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發牌風波強化佔中理據_ 主場報道 - 主場回望

2013-10-24 10:24:23

梁振英「三挑二」的免費電視發牌決定，令全城譁然，連親共、親政府的人物，都提出反對或質疑。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在信報撰文，形容梁振英如「獨夫民賊」，眾叛親離，而整場發牌風波強化了佔中的理據。

練乙錚提出，發牌風波從兩方面強化佔中理據，首先是梁氏倒行逆施引起民憤，替處於醞釀中的「佔中」運動製造更多支持者。其二，是發牌事件本身已經具備引發一次公民抗命的條件，有理據支持「佔中」行動。

他又寫道，梁振英一味賴皮，立法會即使引用《權力及特權法》亦不能迫使他就範，他很可能一直賴皮下去。司法覆核未必有效，法庭可能最終認為「三挑二」是一項行政錯誤，但依然選擇尊重行政長官的決定，只會判政府賠償香港電視損失了事。

練乙錚指，若梁振英在此次電視發牌事上繼續以蠻橫手段幹下去的話，所有可能有效的「合法途徑」都嘗試過了，卻依然無效；不能阻止梁政府破壞社會的代價卻很大，民眾單就此事發動「公民抗命」的理據和先決條件，也就充分具備。

當然，民眾可以不就「三挑二」事件進行公民抗命，而把訴求和力量累積到爭取政制民主的「佔中」運動裏去，事半功倍。歸根到底，「三挑二」反映的，正正是專制權力的傲慢、「佔中」運動要根除的惡物。
（練乙錚）

他指出，經此一事，商界若依然不大力支持民主、保衞法治，很快就會自討苦吃。

安裕：教科書上的搏鬥 _ 主場新聞 - 主場回望

主場報道

2012-7-24 13:36:11

近日寫國民教育的文章很多，安裕的《教科書上的搏鬥》是其中一篇最好的。香港有老師為了迎合和諂媚當權者，甘於淪為政治附庸，安裕的喟嘆，隱含對這些失去道德人格的諂媚者的批判。

「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的扶植。目前美區已有二百萬學童入了學，也即是學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成就，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換新人。校址和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

這是中國記者蕭乾一九四六年四月從歐洲發回來的長篇報道〈南德的暮秋〉的其中一段。蕭乾作為當時《大公報》駐歐洲戰場記者，隨美軍來到戰後的殘敗德國。一路上他看到歐洲的復興，也看到了復興過程裏的細節。當中最令蕭乾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德國如何洗去納粹遺毒的重新辦教育過程；已經老去死去的不必再教育，茁壯成長的一群才是接受新教育的目標，以蕭乾的說法，教師和教材最是關鍵。

近七十年前關係到二百多萬德國學童的教育，造成今天的德國，納粹根本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再度成長。一九七○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跪下懺悔，這是戰後德國最令人感念的一幕，德國在勃蘭特雙膝下跪的一刻重生。充滿道德勇氣的勃蘭特未加入政壇前，是一個教師。

教育無小事。當看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黃均瑜說要為負面的教材提供正面元素，把中共形容為一個「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我想到的是德國戰後的教科書和教師重塑，這不僅是幾節課的事，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搏鬥。下筆之時是七月七日，我不知道掌管愛國學校的黃均瑜和教聯會楊耀忠想到了什麼，是盧溝橋事變是南京大屠殺是重慶轟炸是武漢會戰是全國人民顛沛流離轉徙西南天地間的痛失家園？黃楊都是教師，當然知道這段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史，如果要二人接受一個現實﹕日本文部省說為了補充國際對日本太平洋戰爭的負面歷史，提供了「正面」歷史，以教科書不得出現殘酷內容圖片為名，禁止述說這段歷史，卻又在書本裏說，「日本為了打破ABCD的封鎖，不得不發動突襲，突破封鎖」。我絕無胡謅，這是七十年代日本小學教科書內容，課文裏說的ABCD，A是美國（America），B是英國（Britain），C是中國（China），D是當時的荷屬印尼（Dutch），黃楊二位不知會作何感想。

香港回歸人心未歸，有人以為這是港人眷戀英國，也有說人心難歸是因為教育不徹底，於是提出大搞國民教育，灌輸一套新的觀念給學生。這些伎倆很差勁，因為不懂裝懂，一眼就讓人看出破綻。回歸以來，教育一直是一場場搏鬥，而且都是一場場無聲手槍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戰。前幾年已經有新時代成長的學生，談到六四事件時說「多角度思考」，這種拙劣手法騙不了誰，三招兩式便給轟下台。可是，主持《城巿論壇》的謝志峰總有退下來的一天，到時「多角度思考」再上場也不愁給轟下來，靠的便是苦讀「中共是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的新一代。教科書，尤其在香港這龍門主義至上的地方，是學生生涯以後四分三人生的歸宿。只要說一句公開試syllabus沒有這幾課，哪怕內容是教你如何稱喚父母也沒有人讀；倒過來，若是把中共「進步無私」貼為必考題目，就是如何不服氣，也得乖乖把答案寫在答題紙上。

這手屎棋香港不少人都能看得到，可是能怎麼辦，要麼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要麼便硬吃這一套。回歸十五年，我覺得特區政府最成功是把教育變成政治調整室，是暗中慢慢一步一步調整，是潛移默化一點一點把我們這一代親眼看着親耳聽到的都一一改變、洗去、粉飾。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到底有沒有這種想法，我不打算去問他們，只是想起官至中共中央委員、重慶巿委書記都涉及重案，始終無法接受這種「正面教材」。當然，更加無法接受覺得這種教材是合理、並且質疑要撤回是政治審查的教師。

不要以為唯獨香港這些知識分子才這樣，只不過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這樣慨嘆，是由於這幾天讀完白先勇兩巨冊的《父親與民國》，說的是他父親白崇禧將軍。白將軍是國民政府名將，是國民黨罕見的將才，有小諸葛之稱，抗日戰爭國軍最大勝仗台兒莊戰役白崇禧是指揮官，重創磯谷和板垣兩大王牌兵團，為中國人民在風雨飄搖的歲月找到國破山河仍在的鼓舞。內戰年代，白崇禧在東北曾對中共戰神林彪施以痛擊，林彪在四平街一戰吃盡白崇禧苦頭，若非蔣介石在美國插手後下令停戰，今天中國到底誰家天下仍未可知。中共正統戰史對林彪四平街慘敗六十年來絕口不提，倒是十年前有一些關於林彪麾下四野的戰史提過一些——林彪由東北而華中追擊國軍，在湖南一帶欲夾殺白崇禧報一敗之仇，結果白崇禧虛晃一招，林彪撲空。

六七十年前的歷史今天也許沒有哪些人會感興趣，在即食文化氾濫、國民教育只講好不講壞的今天，這些國民黨正面歷史早已不談也罷，遑論重見天日。作為一介讀者，我們對白先勇耄耋之年把第一手圖片及真實歷史公諸於世致敬；客觀上，也可把近六十年中共為主體的中國近代史推翻——抗日是國軍為主，林彪不是長勝軍。對於前者，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到了前幾年才願意承認，二○○五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活動，胡錦濤在講話中首次指出抗日戰爭主要戰場是國民黨軍隊打出來的，「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一系列的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民族割裂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哀，中共與國民黨都在刻意編造及扭曲歷史。張靚蓓在訪問著名導演李安的《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引述八十年代初甫到美國留學的李安說，他到伊利諾州大學後讀到在台灣列為禁書的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後，驚訝說「原來我們是壞人」。

類似的扭橫折曲，在關係到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更是從不留手。白崇禧功過的敍說，在中共、國民黨和白先勇筆下有三個不同版本。中共筆下的白崇禧，近年因統戰需要而淡化，但絕口不提白將軍的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更少提他在東北幾乎滅了林彪的歷史。反而與白崇禧同屬桂系的李宗仁卻着墨頗多，無他，李宗仁在國民黨彌留大陸最後日子是代總統，六十年代回到北京，成了一副很好的統戰工具，自然美言多幾句。在台灣蔣介石獨裁年代，白崇禧因是桂系主將，蔣對他避忌甚多，以至派出特務跟蹤，一九五六年，白崇禧光火了，寫了一封長信給蔣，指出三點被特務跟蹤的證據，婉轉而稱「敬懇鈞座詳察，以明是非」。這個時期的白崇禧隱沒民間，蔣卻下令嘍囉擾人，指白崇禧在大陸時私吞軍費，要在國民大會追究。

白先勇如今近八十，筆下兩巨冊足以揭開白崇禧真像，上冊講大陸歲月，內容早已口耳相傳，下冊台灣歲月珍貴得多了。白先勇早年赴美留學，之後教書到退休，都在風光如畫的加州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生活，家人俱已老去，人到暮年，還能圖個什麼，本書的動機沒有個人利益而是給回一個民族英雄應得的榮光。然而真正令人傷感的是，堂堂中華民國一級上將白崇禧在東海一隅渡過人生最後時刻而未能正其名，兒子白先勇勾勒出晚年的白崇禧竟是如此落泊孤寂，人們才感念廣義上的中國實在虧待了這位抗日名將。

不幸的是，中國不在少數的知識分子便是如此為政客背書而失去一己道德人格，為的是對當權者的迎合與諂媚，真相往往在這些政治交易中遭到背叛。政客失腳不是怪事，因為當他們出走的那天，他們就得期待這天的來臨。悲哀的是知識分子，把白崇禧搞臭又如何，蔣介石兩腳一伸便萬事轉頭空，賠上了的是真相。這次香港的國民教育事件也應作如是觀，今天說中共統治集團「進步無私」，我在now電視新聞裏看到黃均瑜的回應是「黨綱也是這樣寫的」，我老覺得這隱約之間有某種奇異卻說不出來。然而，當毛頭小子讀這些教材時卻是另一種效果，考試要考這些，儘管走出學校便是李旺陽趙連海譚作人，現實世界和書本教材完全背道而馳，學生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我們不能怪今天的年輕人如何如何，因為連課本和老師也如斯人格分裂，還能怪誰？

教科書是中性介體，關鍵是印上的內容。日本右翼要對歷史上下其手在課文上動刀；星馬的課本把山下奉文在馬來半島的屠殺清晰如實記錄出來；菲律賓課本中日軍在巴丹的殺戮一段都沒少；緬甸課本有四張圖片紀載日寇殺人的實錄。至於香港，看着那薄薄的三十四頁國民教育教材，除了嘆息，是長長的嘆息。
 

城市缺乏的書：香港獨立書店風景 - 主場回望

我們是一本自發創作的 ZINE ，名字為《 SLOWDOWN TOWN 》。小誌創作理念是熱情地慢條斯理，是有些想法，有些話想說出來。Facebook:  http://facebook.com/slowdownzine

2014-6-21 11:30:35

S：可否說說艺鵠名字的由來？
K：我們是先有英文店名－Aco，即 Art and Cultural Outreach ，鵠其實是個古字，是種類似天鵝的大鳥，挑簡體「艺」應該因為像天鵝般，很特別和優美，所以一路沿用至此。

S：為甚麼會辦書店？
K：其實 Aco 本來並非書店。以前有兩家樓上書店曙光和青文，他們是歷史悠久的獨立書店，但於2006年終於結業。而由馬國明主理的曙光，由八十年代開始以在香港推介最先進的英文書為使命，艺鵠創辦人馮美華便向他接手這批書，不希望一下子失傳。直到2008年富德樓業主自願將單位廉價租給藝術工作者，我們便成立了艺鵠書店。

S：選書方向是？
K：我們承接了曙光的精神，按以往分類如哲學、文學，都是質素精細、優質的英文讀物，令老顧客都能找到想要的書。後來新入的書籍範疇很廣，但盡量避開如工具書、流行小說等坊間充斥泛濫的，盡量挑這城市缺乏的書本。也有難在市面找到的漫畫、artbook ，不一定給人印象是艱澀、學術性的，一輩子也不會碰的。你可在這裏找到坊間找不到的好書。
例如這裏有個角落是放旅遊書，當中會有關於城市規劃、城市故事的，以人文角度看城市，在傳統的分類規範上有個小突破。

S：你希望來書店的人有怎樣的感覺？
K：希望到訪的人坐下來，看看書，消磨一個下午。其實這裏室內和室外的氣氛反差很大，外面是繁忙的軒尼詩道，進來這裏是另一個空間。碰上喜歡的書可以坐下來慢慢閱讀，或是遇到其他人一起聊天，所以我們保留很大的空間讓別人坐下。

S：書本的重要性是？
K：如果你參觀朋友的家，書櫃就是那個家的靈魂，反映主人的性格，而每個書櫃的性格也很不同。書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老師，塑造我的性格和待人處事。每個人和書的故事也不一樣，有趣的是，你有人生中甚麼狀態，讀到甚麼書，或者是你現在和以後看同一本書，經驗都不會相同。書和人會產生有趣的互動。

S：你心目中香港是個怎樣的書櫃？
K：香港是個資本主義的極致，書就是象徵，坊間大部分都是工具書，與心靈發展全沒關係，流於表面，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置富方法，知道了，但置富是為了甚麼？這種比較知性、以哲學角度思考財富的想法，在這城市內不會被重視，大家先想要達到最表面那層－賺錢，我覺得，背後原因是這城市無法給人們信心，讓大家覺得賺錢並非最重要的。
我希望城市內多點講另類生活的書，例如 DIY ，艺鵠也有售賣關於可持續生活的書，例如怎樣在窗台種植。這些是催化劑，讓人們從城市中欠缺安全感、資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覺得原來很多事情我不需要靠政府解決，可以 step out of the box 。

S：在艺鵠內發生過令你印象深刻的經歷嗎？
K：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講緣份、靈性，書也不例外，所以你進一家獨立書店，會感覺到某種氣氛存在，並非指店內裝修，而是一種氣質。書本營造了獨立書店的性格，而書店往往是店主性格的延伸。好像話題愈扯愈遠（笑），我想說的故事是，這裏有很多人捐書，有次某位定期客人上來挑二手中文書，當時我把部分未標價的中文書就這樣放在桌上，他看到了便兩眼發光，說「這本我找了好久，終於在你這裏找到了！」
書的引力會呼喚屬於它的主人，書並非死物，而是有靈性，會聚集想法相似的人來到同一場所。

S：每天的工作？
K：每天打開門都要清潔，因為這裏是一樓，好多塵，加上我們有養貓，所以我會先掃地和抹走書上的塵。然後我會管理 Facebook ，要知道城市及文化圈子內正在發生甚麼事，提示自己可以購入甚麼樣的書本。還有電郵回覆，陸續有人來買書、聊天、送書、退書處理等，都是日常事務。

S：這裏會舉辦活動嗎？
K：如果只賣書會有點可惜，我們希望這空間是開放式的，所以08年開始一直籌辦不同活動，倒給音樂會、展覽、電影放映會、記者招待會、讀書會等，跟書本有關係或沒關係的，只要是與公民社會有意思，我們也樂意提供場地協助。

原文刊載於2014年春季出版小誌《Slowdown Town》（http://www.faceboook.com/slowdownzine）

國民教育我主場 - 主場回望

HouseViews

由主場新聞創辦人劉細良撰寫的主場觀點

國民教育我主場

2012-7-27 18:13:17

主場新聞誕生在群情洶湧一片反國民教育聲中，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遇上政府資助的國民教育手冊「中國模式」於此時出版，引爆這敏感政策，是一次偶然，而之後社會大反彈，傳媒、教師、家長及學生紛紛表態反對，是必然的。因為問題不是我們愛不愛中國，也不是有沒有國家情懷，對中國文化歷史懷抱敬意，重點在於我們能否以香港方式去愛國，簡單來說就是「香港主場、香港觀點的國民教育」。

普世價值不兼容

翻閱教育局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讀畢第一、二章巳不用看下去了，因為政府一開始巳走錯路，將矛盾不相容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拼湊一起。國民教育引發洗腦恐懼，不在於個人成長、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及世界公民等價值培育，而是當中「國家認同」與上述其他部份不兼容。

德育所培育的價值觀，涉及普世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當香港人成為世界公民一員時，其價值觀必然同中國官方宣揚之國民價值有衝突，與國家情懷、強調欣賞、歸屬感、愛國心有衝突。根源在於中國官方一直強調中國國情獨特性，以此反駁西方借普世價值來干涉中國內政，也否定香港人從普世價值出發，以河水去犯井水。

政府將德育和國民教育結合成為一個學科,是錯誤地將理論與現實混為一談，西方也推行公民教育，但他們國民價值與普世價值是相通的，美國人不會質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他們教導學生擁護憲法，是因為憲法精神是普世價值的實現。但相反在香港推動國家認同，卻要反過來突出中國國情，否定普世價值。吳克儉局長批評「中國模式」偏頗，我卻認為此書正正清楚表達出凡事以中國國情優先作判準的內地立場，政治上絶對正確，但卻違背了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模式vs中國模式

香港回歸後所出現的「核心價值論」，是反映了主流中產擁護建基於普世價值的「香港模式」，擔心內地一套侵蝕香港一套，所以社會上才有捍衛核心價值之論述。今日大家真正焦慮是下一代放棄了核心價值，換上另一套國情論，以諒解、包容的思維模式去看待李旺陽被自殺事件，艾未未及陳光誠事件，香港人還是香港人嗎？

指引第二重混淆是將文化歷史認同，與政府政權認同混在國民認同之內。香港人從來都有國家情懷，對中國河山壯麗、文化民族多元、歷史悠長久遠，是有尊重及敬意，亦因這情懷才希望國家進步，實現民主自由、保障人權法治，這是香港人的愛國方式，內地官方不能接受，同樣官方所要求的國情優先論，香港人也不願接受。如此國民教育政策背後涉及香港核心價值，港人身份認同的爭議，一經發酵，會引發激烈爭議及衝突。

若在香港強推內地「國情論」那套國民教育，只會引起更大反彈，令香港下一代也走上疏離中國之路，適得其反。復旦大學知名歷史學者葛兆光在「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提到，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文化才是「中國」這國家的基礎，但「中國」不等如政府政權，更重要是他指出「政治認同會影響到人們的文化認同，甚至消泯人們的歷史認同，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其實，香港國民教育實在不需要沾上政權及政治認同，只需要從根本的文化歷史認同出發便可，至於政治認同，應由香港人自己作主，難道一個成熟的中產社會，沒有能力去決定怎樣愛自己國家嗎？

你真的沒能力改變社會嗎？ - 主場回望

徐少驊

網名老徐，早年從事媒體工作，記者、編輯、出版人、專欄作家、電台主持、書籍作者。於2003年始從商，專營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系统及方案業務，繼續關心社會時事，不時在網絡月旦時人時事，其博客名命為「一名儒商的百寶箱」，是為自我之定位，即一名關心社會及文化之小商人。

你真的沒能力改變社會嗎？

2013-10-25 12:25:26

大約是七、八歲的時候吧！我和兩名哥哥在九龍仔公園的沙池玩耍，三名小孩子玩得不亦樂乎，突然間有六、七名青少年人冒出來，包圍著我們，質問我們為何要在這裡玩耍，我已經記不起兩名哥哥怎樣回答了，總之結果就是我的兩名哥哥被這幫童黨拳打腳踢，我在旁被兩名惡童看守著，我聽到他們說下一個就會輪到我，我驚恐地站着不知所措。

一名穿著運動背心皮膚黝黑頭髮及耳的高挑子忽然從圖書館那邊殺將出來，我看着他覺得他像極了電視正在播放的電視劇裡一個由周潤發飾演叫「沐嘴輝」的角色，他高喊：「怎麼啦！很好打嗎？」那幫童黨被他的氣勢震懾了，不但立即停手，不作任何反擊就鳥獸散了。「沐嘴輝」見事情已獲解決，沒說什麼就走了，留下張着儍眼的我們呆呆的站在原地。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自此我的心目中有了一個具體的英雄形象，「好管閒事」的細胞開始在體內滋長，中一暑假忽然長高之後，這種細胞似乎受到了發酵作用，曾試過在學校替受到同班男同學調戲的女生出頭、喝止正在公園裡向弱智童丟石頭的一夥學生、要求一名青年人讓座與一名孕婦。

數年前，在落馬洲往旺角的直通巴士上，一名男乘客躺在最後排的座位上，如此一個人就獨佔了三個座位，後來上車的乘客沒有座位，默然地站在這個躺著的人的面前，我按捺不住，用手拍打男人的大腿，他就是裝睡，我沒放棄，終於他起來了，兩名乘客坐下來，男人開始咆哮，威脅會找一幫人在旺角站會我，我拿起電話，撥出999，到達旺角站，兩名警員已等著我們。當然，或許下一次我遇到的是一名立即動手腳的真惡人。不過，若果身邊的其他人都起來制止惡人的作為，惡人出現的機率就會大大下降了。

今天，若果讓你遇上了不讓座與孕婦的年青人、隨地吐痰或掉煙頭的大叔、在街頭高聲吵鬧的「十四巴掌」男女，你會如何反應？

有想過嗎？我們的城市會是一個怎樣的面貌，端視乎我們在日常生活對上述情況採取怎樣的行動。有人盛讚日本社會的秩序，那是因為若有人不守秩序是會受到鄙夷的，有人欣賞德國的專業，那是因為若有人辦事馬虎，他是立即受到譴責的！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在八十年代出了一本結集，名叫《野火集》，可說在台灣吹起了「公民意識」的覺醒，其中一篇主打文章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龍應台談到在日常生活中，台灣人遇到很多不合理的待遇，卻竟然視之為理所當然，包括：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人們把垃圾丟進河裡、汽車在路上胡亂停泊導致交通擠塞⋯⋯。

於是龍應台慨嘆：

「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你滿意今天的香港嗎？若是你有權令香港改變，你會去改變什麼？

或許有人立即會說，不可能的，我沒有能力可以改變什麼！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告訴我的。你真的沒有這個能力嗎？！

這讓我想到有兩名小洋妞，她們見到沙灘滿是垃圾，覺得非常生氣，她們一邊撿起垃圾一邊大駡：「這不公平啊！這不公平啊！」引起了一名途人的好奇，把她們的行徑用手機錄影下來，上載至YouTube，這件事吸引了很多人的點撃和議論，因而成為大眾媒體的題材。你覺得香港的沙灘髒嗎？若你見到有人在沙灘丢垃圾，你會如何？

周濂在《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有這一段話：

「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作為沒有本事移民的，我們所能期盼的是社會上不同角色的人各自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所謂『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動、敢於擔當，二要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如果因為你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使得此時此地的世界是一個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麼一丁點兒，那麼你的言行作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個合格的公民。」

我們或許没有甘地般偉大，沒有他的能力，没有他的智慧，但並不表示我們完全沒能力改變這個社會，我們無須等待甘地亦不用尋找他，只要這個社會的市民都體認到自己的「公民」身分，在自己所處的位置上履行公民責任，見到不公義的事情不會默言不語，心中認為不對的事情會不退縮地講出來，甚至用行動將之改變，則這個城市將會從不一樣。

最後我想來說說甘地的「非暴力主張」，這是甘地的社會抗爭運動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部分。「非暴力」所涵蓋的不但是在行動上不使用暴力和不以暴力回應暴力，而是在所有的表達上都排除暴力，包括但並不止於言語，「非暴力」既是一種柔性的力量，亦是防避將來的得勢者用暴力壓抑異見者。

在《尋找甘地》這套記錄片有甘地這一段話：「如果我們強行將我們的意志加諸別人的身上，那麼這樣的暴行會比一小撮英國官僚還要可怕。他們的恐怖主義是少數人面對大多數人的反對卻仍執意存在，而我們的恐怖主義則是大多數人的集體意志，所以更不堪，而且也比前者更來得邪惡。」

劉曉波的「沒有敵人」亦是有相接的精神，若果你在參與社運，你自覺是在履行公民責任，但你心中的憤怒愈來愈烈，你腦中敵人的名單上不斷添加新名字，我希望你能靜下來，想一想，他日你有了權力，你會如何對待他們？你的日常行為跟你目前反對或支持的理念究竟有多麽近還是多麼遠？！

此文乃老徐在嶺南大學與CNEX合辦的「青春有為」（Youth & Citizenship)《尋找甘地》電影分享會的講稿。

著名學者Jeffrey Sachs：擊落馬航是全球瘋狂先兆 仿如一戰前夕 - 主場回望

2014-7-22 12:31:19

著有《The End of Poverty》等暢銷書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Jeffrey Sachs，昨日在網站Project Syndicate撰文，認為馬航MH17客機被擊落是一件恐怖事件，但更恐怖的是，事件似乎是全球走向瘋狂的先兆。他認為，現在的國際政治局勢，如同回到100年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圍繞我們的是，是不斷擴散的暴力、爾虞我詐、犬儒主義。」他憂慮，1914年災難將會重臨。

Sachs認為，美國目前的基本策略，就是派軍、轟炸機、無人駕駛飛機，至任何威脅美國石油利益、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地區，如利比亞、索馬里、也門、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Sachs指，數以百計生命在軍事行動下犧牲，令到當地局勢更加混亂，戰線隨時擴大。
至於俄羅斯一方面譴責，美國及北約的軍事行動，違反國際法，另一方面非法入侵烏亞蘭的克米利亞，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俄方直接參與，烏克蘭東部的反政府遊擊戰，「在這背景下，馬航MH17客機被擊落，本身是一件恐怖事件，但更恐怖的是，事件似乎是全球走向瘋狂的先兆。」

Sachs指出，儘管擊落客機責任誰屬，尚未清楚，但無可置疑，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發動戰爭，已經令數之百計的平民無辜受害，將世界進一步推向災難的邊緣。他認為，現今世界與一百年前不同，全球已經經歷了兩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大蕭條、冷戰，「我們應該已學懂，愚蠢、暴力的惡果。」再者，在現今核武年代，再一次世界戰爭，幾可肯定可將世界毀滅。

Sachs認為，現今的科技年代，令到過往引發國與國衝突的問題，如貧窮、饑荒、環境災難等，有機會得到解決。他指出，與1914年相比，最重要的一點差異，是一百年前沒有國際法，歐洲及亞洲的衝突，不能夠帶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大會，以和平方式解決。Sachs認為，身為世界公民，應該要求以和平、外交方式解決各種問題，今年是一戰爆發的百年紀念，他寄語讀者，不能讓悲劇重演，應該以合作、寬容解決紛爭。

香港點死？ - 陳曉蕾 - 主場回望

陳曉蕾

香港記者，1993年入行，2009年開始獨立採訪，長期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議題。調查報導《剩食》取得2012年香港書獎、台灣開卷好書2011年十大最佳中文創作；《有米》獲選為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最高票數），過往的專題報導亦獲得2006年人權新聞獎等。 最新調查報導《死在香港》，探討香港人為何不得好死。

香港點死？

2013-7-11 12:01:09

在家裡，睡著睡著，死了。

這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好死」，可是在香港，卻會被視為「非自然死亡」，首先上門的會是警察、仵工，然後遺體要移送到公共殮房，更可能要解剖驗屍……那法律上定義的「自然死亡」是什麼？二十小四時前送入醫院，醫生才會簽發死亡證──結果香港超過九成人，都死在醫院。

醫院是救活人命的地方，不是讓人安然死去。試想想，人生最後的時間，要待在全然陌生的床上，很想家人在身邊，但如果發燒，家人便不能來探望；吐了、拉了，連好好洗個澡，醫院也可能沒有人手……更荒謬的是連串不必要的搶救：硬插管子進咽喉氣管抽痰、強在鼻子插進鼻胃管餵食、拼命壓按、甚至心臟電擊，有些長者，連肋骨也弄斷。

醫院管理局2012年出版的「長者醫療服務策略」也指出問題：

「在香港，基於香港的文化和制度上的種種因素，長者往往於離世前被送進醫院，而非留在家中或安老院舍。這不但增加醫院在急症護理方面的壓力，亦意味著很多病人亦需接受一些非必要的治療和介入，增加他們的不適及未能滿足他們寧養的需要。」

2008年開始，香港每年死亡人數都超過4萬人，當中大約百分之九十三會死在醫院，這個比例放眼世界，是驚人地高，美國有四分一人死於院舍，英國也有四分一人死在家裡，死亡除了在醫院，應當可以在社區發生，紓緩治療需要的醫療設備較少，相對可以在院舍推行，家庭亦可以由社區醫護人員支援家居紓緩治療服務。

當死亡被「醫療化」，多多醫療設施都不足以應付。
(「死在香港」系列之一)

國民教育 - 龐一鳴 - 主場回望

龐一鳴: 國民教育

2012-7-29 23:48:39

超！國民教育！

絕不是趁反國民教育的風潮，才寫篇文趁熱鬧。

實情是，我算是國民教育的前線工作者，過去數年都親身帶內地交流團，讓青年人「認識祖國」，培養「愛國情懷」。所以對國民教育的擔憂，早在政府決定要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前已出現。

因為回歸後，第一輪的洗腦國民教育早在「旅行」，這無人注意的範圍出現了！

「青年事務委員會」每年資助過百個內地交流團（今年度有140多個，其中一個我有份）。讓16至24歲青少年可以付出廉價至數百元的旅費，就可以去內地交流十天八天，這價錢，真是留在香港也生活不了。因為超低價的吸引力，無數青少年當這些交流團做畢業旅行或暑期活動。雖然拜訪官方機構難頂，但隨後的自由時間可以補番數。一千幾百元可以坐飛機，食足廿餐，跑幾個景點，夜晚一大班人屈在一間房玩遊戲，都幾爽㗎！

你可能以為這班hea住去交流團的青少年，純粹為食為玩，食完玩完後不會被官方的信息洗腦。可惜，這種軟性的洗腦教育還是非常有效。我怎麼知道？

每年我也會接收到幾個內地交流團常客。這些人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對一切批評中國的意見都會這樣回應：

「無錯，中國無民主，無言論自由，充斥貪污，貧富懸殊，不過...」

中共洗腦，不用他們句句歌功頌德，非常簡單，就是想青年人幫口說「不過...」

這「 不過」兩個字，就是軟性洗腦的證據，是中共大量投放資源舉辦交流團的目的，一切都不過想新一代站在中共那邊。就算沒有民主，充滿貪腐， 貧富懸殊，祖國仍然做了很多好事，絕對值得肯定。能夠令青年人說出肯定中國政府的說話，每年花幾多十億，也絕對值得！

所以當我看到洗腦行動升級，由「旅行」轉到「課程」時，我的擔心不比學生和家長少。
旅行，這第一波洗腦已經成績卓越；第二波的國民教育課程，會進一步達到什麼效果，會教育出怎麼樣的青年人？

我想，青少年連「不過」也不會再說了，他們會習慣了空洞失實的歌功頒德，會麻木於充斥謊言的虛假社會。

於是我和大家一樣，決定要上街，表態反對。不要洗腦教育課程！超！國民教育！

但是，若果我們成功阻止開設國民教育科，是不是代表了青年學子不會被洗腦？

這個問題令我整天坐立不安。我「超」了國民教育，非常好！但是否這樣就夠了？

想了一整天，我想到「超」，除了駡人之外，還有另一個意義，就是「超」越的「超」。原來，我要同時用「超」的這兩個意義，才能找到青年人不被洗腦的出路。

然後我問自己，那些人不會被國民教育洗腦？

這一次，我再沒有坐立不安，反而異常起勁，直覺自己問對了問題。

我想起三件美事。

大家還記得的話，五六年前，香港出現了一陣台灣另類小學的報導潮。大家對教育不滿，都想找回盼望。就在那時我讀到全人學校的教育實踐。校長程廷平的一句話改變了我：「明年我們打算派人爬阿拉斯加的雪山﹐幾個學生一直在受訓。我肯定爬過雪山的孩子一定不會變壞。」我相信程校長的意思是一個孩子，攀過雪山，一定會明白就算一個政權有幾偉大，也不會及得上大自然的偉大。物質固然誘人，但攀登者艱辛地登頂，體驗過什麼是真善美，這樣的人要他去附和虛情假意，屈膝於利益的誘惑或權貴的淫威下，絕非這麼輕易。

說點近一些的美事。大陸演員陳坤先生，去年帶著18個人徙步在西藏高原裡走了115公里，在禁語中走了11天。這班人，只用眼睛耳鼻去感受世界，一邊行走，一邊缺氧，一邊回到內心深處去問自己是誰，什麼才是重要等古老但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每天流水作業的生活中，我們總是聽不到自己內心的發問。惟有透過自限後的解放，經過儀式洗禮後的昇華，我們的情感會加厚，對真善美的追求會更堅定。就算洗腦教育空降到這18人的生命中，這些課程與行走到西藏相比，也會顯得太蒼白了吧。

說了台灣和大陸，香港呢？其實，香港也不是沒有這樣的空間。

屯門鄉師自然學校，過去五年來一直在打拼，主張以自然為師，培養學生真正的自主自決能力。學生每天上午時段上常規課程，下午轉為生活課程，包括綠色生活教育、生活議會、生活法庭、以及學生按興趣選修專題、藝術小組等。逢星期二下午則為勞動課，學生分組做掃地、耕作等勞動服務，每月舉行一次全校遠足。

除以自然為學習對象這亮點，與現時主流教育最不同的是自然學校的生活課程，學生參與規劃並自律地實踐自己所決定的生活。

學校沒有校規，只有「生活公約」，大家可以自己討論、制定、修改公約。透過討論、訂立和遵守生活協議，實踐民主教育。例如，他們曾決定同學要把玩具帶回校園，要通過考試，以考核同學是否了解自攜玩具的守則，而考試題目和守則同樣由生活會議訂定。當校園協議被破壞，或孩子之間發生難以私下解決的問題，便會提交由大人小孩（法官由教師或學長擔任，同學任陪審團）共同組成的「生活法庭」審理，法官會聽取雙方陳辭、裁決，並判處罰則。

校長海星說過，有一次生活會議的主題非常有趣：究竟可不可以在學校玩紙飛機？有學生覺得亂丟紙很不好；有的學生則認為不能一刀切，不如建立一個飛機場，也有人建議在飛機上簽名。「主題是學生自己想的，解決辦法也是他們來討論，我們發現，其實不做什麼硬性規定，每次討論完了，大家都可以回到很守規矩的狀態。」

由學校所設立的「生活法庭」、「生活會議」等制度，培養同學的民主素養，體會不同議題上，不同取向的人都有著各種不同的觀點，從中學習聆聽、溝通、領導群體與解難等能力。
看到了嗎？自然學校的學生，自小就從校園生活中經驗民主！學生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實踐者，體驗權利與義務並重、批判與建立並存的公民教育。

當談到國民教育，我們無法只是單單談論接受或抗衡一個獨立的「洗腦式」學科，因為「洗腦」的過程無處不在，大至整個學制、文憑試的制定，小至校園的一個校規、課室的一株植物或一枝國旗，都在反映我們信奉著甚麼，塑造著甚麼。所以，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純粹銳利的批判，而是帶著超越「國民教育」、甚至是超越教育的新思維，閉嘴去釋放孩子的聲音，赤腳去走進山中傾聽，讓孩子追尋什麼是美好的生活。

原來，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國民教育科，又或者要找誰來編一個更好的課程，而是我們為青年人創造了什麼美好的事情和經驗，可以讓他們成為獨立自由的靈魂。只是消極抵抗是不足夠的，我們需要主動出擊！

程校長、陳坤和自然學校已經示範了如何「超」洗腦教育。

讓我們接力吧！

東方歷史與西方概念 - 王力雄 - 主場回望

王力雄

中國作家，著有《黃禍》、《天堂之門》、《天葬——西藏的命運》及《與達賴喇嘛對話》等，亦為民族問題專家及民間環保人士。

東方歷史與西方概念

2014-7-25 14:18:24

清朝時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數時間和多數問題上停留於名義。表面上，駐藏大臣被放在重要位置。實際上，西藏統治者以特有的圓滑和耐性，通過架空駐藏大臣保持實質上的獨立。

從國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沒有必要。清朝設置駐藏大臣的目的，更多是維持統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進行具體的統治。那並非是一個在控制和反控制鬥爭中誰勝誰敗的結果，可能正是當時雙方共同追求、雙方滿意、因而也是最為自然與合理的結果。

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關係，卻難以完全用當代的主權或宗主權概念進行解釋。西方觀念中的「大」是由「小」構成，「大」是一種清晰的事實，必須由準確界定的細節進行說明和確立，就像主權必須用邊界來界定一樣。而東方觀念中的「大」卻更多地接近一種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壞，因而常舍「小」以求「大」。

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視其他民族為「化外之邦」的「夷」「狄」「蠻」「番」。身為「中央之國」的君主，中國歷代對周邊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並非是領土、資源、邊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禮」。只要「夷」「狄」「蠻」「番」對中國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國」的尊嚴得到滿足，其他都屬細節，無需過份操心。加上「無為而治」的傳統帝王哲學，寧願讓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國的邊界一直十分模糊。

而中國周邊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則首推生存安全和實際利益。為此，尊嚴倒是可以模糊一些。這同樣是東方式的思路。並非認為尊嚴不重要，而是把它當作極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實際利益。那時西藏對中國名義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於這種需要。清代中國使西藏擺脫了自元以來蒙古汗王的統治，扶持格魯教派居於統領地位，幫助以達賴為首的宗教權力取得對世俗權力鬥爭的勝利，北京還為西藏提供豐厚的賞賜、必要的仲裁和對外防禦的保證……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處，所需付出的僅是在表面上對中國作出臣服姿態。那種臣服更像一種以假作真的遊戲，讓中國皇帝「君臨天下」的心理感覺滿足，而西藏並不因此喪失實質獨立。相反，堅持強硬態度會惹惱中國皇帝，西藏會受到大兵征伐，統治者會遭罷黜，人民也將塗炭，在這種得失對比中，明智的選擇是什麼，其實很清楚。

所以，無論中國還是西藏，在歷史上都不曾用現代主權的觀念認識和約定相互的關係。西方概念被確立為全球性的國際秩序，被東方接受認可，並在中藏關係中被雙方強烈地意識和爭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才開始。目前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和糾纏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東方的歷史上。

(轉自：自由亞洲雪域漫談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