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9/1/2017)曾俊華宣告參選行政長官，被問及會否重啟政改？
他認為現在社會氛圍沒共識，重啟政改只帶來爭議，不會有效果。同是參選人胡國興則認為這事遲早要做，迴避了，五年後下一屆仍是問題依舊。
似乎曾俊華是待變，不是求變。
這矛盾不易解決，先來看看一個舊問題︰九七問題。
九七問題好像各方都被動，最後方案也未必是大家心中所想，但好像九七這限期就神推鬼擁發揮作用。
最遲至八十年代初，九七問題已開始浮現。有人提出，是不是當初英國要提出香港問題，才觸發香港有九七主權問題？
1997這年份來自拓展新界條約，令新界只在1997年租約期滿。投資者要考慮是賣地時土地條款漸漸逼近九七，在主權未明的情況下實難作按揭融資。
英方提議延展新界租約，但遭中方拒絕。英國又提出主權換治權，同樣未被接納。
那麼如果早些向大陸提出九七問題，又會否容易過80年代跟鄧小平來談呢？要明白當時在大陸主導的是極左政治，如跟毛澤東、周恩來談，後果同樣難料。
因為在中共快將席捲大陸時，毛澤東發表西柏坡談話︰“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這等於是「維持現狀」的一種默契，往後除了六七暴動時的頓挫，中國還是一直執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政策，英國是不願草率打破平衡。
1973年，新任港督麥理浩對九七問題的判斷為︰
「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按︰指毛澤東、周恩來)，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況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
並且，盡量運用這時間累積籌碼，「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a model city），以至在她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他預見了「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這一點，後來以「一國兩制」模式實現。
直至1975年，葡國經軍事政變(即74年康乃馨革命)後上台的貢薩維斯政府，宣佈願意放棄所有殖民地。葡國向中國建議交還澳門，但遭中方拒絕。這令英國對保留香港抱有希望。所以在英國覺得把香港發展好了，有足夠籌碼，就向中國提出前途問題。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假若中共真的同意了新界續約，又或主權換治權，會否對雙方更有利？還是中方真的如此肯定可成功接收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說法，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鄧小平覺得如不能成功處理香港問題，將損害中國政府威信，於是惟有把本來用以「統一台灣」的「一國兩制」模式用於香港。
結果是在香港問題上，好像各方都是被動的。如果說是「問題依舊」，但隨著時間變化，當拖得不能再拖，中國明顯由「維持現狀」變為「決定收回」。
或者始終1997年這限期發揮了作用。
周星馳《大話西遊》︰「如果這份愛一定要加一個期限，我希望這會是一萬年！」
如果最初拓展新界時沒有限期，那豈不更好？
問題是1898年英國能租借新界也有些「博矇」，即是混水摸魚卻又好運。
因為當時法國強迫清廷租出廣東西部的廣州灣，擔心其他歐洲在華勢力容易對香港構成威脅，因此想出租借新界作為港九之腹地，用以和大陸作緩衝。
不同於割讓香港和九龍，當時中英並無開戰，英國並無戰勝威逼簽和約的優勢，只是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加劇了革命風潮及有被列強瓜分危機，於是借此威逼清廷。
清廷當時憂慮列強苛索更多，所以更欲早日簽約，而英國也不為已甚 -當時各方在華勢力已短兵相接，因此如索價更高，並不是擔心清廷，反而要擔心其他列強的反應。
至金文泰任港督年代，也曾考慮過與中國政府交涉，但英國外交部最後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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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始末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292161.html
//（二）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默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志。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廖承志向中央建議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沖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志可以從這裡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裡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後，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讚賞。//
呂大樂：麥理浩悉先機四十年後 - 新力量網絡 SynergyNet
http://www.synergynet.org.hk/2007/07/%E5%91%82%E5%A4%A7%E6%A8%82%EF%BC%9A%E9%BA%A5%E7%90%86%E6%B5%A9%E6%82%89%E5%85%88%E6%A9%9F%E5%9B%9B%E5%8D%81%E5%B9%B4%E5%BE%8C%EF%BC%88%E8%A8%BB%E4%B8%80%EF%BC%89/
//其實早於 1973年1月所正式提交的1972年周年報告，麥理浩已意識到香港政治處境的特殊性，以及要為日後處理香港前途的問題早作準備：「有一點關於未來是可以肯定的。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況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到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後果相信主要是由一些香港無法控制的考慮所決定。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妥當（to put its house in order）；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至於最後這能否左右結局的發展，則無人能預知。但我相信，這樣的政策最能照顧居民在長期及短期的利益，同時亦假設是最為英國政府所接受的安排。我認為我們有時間達至這較理想的境況，但只是僅僅有足夠時間而已。因此，它（指港英政府）一定是一個步伐急趕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 hurry）。」//
1975年“澳門歸還風波”
http://www.waou.com.mo/news_i/shownews.php?lang=cn&id=6582
其實，當年鄧小平都不願意收回香港 － 從歷史角度看「一國兩制」的本質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6/22/76095/
//1974年，葡國發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政府，新政府決定讓所有葡國殖民地獨立，當時香港及美國的報紙，都有報導葡國準備將澳門交回中國，黃文放指出，當時葡國真有此準備，但北京為了穩定香港人心，所以「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最後北京透過澳門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Carlos D’ Assumpção），向葡國新政府傳話（見該書頁7-8），最後葡人繼續管治澳門，直至1999年。
及至1979年，北京與里斯本建交，雙方協定澳門主權為中國所有，但維持現狀，仍由葡國管治，直至「適當時機由中葡兩國通過談判解決」
其實中共一向都視「統一台灣」為首要目標，因此在1979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本來是為台灣而設，只是後來不得不解決香港問題，才將此用於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回憶，直至1981年4月，中國政府還未作出決策，還期望英國不要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不要逼中國表態。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約問題，是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主動向鄧小平提出的，當時麥理浩要求鄧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有效期可以超越1997年，鄧小平拒絕；同時，亦明確告訴麥理浩，中國關於九七問題，現在未有政策，而且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個問題。鄧小平又說，到了九七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收回，另一個是維持現狀。但不管怎樣，中國都會採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請投資者放心。及至1981年4月3日，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The Lord Carrington）訪華，再向鄧小平詢問中國如何處理九七問題，最後鄧小平回應：「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事後，鄧小平終於指示有關部門，研究香港問題。（見該書頁3-7）
黃文放解釋，所謂有關部門，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連同調查部（中國官方情報機關）、對外經貿部和中國銀行，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主張以「澳門方式」維持香港現狀──即中英兩國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但仍維持英國管治，而港澳辦則準備兩個方案──收回香港主權和維持現狀。隨後，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最後，廖承志領導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草擬報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議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但要同時保持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並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員。到了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拍板，決定九七年收回香港。（見該書頁9-13）黃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會議，最後趙紫陽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見該書頁13）
黃文放在憶述上述過程後，隨即指出：
「這是至今中國的決策方式。科學的決策是經過詳細考慮、驗證後作出決定，但中國最民主的決策方式也只是首長碰腦袋，幾個領導人開個碰頭會，腦袋一碰作出決策，然後回過來去考證是否行得通。」（見該書14）
相信黃文放是暗示，科學的決策，應該是先研究收回香港又同時保持繁榮的可行性，之後才決定是否真的收回香港主權，而非先決定收回香港，之後才去研究收回香港後保持繁榮的具體方法，從而證明中央領導的決策是正確。//
黃偉豪：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決定 _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4-opinion-wongwaiho-hongkong/
胡平：當初英國為什麼把香港歸還中國？(圖) _ 中國觀察
http://chinaexaminer.bayvoice.net/b5/truth/2016/08/14/271765.htm%E8%83%A1%E5%B9%B3%EF%BC%9A%E5%BD%93%E5%88%9D%E8%8B%B1%E5%9B%BD%E4%B8%BA%E4%BB%80%E4%B9%88%E6%8A%8A%E9%A6%99%E6%B8%AF%E5%BD%92%E8%BF%98%E4%B8%AD%E5%9B%BD%EF%BC%9F%E5%9B%BE.html
香港二十八總督 - 第十七任 金文泰
http://book100.com/novel/10/106140/44965.html
//1926年1月，他在一封機密信件中建議保住新界。一年之後，他在一份電報中說，鑒于中國各地都有人在煽動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該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萬一英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海衛的補償，或者作為“慷慨地”修改條約的補償，或者以之作為重歸舊好的條件。
但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認為，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更加激發中國人的反帝愛國情緒，加劇帝國主義對英國的指責，因此，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于是，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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