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5日星期三
【最後防線 ‧ 前言】司法獨立 防守在赤化之前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去年年末，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發表一份民調報告，顯示最多受訪者認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92.7%)，而且最為重要 (22.9%)。法治的基礎是司法獨立。《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聯合國訂明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包括司法機構判決不受任何外力左右；法官產生須專業、公平、公正；法官須有充份經濟保障等。沒有司法獨立便沒有法治，沒有法治，便沒有香港。法治是香港的最後防線。一如本專題的受訪者之一，退休法官王式英所言：
「這是整個世界對香港的最後信心。無論你是外國投資者，還是本土市民，你之所以相信香港，是因為你還感到自己受獨立法制保護。這是香港的命脈。」
這一番話，香港人確實是最清楚不過的。王式英憶述一件往事：2002年，香港經濟低迷。為紓緩財赤，政府提出公務員減薪方案。本來方案對象包括法官在內，但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強烈反對，認為法官薪酬不應與外在條件掛勾，以確保其獨立性。王式英指，儘管李國能所言看似讓法官擁有「特別優待」，但主流民意仍未對這「不公平」方案有太大反響，而意見終於亦獲政府接納。他認為，事件正好反映，香港公眾亦認同司法獨立，較之於公平減薪更為重要。
但我們一直賴以安身香港，引以為傲的司法獨立，現在正處於怎樣的處境呢？
中共所謂「依法治國」
一個月前的這一天，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正在北京出席一個名為「中華司法研究高峰論壇」的活動。
「國家現在全面大力推動依法治國。」袁國強起首時道。其後他說，「國家現在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為了「讓中華地區的經濟和競爭力維持良好發展，法律和司法的配套工作非常重要」。及至演說尾聲，他又道：「國家現在在國際舞台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兩岸四地聯手增強中華法律和司法系統在世界舞台（特別是國際法律、司法舞台）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應是發展方向之一。」
姑勿論司法的意義是否為經濟發展和國家話語權服務，袁國強口中提到中國那「依法治國」的願望，邏輯上不可能實現。
人民網形容「依法治國」內涵包括以下幾點：
（１）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２）國家事務受法律規範；
（３）任何人與機構均按憲法和法律辦事
然而事實上誰都知道（我想連袁國強也知道），那露骨地在「依法治國」四個字上面操縱司法權的，叫「共產黨」。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26 條訂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另一方面中共又有個叫「政法委員會」的機構，專門「指導」 人民法院等司法機關運作，這就讓事情變得十分矛盾。「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甚至還有一篇文章，直言中國不能搞司法獨立，稱「如果實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司法體制 （司法獨立），就必然...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執政黨一方面提倡依法治國，另一方面發表文章反對憲法，實屬世間奇聞。
白皮書敲響赤化警號
當然你會說，根本無人相信中國講法治、司法獨立，看劉曉波、李旺陽、艾未未等案例便了然，誰會傻到用法理論證箇中矛盾所在。然後你可能還會補上一句：幸好香港還有法治，司法尚未赤化。
那麼我想提提你，不過是一年前的事，國務院新聞辦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指香港司法人員也是「治港者」，故必須愛國。如果你還當律政司司長是司法界一員的話，那他無疑就是司法界率先跪低的一個。當時袁國強為白皮書護航，聲稱它不會動搖香港司法獨立，又指法官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已等於愛國愛港。
事實證明不少法律界人士對其意見無法苟同。白皮書發表後，超過 1,500名律師穿上黑衣，從金鐘高等法院遊行至中環終審法院，直指「要求司法人員愛國愛港會影響香港司法獨立」。王式英亦發聲明支持遊行，直言要愛國就無人肯做法官。大律師公會則發出聲明，引述公會前主席 — 正是袁國強本人 — 說法，認為不應將法官視為「治港者」，否則會令人誤解香港法院是政府機關一部分。
倒是時任律師會會長林新強站在中共一方。他以律師會代表身份，聲稱「要求法官需要愛國」沒有問題，又稱頌共產黨「好偉大」，結果引起律師會發起倒林運動，最終締造「大奇蹟日」，通過不信任動議，令林新強成為 108年來首位被通過此項動議的律師會主席。
香港人的最後防線
一場勝仗，成功擊退了一襲司法赤化巨浪。但你以為中共會就這樣放棄嗎？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否從此就得到永久保障？若不，它可能出現的危機在哪裡？港人又該如何保護它？在《立場新聞》新專題【最後防線】裡，我們走訪司法界各領域人士，包括法官、大律師、律師等，請他們談述司法獨立現況，與及其堅守獨立原則的經驗，以期讓讀者理解，香港正面臨怎樣的考驗。
所有法律界人士，包括司法機構都需要意識到整個系統的脆弱。──王式英
我們認為這個題目至為關鍵，並不只因為捍衛核心價值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更是因為，假若香港司法不再獨立，從法官到律師，整個司法界都要愛國愛黨，那集會自由也好，言論自由也罷，都不再具備意義。當明日我們隨時在監倉見，今日還能捍衛些甚麼？
那確實是香港的最後防線。守護者們請為此努力。
文／楊天帥
【最後防線 1】專訪退休法官王式英 (上)：北京影響日增 司法獨立隨時崩壞
今年3月1日，文員吳麗英參與元朗反水貨客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血流披面。其後被控以胸部撞向警員，襲警罪成，判囚3個月15天。
判決一出，「胸部襲警」一說，隨即紅遍全球。
《TIME》以 《A Hong Kong Woman Got Sentenced For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With Her Breast》為題，報道此事。英國《鏡報》、美國網媒《哈芬登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 、日本《共同社》以至泰國《Bangkok Post》均有跟進報道。香港方面，多名意見領袖發聲，藝人葉蘊儀發起一人一相行動，以作抗議。周日更有超過二十個團體在灣仔警察總部「胸群出動」示威，長毛、韓連山等男子漢，在衣服外戴上胸罩，以之作為「武器」，批評判決荒謬。
不僅是胸襲警察一案，自去年雨傘運動之後的多宗案件，均令人愈發質疑，香港是否還受法治保障。朱經緯揮棍打途人，黑警於暗角對示威者拳打腳踢，俱有片為證，然未被檢控。有市民因義憤填膺多次致電朱經緯構成騷擾，卻已被提堂判刑。人稱之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還存在嗎？
香港還有法治嗎？
「我不認為，法官的工作不會受港府及中國影響。」
說這句話的不是別人，而是退休法官王式英。以敢言著稱的他，雖已退休7年，名字仍在司法界無人不曉。他早於 1970年已在英國取得大律師資格，回港後從事法律工作，1994年轉任高等法院法官，一做十四年，至 2008年自高等法院法官一職退休。2000年趙世曾舊愛 Terri Holladay 索6億生活費，趙世曾在庭上指不明白「playboy」何義，被王式英反譏﹕「相信庭上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知道什麼是 playboy！」2003年他審理龔如心與王廷歆爭產上訴案，笑指龔如心與王德輝「經常手挽手，很浪漫」，成為一時佳話。2006年，一名印度裔商人票控匯豐銀行逼他出售商廈，王式英狠批匯豐狡詐、無道德、埋沒良心，是資本主義的醜陋面孔，判匯豐賠十億。最終雖被上訴庭以措詞誇張為由駁回，其言論也為不少弱勢吐一口怨氣。
退休後的王官，依然關心社會。《立場新聞》邀約他接受訪問，結果他除了同意撥冗以外，還寫來一篇專文。由此也可反映他對司法獨立問題的關心。
「你看港大的事就知道了。如果學術自由都能以這樣的方式被威脅，為甚麼司法還能獨立？」
他直言，在他以至許多法官眼中，香港社會的上位者，無論是負責遴選法官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Judicial Officers Recommendation Commission, JORC) 、政府、法律界、獨立機構，以至部份傳媒，都太接近北京政權。
而敢於發聲的一群，則往往被標籤和攻擊。
「我會說，現在還相信司法獨立不會被侵蝕，是很天真的想法。」
在這個層面上，或許大多數香港人仍然天真。根據港大民研調查，香港法治指標評分最新數字為6.67，表示市民對香港法治狀況傾向正面。儘管有時谷住度氣，還是會以寵物形容法官，可是在主流民意裡面，法官好歹還是保留了「大公無私」的形象。一個無形的光環 (aura) 依然籠罩著紅袍與假髮。這一點，比如說跟市民對警察或者政府高官的印象相比，是相當迥殊的。
至於，事實又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從袁國強說起。
律政司司長 — 司法獨立的暗病
如果你問，七警與朱經緯為甚麼可以逃離法網，不被起訴，那你就等於在問，為甚麼律政司司長不作起訴。
律政司司長的關鍵職權之一，正是提出刑事起訴，正如律政司自己的網頁所言：
香港的檢控工作是由律政司司長全權負責。應否對某宗案件或某類案件提出
檢控，是由律政司司長及代其提出檢控者決定。
此職位 2002 年前本為公務員。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當年推行高官問責制，把律政司司長改為政治任命。產生辦法為經特首提名，由北京任命。在理想的問責制下，律政司司長向特首負責，特首向選民即港人負責，是以港人應可監察律政司司長如何行使刑事起訴權責。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實際上特首並非民選，而是由北京操控小圈子選舉決定。因此律政司司長的老闆也就變成北京政權。
事實上，早在2002年，已有擔憂律政司會不會看北京臉色決定檢控與否，令法律淪為政治工具。其時大律師公會曾建議，把刑事檢控工作從律政司司長職能中剔除，交到另一獨立官員手上。然而政府並未接納，此項工作仍由律政司司長全權負責。
縱觀七警、朱經緯逍遙法外，大量無辜市民卻被告上法庭，甚至須自行搜證以保清白，到底現時律政司司長是為港人還是為北京檢控？就由市民雪亮的雙眼自行判斷。
王式英坦言，他認為袁國強有親北京取態。去年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後，袁國強曾為其護航，指白皮書「絕無意圖或企圖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王式英當時已發聲明表明反對，直言不同意白皮書要求法官愛國。而在今年，袁國強又成為「政改三人組」之一，積極推動政改方案，與大律師公會及許多司法界人士意見各走極端，王式英直言，「他的公信力已成疑問」。
「然而他卻無論在 JORC、行政會議、立法會、司法機構均佔有重要位置，更是傳統上的司法獨立守護者。」他說。「在不久將來，律政司將會被視為司法獨立的暗病，社會需要重新審視他的角色。」
常任法官 — 誰能左右遴選過程？
除了提出刑事檢控外，律政司司長也在遴選法官的工作上，佔有席位。
當然誰出任法官，並不是他一個人話事。否則司法獨立不是危險，而是早已死去。現時香港的法官委任程序，由 JORC 主理。JORC 由九人組成，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兩名法官、一名大律師、一名律師，與及三名與法律界無關的人士。
現時 JORC 名單如下：
馬道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當然主席）
袁國強 律政司司長（當然委員）
鄧楨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
張舉能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石永泰 資深大律師
熊運信 香港律師會主席
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林李靜文 商界人士，2013年退休，
現為怡和管理有限公司顧問
鄭維志 永泰地產有限公司主席
王式英解釋，遴選過程以保密形式進行，但一般認為行之有效。取得遴選結果後，JORC向行政長官提名，由行政長官正式委任。理論上特首雖有最終決定權，但自機制成立以來，他一直照單全收。
然而還有一個疑問：除了馬道立和袁國強是當然成員外，其他委員會成員，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 ，全部均由特首任命。雖然特首須在委任大律師及律師兩個位置時，諮詢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然而該法例列明，「行政長官可委任並無獲如此推薦的其他人」。正如王式英評論遴選系統時指出，「政府有獨一無二的權力，在系統中委任關鍵人選。」當政府，特別是特首的公信力插水，整個JORC是否還可信任，便成疑問。
暫委法官 — 破壞所有司法獨立保障
當連法官來源也來值得商榷，也就別說，更危險的暫委法官。
不少人在討論「胸部襲警」一案時，便察覺到其中一個問題，正是負責案件的陳碧橋身份為「暫委」裁判官。
但，甚麼是「暫委」裁判官？「暫委」二字，到底有何問題？
一般正規法官又稱常任法官。為確保香港司法界可以聘請到優秀的人才，與及保證人員不會受物質利益引誘而貪污，政府給予法官的待遇一般不會太差。現時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薪酬為274,600港元，屬司法人員最高；最低為特委裁判官，起薪點亦有67,580元。除此以外，另有度假旅費、居所資助及退休金等福利。
不過，王式英直言，上述待遇仍與私人執業的優秀律師相去甚遠。因此，司法機構仍難吸引資深律師「減人工」出任高級法官職務。面對這個問題，司法機構最常用的招數之一，就是聘用暫委法官。
暫委法官，即類似於法官的 part-time。成為暫委法官與暫委裁判官的條件，不算嚴格。概略而言，只要是香港或普通法地區的律師或大律師，並有五年經驗，即可成為暫委裁判官； 而有十年經驗，則可成為高等法院暫委法官。跟據王式英觀察，由於人手不足，過去十年大量暫委人員長期出任法官或裁判官職務。例如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主持聆訊的常任法官往往與暫委法官數目一樣多。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去年在《明報》亦有發表文章提到同樣情況，指除原訟法庭外，區域法院及裁判法院均出現暫委法官比例過多的問題。其中沙田裁判法院更出現常任裁判官與暫委裁判官比例為 1：3 的情況。
王式英對大量聘用暫委裁判官的做法大力批評，稱之「嚴重損害司法獨立的原則」。他指，事實上在許多司法制度中，暫委法官並不能夠進行判決，這是因為他們並非如常任法官經由獨立產生、亦非終身聘用。也就是說，一切用以確保司法獨立的制度，都不適用在他們身上。此外，較之於以比較嚴謹的機制任命的常任法官，暫委法官僅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正如王式英所言，暫委法官「是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律政司服務」。假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或明或暗抱有政治立場，一切暫委法官的判決取態，便盡可成疑。
「幾乎可以說，持續大量使用暫委法官的做法，破壞了所有為司法獨立而設的保障。」
王式英強調：「解決這個長期問題，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JORC 與及立法會的責任。否則當我們的政治氣氛轉壞，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受損，所有暫委法官的判決，特別在具爭議性的問題上，便會因缺乏司法權威，被批評、異議，或挑戰。」
上述一席話，正好預言了「胸襲警察」事件的狀況。
公眾 — 信心流失，獨立成疑
隨著中共對香港的干預日益明目張膽，港人愈來愈擔心「中國式法治」會蔓延到港。警察打人竟可逃離法網，以胸襲警卻成國際笑話。香港司法荒謬事件接二連三，令民眾憤怒極至變成麻目。儘管對於法官，港人還是尊敬有加，但多年來引以為傲的「司法獨立」金漆招牌，已經出現搖搖欲墜之勢。就連王式英亦說，社會仍然相信法官擁有大公無私的「光環」，並不妥當。
「因為那許多是無質素的法官。你還好像宗教那樣信任他們，是很危險的事。」
但另一方面，司法界又必須正視信心流失的問題。因為公眾對司法獨立的觀感，實際上就是司法獨立的基礎。「司法工作的基礎是公信力，而公信力是可以流失的。」
王式英引述前澳洲首席大法官布仁立 (Sir Gerard Brennan) 的話，指：
司法獨立的本質與其形象同等重要。…公信力為司法機構充份提供它的權力需要，亦是其必要的權力來源。只要我們（法官）的判決得到人民的信任，便不再需要任何財力或武力去發揮法律的功能。
「不僅要維持司法獨立，也要讓公眾看見我們獨立。」他說。
那麼問題就是，到底如何讓公眾看見司法獨立？除了上述制度問題外，影響法官判決的還有較少人知的一面：個人獨立，這，怎麼一回事？
「法官的生命是很孤獨的。」
下一集，王式英將會繼續告訴我們，他眼中的香港司法世界。
文／楊天帥
【最後防線 2】專訪退休法官王式英 (下)：選法官要堅強、敢言、思想開通
無司法獨立萬萬不能，但不是有司法獨立就行。當公眾談法治時，往往只關注司法獨立本身，卻忘了在司法獨立之前，首先必須確保司法機構本身是完善而有效。換句話說，給你一個無能的司法機構，哪怕它有多麼獨立，人民也無法獲得公平、公正的法律保障。
那麼，當我們談「完善而有效的司法機構」時，我們談些甚麼呢？
首先是優良法官。
司法獨立的基礎 — 法官獨立
司法的獨立，仰仗法官本人的獨立。2004年，在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引領下，香港司法機構發表《法官行為指引》，釐訂法官操守及工作準則。指引第13條正好列明司法獨立與法官之關係。
司法獨立…是委予法官的重任，是法官賴以履行其憲法職能的關鍵因素，使他們得以本著公平公正、無懼無私的態度審理糾紛。
王式英引述前澳洲聯邦首席大法官 Sir Gerard Brennan 的話，亦指：
「人民對法治的渴求，仰賴法官無私行使法律的能力。為使這項責任得以實踐，法官必須獨立，並表現得獨立。」
儘管這道理彰彰明甚，卻往往被公眾忽視。原因之一是輿論多評述制度問題而少談法官好壞。礙於法官的傳統光環及其工作受法律保障，公眾一般不敢對法官妄下批評。好像 689、豺狼、禮義廉、垃圾筒、沙皇、膠樽Ｘ、低智Ｙ等銜頭，很少用在法官身上。網民縱然有不滿，要謾罵要改圖也會留一手。
王式英為《立場新聞》撰寫的專文，以詳盡篇幅談述法官「個人獨立」的問題。他引述前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長 Justice Barak 定義如下：
「個人獨立」即獨立於親人與朋友，獨立於訴訟雙方，獨立於其他法官及司法系統之主理法官（包括法院最高主事人），獨立於政府各部門。法官之主為法律。法官沒有他主。一個人從獲委任為法官開始，其行動就不可對任何人有任何依賴。
法官獨立質素之一：思想開通
但「個人獨立」並不等於固執己見。擁有14年判案經驗的王式英強調，優良法官應具備的條件之一，恰恰就是思想開通。法官應隨時準備接納新觀點，並開放自己讓控辯任何一方說服。
「這對公正判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條件，然而卻往往付之闕如。」
作為過來人，王式英承認「信自己」是人類天性，因此對一宗案件有前設見解，是正常不過。關鍵是如何令自己不囿於前設觀點，敢於改變。可惜不少法官傾向墨守成規。根據王式英觀察，許多法官非常害怕被更高級的法院推翻。他們為了 安全穩陣，僅讓自己專注於案件細節，而不敢探索法律上的新領域。
「許多法官不具備思想開通的質素。」
王官透露，一些法官甚至會在案件開始審理前，已先寫好判辭，實行「未審先判」。亦有些法官，懶得審訊，一宗明明需要審理三天的案件，他十分鐘便判完。這顯示法官根本無意改變他的前設意見。
「此舉顯然無法讓法庭產生公眾期望的公正印象。長遠來說，它損害公眾對法庭的信心，與及司法制度的公正。」
確保法官思想開通，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Judicial Officers Recommendation Commission, JORC) 的責任（關於法官遴選過程，詳看前篇）。王式英認為，JORC 在遴選時不僅應考慮候選人的專業能力，更應考慮其思想的開放性。
法官獨立質素之二：個性堅強
而與思想開通與否互為表裡的，就是法官個性。王官認為，能夠廣納建言，一改己見，是個性堅強非懦弱的表現。
「有自信的人往往更容易認錯，因為他不怕自己犯錯。」
個性堅強的人，亦較有能耐抵受誘惑與壓力。香港媒體發達，報章、雜誌、網絡，對敏感裁決，難免意見紛錯。正如《法官行為指引》第16條所示：
公眾會對某些案件議論紛紛，傳媒亦會廣泛報道。有時輿論會明傾向支持某個結果。不過，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職能時，必須不受該等輿論影響。司法獨立包括獨立於所有外界的影響。法官行事須無畏無懼，對輿論的毀譽置之道外。
以「胸襲警察」案為例，姑勿論陳碧橋的裁決是 否合理，他強調自己「不會因感憤怒而加刑或因害怕而減刑」，實是法官應有的工作態度。王式英引述澳洲高等法院大法官 Sir Harry Gibbs 的話，指法官須做到沒有任何「渴求或恐懼」。儘管他坦言，「渴求或恐懼」是人之常情，「就算是法官，又有幾人可以說他們既不渴望升職與認同，又不懼怕批評 與否定。」然而一個堅強的法官，應可戰勝這些「渴求或恐懼」，「對輿論的毀譽置之道外」。
個性堅強的人，還可以抵受寂寞。
「法官的人生是很孤獨的。」王式英說。正如《法官行為指引》第21條指：
…法官在庭外與何人交往及參與哪些活動等，都可能影響外界對法官的觀感。
因此，法官在社交上，難免受各種限制。王式英憶述，他退休前往來的對象，僅限於其家人、非常親密的朋友，與及極少數的律師。
「間中妻子和我會一同出席社交宴會。這時候，經常會有獲邀律師在最後一刻表示無法參與。這是因為他正在處理的案件，與我的法庭有關。那名律師明白，如果他出現，那我就要被逼離開。」他說。「這在香港是很常見的做法，目的在避免法官受到任何不能接受的影響。與之相比，中國司法界並不覺得律師與法官私人交談有甚 麼問題，有時候他們談的還是案件本身。」
法官獨立質素之三：敢提異見
也只有個性堅強的人，才可以力排眾議，保持思想獨立，作出「不一致裁決 (dissenting judgment)」。
在上訴法院，當一宗案件由多於一位法官審理，而這些法官又對審判結果意見不一，案件最後便會依多數意見裁決。這時候持少數意見者撰寫的判決書，就是「不一致裁決」。
「作出『不一致裁決』需要勇氣、個性及能力，特別是在其意見有別於多數之時。」王式英說。
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國際間許多司法案例都證明，今日的「不一致裁決」及其理據，有可能在不久將來成為法例。王式英指，「不一致裁決」鼓勵批判思考，並要求法庭上每一個人就案件反覆考慮。
「從這個角度講，『不一致裁決』是司法獨立的最佳體現。」
知名退休法官包致金 (Kemal Bokhary) 正是以撰寫多份「不一致裁決 」，而廣為公眾所識。他在2012年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發表的觀點亦與王式英不謀而合：「不一致意見為法律建構發展道路。一些法律上的重大發展，正是來自不一致意見。」
2003年龔如心與王廷歆的爭產上訴案，是王式英曾審理的大案之一。當時案件由三名法官審理。除他以外，其餘兩位法官，連同許多王式英身邊的朋友、伙伴，都認為應判龔如心敗訴。然而王式英卻力排眾議，裁定龔如心上訴得直。儘管他的意見不能改變上訴結果，但最後龔如心繼續上訴至終審法院，最終五名法官亦一致裁定，龔如心勝訴。
「保持不一致意見，正是法官在公正判決中維持開放思維的重要操守。」
司法獨立障礙：法官工作量過重
公眾一般不諳司法工作，常以為法官工作輕鬆，但事實上，法官須要 OT，甚至請假撰寫他們未能趕及完成的判詞，已成常態。
原因之一，是如前篇所述，香港常任法官短缺。王式英透露，在任法官不得不面對工作量過多、分配不均、法庭管理不善等問題。
法官過勞，最終受害的，還是社會大眾。
兩年前，任職大律師的公民黨成員郭榮鏗曾在《南華早報》撰文，指法官過量工作，無可避免導致判決粗疏，損害整個司法系統。文中郭榮鏗提到，司法機構政務長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應該更積極回應司法資源不足的問題。
司法機構政務長，是主理司法機構政務處的公務員，負責協助各級法院內部行政及管理事宜，現由劉嫣華擔任此職。王式英評論她在處事上往往向政府而非法官傾斜。
「就我所見法官們不大信任這個職位，或擔任這個職位的人，覺得她總是在迴避麻煩，少做少錯。」
面對資源不足的困境，司法機構政務長本應肩負與立法會溝通的責任，確保司法系統有效運作。然而王式英指，基於其公務員身份，她在傳達法官意見時會有所篩選。加上立法會近年內部混亂，令它無從發揮監察司法系統有效運作的職能。故司法機構的管理一直未臻完善。
法官應走向社會
王式英建議，立法會應直接與法官溝通，聆聽他們的意見。
王官的建議是敏感的。傳統概念會認為，立法會與法官交流，會帶來干預司法獨立的嫌疑。但王式英並不認同這一點。他以英國為例，指從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間，一共72個法官就在英國國會委員會出現了148次。他引述專著 The Politic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UK’s Changing Constitution 指，英國司法與國會的關係已經出現結構性轉變。若能在法官遴選的程序上好好把關，立法部門與法官的交流，將有助司法系統更好運作。
除與立法會溝通外，王式英認為，法官亦應更多與學術界以至公眾交流，讓司法獨立議題不局限於司法領域，而走入公眾層面。一如前文所述，公眾對司法獨立的觀感，是司法獨立的關鍵。在以法治完善聞名的澳洲，為確保公眾能切身感受司法獨立，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已頻繁舉辦相關講座及論壇。
今日，法治已成為澳洲最深入討論的公共議題之一。
王式英以羅馬教廷作比喻，指出香港司法機構若要讓大眾覺得開明，也應參考現任教宗方濟各的做法，走向大眾。
正如《法官行為指引》第3條所示：
法官當然也是他們所服務的社會大眾的一份子。他們的行為必須經常保持至高的標準，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應該與社會脫節，過著「僧侶」式的超脫生活。在現代社會， 法官如讓人感到遙不可及和跟社會大眾失去聯繫，這樣不單不會提高，反而可能削弱，公眾對司法機構及法官執行司法工作的信心。
王式英建議，香港應向澳洲借鏡，在大學設立獨立司法研究機關，定期舉辦司法獨立研討會。而這研討會的參與者，不應只限於司法人員，而要應延伸到大學學者、外國法官、專家，以至廣大公眾。
「只有讓大眾認識我們，才能取得他們對司法的信心。」
他呼籲司法界有責任常存警惕，堅守司法獨立，一如前澳洲高等法院法官 Sir Ninian Stephen 1981年的名言：
「司法獨立，儘管是個體自由的堅實保障，卻同時也是一個脆弱的堡壘。」
「不僅要讓公眾看見香港司法獨立，更重要的是，讓北京看到香港司法獨立。」王式英說。
文／楊天帥
原文連結
https://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5/08/blog-post_60.html?spref=fb&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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