民心，依舊落空了，「恐懼憂慮的心情」更甚，「值得悲傷」更甚！
*
論香港人的文化獨立——日本和美國經驗的啟示（練乙錚）
//70年來，中國文化受馬列毛共抑制，死水一潭。但是如果香港發展出迥然獨特、與中不同的文化，便是政治上始終獨立不了，永遠是中國一部份（那是可預計的將來裏接近1的高概率事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顯然也會非常正面。因此，文化獨立是一種雙贏獨立。做得好，中國無需打壓亦無從打壓。……
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中國文化傳入日本而成為其主體文化，在周秦時期開始，至唐宋達峯；宋朝理學幾乎無延遲地傳到日本，成為其知識階層的顯學。但是，宋朝文化鼎盛，竟敗亡給文化發展相對原始的蒙古人。更匪夷所思的是，宋朝不單覆亡了，大批南宋高官和知識分子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不少還趕緊鑽到元朝政府裏做事。這包括宋末大儒許衡，以及後來當上忽必烈的宰相的劉秉忠。劉是所謂的「紫金五儒」之一，其他還包括郭守敬、王恂等人。劉根據《周禮．考工記》對天子之都的詳細想像，負責建造了元大都，即北京古城。其他四位「紫金五儒」和劉一樣，都入仕蒙元。日本人對其文化母國如此輕易就在華夷之防的大問題上整個崩潰，其知識分子不僅反抗無力，連意願也幾乎沒有，簡直看儍了眼。這是一個最強烈衝擊，是日本文化獨立第一因。……
然而，這個文化獨立不是對抗性的，日本人至今珍視中華文明，甚至讓中國人有禮失求諸野之嘆，那是大家熟知的。
…美國當時的人口只有250萬，戰爭中犧牲7萬，即2.8%。其後英國並不甘心失去大片殖民地，繼續在經貿方面封鎖美國；美國國內中上階層親英派大批移民加拿大，造成美國經濟不振，而加拿大卻得以繁榮。緊張關係終於導致1812年的英美戰爭，史稱「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英軍一度攻陷華盛頓，連白宮也燒毀了，比火燒圓明園還厲害；打了三年，英國方肯罷休。
讀這段美國史，會發現一個我們今天在「地球村」觀念深入人心的思想境況之下容易忽略、卻不難明白的事實：美國立國初年的民族主義很强烈，「他」、「我」分野明顯；支持獨立的愛國派（Patriots）和反對獨立的精忠派（Loyalists）之間的敵意，絕不比今天香港獨統二派之間的少。
其實，美國自立國之初、包括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以降的多位總統，無一不為鞏固新生國家的主權、建立美國人政治身份認同而焦慮無間。第五任總統James Monroe（門羅主義的提出人，華盛頓總統很看得起的一個晚輩），更是其中表表者。美國史家Harry Ammon替他寫的傳記《詹姆士．門羅——民族身份認同的追求》，是迄今學術界公認最好的。Ammon在序言中特別提醒說：
「1776年那輩美國人並不把美國革命僅僅理解為切斷與英國的連體關係，而視之為一次創建全新體制的事情。他們的終極目的，是要在美洲建起一個在根本原則和國民氣質上與舊世界迥然不同的民族國家，並以此為己任。」
「與法國革命的領導人不同的是，門羅那輩的美國政治家並沒有要拯救世界的使命意識。他們以建立新的美國體制為第一優先。他們相信，當這件工作完成之後，美國才能成為世界的一個榜樣，從而發揮精神上的感召力。」…
日本和美國的文化獨立都有其政治背景，都是在這兩個民族國家從其文化母國作出了政治獨立之後發生的。如果我們承用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把民族理解為「想像的共同體」的話，文化就是這個共同體自然分泌出的黏合物；當這個渾沌的物自身演化出他我意識的時候，文化就走上獨立；但如果這個自覺了的共同體是受制於另一政治實體的話，就會本能地進一步求取政治獨立，如同瓜熟蒂落。在這個論述底下，日本和美國的政治獨立走在了文化獨立之先，好像本末倒置、錯了時序，還未做好準備工夫就發生了。一個歷史解釋是，這兩起歷史發展都發生在促生現代國際秩序的西伐利亞和約以外的時空，因而是可能的。在今天，國家觀念和國際秩序普遍固化，政治獨立就沒有那麼便宜。
不過，文化和政治到底是兩碼事，兩者的發展，之間並沒有必然因果關係或先後次序。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英時先生認為思想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其範式突破每每是一種內向超越，政治因素只提供其發生時的若干表現形式。因此，當我們思考和實踐香港文化獨立的時候，並不需要把政治的方向性帶入文化空間作指引。
就今天香港文化已經表現出來的氣質而言，其與古今中國文化的差異，已不亞於日本文化之於中國文化。但我們也應該特別虛心接受中土文化對香港文化幾十年來的傳統評價：我們的確還與那「文化沙漠」的說法距離不遠，正如18世紀的美洲大陸，相對歐洲和英國文化而言，是一片蠻荒。然而不可思議的是，Ziff筆下那六位美國文化獨立的理論和實踐先驅，以及他們在文化上的成就，竟然都是在1837-1861那短短四分一世紀裏同時湧現的。好像時不我予，但觀近幾年香港文化界年輕人的躍躍欲試和已有表現，我有理由期待這裏出現同樣的黃金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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