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獨立不一定至高無上，地方法院不用理政治因素 _ 周顯 _ 主場新聞

周顯

一條貪威識食，練精學懶，先使来來錢的癈柴，從小學讀到大學都未曾畢業過，從第一份工作以來沒做過正經事。他每天起床後做的就是花錢和研究如何花錢，可惜他的賺錢能力有限，因此他的最大煩惱是無錢可花。他最佩服的人是自己，最愛的動物是女人，最喜歡做的事是食和色，最討厭是工作。

2012-10-14 19:05:47

香港人人都應享有言論自由，但是梁愛詩身為前任律政司司長及行政會議成員，現任人大常委，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身份特殊，所以她的言論自由也該受到限制，而必須慎言謹行，而不能隨便胡亂發言，這是彰彰明甚的。她在上個星期六，以居港權案作為例子，指出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認識不足，登時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反響，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甚至罕有地發出聲明，質疑梁的言論干擾了司法獨立。

這個故事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去看﹕第一，梁愛詩的做法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干擾了司法獨立。第二，梁愛詩的說話內容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第一點，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言，由於梁愛詩的尊貴身份，她的言論有著政治化了的影響力，所以她的言論自由是應該小心從事的。所以，我們認為，她的說話肯定是影響了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指控，是對的，是有根據的。

現在再深入一點去討論，討論的是一個極少人會去討論的問題﹕究竟影響司法獨立，是對，還是不對？是可以，還是絕對不可以？

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之下，人們試圖影響司法獨立，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有例外呢？舉一個例子，在年前包致金法官侄女的襲警案中，引來了市民的大肆評論，司法界的人也認為是干預司法獨立，但是，如果連市民也不准談論司法案件是否公允，「司法獨立」這塊招牌未免太大，大得要人噤聲、大得壓死人了，這當然是除了司法界的人，沒有人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當然也有司法界的「原教旨主義」分子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正如教師認為他們應有絕對的權威和專業知識，警察也永遠不會認為自己的警權過大，這也是無須辯駁的。

以上的分析證明了，司法獨立的膨脹化，有可能導致司法權過大。但這只是理論如此，究竟香港是不是司法權過大，暫且不論，我們在這篇分析文章的大前題當中，只是指出有這個可能性，便已足夠。

正是因為司法權獨立的可能性不容抺煞，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爭權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在外國，也不是(時)有政府高官，或者是有議會成員，公開批評司法機構，也是屢見不鮮的事。

因此，在第一點之上，理論性的結論是︰司法獨立是一件好事，但也絕對不是好得神聖到不可以冒犯的。干預司法獨立，多半是壞事，但也並不盡然，如果這個司法制度真的搞到天怒人怨，又或者是干預者道出了大部份市民的心聲，這種干預，就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是，梁愛詩的言論，顯然不屬於好的干預。

現在討論第二點了，梁愛詩的言論，究竟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呢？

香港自從回歸以來，整個法律界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不知自己的定位何在。在以往，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整個司法制度的頂端，是在英國的樞密院，香港的律師和法官很安然地、很習慣地為自己的司法定了位。但是，當回歸之後，香港的司法定位究竟是在甚麼地方，香港的法律界直至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在梁愛詩的心目中，司法界應該為政治服務，聽從中央的指示，跟隨中央政府的步伐，這當然是錯得不能再錯的思想。在法律界很多人的心中，法官應該(有)自由心志，不應該聽從任何的政治立場，在殖民地的司法制度，這向來就是正確的思路，但這只是一個經過了矮化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的狹隘思想。實則上，每一個國家，包括了所有司法獨立的西方國家，其法院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司法要獨立，但是又要為政治服務，這條界線應該是怎麼劃分呢？答案是︰在所有的法院中，法官都應該憑藉自由心志，根據法律條文來作判決，根本不應考慮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法官是不應考慮政治的，就這一點而言，法律界的想法是對的。

但是，在每一個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判決時才可以考慮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並且以此為理由，去作出判決。每一個法院，都有著不同層次的司法思維，有的高層次的想法，在低級的法院，連想也不能想，但是在最高級別的法院，則是準則之一。在香港固有的殖民地法院，法官們的思考根本不及這個層次，所以其思想永遠停留在殖民地法院之上，這是不夠水平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像梁愛詩所說，法官都要對特區和中央政府有所認識，這也是不對的，因為這等於叫茶水部阿嬸都要認識整個董事局的老闆們的想法，如果連茶水部阿嬸都要揣摩大老闆的心意，才能辦事，這間公司一定是全公司皆全力拍馬屁，甚麼都做不了，只有倒閉收場。

簡單來說，在香港的情況，法官只能按照條文去判案，甚麼公眾利益、政治取向、社會思潮、中央想法等等，是只有終審法院這個層次的法院，才是唯一有資格和有責任處理的。當然，香港的終審法院在判案時，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高層次的司法因素，這是香港法律界在150年的殖民地司法制度之下，長期「扮矮仔」的結果。但這只是香港終審法院的水平問題，但是至今為止，香港的每一個法院，作為「殖民地法院」的水平，是維持很高很高的水準的，也是完全稱職，根本用不著梁愛詩去指指點點。事實上，按照坊間對梁愛詩本人的評價，她的道德與人格水平無疑是很高的，但是其對司法制度的知識水平，恐怕就差強人意，不大夠有資格去批評司法界，單單從她在1999年，以可笑的「公眾利益」為理由，釋放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便已得知。

(原文刊新報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chow/posts/494352720589405)

如果我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_ 豪仔 _ 主場新聞

豪仔

佔領中環成員，文盲詩人

2012-9-13 13:09:52

原文題為：《佔領中環 之「如果我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2011年10月15日
全界佔領運動開始，我左腳腳骨骨折，無緣現場見證運動的誕生。當時，我在家開著電腦，同時看著42吋的平面電視，一直追看著佔領中環的直播新聞。示威人士從早上在中環交易廣場，到晚上佔領匯豐銀行地下，我一直觀察著、守望著。雖然身體存在限制，但心靈從來不受限制。

10月17日
覆診後，醫生告訴我的康復已經許可我多做運動，多走路。所以在10月18日，我拿著一支拐仗，揹起一個帳篷，幾件衣服，決定加入佔領中環運動，盡公民對社會的責任，參與兩天社會運動。在此之前，我是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社會運動的。對社運人的網絡，我一無所知。對社運的經驗，我一無所有。

10月18日晚
到達佔領中環現場，音樂會正準備開始，大約200人在現場。很快，一位叫 Lawerance 的朋友，拿了一杯螺絲粉給我，他說，是今晚的晚餐，而這是另一位叫陽仔的朋友為大家煮的，美(味)道雖然不是很合適我本人，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來不由味覺而建立。

到了音樂會結束之後，仍然有很多人聚留，大部份人參與佔領中環的理念會議，會議以共識、共治形式進行。而我感覺會議進行得很沉悶、很漫長，所以大約參與了一小時，就離開會議，開始進入一組一組的人群中，去認識朋友，討論對世界的期望及想象。

我認識了左翼21的阿美，當時是凌晨的十二時左右，我們一直討論到早上的七、八點。當中討論了很多議題，雖然無法一一詳細地在此記錄，但阿美令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把我之前不認識的一些世界觀傳遞給我，她從人類產生社會以來說起，從母系社會說到父系社會，從君主奴隸制度走到封建制度，從工業革命去到資本主義社會。怪我無知，但這些知識，以往在學校、教會、甚至職場和朋輩之間都沒有機會學習。如今補充起來，對世界可有新的睇法及想象。時間過得很快，一個月過去，中間還有很多故事，認識很多朋友，未能一一盡錄。

到了11月份
佔領中環發生了一個名叫「禮物經濟」的討論，然後又發生了「禮物墟」。其他人的想法我就不多說了，我只說我自己的。當時，我以一個論點去確立對「以物易物」的立場。每個人在家中都有很多手錶，但手上只能戴上一隻手錶，而其他的手錶，當不戴的時候，他的秒針仍然會在家中行走。雖然每一隻手錶，或多或少，對個人都有它的意義，但缺少了分享！獨享、私有的意義又有多可靠呢？如果用一個物件換取一個物件，一個故事換取一個故事，一個信任換取一個信任，世界一定往正面的方向走。我明白，很多人會以負面的想法去猜度別人，但以負面的出發點，又怎能推動世界往正面的方向走呢？即使用物質的「擁有慾望」來說，其實也是可行的。因為之前我也是一個物質主義者，買很多物質來滿足私慾，但這些物質從來不能完全地滿足私慾，大多數的物質只能短暫地滿足，過了一段時間，就放在家中塵封了。或許過一段時間會再用，但整體來說，我並未有把這些物件的功效用盡，從而浪費了地球的資源，然後就是再買，再換取慾望，無休無止。

我把一條已經不合身的Levis牛仔褲，三本伴我康復的書，貼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放在「禮物墟」上，讓想得到這些禮物的朋友可以找到我，我再把這些禮物背後的故事傳遞給人，並告知他們不穿不看的時候，傳遞這些物件及它們的故事給別人。

FM101的Derrick取得我的牛仔褲，之後幾個月，他一直穿在身上，很合身，而且貼在褲上的名字，一直沒有撕下來。

現在，故事或者已經傳得更遠。

2011年12月
很快一個月又過去，天氣很寒冷，留下的人也少了很多，剩下二十至三十人。每晚我們都人貼人地開會，人貼人的意思是保持溫暖。我們計劃在聖誕節當日，在佔領中環燒烤，用油桶自製燒烤爐，用超市車自製燒烤架，買食物，並在網上呼籲關心佔領中環的朋友回來過聖誕。去消費主義，增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連結。

我記得，那幾天，接受了突破的訪問，以下是當時的片段。

聖誕、除夕的回憶，比去年2010更深、更豐富。

2012年1月
在這幾個月內，我同時正在準備流浪中國的計劃。到了一月尾，我正式出發。但在此之前，我一直預計到，在我流浪的過程，需要很多人的幫助。所以在接受別人幫助之前，我決定用我所限之能，先幫助別人一些。我在一個叫 Couch Surfing 的網站開立戶口，呼籲世界各地的背包旅行客，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來到佔領中環住下來，在此交換故事，國際連結。當中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對世界的想象，或是個人的經歴，都不可思議。直到2012年9月11日，來參與佔領中環的背包客，已經超過100位，下面網站，就是這些背包客的記錄。
http://www.couchsurfing.org/people/peterkwok/

2012年2月至3月
我在中國流浪，把佔領中環的故事傳開去，很多人都難以想象，我卻只能用有限的普通話去傳譯，還有在中國大陸唯一可網上觀看的佔領中環紀錄片﹣

故事影響了很多人。
秦皇島的劉衛，開始嘗試搭順風車旅行。
哈爾濱的國良，開始反思消費主義的問題。
北京的朋友對八九學運有新的觀點。
內蒙古的王穎漩開始反思日復日的機械工作。
和我同行的周峰開始關心社會運動。故事都影響了他／她們。
但這些故事，如果沒有佔領中環，跟本就不會發生。

2012年4月
我回到佔領中環，認識了來自美國的苦行者Mark，他22歲，流浪世界各地兩年，身上完全不帶任何金錢，一元也沒有，也沒有穿鞋。他每到一個國家或城市，都會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生存下來，找安全的地方睡覺，搭順風車穿州過省，尋找清潔的剩餘食物充飢。當時我流浪中國剛回，錢花光八八九九，經常飢餓連連。後來Mark教導我如何找到剩餘食物，我們每晚走到超市，等待超市收工後，把一包一包即日生產的食物，從垃圾堆中收集起來，先分給露宿者，後分給佔領中環的朋友享用。但由於食物太多太多，每天晚上露宿者吃飽了，我們也吃飽了，還剩。

後來，我又把這些故事傳開去，並好像Mark教導我一樣教導別人，及後又認識了一班關心剩食議題的中大學生，開始對剩食的問題進行討論、深化、反思、建立，然後就成立了「豐剩」。

https://www.facebook.com/over.leftover

「豐剩」成立之後，組織和效率都得以提升，受益的不再只是單一地區的露宿者，還開展了更多地區，更有基層的市民、食物銀行、社運組織等等。雖然我沒有正式的統計過，但於我所見「豐剩」所收集得來的食物，如果以金錢量化來計算，一定超過一百萬元，受益的朋友因得到食物而所省下的金錢的總和，最少五十萬元。但是，我是並不希望「豐剩」存在的，因為如果「豐剩」存在，就代表社會的深層問題未解，而需要「豐剩」這種執手尾的角色來幫助解決。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生產。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消費。
如果，如果沒有過度浪費。
就不需要豐剩，多好！
如果沒有佔領中環，Mark和豐剩的故事也不會發生。

2012年9月11日
佔領中環被清場的時刻終於來臨了，當下佔領中環的朋友剩餘15﹣20人。
匯豐動用超過50保安人員。
警方動用超過100警員。
法庭動用超過30執達主任。
並封閉銀行街、及一條皇后大道中行車線。
區區二十人，需要這樣嗎？動用以上各種、各種、各種的資源來對付建立世界的年青人，合理嗎？

雖然，清埸過程我沒有受傷。但我以我神起誓。
我見證著我們的一位朋友Denise因為保護傢私，而被保安人員拖行十多米。
朋友香子俊被十多名保安人員圍起來及推倒地上。
打算離開而不作留守的朋友Wallace被多名保安人員圍住而不讓離開，最後更以傷人罪而送往北角警署。
我女朋友Tiv需要進入佔領中環現場取回私人物品，而被最少二十名保安人員圍住及推到地上。
還有很多被執達主任喝罵、或被主流傳媒抹黑的我已經不想多說了。

我只想說：
「我沒有錯！為何社會要這樣待我？如果我真有錯，那必定是我對這個世界太認真。」

佔領中環的朋友們，共勉。
不認識佔領中環的廣大市民，了解。

豪仔
2012.09.11「佔領中環被清場」

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_ 劉細良 _ 主場新聞

劉細良

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香港民主黨的智囊，其後從事傳媒，後加入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於2012年與蔡東豪、梁文道以及宋漢生創辦主場新聞。

2012-10-25 11:51:31

引言

在政府總部爭取DBC復播集會上，學民思潮黃之鋒引用了去年無線電視劇集「天與地」，Joe Junior對佘詩曼說那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之後DJ杜雯惠上台清唱了兩句：「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是來自八九年五月，她十八歲時自彈自唱支持北京學生的一首歌，名叫「五月的陽光」，我見到台下有人在飲泣。

This City is Shining

八十年代初我比黄之鋒大一點，剛進大學，一天在樂群館午飯後走到圓形廣場的民主場，只見人群聚集，牆上貼著兩封信，一封是學生會寫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信件，支持回歸，同時希望實現民主，另一封是總理回信，表示會按你們的民主方式實現回歸。那年代青年學生無需接受國民教育，會主動認識中國，支持1997年收回主權，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年代香港亦是內地現代化的楷模，鄧小平表示要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灣仔合和中心旋轉餐廳成為港式現代化象徵，由廣州到遼寧都要建一座，內地領導紛紛來香港考察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推崇香港法治。香港這兩大核心價值，令中國改革釋放出龐大生產力。正由於中港之間的密切關係，香港人無可避免捲入了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中，香港人一直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會實現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政府正積極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1987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黨國體系，實現政企分家，改革幹部系統。中文大學學生會在聯合書院舉辦十三大政府報告講座，近二百名學生出席。

1989年五月北京形勢空前緊張，各地戒嚴部隊正奔赴京城，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在集會上當年只有十八歲的杜雯慧在台上獻唱五月的陽光：「看著那，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台下我們相信民運會取得成功，香港與中國一起走向民主的未來。

This City is Changing

1991年香港迎來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雖然只有十個議席，但全社會投入，六四情緒主宰了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勝。91直選後香港進行了一場寧靜的改革，先是實現了立法局脫離行政機關獨立，Omelco兩局制度壽終正寢，行政權力全面退出，立法局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制度，也跟從倫敦國會慣例作會議規範。直選啟動及議會革命，進一步催生政黨政治，吸納了社會運動的能量。92年彭定康來港執行光榮撤退任務，改變外交部中國通所訂下中英合作的直通車模式，單方面提出政改方案，加快民主步伐。彭定康時代，一般只看他政改，而忽視了行政改革，為官僚系統引入服務承諾，商業運作模式及私營化，同時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人權、平等機會立法。可以說彭定康是繼麥理浩之後，為香港建立核心價值的第二人。

但香港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北京在六四後對香港處處設防，擔心香港成為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在基本法中加入新規限，引入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削弱議會監察功能。九五政改一役，北京對香港中產主流及民主派支持彭定康亦有不滿，導致九七後香港政治發展停滯。

This City is Dying

回歸後最主要的政治改革，一是將直選改為比例代表制，製造黨派林立局面，其次廢掉兩個市政局，權力收歸官僚部門，最後是實施官員政治問責制，但由於欠缺全套的政治改革視野，最終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如果不是西敏寺模式、美式總統內閣制，那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回答。這些變革毫無政治邏輯可言，殺局是造成官僚膨脹，地區問題由中央官僚解決，而沒有民主普選及政黨政治在背後支撐的政治問責制，變了北京介入特區高層人事任命的活門，及特首建立「自己友」內閣。這三大改變目的很清楚，都是鞏固及強化行政主導，但卻引申出更大的政治矛盾。

彭定康留下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向前走，即使政治體制滯後，但社會不會停留等待，公民社會日漸活躍，政治權威瓦解，令傳媒取代了政黨，主導民意走向，而回歸前建立一套內部法定監察機制，如審計署、申訴專員、法定上訴程序成為真正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因民主發展停滯，令正式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反映民意及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香港至此進入了一個內耗空轉的政治怪圈之中。

歸納而言，這個怪圈源自三大社會政治矛盾：

一）進步的公民社會vs落後的政治體制
03年七一遊行，本土公民社會正式起動，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沉默的新生代及中產在政治上動員起義，而曾幾何時一度發揮政治吸納功能的民主派政黨，因政制停滯，議會監察功能下降而不獲信任，社會運動再起直接衝擊政府。

二）專業公務員vs業餘問責政客
在半桶水民主化下引入問責制，特首政綱及問責局長執政籃圖欠缺民意認受性，無法壓服官僚那一套循序漸進，傾向保守的程序理性，令內部政爭不絶。

三）價值爭議
公民社會發展，公共政策講求價值理性，而非官僚一套程序理性，但執政問責團隊只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欠缺核心施政理念，無法在價值理性層面介入社會爭議，同社會對話。

這三大矛盾早在梁振英當選已出現，2008年擴大問責制後亦見端倪，而當時曾蔭權政府熟悉行政系統，才可以苦苦支撐。梁振英當選，只不過是將矛盾進一步掀開，甚至激化。他競選期已傳出中聯辦為他拉票，當選後又高調謝票，已引起主流民意反彈。而未上任先擴大問責制，意圖引入更多「自己友」掌控政府，最後失敗告終。他誤以為借助外力，一統政府及議會建制派，便可實現再集權，應付社會政治矛盾，推行自已一套施政綱領。

他沒有反省過曾蔭權「強政勵治」高開低收，是個人能力不足，還是有更深層次問題。而巿民逐步由爭取民主轉化為本土意識身份政治，亦與滯後的民主改革有關。可以說，即使今日建制派政黨全面掌控議會，主流媒體被收編，政務官全部收聲，梁振英也無法建立強勢行政主導。因為假如在體制上政治矛盾無法解決，特首欠政治認受，也被視為政治傀儡時，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將不斷衝擊政府，而政府更強硬的回應只會再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香港要再起，政治發展是關鍵，否則空轉內耗，權威瓦解，This City is Dying。

DBC的結束，是其中一段插曲而矣！

註：本文刊於最新一期《陽光時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