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香港年鑑》“教育”一欄，談到中小學課本的供應問題：
一九五二年，中文中小學校對於課本的採用，却遭遇到極度的困難。原來，本港中文學校所用的課本，除小學公民、珠算、和本港地理等少數學科是由本港編印者外，其餘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但自一九四九年末，中國的政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動，由於思想的不同，原來的版本，便不容繼續印行，而大陸各大書局的在港分局，亦以原版本已失去大陸銷塲，均不欲再行翻印，卽或翻印，亦已將原版竄改得支離破碎，不堪採用。46
再看一九五四年《香港年鑑》“教育”一欄：
一九五二年底，敎育司署特派出敎育官員和邀請專家及現任敎師組成一個中文學校模範課程及課本研討委員會，專責擬訂模範課程。關於中文方面，曾廣徵各界人士意見，以備參攷，課本問題，在未能全部編印應用的時期內，敎育司署特予核定範圍，大致以台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佔多數。所有含有左傾思想的課本，一槪不准採用。47//
教科書選文〈習慣說〉源流考略
林和駒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通訊 2016年1月 第95卷 第1期
//提要
〈習慣說〉是香港初中中文教科書一篇常見的文章，讀過這文章的師生不計其數。政府課程文件、中學教科書注明作者是清代的劉蓉。其實，劉蓉寫的是〈習說〉。本文嘗試追溯〈習慣說〉的源頭，分析〈習慣說〉與〈習說〉的主要異同，然後探討〈習慣說〉的演變，冀有助深入了解〈習慣說〉一文。
2. 香港教科書對〈習慣說〉出處之說明
啓思的〈習慣說〉，原來由〈習說〉刪節、改寫而成，但編者沒有說明。筆者再翻閱一九五六年至二零一四年香港出版的各種初中中文教科書（見附錄六），嘗試了解兩個問題：一，教科書如何說明〈習慣說〉出處；二，教科書有無說明〈習慣說〉與〈習說〉之關係。出處方面，或說選自《養晦堂文集》，或說選自《養晦堂文詩集》，或說選自《養晦堂詩文集》，或未言出處。而明確指出〈習慣說〉與〈習說〉關係的，僅見一本──香港人人書局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學中國語文》（1991），此書題解云：“本文選自《養晦堂詩文集》。原題〈習說〉，文章較長，選文的人作了一些刪改。”4 另有兩本觸及〈習說〉，一是吳牧等編的《中國語文》（1996），此書有兩幅刻本書影，即《養晦堂文集》目錄及〈習說〉前文部分。編者於〈習說〉書影下注明“《養晦堂文集》中的〈習說〉一文”。5 一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編輯出版部編的《新理念中國語文（2002），此書提要說：“本文選自《養晦堂詩文集》，原名〈習說〉”，又附上〈習說〉全文的刻本書影。6
至於〈習說〉與〈習慣說〉有何關係，二書未曾述及。以上三本教科書互相補充，可讓讀者知〈習說〉出處，見其原貌，瞭解原文經人刪改而變成〈習慣說〉。
人人書局《中學中國語文》指“選文的人”因〈習說〉較長而作了刪改。那麼，選文者是何人？這或要從早期教科書尋找線索。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在香港出版的中學國文教科書，如今罕見。7 一九四五年戰後初期，香港學校曾用《初中適用中華文選》（1947），8 但此書沒有收錄〈習慣說〉。至於在中國內地出版，香港學校有採用的《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 • 國文》（1933），9 也沒有收錄。而戰時香港總督部指定學校採用的內地課本《國定教科書初中國文》（1943），則有〈習慣說〉，題解謂“採錄《養晦堂集》”。10 由於香港其時或用內地教科書，要追溯〈習慣說〉的源流，便需著眼內地民國時期教科書，甚至晚清教科書。
3. 《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的〈習慣說〉
清末教科書，如今完好留存下來的不多，大概因為學生離開學校後一般不保存，藏書家也不大重視。11
《民國時期總書目 • 中小學教材》所附“清末中小學教材”，著錄清末小學（初等、高等）及中學國文教科書或讀本，近四十種，但真正數目或不止於此。12 筆者暫時只能見到幾種，而且冊數不全，這是研究此課題的缺憾。所見之書如：無錫三等公學堂編《蒙學讀本全書》、13 蔣維喬等編《最新國文教科書》（初等小學）、14 高鳳謙等編《最新國文教科書》（高等小學）、15 顧倬編《高等小學國文讀本》、16 學部編譯圖書館編《初等小學堂五年完全科國文教科書》、17 林紓評選《中學國文讀本》，18 皆未有收錄〈習慣說〉。
目前所見，莊俞、沈頤編纂的《共和國教科書 • 新國文》（高等小學）第二冊，已經收錄〈習慣說〉。此書於民國元年（1912）六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版〈習慣說〉（見附錄二）全文如下：
***
習慣說 劉蓉
劉蓉少時，讀書養晤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有勿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苦躓焉。旣久而遂安之。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國爲？”命童子取土平之。後蓉復履其地，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旣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利平地而不與窪適也，及其久，則窪者
若平。至使久而卽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愼始。
***
開首兩句，稍嫌粗糙。文章署名“劉蓉”，但讀首句“劉蓉少時”，彷似第三者記載劉蓉故事之口吻。一九一三年此書再版，刪去“劉”字，變為“蓉少時”，更見通順。又，第二句之“養晤堂”，晤乃晦之誤，再版亦已改正。查《共和國教科書 • 新國文》（下簡稱《新國文》）第一冊，書前“編輯大意”云：“本編所採古文，全錄原文者，載明著者之姓名；其有刪節者，則將作者之姓名出處載於《教授法》。”19
然而，此文刪改〈習說〉原文，仍載劉蓉姓名。莫非劉蓉確曾寫過〈習慣說〉？再翻閱第二冊其他載明著者姓名之文章，發現大多經過刪節或改動，如：柳宗元〈區寄〉，原作〈童區寄傳〉；20 彭端淑〈爲學〉，原作〈爲學一首示子姪〉；篇題既改，內容復有刪易。21
又，蘇軾〈記遊定惠院〉、張士元〈自立〉，篇題雖未變，但內容亦有刪節。22
從數篇文章皆有改動的情況來看，這不是所據版本的問題，而是編者有意為之。究其主因，應是要令內容淺顯，以便學生學習。互聯網上李超平（2011）〈《習說》之惑〉提到：“‘君子之學，貴乎慎始’是否真是作者原文或原意？何以如此更改？很令人困惑。”23 或可得解。
6. 香港通行本〈習慣說〉來源試考
內地民國時期教科書中〈習慣說〉文句之演變，略如上述。此時期版本頗多，但未見一種版本與香港《啓思中國語文》的〈習慣說〉吻合。《啓思中國語文》所收〈習慣說〉，全文如下：
***
蓉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而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苦躓焉。既久而遂安之。
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命童子取土平之。
後蓉履其地，蹴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履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
“後蓉履其地”句，上述民國各本均作“後蓉復履其地”；而“足履平地”句，也與各本相異。查附錄六所列之香港教科書，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的《新標準修訂本初中國文》、《初中國文讀本》（乙種）、《新編詳註中華文選》，文句及分段已同
啓思本。44 往後五十多年間出版的教科書幾乎都是這個版本，45 堪稱香港通行本〈習慣說〉。
通行本之文句既略異於上述民國各本，然則，通行本是否發端自香港教科書？應該不是。一九五三年《香港年鑑》“教育”一欄，談到中小學課本的供應問題：
一九五二年，中文中小學校對於課本的採用，却遭遇到極度的困難。原來，本港中文學校所用的課本，除小學公民、珠算、和本港地理等少數學科是由本港編印者外，其餘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但自一九四九年末，中國的政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動，由於思想的不同，原來的版本，便不容繼續印行，而大陸各大書局的在港分局，亦以原版本已失去大陸銷塲，均不欲再行翻印，卽或翻印，亦已將原版竄改得支離破碎，不堪採用。46
再看一九五四年《香港年鑑》“教育”一欄：
一九五二年底，敎育司署特派出敎育官員和邀請專家及現任敎師組成一個中文學校模範課程及課本研討委員會，專責擬訂模範課程。關於中文方面，曾廣徵各界人士意見，以備參攷，課本問題，在未能全部編印應用的時期內，敎育司署特予核定範圍，大致以台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佔多數。所有含有左傾思想的課本，一槪不准採用。47
據年鑑所載，因政治原因，香港五十年代初期曾出現課本荒，學校需採用台灣教科書。
查找台灣教科書圖書館之藏書，可見正中書局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高明編著《初級中學國文》（修正本）第三冊有收〈習慣說〉。其文句及分段，正同於香港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三種國文教科書，而正中書局此書之版權頁，又注明海外總經銷為“集成圖書公司（香港德輔道西一八九號）”。由此推斷，如今香港教科書通行本〈習慣說〉，很可能源於正中書局本。48
7. 香港課程文件及教科書問題略議
一九五六年以前，香港中文中學初中教材欠劃一。49 教育司署於一九五六年七月，頒布施行新訂之中英文中學中文教材，50
《香港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與《香港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的初中二年級教材篇目，都有署名劉蓉的〈習慣說〉。51 此後，教育當局頒布的課程文件，屢見〈習慣說〉，具列如下：52
《五年制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1961）、《新制特別中一中國語文課程綱要》（1963）、《五年制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1967）、《英文中學中文科課程綱要建議》（1971）、《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及教學建議（修訂本）》（1973）、《中學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適用）》（1975）、《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適用）》（1978）、《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1990）。及至二零零一年，教育署中文組編《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篇章目錄（初中階段試用）》，供教師選取教材時參考，也有〈習慣說〉。53 教科書多根據教育當局課程文件編寫，署名劉蓉的〈習慣說〉於是成為香港初中教科書的習見篇章。
《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列〈習慣說〉為精讀教材，綱要建議教師就“作者的思想觀點、文章的內容大意”等重點，加強指導學生。54 但〈習慣說〉乃由劉蓉的〈習說〉刪改而成，其內容主旨未必能反映劉蓉的思想觀點。此外，教育局網頁提供的《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篇章目錄（初中階段試用）》，標明〈習慣說〉出處是“養晦堂詩文集”，又於出版資料一欄，標明“可參考、使用任何版本”。55 按郭嵩燾（2002: 390）為劉蓉撰墓志銘，謂劉蓉有“《養晦堂詩文集》十四卷”，如今，我們見到的是光緖丁丑（1877）思賢講舍分別刊行的《養晦堂文集》、《養晦堂詩集》，一九六九年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此二書，名為《養晦堂文 • 詩集》。二零一零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將二書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56 查香港高校圖書聯網、香港公共圖書館，則未見有“《養晦堂詩文集》”之著錄。再者，《養晦堂文集》並沒有〈習慣說〉，只有〈習說〉。
或許，有人認為將〈習慣說〉作者標作劉蓉只是小問題。然而，改編者始終不是原作者，不宜混同。劉蓉雖歿，其文猶在，我們應存有敬意。況且，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1: 22）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概括學生學習內容為九
個範疇，其一為“品德情意”，學習要點之一就是“實事求是”。
香港教育局課本委員會（2014）公布的《優質課本基本原則》，說明優質課本需“內容切合時宜，資料及數據適切準確。適當地標示資料來源。”57 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15）公布的《初中中國語文印刷課本編纂指引》，也要求出版社送審課本前須完成所有校對工作，確保資料正確無誤。58 就以〈習慣說〉來看，選為教材，本來可取，但在說明文章來源方面尚欠準確。教科書是學生重要的學習材料，其編審工作，日後理應做得再好一點。
編者刪改課文，有時可以理解，一九五六年香港大公書局出版的《新標準修訂本初中國文》，“編輯大意”指所採課文“間有篇幅過長及初學難解者，卽酌量予以刪節或改動，其責任自當由編者負之。”59 這是可取的做法，但更理想的做法是在課文題解中說明原文出處。這樣，既可避免籠統，也可讓有意探索的同學查閱原文，培養“語文自學”能力。60
翻閱《啓思中國語文》，其“編輯說明”雖無提及刪改之事，但“單元課文一覽表”及課文標題則有所標示，以收錄〈習慣說〉的中二下冊為例，閱讀理解篇章收豐子愷〈楊柳〉、謝凝高〈山水交響樂〉，標題旁均有“節錄”二字；而〈習慣說〉不見注明，當是編者未知此文曾經刪改。
8. 結語
一九一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莊俞、沈頤編纂的《共和國教科書 • 新國文》，內有署名劉蓉〈習慣說〉一文，其實由劉蓉〈習說〉刪改而成。從〈習說〉到〈習慣說〉，篇題雖一字之差，文章要旨卻大有不同：前者著重論政，後者著重論學；由“是故君子務平其政，誠愼其所以道之也”，變為“故君子之學貴愼始”。而“愼始”之說，或本《禮記 • 經解》所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有其深意。《新國文》出版後，民國教科書相繼出現〈習慣說〉，文句同中有異，形成數種版本。香港通行本〈習慣說〉，文句略異於內地民國各本，此本自一九五六年見於香港教科書，及今已歷六十年。查考一九五零年代香港學校用書情況，知通行本可能源自台灣正中書局的國文教科書。香港教育當局、教科書編纂者對〈習慣說〉的來源未有深究，因此課程文件、教科書大多謂〈習慣說〉作者為劉蓉。此說宜加修正，以免師生依據〈習慣說〉探討劉蓉之思想觀點，有失“愼始”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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