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未佔中，先佔教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9-30 10:53:20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早前就基督教教義下應否佔領中環，與反對佔中的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筆戰。練乙錚今日再就在信報談及基督教歷史，追塑16世紀的法國宗教改革家提出的加爾文主義，已萌生促進社會公義的源頭，但香港基督信仰傳統卻比較缺乏社會參與這一項。

為說明「公義」是基督教重要要內涵，練舉了加爾文主義作例。加爾文主義產生了長老會，美國長老會宣道四優先之一，正包括公義這一項：「公義與仁愛 ── 神要求我們直面生活中的一切不義，刻意服務窮苦、受壓、受不公待遇的人群，甘冒個人與集體風險亦在所不惜。」

20世紀之後，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基督徒當中，出現了以促進社會公義為重要目的之運動與思潮，如進步基督信仰運動、解放神學等，信基督，不只讀《聖經》，也包括直接介入社會、政治，與不公義抗爭。相較之下，香港基督信仰傳統比較缺乏社會參與這一項；練估計，這可能是港英殖民管治的慣性延續。

乘佔中之勢，今天越來越多年輕基督徒正積極介入社會政治，最近出現的「佔中」運動，正好成了這些年輕人「佔教」的切入點，練形容，「佔中」運動遠未開始，「佔教」正在發生。

早前練乙錚在《信報》撰文指基督教義不排斥公民抗命，經常為建制勢力發聲的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撰文回應指問題不在基督教贊成與否，而是在甚麼情況下才可違法以達義。吳宗文表示，現今香港相較其他地方仍是一片樂土，不須著急進行公民抗命爭取政治權利，理應先坐下溝通，在現有條件下爭取最好的。

基督徒 , 反抗吧！ 歐陽文風 主場新聞

歐陽文風

牧師、神學博士

2014-7-12 13:20:22

香港聖公會主教鄺保羅為霸權塗粉抹脂，甚至不惜利用聖經，奉主之名 合理化霸權行徑， 欺壓弱勢，是非不分，在基督教界根本不是新聞；問題是許多基督徒對這種詬病現像自我反省不夠，批判不足，結果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不良現像不斷重現，不同的恐怕僅僅是課題。

過去西方教會以聖經合理化奴隸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牧師大量引用經文教訓奴隸順服奴隸主， 與今日鄺主教要我們學習耶穌的沉默無異。雖然一些基督徒主張廢奴，但這群在當時前衛開放的基督徒，因此成為傳統與主流教會咒詛的對像 。浸信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公開承認過去以聖經合理化並支持奴隸制，種族分離政策與反對異族通婚是錯誤的並為此道歉。可惜的是，由於信仰與神學反省不足，許多事往往在某價值觀成為社會大勢之所趨後才改變立場，結果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反對課題，但犯的都是同一類型的錯誤，如今反同性戀與反同性婚姻，就是一例！

鄺保羅主教的問題從來就不是僅屬於個人的問題，無怪乎當社會抨擊他的言論時，竟然有人為他辯護說當日「不是一個完全公開的場合」，鄺保羅是在向教內人講解聖經。這種言論令人噴飯！ 如果鄺保羅主教譏諷七一遊行者腦袋不懂分析，我覺得這種說簡直就是腦殘！ 不是完全公開的場合就可隨便說話？這完全就像政客一般私下公開是兩回事，公開的言論往往不是空話白話就是謊話，絕對地表裡不一！ 主教與政客無異。

身為一名基督徒與牧師，我必須說，我為教內這種極其腐敗不堪入目的現像感到極端羞恥與難過！

許多基督徒， 尤其是主流教會的領袖，不甘寂寞，羡慕權力，為了親近權貴，不惜向中心靠攏，甚至不惜吮癰舐痔，異常卑劣，彷彿為權貴服務，完全喪失基本的批判精神！

我常說，信耶穌不是為了上天堂，否則基督徒不過是一群等死的人；因為只有死後才可能上天堂。基督徒是要把天堂帶到人間，讓上帝愛與公義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今日許多基督徒，包括主教，恰恰相反，許多竟是霸權吹手，直接間接製禍害，把人間變地獄！ 教會亦不應自誇教會有多大會友有多少教堂有多堂皇，聖經說得太清楚太直接了：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彌迦書六章七與八節)

在霸權面前是沒有中立可言的，在愚蠢面前的靜默其實就是認可，今天的基督徒，我們不只要反抗政治上的霸權，還要學習叛逆教會內反智愚蠢的文化！ 我們必須站出來以最明確不過的言論對鄺保羅說：主教，你大錯特錯！ 我們必須以實際行動， 拒絕讓宗教領袖把我們當弱智一族，以為他們可以輕易玩弄基督徒的敬虔，以最沒理由與腦殘的說詞合理化自己無理錯誤的言論！

今時今日，豈止佔中？簡直必須「佔教會」！

梁啟智：誤國誤民的國民教育科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2-7-20 15:47:19

梁啟智認為國民教育課程主事者目光淺窄，課程內容高舉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卻沒有好好處理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之間的關係，致使族裔矛盾激化。

政府建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中小學必修科，不少輿論將之批為「愛國洗腦科」；筆者細閱課程指引諮詢文件後，發現這科目的內容連「洗腦」都不如，許多重要理念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以此藍本來辦國民教育，結果只會誤國誤民。



要辦國民教育，對「國家」和「公民」在理念上要有深入的掌握；這兩個概念在學術界有相當深入的討論，然而課程的主事者卻似乎只以想當然的角度來處理，而對基礎理念的輕率態度在處理少數族裔的問題上最能突顯。課程文件聲稱不論學生的族裔及文化背景都應該學習此科，更稱可藉此科「避免族裔及文化背景差異而引起的衝突與誤會」（頁64），然而在其他的章節卻不難發現，文件本身就製造了很多族裔及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誤會。

例如文件提議「從家庭開始，認識主要家族成員關係及家族歷史，並了解祖籍和家鄉所在」，從而「培養對於鄉土的珍惜之情和歸屬感」（頁28），對於南亞裔的學生就完全不適用。再進一步想，此學習內容其實假定了祖籍和歸屬感之間的必然關係，說白了就是叫學生看扁與中國內地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來移民；以血緣論來推動國民教論，只顯示了課程主事者對「國」和「民」同樣無知。

製造族裔文化衝突

文件又多次強調「仁愛、孝道、誠信、儉樸等美德」是「中華文化的精髓」（頁121），卻似乎沒有想過少數族裔的學生會如何理解此一說法。首先，中華文化本身充滿內部差異，列舉的美德是否中華文化的普遍價值，還是編寫史書學說的人想像出來的自我慰藉，學界已有許多質疑；再者，難道南亞裔的同學就不懂得說這些美德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也相當普遍，進而投訴中華文化把這些美德據為己有？最後，近年來中國社會亂象叢生，地溝油、毒奶粉、染色饅頭無日無之，我們還要教師強迫少數族裔學生一起歌頌「誠信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這到底是要促進文化融和還是挑撥族裔矛盾？

說到底，課程主事者目光淺窄，課程內容高舉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卻沒有好好處理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之間的關係，才會出現上述的各種謬誤。課程一方面要學生「從認識當今世界面對的共同問題，孕育國際宏觀視野及人道主義精神」（頁122），卻又要求「認同世界公民身分的同時，亦能從國家國情的角度理解世界議題，作出理性判斷」（頁125），可見課程主事者也不敢把普世價值放得高於國族認同；這做法雖然可以討好某些保守勢力，但落在放眼晉身全球城市的香港社會，卻使得整份文件無法自圓其說。在一個世界級的大都會把「國」和「民」看得如此狹窄，被犧牲的不止於身處這城市的少數族裔，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

為了在課堂當中深入淺出，課程設計時難免要把某些複雜的概念簡化；然而國民教育科對「國」和「民」的粗疏理解，就有如在常識科逼學生接受「太陽圍繞地球公轉」一樣，並不是要把複雜的概念簡化，而是把早就被證明錯誤的想法灌輸給我們的下一代。

多年來在中小學默默耕耘春風化雨的教育工作者，怎麼到了此一關鍵時刻還不起來反抗？

原文刊於《明報》

練乙錚：港府若能把關限陸客 「蝗蟲論」會消失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0-15 10:45:57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於《信報》撰文「深切反省．論蝗．陰陽失調妨礙經濟轉型」，其中一部份談到近日在網絡上引起激烈罵戰的「歧視新移民」問題。練乙錚認為，港人對大陸人觀感負面，「主要是專權的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其次就是一個未負好把關責任的特區政府」；他估計，香港取得審批權、政府適當限制陸客來港之時，「蝗蟲論」就會消失。練乙錚又在文末質疑，為何中央不願意讓香港取得單程證審批權。

練乙錚指，單程證新移民及自由行遊客，由於不經港府審批，猶如「不請自來」的客人，

如果「客人」不請自來，來了又不懂得尊重一般常人的規矩，在你家出入自如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又或者如果孩子是某方強迫你領養的，來了你家裏住，卻對你頤指氣使，甚或來一個鵲巢鳩佔；那麽，你的感覺會怎麽樣？

由於沒有對「單程證」的審批權，港人無法事先按香港自身利益訂出的原則篩選來者，更不知道來者當中，有多少是負有特殊任務的「非黨員」（每天一個半個無所謂，多了就危險）。

而「優材計劃」、「投資移民計劃」等其他途徑，亦因相關法規不是由普選議員訂立，不能代表廣泛民意，而不獲港人信任及歡迎。練乙錚比喻指，香港就如一個國家公園，要保護其生態，就必須「限制如『自由行』等對港不無好處但同時帶有嚴重損耗性的某類人入境活動」。

筆者敢打賭，哪一天港人真正有了「單程證」的完整審批權、政府也負起保護全港社會生態的責任而適當限制陸客來港，那一天「蝗蟲論」就開始消失；循此道、經港人審批然後進來的「單程證」大陸人將和本地人和洽相處，小摩擦也不會變大問題。愛屋及烏，循其他合法途徑依限制進來的陸客，港人也會以禮相待。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要反問：不讓港人審批「單程證」，共產黨怕什麽？

給鄺保羅：基督精神 帶我走上街頭 學民思潮 主場新聞

學民思潮

學民思潮（Scholarism）是由九十後學生組成的民間團體，主張以社會行動在街頭介入政府施政，堅信著「立於街頭，走進人群」，除了監察洗腦教育會否捲土重來，我們更會關注政制發展、教育和青年政策，「學民」的意思是學生不單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亦是社會公民，因此我們深信：學生絕對有權力影響政府施政。

2014-7-10 11:18:42

【文：黃之鋒】

小時候有讀寫障礙、記憶力差，跟不上同學，背一首〈再別康橋〉，人家花兩小時，我花八小時，也只得五十幾分。爸媽都是愛書人，媽媽從小陪我背默書，讓我明白「看書得到的東西是自己的，你能帶它一輩子。一本書有一點可改變你的思想，就很好了。」中二時燃起了政治熱情，一口氣讀了二十多本書，讀馬嶽、練乙錚、陳雲，不同立場都讀。從那之後，我的讀寫能力大有進步，成績也趕至中上。

教會是我另一個家。還在母親的肚裡，我就參加了教會聚會，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爸爸在客廳存放釋經宗教相關的書籍多達數千本，我是在這樣的基督教家庭長大。

從六、七歲起，爸爸就帶我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不是套房的小隔間房間）和社區的商鋪。他告訴我要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他們一生未聞福音，生活孤獨和困苦，做為基督徒，不可以坐視不理，而只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非常關注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因此常講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給我聽，更教導我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事情一定是如此嗎？

還記得爸爸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看得眼泛淚光。片中講述中國家庭教會從文革至今數十年來的變遷，信徒雖以億計急速增長，卻經常被共產黨打壓批鬥。他們愈被打壓，意志就愈堅定，繼續對抗中共霸權。

深刻的童年回憶不禁令我心存兩個疑問，為何我的生活如此充足，但不少港人的生活十分艱難？為何我在香港可以享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但中國就不可以？我不禁在心中怒吼：「一定是如此嗎？」

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很容易將基督教變成「第二手信仰」，我也曾有類似經歷。我從小上教會，也熟讀聖經故事，但小六到中一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我也曾困惑，不明白為何要上教會？除了認識上帝的愛，我還可以學到什麼？聽聖經故事對生活有什麼實際用處和影響？小學時，教會跟我們講完聖經故事，就不再多做解釋。

但中學時，教會的課程讓我終於可以和牧師、主講人談，分享疑問與難處，他們會耐心跟我解釋。我才慢慢明白，做為基督徒，不只是去感受耶穌如何愛我，也要去找到自己的使命，對世間做出貢獻。除了讀經、上教會、祈禱外，還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好比在學校，不僅要當好基督徒也要當好學生，就算成績沒有很好，也願意去努力。

我的策劃、組織、交際能力都是從教會生活中培養。社運時發傳單、搞活動、四處宣傳，跟我在教會做的分別不大，得心應手。父母把我當做二、三十歲，給我很多自由，讓我選擇我想選擇的事物。

後來中三起參加遊行集會，在教會裡知道有持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弟兄姊妹在議論我參與遊行的行為。有支持的人就有不滿意的人，這十分合理。一個圈子裡總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你不同，我也處之泰然。

只因我將週六由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就算考試、有遊行集會也照樣參加崇拜小組，把每個週六毫無保留交給上帝。誰叫我參與社會運動的觸發點是信仰，沒有信仰，我絕不會參與社會運動；沒有信仰，我根本不會意識到我們應該尋回個人根本的價值，肯定每個人也是平等，也是上帝所愛，也應該受平等待遇。

做事要考慮的只有該不該做

我父母總教我們，做人要有使命感，不需畏首畏尾，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是無愧。危險無所不在，既然找到自己的路，覺得是好的、對的事，就做吧。將來，你不會猜得到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做一件事，不是先去考慮後果或最終結果，而是那件事應不應該做。

即使我很渺小，我依然可以用自己的一分力，為香港爭取更美好的前景。雖不敢保證一次遊行之後，事情馬上就改變——那是不可能的。但任何改變，都是從一小撮人發起，將來的結果沒人知道，最重要的是更多人有這抱負，更多人勇於走出來，自然會有改變。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page 及台灣《親子天下雜誌》

普京式洗腦 _ 主場新聞

凱柏特

2012-7-30 18:10:14

好多人問，搞下軍事夏令營，高歌我愛祖國，咁就可以洗腦？無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一套紀錄片《普京之吻》。由俄國總統普京親自示範，點樣洗腦最有效。

普京一直積極為政權尋找長生不死之法。2005年，俄國用公帑成立愛國青年團NASHI。NASHI主要搞的就是軍事式夏令營，每年結集上萬名中學生年輕人，用軍事方式操練。NASHI會在夏令營成員中選拔精英，紀錄片中主角瑪莎就是其中之一。樣子甜美的她成為人見人愛的少年領袖。瑪莎不但晉身NASHI發言人，更得到普京親自接見，給予「神性」一吻。瑪莎自此成為NASHI青少年夢寐以求的模範生。

NASHI表面上宣揚「民主，反霸權」，實際上為普京大搞個人崇拜，讚揚普京帶領國家復興，又宣揚民族主義。NASHI少年團由小學吸納成員表面上做義工，探訪老人。隨著少年NASHI成長，他們被要求參加一年一度的愛國活動。在NASHI領袖帶領下，高叫愛國口號，反西方霸權，辱罵異見人士是國家敵人，火燒他們的著作。遊行高潮是踐踏異見人士的肖像，燥動的青少年會把憤怒發泄發得一乾二淨才會如潮水般散去。

此外，NASHI亦會是國會選舉等關鍵時刻，預先申請莫斯科的主要廣場集會。集會時間通常長達一天，往往的令反對派苦無機會發聲。有時NASHI仲會聘請一班無業遊民集會，以免費麥當勞召待。此情此景，香港人相信都覺得耳熟能詳。

瑪莎因為擔任青年團領袖的關係，順利入讀了頂尖大學讀新聞系。成為明日之星的瑪莎在畢業後加入親政府電視台，有自己的電視節目。事業得意，有車有樓，爬上白金升降機。但新聞記者的工作為她開打一扇門，她因而接觸到一班開放、反普京的記者。雖然政見不合，瑪莎和這班年輕人混熟了。其中一名朋友懷疑被NASHI成員當街被打至殘廢，兇手逃之夭夭，警方視之不見。瑪莎慢慢可憐他們。越可憐他們，就越遭到NASHI同輩杯葛。

在高牆和雞蛋兩邊，瑪莎在良心驅使下，選了站在雞蛋一方，自此由模範生成了「叛徒」。瑪莎回望自己從前的想法也感得害怕，也很驚訝自己被「洗腦」得咁徹底。洗腦原來不需要什麼技巧，來來去去都是搞下軍事營、交流團，就係咁簡單。

國民教育步步進逼，家長對「洗腦」的威脅擔驚受怕。其實洗腦威脅早己燒到埋身。

《普京之吻》預告片

練乙錚：新移民將成泛民與建制的最關鍵博奕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0-17 13:05:23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在《信報》撰文「從『新香港人』的『新』字談起」，評論《人民日報》日前提出的「新香港人」論。練乙錚指出，新移民絕對有可能成為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群體，認為「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練乙錚認為將《人民日報》所謂的「新香港人」理解為「新移民」的人「想法太簡單」，指要建構「新香港人」群體，重點不在大舉移民，而是要首先改變香港的體制；《人民日報》所指的並不是以港人為主體、自然進化的「新『香港人』」，而是改變香港體制後，人口結構徹底更換的「『新香港』人」。

輸入「新」血稀釋港人改變「香港人」不容易，改變香港的體制、政治路向和政經當權者的身份，卻比較容易，而事實上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着。「新中國」之下，焉能沒有「新香港」？此尤其在九七之後！到這個改了頭換了面的「新香港」亮麗登場之際，裏面的人也將因港人生育率低、自動移民及「單程證」替補而徹底更換了；剩下的，就是「『新香港』人」。

練乙錚認為，《人民日報》提倡「新香港人」中的「新」字，較接近殖民帝國命名新領地時用的「新」字（新西蘭、紐約(New York)、新英倫）、或暴力革命政權剷除舊社會意識而硬搞的「新」字（清朝將武力佔得的土地稱作「新疆」、49年後「新中國」、蘇俄的「新蘇維埃人」），具殖民與全盤否定過去的色彩。

練乙錚表示，自己的一貫立場是肯定新移民對香港的貢獻，但不認同中共利用新移民「內外包抄『佔港』」的政治目的；練在文末總結指，新移民也有潛質成為「新『香港人』」而非「『新香港』人」，泛民與當權者將會為此角力。

借鑑歷史，筆者更認為，新移民完全有可能成為最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群體，成為守護香港主體利益的中堅。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練乙錚前日亦有撰文論及新移民問題。練乙錚認為，港人對大陸人觀感負面，「主要是專權的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其次就是一個未負好把關責任的特區政府」；他估計，香港取得審批權、政府適當限制陸客來港之時，「蝗蟲論」就會消失。練乙錚又在文末質疑，為何中央不願意讓香港取得單程證審批權。

從 1984 到 2014 AY 主場新聞

AY

Adorable Yuppie

2014-7-7 12:07:10

記得年初時看過一段新聞，標題是「閱讀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泰國示威者被警員拉走」（“Protesting Thai reader of Orwell's 1984 dragged off by police in Bangkok”），事情發在今年一月，在泰國反政府示威中，有便衣警員在人群中帶走了八名示威者，其中一位被拖走時，正手持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在閱讀。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 》) 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這書我中學時期第一次看，這麼多年來，偶爾也會重讀。最近又再重讀這書，不能不驚嘆歐威爾的先見之明，書中談到的，在今日 2014 年似乎逐漸成真，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然後心也寒了。

《一九八四》出版於 1949 年。書中描述一個假想的未來極權主義國家 Oceania，主角溫斯頓便是在國家的「真理部」負責篡改歷史工作，在這國家內一切形式的紀錄，包括文字、影像、書、雜誌、藝術品等等，必須經「真理部」審查。國家黨的口號是「誰能控制過去，便能掌控未來。誰能控制現在，便能決定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像坐時光機吧，若能回到過去，便可把歷史改寫。但若歷史真的可能改寫，是一件非常恐佈的事，試想想中國共產黨把一切也控制，歷史也改寫。有誰會知道在 1949 年後的中國，曾經有過大飢荒、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等。

說回 Oceania 國，除了「真理部」，這裡有不同的部門，分工合作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 The Ministry of Truth, which concerned itself with news,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and the fine arts. The Ministry of Peace, which concerned itself with war. The Ministry of Love, which maintained law and order. And the Ministry of Plenty,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economic affairs. //

「戰爭就是和平、自由變成奴隸、無知就是力量 」，Oceania 的領導人 Big Brother 是無時無刻在監察民眾的一言一行，確保他們在掌控之內。小說開首的第一句是這樣：

// It was a bright cold day in April, and the clocks were striking thirteen. //

「這是在四月份寒冷而明亮的一天，時鐘差不多搭正十三了」，用字是明亮 (bright)，但從開首這句，便知道 Oceania 是個怎樣的國家，這裡是有十三點的，像一個發生在光天化日的恐佈故事。

「諗吓都唔得呀！」這句話，我們常掛在口邊。而在 Oceania 國內，真的是 「諗吓都唔得」。這裡有一種罪叫思想罪 (Thoughtcrime)，沒有任何形式的罪行不會被抓住，思想也不行。凡是破壞國家和諧、危害 Big Brother 政治的思想都不容許。一旦犯罪，思想警察 (Though Police) 會在半夜時，當你仍在夢中時來拘捕你，防不勝防。

歐威爾寫這書時，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後來更證實患上肺癆，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肺癆是沒有藥醫。我懷疑他病至「溫溫燉燉」，精神離開肉體，坐上了時光機，來到了 2014 年，目睹過正在發生的種種，回到他那個年代，寫下這書。由於天機不能洩露，所以不能把書名為《二零一四》，於是改作 《一九八四》。

歐威爾於1950 年在 《一九八四年》出版後一年，因肺癆導致大量內出血而去世，臨終前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訪問，對後世作出最後的警告。


// Something like “1984” could actually happen, this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 going in present time. In our world, there will be no motions, except fears … there will be no loyalty expect loyalty to the party, but always there will be intoxication of the power. Always at every moment, there will be thrill of victory, the sensation on trampling on enemy who is helpless. If you want a picture of the future, imagine a boot stamping on a human face…//

在未來的世界，將會甚麼也沒有只剩恐懼。
沒有忠誠，只有對黨的忠誠。
對那些手無串鐵的人的踐踏。

看到這裡，我倒抽了第二口涼氣。「老大正在看著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另一個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理由 讀者投稿 主場新聞

讀者投稿

2014-7-20 2:45:39

【文：執嘢】

想說很久，是關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但將其定性為一個「發展」計劃實不恰當。如果發展的定義是為了進步、為將來謀求福祉的話，那就更加是風馬牛不相及。官網指，大興木土是為了「促進香港繁榮經濟」、「應付長遠的房屋需求及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令人難以不覺得構思出此話者絕對是淺薄無知、不禁叫人倒抽一口涼氣。

問過高度關注議題的朋友，也看了張超雄議員叫人拍案叫絕的肺腑之言，也讀盡發展局那堆明顯著理曲辭窮的所謂解釋。

我想說：朋友們，我們要反對新界東北的理據還有很多﹗

梁振英在記者前言之鑿鑿地說：以前沒有少眾居民犧牲，哪來新市鎮。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而要犧牲少數群組，這是本著 utilitarianism （效益主義）而提出的理據。簡單而言，就是在決策時以爭取 the greatest happiness 為道德依據。只要為大多數人帶來益處的，少數人就得需犧牲。這個道德解說是由英國哲學家兼法律改革家 Jeremy Bentham 提出。他的理論很簡單：道德的原則就是建立最大的快樂，也即是「the overall balance of pleasure over pain」。效益主義是一個很普遍及影響甚廣的哲學思想，所以政府的表明原則正正就是從效益主義引伸而來。

然而畢竟，這個單純的概念是出自一個生於 1748 年的學者口中。現代文明的進步、思想和知識的變化，根本已經容不下去這樣只顧快樂的道德尺度。Michael J. Sandel 名著《Justice》就對效益主義提出了兩個反對論點，第一個很簡單，就是效益主義沒有尊重個人權利，而這也是文明社會堅守的核心價值。在那個象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雕像面前，香港受堅信守人權的高尚道德標準所規範。為了完成新市鎮大業而剝削一眾村民多年以來的安居，根本就是一個違反所有人均有個人權利的原則。

相反，提倡權利和義務的 deontology（道義論）更加切合主流文明社會的道德規範。社會賦予我們權利去安居樂業時，我們也有義務基於考慮別人安居樂業的權利而規範我們自己的行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這個西方哲學理論是相符的﹗講到權利，國際公認的道德規條是，人人都有權有尊嚴地生活，住屋權也是涵蓋其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段指出：「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為了所謂興建更多的房屋（當然眾所周知的是豪宅居多），「將別人生活了幾十年的安樂窩變成我們明日的花槽」，係人都知道是說不通、講不過啦﹗

那些急急等著收地發財的近視窩囊，當然會講：香港樓價高，唔通其他人的住屋需要就唔使理咩？如果單講村民的權利不夠理據，不如就講我們的權利。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有權利去享有本地農業，以支持我們日益增加的糧食需要、應付全球氣候暖化所引致、勢必出現的糧食危機。我們有權去保留城市賴以為生的自然綠肺，擁有更好的發展。我們有權去由香港人享用屬於我們的土地，而不是讓土豪和內地人侵佔我們碩果僅存的空間。雖然法律沒有這樣的標準，但我深信大自然應該有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價值，而我們都有權去享有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拒絕進一步因為改變土地用途而惡化氣候變化的問題（除了燃煤之外，改變土地用途是釋放溫室氣體的最大元兇之一）。有義務去保障我們這些權利的，不只是被矮化為少眾的廣大關心東北問題的市民，就連荷包受惠於這個法治社會、養尊處優者都有義務去保護我們的這些權利。

即使從政府的效益主義理據出發，the good 先於 the right，發展新界東北又是不是真的帶來 the greatest happiness？講豪宅和公屋的比率，理據歸於哪一邊，昭然吧。從長遠一點的角度來看，單純為了興建房屋和商貿區而大興土木，完全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雖然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從來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說話，但主要的共通點都是 1. 在滿足現代人需要的同時，亦不可以犧牲後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2. 可持續發展是追求在社會、經濟和環境上達至平衡的。如何在三方面達至平衡，要爭論都要講幾年，但是我們在取捨的過程中都應該盡量貼近 Strong Sustainability 的大原則，例如趨向發展本土農產業（以減少運送過程中排放更多溫室氣體、減低受糧食出口國因天災而農產失守而影響）、經濟和文化產業多樣化（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引致太多環境及社會問題，加上要以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的方式發展經濟，所以個人認為認為發展方向絕對不是要興建更多商場﹗）、盡量減少耗用資源（低於資源可復元的程度）。

現在香港的發展趨勢會導致甚麼後果？我只是聯想起Jared Diamond 的《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Succeed and Fail》。該著作分析了歷史上多個文明末落背後的原因。簡而言之，它們當中很多沒有平衡發展和環境，最終被生態災難所淹沒。他指出，很多這些文明只顧不斷的發展，爭取更多的金錢和權勢，越過巔峰之後，它們開始崩潰。當國際社會開始發展綠色經濟，發掘更創新的方法解決對環境的影響時，我們還只顧興建更多不是給人住的豪宅、「謀住」改變郊區土地的用途時、仍然以為消費經濟是王道是，我們會不會像這些文明一樣，終於面對生態災難時無法自救？糧食危機是國際公認存在的問題，而我們仍然為了政治和經濟因素時只顧進口食品，完全忽視發展本地農業的價值時，我們到底對不對得住跟不上食物價格急升者和我們的後代？

蟻民聲音無力，首輪撥款已經通過，但希望各位要從長遠著想，繼續為未來抗爭﹗

作者簡介：自 2011 年以來力求大眾減少多餘消費，分享有用東西。骨子裡，我們都是一群相信環保不是環保份子的事的八十後。

港教師眼中國民教育 _ 主場新聞

梁正燁

2012-7-26 15:02:39

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的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認為，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共出現了368次，其中有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迴避現政權不足的隱惡揚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吳薇薇（化名）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一所小學的中文老師，負責低年級兩個班的中文教學，也身兼一個班的班主任。校內中文科組從前年開始，決定將一些 「國民教育」內容，融入中國語文科內教授學生。她會定期從學校的國民教育課程課本上，選擇一些內容作為「增潤課程」，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

教育局今年4月發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建議全港小學在今年9月新學年起，設立獨立成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繼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 研究所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一面倒讚好目前中共體制後，由城巿大學旗下企業附屬機構編製的「匯通國民教育課程」，也被媒體抽出部分章 節作為例子，例如建議二年級學生在中文課聆聽《歌唱祖國》以感受祖國的「錦繡河山」，被質疑是「洗腦」課程。

這套「匯通國民教育課程」，目前正在18所教區小學使用，包括吳薇薇所在的學校。

不過，作為「匯通」教材的使用者，吳薇薇認為，綜觀整個課程大綱，其實它的「洗腦」問題並不算嚴重。「這個課程是由很多學校不同的老師一起設計的， 並沒有說有個怎樣的指導思想。」她承認有些被媒體報道的章節單元，可能存在按設計人員個人喜好而出現內容的差異，但絕對不是「洗腦」。

吳薇薇指出，她與同事都有了解過《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的內容，她同意這個手冊確實有失偏頗，事實上，她與同事對這類不夠平衡的教材都很反感。「如果遇到這種，我們一定不會選用。」

老師決定怎用教材

吳薇薇強調，教材運用的權利在老師的手中，她所在學校的做法是，中文課組會一起討論選用哪些單元來教授學生，最終會由中文組主任來決定。目前，校內中文課的「國民教育」內容，主要側重在中國傳統文化上，例如通過一些傳統故事，向學生講述孝順父母的道理。
吳薇薇說，天主教學校強調普世價值，以前的校長在早會也會提到六四事件、劉曉波因言入罪等。校方選擇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中文科裏教授，其實也是基於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符合天主教信仰的普世價值。

然而，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吳薇薇承認課程涉及的內容會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低年級小學生對於政治內容的理解有限，另一方面，她也認為目前坊間出版社有關中國現況和政治的教材，還未能提供足夠多元、中肯的觀點。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到內地的交流團，也被指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中學教師伍國偉最近剛帶領一群中四、中五學生，到北京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交流團，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交流七天。

伍國偉直言，交流團的不少講座很明顯有坊間所說的「洗腦」成分，主要都是一些內地教授向學生講解國家近年的發展情況，但他認為這種講座未必能達到 「洗腦」效果。他謂在交流團期間，每天晚上香港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參加反思會，很多學生其實都不會完全相信講座的內容。「中四、中五的學生其實都會思考，不 會去一味的接受。」

伍國偉的中學在新學年，也會開展國民教育課程。在前線直面國民教育的他，對「洗腦」的擔憂並沒有外間社會那麼嚴重。他認為，無論課程、教材如何，最主要的還是要看老師怎樣運用，在這方面老師還是有很大主動權。

雖然兩位前線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控制」國民教育實際上如何執行，但從事師訓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的老師，對國民教育的前景卻不樂觀。

「國家」等同中共政權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同時也從事教師培訓工作。去年教育局發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時，他就開始研究此課題。在他看來，政府推動「國民教育」政策的本質和目的就很有問題。

戚本盛研究發現，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出現了368次，其中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六次是指現行主權的「國家」，只有兩次是一般概念的「國家」。
戚本盛認為，《諮詢稿》中提到的「國家」絕大部分都是指現中國政權，難免會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國民教育本來應該 是告訴學生，國家——一般概念下的國家，或者一個理想中的國家，非特指某個政權，本來應該是怎樣的，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民的權利和責任。」

為何《諮詢稿》未有重視「國家」概念的研習？戚本盛認為，很可能是關於國家概念的思考和現政權狀況之間的比較，會出現一些令現政權尷尬的情況。但他 認為：「知道現政權有所不足，不等於叛國，反而是知道不足才能做得更好。從諮詢文件可以看出，這種隱惡揚善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功利化的國民教育

退休中學校長龐永欣，在大學擔任教師培訓工作。他在研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發現裏面提及到的「國情教育」其實就是愛國教育。他在教育 專欄撰文批評，教育局是在用公民教育之名，來掩蓋國民教育之實：「從《課程指引》來看，所謂的國民教育應為『國情教育』或『愛國教育』 (patriotic education)。……但這些名稱太刺激，怕大家受不了。刺激的原因之一是『愛國教育』早已遭國際教育界批判、摒棄，各國實行的是認清公民權責、培養 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指引》把『公民教育』扭曲成所需的『國民教育』，專責委員到外國考察人家的『公民教育』，回來卻硬說那是『國民教育』。」

戚本盛還擔憂，這種一味誇獎現政權強大的教育模式，對學生的價值觀造成不良影響：「強大的國家就值得你愛，國家弱小就不值得愛？這是很功利的價值取 向。」他對這種功利化、庸俗化的教育現象感到痛心，「（愛國）本來是很崇高的感情，但在這種功利的思維下變得很庸俗。有家長接受採訪時認為，國民教育的好 處有多點津貼給孩子去北京旅行；就連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也說，搞國民教育，以後孩子到大陸做生意都容易一點。」

這種功利化的國民教育，也許將來就在全港的中小學出現。香港絕大部分的教育機構都是公營的，中小學、甚至大學大部分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戚本盛認 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經費來源和經營權的分割就顯得十分重要。「香港教育這麼多年來，這方面是做得比較成功的。大部分學校都是政府給錢，但是政府不干 預學校的事情，學校相對是獨立自主。回歸之後，政府對於學校的干涉可能是多了點，但仍然是有限度的。」他舉例說，「現在國民教育科教育局的文件是叫《課程 指引》，指引的意思是建議，也就是學校有權力選擇遵從與否。」

戚本盛認為經費來源與經營權分割，給予學校足夠的自由度去做自己的專業，在香港還算做得不錯，應該給予肯定。但將來更重要的是要保衛這些專業內的自 由，讓其持續下去。「這幾年開始，有一點尷尬。例如國民教育課程，學校也未必一定要響應政府的指引去開展。但是開展課程的學校每年會獲得一筆資金。」他謂 這種做法確實並非強制，但在某個程度上，卻是「利誘」學校去跟隨，可能造成很壞的後果。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

質疑高官或涉受賄 練乙錚倡全民公決發牌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0-21 10:16:59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在《信報》撰文「顧問報告？幫港出句聲？發牌全民公決！」，提出一個「全透明發牌機制」，建議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者準備一日節目，在港台輪番播放各申請者的一天節目樣板，經一至兩週公眾討論後全民公投，以此決定免費電視牌照誰屬。練乙錚又從其他角度評論免費電視牌照風波，質疑政府高層是否涉賄、顧問報告真偽等。

政府官員或受賄 高官涉貪恐成常態

練乙錚指出，輿論認為事件涉北京旨意等政治原因，但從「表面證供」猜測，會有一個「普通得多」的嫌疑，則梁政府是否有延後利益、是否受賄；若今次黑箱作業發牌事件，發生在沒有中共等明顯政治壓力威脅的地區，民眾很容易就會想到有關官員是因為涉賄才下這個決定。

港人或者依然難以想像自己的政府高層廣泛涉賄貪腐。不過，如果大家記得澳門司長歐文龍、香港那個更高級姓許的，便知現時特區政府司局級高層涉貪並非天方夜譚。官員保不住港人那杯奶茶，怎能夠保住自己的貞操？
很多方面都比較上軌道的殖民地舊香港，已起本質變化，好的方面往下沉淪；一個陌生的「新香港」悄然而至，高官涉賄這個「國之常情」，恐怕快要變成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那麼自然。

顧問報告為政府護航 不必當真

練乙錚又提到近日有「港府權威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完全不必負責任的暗料」，指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在最新一份顧問報告中排行第三、市場只能支持四個電視台云云。練乙錚引西九為例，指當年的顧問報告把成本大幅低估，才保得西九過關，之後超支逾一倍超過200億，政府也只能繼續批錢。

像這種在緊要關頭搞出來的政府顧問報告，通常不可信。這些「應政府急時所需」的顧問報告十分昂貴，動輒千萬元一份，不過大家完全不必當真；有時間的話，只需做點功課便可輕易指出其弄虛作假。

對港有貢獻 練為王維基抱不平

練乙錚又指，王維基當年引入長途電話回撥服務，打破長途電話壟斷，20多年來為港人港商節省了高額長途電話費，粗略估計近200億；他創立香港寛頻與大財團抗衡，亦「促使香港成為今天全球IT質量最高、價格最低的地區之一」。

做出如此重大經濟貢獻的Wiki王如今搞電視玩創意，卻給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活生生一棍打死。筆者希望那些幫港出聲的公益人登一段廣告幫他出句聲，也順便幫幫港人出句聲佔領自家的電視機。可不可以呢？

練乙錚：發牌風波強化佔中理據_ 主場報道 - 主場回望

2013-10-24 10:24:23

梁振英「三挑二」的免費電視發牌決定，令全城譁然，連親共、親政府的人物，都提出反對或質疑。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在信報撰文，形容梁振英如「獨夫民賊」，眾叛親離，而整場發牌風波強化了佔中的理據。

練乙錚提出，發牌風波從兩方面強化佔中理據，首先是梁氏倒行逆施引起民憤，替處於醞釀中的「佔中」運動製造更多支持者。其二，是發牌事件本身已經具備引發一次公民抗命的條件，有理據支持「佔中」行動。

他又寫道，梁振英一味賴皮，立法會即使引用《權力及特權法》亦不能迫使他就範，他很可能一直賴皮下去。司法覆核未必有效，法庭可能最終認為「三挑二」是一項行政錯誤，但依然選擇尊重行政長官的決定，只會判政府賠償香港電視損失了事。

練乙錚指，若梁振英在此次電視發牌事上繼續以蠻橫手段幹下去的話，所有可能有效的「合法途徑」都嘗試過了，卻依然無效；不能阻止梁政府破壞社會的代價卻很大，民眾單就此事發動「公民抗命」的理據和先決條件，也就充分具備。

當然，民眾可以不就「三挑二」事件進行公民抗命，而把訴求和力量累積到爭取政制民主的「佔中」運動裏去，事半功倍。歸根到底，「三挑二」反映的，正正是專制權力的傲慢、「佔中」運動要根除的惡物。
（練乙錚）

他指出，經此一事，商界若依然不大力支持民主、保衞法治，很快就會自討苦吃。

安裕：教科書上的搏鬥 _ 主場新聞 - 主場回望

主場報道

2012-7-24 13:36:11

近日寫國民教育的文章很多，安裕的《教科書上的搏鬥》是其中一篇最好的。香港有老師為了迎合和諂媚當權者，甘於淪為政治附庸，安裕的喟嘆，隱含對這些失去道德人格的諂媚者的批判。

「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的扶植。目前美區已有二百萬學童入了學，也即是學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成就，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換新人。校址和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

這是中國記者蕭乾一九四六年四月從歐洲發回來的長篇報道〈南德的暮秋〉的其中一段。蕭乾作為當時《大公報》駐歐洲戰場記者，隨美軍來到戰後的殘敗德國。一路上他看到歐洲的復興，也看到了復興過程裏的細節。當中最令蕭乾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德國如何洗去納粹遺毒的重新辦教育過程；已經老去死去的不必再教育，茁壯成長的一群才是接受新教育的目標，以蕭乾的說法，教師和教材最是關鍵。

近七十年前關係到二百多萬德國學童的教育，造成今天的德國，納粹根本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再度成長。一九七○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跪下懺悔，這是戰後德國最令人感念的一幕，德國在勃蘭特雙膝下跪的一刻重生。充滿道德勇氣的勃蘭特未加入政壇前，是一個教師。

教育無小事。當看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黃均瑜說要為負面的教材提供正面元素，把中共形容為一個「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我想到的是德國戰後的教科書和教師重塑，這不僅是幾節課的事，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搏鬥。下筆之時是七月七日，我不知道掌管愛國學校的黃均瑜和教聯會楊耀忠想到了什麼，是盧溝橋事變是南京大屠殺是重慶轟炸是武漢會戰是全國人民顛沛流離轉徙西南天地間的痛失家園？黃楊都是教師，當然知道這段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史，如果要二人接受一個現實﹕日本文部省說為了補充國際對日本太平洋戰爭的負面歷史，提供了「正面」歷史，以教科書不得出現殘酷內容圖片為名，禁止述說這段歷史，卻又在書本裏說，「日本為了打破ABCD的封鎖，不得不發動突襲，突破封鎖」。我絕無胡謅，這是七十年代日本小學教科書內容，課文裏說的ABCD，A是美國（America），B是英國（Britain），C是中國（China），D是當時的荷屬印尼（Dutch），黃楊二位不知會作何感想。

香港回歸人心未歸，有人以為這是港人眷戀英國，也有說人心難歸是因為教育不徹底，於是提出大搞國民教育，灌輸一套新的觀念給學生。這些伎倆很差勁，因為不懂裝懂，一眼就讓人看出破綻。回歸以來，教育一直是一場場搏鬥，而且都是一場場無聲手槍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戰。前幾年已經有新時代成長的學生，談到六四事件時說「多角度思考」，這種拙劣手法騙不了誰，三招兩式便給轟下台。可是，主持《城巿論壇》的謝志峰總有退下來的一天，到時「多角度思考」再上場也不愁給轟下來，靠的便是苦讀「中共是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的新一代。教科書，尤其在香港這龍門主義至上的地方，是學生生涯以後四分三人生的歸宿。只要說一句公開試syllabus沒有這幾課，哪怕內容是教你如何稱喚父母也沒有人讀；倒過來，若是把中共「進步無私」貼為必考題目，就是如何不服氣，也得乖乖把答案寫在答題紙上。

這手屎棋香港不少人都能看得到，可是能怎麼辦，要麼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要麼便硬吃這一套。回歸十五年，我覺得特區政府最成功是把教育變成政治調整室，是暗中慢慢一步一步調整，是潛移默化一點一點把我們這一代親眼看着親耳聽到的都一一改變、洗去、粉飾。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到底有沒有這種想法，我不打算去問他們，只是想起官至中共中央委員、重慶巿委書記都涉及重案，始終無法接受這種「正面教材」。當然，更加無法接受覺得這種教材是合理、並且質疑要撤回是政治審查的教師。

不要以為唯獨香港這些知識分子才這樣，只不過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這樣慨嘆，是由於這幾天讀完白先勇兩巨冊的《父親與民國》，說的是他父親白崇禧將軍。白將軍是國民政府名將，是國民黨罕見的將才，有小諸葛之稱，抗日戰爭國軍最大勝仗台兒莊戰役白崇禧是指揮官，重創磯谷和板垣兩大王牌兵團，為中國人民在風雨飄搖的歲月找到國破山河仍在的鼓舞。內戰年代，白崇禧在東北曾對中共戰神林彪施以痛擊，林彪在四平街一戰吃盡白崇禧苦頭，若非蔣介石在美國插手後下令停戰，今天中國到底誰家天下仍未可知。中共正統戰史對林彪四平街慘敗六十年來絕口不提，倒是十年前有一些關於林彪麾下四野的戰史提過一些——林彪由東北而華中追擊國軍，在湖南一帶欲夾殺白崇禧報一敗之仇，結果白崇禧虛晃一招，林彪撲空。

六七十年前的歷史今天也許沒有哪些人會感興趣，在即食文化氾濫、國民教育只講好不講壞的今天，這些國民黨正面歷史早已不談也罷，遑論重見天日。作為一介讀者，我們對白先勇耄耋之年把第一手圖片及真實歷史公諸於世致敬；客觀上，也可把近六十年中共為主體的中國近代史推翻——抗日是國軍為主，林彪不是長勝軍。對於前者，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到了前幾年才願意承認，二○○五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活動，胡錦濤在講話中首次指出抗日戰爭主要戰場是國民黨軍隊打出來的，「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一系列的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民族割裂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哀，中共與國民黨都在刻意編造及扭曲歷史。張靚蓓在訪問著名導演李安的《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引述八十年代初甫到美國留學的李安說，他到伊利諾州大學後讀到在台灣列為禁書的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後，驚訝說「原來我們是壞人」。

類似的扭橫折曲，在關係到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更是從不留手。白崇禧功過的敍說，在中共、國民黨和白先勇筆下有三個不同版本。中共筆下的白崇禧，近年因統戰需要而淡化，但絕口不提白將軍的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更少提他在東北幾乎滅了林彪的歷史。反而與白崇禧同屬桂系的李宗仁卻着墨頗多，無他，李宗仁在國民黨彌留大陸最後日子是代總統，六十年代回到北京，成了一副很好的統戰工具，自然美言多幾句。在台灣蔣介石獨裁年代，白崇禧因是桂系主將，蔣對他避忌甚多，以至派出特務跟蹤，一九五六年，白崇禧光火了，寫了一封長信給蔣，指出三點被特務跟蹤的證據，婉轉而稱「敬懇鈞座詳察，以明是非」。這個時期的白崇禧隱沒民間，蔣卻下令嘍囉擾人，指白崇禧在大陸時私吞軍費，要在國民大會追究。

白先勇如今近八十，筆下兩巨冊足以揭開白崇禧真像，上冊講大陸歲月，內容早已口耳相傳，下冊台灣歲月珍貴得多了。白先勇早年赴美留學，之後教書到退休，都在風光如畫的加州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生活，家人俱已老去，人到暮年，還能圖個什麼，本書的動機沒有個人利益而是給回一個民族英雄應得的榮光。然而真正令人傷感的是，堂堂中華民國一級上將白崇禧在東海一隅渡過人生最後時刻而未能正其名，兒子白先勇勾勒出晚年的白崇禧竟是如此落泊孤寂，人們才感念廣義上的中國實在虧待了這位抗日名將。

不幸的是，中國不在少數的知識分子便是如此為政客背書而失去一己道德人格，為的是對當權者的迎合與諂媚，真相往往在這些政治交易中遭到背叛。政客失腳不是怪事，因為當他們出走的那天，他們就得期待這天的來臨。悲哀的是知識分子，把白崇禧搞臭又如何，蔣介石兩腳一伸便萬事轉頭空，賠上了的是真相。這次香港的國民教育事件也應作如是觀，今天說中共統治集團「進步無私」，我在now電視新聞裏看到黃均瑜的回應是「黨綱也是這樣寫的」，我老覺得這隱約之間有某種奇異卻說不出來。然而，當毛頭小子讀這些教材時卻是另一種效果，考試要考這些，儘管走出學校便是李旺陽趙連海譚作人，現實世界和書本教材完全背道而馳，學生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我們不能怪今天的年輕人如何如何，因為連課本和老師也如斯人格分裂，還能怪誰？

教科書是中性介體，關鍵是印上的內容。日本右翼要對歷史上下其手在課文上動刀；星馬的課本把山下奉文在馬來半島的屠殺清晰如實記錄出來；菲律賓課本中日軍在巴丹的殺戮一段都沒少；緬甸課本有四張圖片紀載日寇殺人的實錄。至於香港，看着那薄薄的三十四頁國民教育教材，除了嘆息，是長長的嘆息。
 

城市缺乏的書：香港獨立書店風景 - 主場回望

我們是一本自發創作的 ZINE ，名字為《 SLOWDOWN TOWN 》。小誌創作理念是熱情地慢條斯理，是有些想法，有些話想說出來。Facebook:  http://facebook.com/slowdownzine

2014-6-21 11:30:35

S：可否說說艺鵠名字的由來？
K：我們是先有英文店名－Aco，即 Art and Cultural Outreach ，鵠其實是個古字，是種類似天鵝的大鳥，挑簡體「艺」應該因為像天鵝般，很特別和優美，所以一路沿用至此。

S：為甚麼會辦書店？
K：其實 Aco 本來並非書店。以前有兩家樓上書店曙光和青文，他們是歷史悠久的獨立書店，但於2006年終於結業。而由馬國明主理的曙光，由八十年代開始以在香港推介最先進的英文書為使命，艺鵠創辦人馮美華便向他接手這批書，不希望一下子失傳。直到2008年富德樓業主自願將單位廉價租給藝術工作者，我們便成立了艺鵠書店。

S：選書方向是？
K：我們承接了曙光的精神，按以往分類如哲學、文學，都是質素精細、優質的英文讀物，令老顧客都能找到想要的書。後來新入的書籍範疇很廣，但盡量避開如工具書、流行小說等坊間充斥泛濫的，盡量挑這城市缺乏的書本。也有難在市面找到的漫畫、artbook ，不一定給人印象是艱澀、學術性的，一輩子也不會碰的。你可在這裏找到坊間找不到的好書。
例如這裏有個角落是放旅遊書，當中會有關於城市規劃、城市故事的，以人文角度看城市，在傳統的分類規範上有個小突破。

S：你希望來書店的人有怎樣的感覺？
K：希望到訪的人坐下來，看看書，消磨一個下午。其實這裏室內和室外的氣氛反差很大，外面是繁忙的軒尼詩道，進來這裏是另一個空間。碰上喜歡的書可以坐下來慢慢閱讀，或是遇到其他人一起聊天，所以我們保留很大的空間讓別人坐下。

S：書本的重要性是？
K：如果你參觀朋友的家，書櫃就是那個家的靈魂，反映主人的性格，而每個書櫃的性格也很不同。書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老師，塑造我的性格和待人處事。每個人和書的故事也不一樣，有趣的是，你有人生中甚麼狀態，讀到甚麼書，或者是你現在和以後看同一本書，經驗都不會相同。書和人會產生有趣的互動。

S：你心目中香港是個怎樣的書櫃？
K：香港是個資本主義的極致，書就是象徵，坊間大部分都是工具書，與心靈發展全沒關係，流於表面，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置富方法，知道了，但置富是為了甚麼？這種比較知性、以哲學角度思考財富的想法，在這城市內不會被重視，大家先想要達到最表面那層－賺錢，我覺得，背後原因是這城市無法給人們信心，讓大家覺得賺錢並非最重要的。
我希望城市內多點講另類生活的書，例如 DIY ，艺鵠也有售賣關於可持續生活的書，例如怎樣在窗台種植。這些是催化劑，讓人們從城市中欠缺安全感、資本主義的束縛中解放，覺得原來很多事情我不需要靠政府解決，可以 step out of the box 。

S：在艺鵠內發生過令你印象深刻的經歷嗎？
K：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講緣份、靈性，書也不例外，所以你進一家獨立書店，會感覺到某種氣氛存在，並非指店內裝修，而是一種氣質。書本營造了獨立書店的性格，而書店往往是店主性格的延伸。好像話題愈扯愈遠（笑），我想說的故事是，這裏有很多人捐書，有次某位定期客人上來挑二手中文書，當時我把部分未標價的中文書就這樣放在桌上，他看到了便兩眼發光，說「這本我找了好久，終於在你這裏找到了！」
書的引力會呼喚屬於它的主人，書並非死物，而是有靈性，會聚集想法相似的人來到同一場所。

S：每天的工作？
K：每天打開門都要清潔，因為這裏是一樓，好多塵，加上我們有養貓，所以我會先掃地和抹走書上的塵。然後我會管理 Facebook ，要知道城市及文化圈子內正在發生甚麼事，提示自己可以購入甚麼樣的書本。還有電郵回覆，陸續有人來買書、聊天、送書、退書處理等，都是日常事務。

S：這裏會舉辦活動嗎？
K：如果只賣書會有點可惜，我們希望這空間是開放式的，所以08年開始一直籌辦不同活動，倒給音樂會、展覽、電影放映會、記者招待會、讀書會等，跟書本有關係或沒關係的，只要是與公民社會有意思，我們也樂意提供場地協助。

原文刊載於2014年春季出版小誌《Slowdown Town》（http://www.faceboook.com/slowdownzine）

國民教育我主場 - 主場回望

HouseViews

由主場新聞創辦人劉細良撰寫的主場觀點

國民教育我主場

2012-7-27 18:13:17

主場新聞誕生在群情洶湧一片反國民教育聲中，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遇上政府資助的國民教育手冊「中國模式」於此時出版，引爆這敏感政策，是一次偶然，而之後社會大反彈，傳媒、教師、家長及學生紛紛表態反對，是必然的。因為問題不是我們愛不愛中國，也不是有沒有國家情懷，對中國文化歷史懷抱敬意，重點在於我們能否以香港方式去愛國，簡單來說就是「香港主場、香港觀點的國民教育」。

普世價值不兼容

翻閱教育局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讀畢第一、二章巳不用看下去了，因為政府一開始巳走錯路，將矛盾不相容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拼湊一起。國民教育引發洗腦恐懼，不在於個人成長、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及世界公民等價值培育，而是當中「國家認同」與上述其他部份不兼容。

德育所培育的價值觀，涉及普世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當香港人成為世界公民一員時，其價值觀必然同中國官方宣揚之國民價值有衝突，與國家情懷、強調欣賞、歸屬感、愛國心有衝突。根源在於中國官方一直強調中國國情獨特性，以此反駁西方借普世價值來干涉中國內政，也否定香港人從普世價值出發，以河水去犯井水。

政府將德育和國民教育結合成為一個學科,是錯誤地將理論與現實混為一談，西方也推行公民教育，但他們國民價值與普世價值是相通的，美國人不會質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他們教導學生擁護憲法，是因為憲法精神是普世價值的實現。但相反在香港推動國家認同，卻要反過來突出中國國情，否定普世價值。吳克儉局長批評「中國模式」偏頗，我卻認為此書正正清楚表達出凡事以中國國情優先作判準的內地立場，政治上絶對正確，但卻違背了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模式vs中國模式

香港回歸後所出現的「核心價值論」，是反映了主流中產擁護建基於普世價值的「香港模式」，擔心內地一套侵蝕香港一套，所以社會上才有捍衛核心價值之論述。今日大家真正焦慮是下一代放棄了核心價值，換上另一套國情論，以諒解、包容的思維模式去看待李旺陽被自殺事件，艾未未及陳光誠事件，香港人還是香港人嗎？

指引第二重混淆是將文化歷史認同，與政府政權認同混在國民認同之內。香港人從來都有國家情懷，對中國河山壯麗、文化民族多元、歷史悠長久遠，是有尊重及敬意，亦因這情懷才希望國家進步，實現民主自由、保障人權法治，這是香港人的愛國方式，內地官方不能接受，同樣官方所要求的國情優先論，香港人也不願接受。如此國民教育政策背後涉及香港核心價值，港人身份認同的爭議，一經發酵，會引發激烈爭議及衝突。

若在香港強推內地「國情論」那套國民教育，只會引起更大反彈，令香港下一代也走上疏離中國之路，適得其反。復旦大學知名歷史學者葛兆光在「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提到，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文化才是「中國」這國家的基礎，但「中國」不等如政府政權，更重要是他指出「政治認同會影響到人們的文化認同，甚至消泯人們的歷史認同，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其實，香港國民教育實在不需要沾上政權及政治認同，只需要從根本的文化歷史認同出發便可，至於政治認同，應由香港人自己作主，難道一個成熟的中產社會，沒有能力去決定怎樣愛自己國家嗎？

你真的沒能力改變社會嗎？ - 主場回望

徐少驊

網名老徐，早年從事媒體工作，記者、編輯、出版人、專欄作家、電台主持、書籍作者。於2003年始從商，專營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系统及方案業務，繼續關心社會時事，不時在網絡月旦時人時事，其博客名命為「一名儒商的百寶箱」，是為自我之定位，即一名關心社會及文化之小商人。

你真的沒能力改變社會嗎？

2013-10-25 12:25:26

大約是七、八歲的時候吧！我和兩名哥哥在九龍仔公園的沙池玩耍，三名小孩子玩得不亦樂乎，突然間有六、七名青少年人冒出來，包圍著我們，質問我們為何要在這裡玩耍，我已經記不起兩名哥哥怎樣回答了，總之結果就是我的兩名哥哥被這幫童黨拳打腳踢，我在旁被兩名惡童看守著，我聽到他們說下一個就會輪到我，我驚恐地站着不知所措。

一名穿著運動背心皮膚黝黑頭髮及耳的高挑子忽然從圖書館那邊殺將出來，我看着他覺得他像極了電視正在播放的電視劇裡一個由周潤發飾演叫「沐嘴輝」的角色，他高喊：「怎麼啦！很好打嗎？」那幫童黨被他的氣勢震懾了，不但立即停手，不作任何反擊就鳥獸散了。「沐嘴輝」見事情已獲解決，沒說什麼就走了，留下張着儍眼的我們呆呆的站在原地。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自此我的心目中有了一個具體的英雄形象，「好管閒事」的細胞開始在體內滋長，中一暑假忽然長高之後，這種細胞似乎受到了發酵作用，曾試過在學校替受到同班男同學調戲的女生出頭、喝止正在公園裡向弱智童丟石頭的一夥學生、要求一名青年人讓座與一名孕婦。

數年前，在落馬洲往旺角的直通巴士上，一名男乘客躺在最後排的座位上，如此一個人就獨佔了三個座位，後來上車的乘客沒有座位，默然地站在這個躺著的人的面前，我按捺不住，用手拍打男人的大腿，他就是裝睡，我沒放棄，終於他起來了，兩名乘客坐下來，男人開始咆哮，威脅會找一幫人在旺角站會我，我拿起電話，撥出999，到達旺角站，兩名警員已等著我們。當然，或許下一次我遇到的是一名立即動手腳的真惡人。不過，若果身邊的其他人都起來制止惡人的作為，惡人出現的機率就會大大下降了。

今天，若果讓你遇上了不讓座與孕婦的年青人、隨地吐痰或掉煙頭的大叔、在街頭高聲吵鬧的「十四巴掌」男女，你會如何反應？

有想過嗎？我們的城市會是一個怎樣的面貌，端視乎我們在日常生活對上述情況採取怎樣的行動。有人盛讚日本社會的秩序，那是因為若有人不守秩序是會受到鄙夷的，有人欣賞德國的專業，那是因為若有人辦事馬虎，他是立即受到譴責的！

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在八十年代出了一本結集，名叫《野火集》，可說在台灣吹起了「公民意識」的覺醒，其中一篇主打文章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龍應台談到在日常生活中，台灣人遇到很多不合理的待遇，卻竟然視之為理所當然，包括：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人們把垃圾丟進河裡、汽車在路上胡亂停泊導致交通擠塞⋯⋯。

於是龍應台慨嘆：

「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你滿意今天的香港嗎？若是你有權令香港改變，你會去改變什麼？

或許有人立即會說，不可能的，我沒有能力可以改變什麼！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告訴我的。你真的沒有這個能力嗎？！

這讓我想到有兩名小洋妞，她們見到沙灘滿是垃圾，覺得非常生氣，她們一邊撿起垃圾一邊大駡：「這不公平啊！這不公平啊！」引起了一名途人的好奇，把她們的行徑用手機錄影下來，上載至YouTube，這件事吸引了很多人的點撃和議論，因而成為大眾媒體的題材。你覺得香港的沙灘髒嗎？若你見到有人在沙灘丢垃圾，你會如何？

周濂在《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有這一段話：

「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作為沒有本事移民的，我們所能期盼的是社會上不同角色的人各自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所謂『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動、敢於擔當，二要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如果因為你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使得此時此地的世界是一個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麼一丁點兒，那麼你的言行作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個合格的公民。」

我們或許没有甘地般偉大，沒有他的能力，没有他的智慧，但並不表示我們完全沒能力改變這個社會，我們無須等待甘地亦不用尋找他，只要這個社會的市民都體認到自己的「公民」身分，在自己所處的位置上履行公民責任，見到不公義的事情不會默言不語，心中認為不對的事情會不退縮地講出來，甚至用行動將之改變，則這個城市將會從不一樣。

最後我想來說說甘地的「非暴力主張」，這是甘地的社會抗爭運動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部分。「非暴力」所涵蓋的不但是在行動上不使用暴力和不以暴力回應暴力，而是在所有的表達上都排除暴力，包括但並不止於言語，「非暴力」既是一種柔性的力量，亦是防避將來的得勢者用暴力壓抑異見者。

在《尋找甘地》這套記錄片有甘地這一段話：「如果我們強行將我們的意志加諸別人的身上，那麼這樣的暴行會比一小撮英國官僚還要可怕。他們的恐怖主義是少數人面對大多數人的反對卻仍執意存在，而我們的恐怖主義則是大多數人的集體意志，所以更不堪，而且也比前者更來得邪惡。」

劉曉波的「沒有敵人」亦是有相接的精神，若果你在參與社運，你自覺是在履行公民責任，但你心中的憤怒愈來愈烈，你腦中敵人的名單上不斷添加新名字，我希望你能靜下來，想一想，他日你有了權力，你會如何對待他們？你的日常行為跟你目前反對或支持的理念究竟有多麽近還是多麼遠？！

此文乃老徐在嶺南大學與CNEX合辦的「青春有為」（Youth & Citizenship)《尋找甘地》電影分享會的講稿。

著名學者Jeffrey Sachs：擊落馬航是全球瘋狂先兆 仿如一戰前夕 - 主場回望

2014-7-22 12:31:19

著有《The End of Poverty》等暢銷書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Jeffrey Sachs，昨日在網站Project Syndicate撰文，認為馬航MH17客機被擊落是一件恐怖事件，但更恐怖的是，事件似乎是全球走向瘋狂的先兆。他認為，現在的國際政治局勢，如同回到100年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圍繞我們的是，是不斷擴散的暴力、爾虞我詐、犬儒主義。」他憂慮，1914年災難將會重臨。

Sachs認為，美國目前的基本策略，就是派軍、轟炸機、無人駕駛飛機，至任何威脅美國石油利益、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地區，如利比亞、索馬里、也門、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Sachs指，數以百計生命在軍事行動下犧牲，令到當地局勢更加混亂，戰線隨時擴大。
至於俄羅斯一方面譴責，美國及北約的軍事行動，違反國際法，另一方面非法入侵烏亞蘭的克米利亞，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俄方直接參與，烏克蘭東部的反政府遊擊戰，「在這背景下，馬航MH17客機被擊落，本身是一件恐怖事件，但更恐怖的是，事件似乎是全球走向瘋狂的先兆。」

Sachs指出，儘管擊落客機責任誰屬，尚未清楚，但無可置疑，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發動戰爭，已經令數之百計的平民無辜受害，將世界進一步推向災難的邊緣。他認為，現今世界與一百年前不同，全球已經經歷了兩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大蕭條、冷戰，「我們應該已學懂，愚蠢、暴力的惡果。」再者，在現今核武年代，再一次世界戰爭，幾可肯定可將世界毀滅。

Sachs認為，現今的科技年代，令到過往引發國與國衝突的問題，如貧窮、饑荒、環境災難等，有機會得到解決。他指出，與1914年相比，最重要的一點差異，是一百年前沒有國際法，歐洲及亞洲的衝突，不能夠帶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大會，以和平方式解決。Sachs認為，身為世界公民，應該要求以和平、外交方式解決各種問題，今年是一戰爆發的百年紀念，他寄語讀者，不能讓悲劇重演，應該以合作、寬容解決紛爭。

香港點死？ - 陳曉蕾 - 主場回望

陳曉蕾

香港記者，1993年入行，2009年開始獨立採訪，長期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議題。調查報導《剩食》取得2012年香港書獎、台灣開卷好書2011年十大最佳中文創作；《有米》獲選為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最高票數），過往的專題報導亦獲得2006年人權新聞獎等。 最新調查報導《死在香港》，探討香港人為何不得好死。

香港點死？

2013-7-11 12:01:09

在家裡，睡著睡著，死了。

這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好死」，可是在香港，卻會被視為「非自然死亡」，首先上門的會是警察、仵工，然後遺體要移送到公共殮房，更可能要解剖驗屍……那法律上定義的「自然死亡」是什麼？二十小四時前送入醫院，醫生才會簽發死亡證──結果香港超過九成人，都死在醫院。

醫院是救活人命的地方，不是讓人安然死去。試想想，人生最後的時間，要待在全然陌生的床上，很想家人在身邊，但如果發燒，家人便不能來探望；吐了、拉了，連好好洗個澡，醫院也可能沒有人手……更荒謬的是連串不必要的搶救：硬插管子進咽喉氣管抽痰、強在鼻子插進鼻胃管餵食、拼命壓按、甚至心臟電擊，有些長者，連肋骨也弄斷。

醫院管理局2012年出版的「長者醫療服務策略」也指出問題：

「在香港，基於香港的文化和制度上的種種因素，長者往往於離世前被送進醫院，而非留在家中或安老院舍。這不但增加醫院在急症護理方面的壓力，亦意味著很多病人亦需接受一些非必要的治療和介入，增加他們的不適及未能滿足他們寧養的需要。」

2008年開始，香港每年死亡人數都超過4萬人，當中大約百分之九十三會死在醫院，這個比例放眼世界，是驚人地高，美國有四分一人死於院舍，英國也有四分一人死在家裡，死亡除了在醫院，應當可以在社區發生，紓緩治療需要的醫療設備較少，相對可以在院舍推行，家庭亦可以由社區醫護人員支援家居紓緩治療服務。

當死亡被「醫療化」，多多醫療設施都不足以應付。
(「死在香港」系列之一)

國民教育 - 龐一鳴 - 主場回望

龐一鳴: 國民教育

2012-7-29 23:48:39

超！國民教育！

絕不是趁反國民教育的風潮，才寫篇文趁熱鬧。

實情是，我算是國民教育的前線工作者，過去數年都親身帶內地交流團，讓青年人「認識祖國」，培養「愛國情懷」。所以對國民教育的擔憂，早在政府決定要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前已出現。

因為回歸後，第一輪的洗腦國民教育早在「旅行」，這無人注意的範圍出現了！

「青年事務委員會」每年資助過百個內地交流團（今年度有140多個，其中一個我有份）。讓16至24歲青少年可以付出廉價至數百元的旅費，就可以去內地交流十天八天，這價錢，真是留在香港也生活不了。因為超低價的吸引力，無數青少年當這些交流團做畢業旅行或暑期活動。雖然拜訪官方機構難頂，但隨後的自由時間可以補番數。一千幾百元可以坐飛機，食足廿餐，跑幾個景點，夜晚一大班人屈在一間房玩遊戲，都幾爽㗎！

你可能以為這班hea住去交流團的青少年，純粹為食為玩，食完玩完後不會被官方的信息洗腦。可惜，這種軟性的洗腦教育還是非常有效。我怎麼知道？

每年我也會接收到幾個內地交流團常客。這些人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對一切批評中國的意見都會這樣回應：

「無錯，中國無民主，無言論自由，充斥貪污，貧富懸殊，不過...」

中共洗腦，不用他們句句歌功頌德，非常簡單，就是想青年人幫口說「不過...」

這「 不過」兩個字，就是軟性洗腦的證據，是中共大量投放資源舉辦交流團的目的，一切都不過想新一代站在中共那邊。就算沒有民主，充滿貪腐， 貧富懸殊，祖國仍然做了很多好事，絕對值得肯定。能夠令青年人說出肯定中國政府的說話，每年花幾多十億，也絕對值得！

所以當我看到洗腦行動升級，由「旅行」轉到「課程」時，我的擔心不比學生和家長少。
旅行，這第一波洗腦已經成績卓越；第二波的國民教育課程，會進一步達到什麼效果，會教育出怎麼樣的青年人？

我想，青少年連「不過」也不會再說了，他們會習慣了空洞失實的歌功頒德，會麻木於充斥謊言的虛假社會。

於是我和大家一樣，決定要上街，表態反對。不要洗腦教育課程！超！國民教育！

但是，若果我們成功阻止開設國民教育科，是不是代表了青年學子不會被洗腦？

這個問題令我整天坐立不安。我「超」了國民教育，非常好！但是否這樣就夠了？

想了一整天，我想到「超」，除了駡人之外，還有另一個意義，就是「超」越的「超」。原來，我要同時用「超」的這兩個意義，才能找到青年人不被洗腦的出路。

然後我問自己，那些人不會被國民教育洗腦？

這一次，我再沒有坐立不安，反而異常起勁，直覺自己問對了問題。

我想起三件美事。

大家還記得的話，五六年前，香港出現了一陣台灣另類小學的報導潮。大家對教育不滿，都想找回盼望。就在那時我讀到全人學校的教育實踐。校長程廷平的一句話改變了我：「明年我們打算派人爬阿拉斯加的雪山﹐幾個學生一直在受訓。我肯定爬過雪山的孩子一定不會變壞。」我相信程校長的意思是一個孩子，攀過雪山，一定會明白就算一個政權有幾偉大，也不會及得上大自然的偉大。物質固然誘人，但攀登者艱辛地登頂，體驗過什麼是真善美，這樣的人要他去附和虛情假意，屈膝於利益的誘惑或權貴的淫威下，絕非這麼輕易。

說點近一些的美事。大陸演員陳坤先生，去年帶著18個人徙步在西藏高原裡走了115公里，在禁語中走了11天。這班人，只用眼睛耳鼻去感受世界，一邊行走，一邊缺氧，一邊回到內心深處去問自己是誰，什麼才是重要等古老但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每天流水作業的生活中，我們總是聽不到自己內心的發問。惟有透過自限後的解放，經過儀式洗禮後的昇華，我們的情感會加厚，對真善美的追求會更堅定。就算洗腦教育空降到這18人的生命中，這些課程與行走到西藏相比，也會顯得太蒼白了吧。

說了台灣和大陸，香港呢？其實，香港也不是沒有這樣的空間。

屯門鄉師自然學校，過去五年來一直在打拼，主張以自然為師，培養學生真正的自主自決能力。學生每天上午時段上常規課程，下午轉為生活課程，包括綠色生活教育、生活議會、生活法庭、以及學生按興趣選修專題、藝術小組等。逢星期二下午則為勞動課，學生分組做掃地、耕作等勞動服務，每月舉行一次全校遠足。

除以自然為學習對象這亮點，與現時主流教育最不同的是自然學校的生活課程，學生參與規劃並自律地實踐自己所決定的生活。

學校沒有校規，只有「生活公約」，大家可以自己討論、制定、修改公約。透過討論、訂立和遵守生活協議，實踐民主教育。例如，他們曾決定同學要把玩具帶回校園，要通過考試，以考核同學是否了解自攜玩具的守則，而考試題目和守則同樣由生活會議訂定。當校園協議被破壞，或孩子之間發生難以私下解決的問題，便會提交由大人小孩（法官由教師或學長擔任，同學任陪審團）共同組成的「生活法庭」審理，法官會聽取雙方陳辭、裁決，並判處罰則。

校長海星說過，有一次生活會議的主題非常有趣：究竟可不可以在學校玩紙飛機？有學生覺得亂丟紙很不好；有的學生則認為不能一刀切，不如建立一個飛機場，也有人建議在飛機上簽名。「主題是學生自己想的，解決辦法也是他們來討論，我們發現，其實不做什麼硬性規定，每次討論完了，大家都可以回到很守規矩的狀態。」

由學校所設立的「生活法庭」、「生活會議」等制度，培養同學的民主素養，體會不同議題上，不同取向的人都有著各種不同的觀點，從中學習聆聽、溝通、領導群體與解難等能力。
看到了嗎？自然學校的學生，自小就從校園生活中經驗民主！學生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實踐者，體驗權利與義務並重、批判與建立並存的公民教育。

當談到國民教育，我們無法只是單單談論接受或抗衡一個獨立的「洗腦式」學科，因為「洗腦」的過程無處不在，大至整個學制、文憑試的制定，小至校園的一個校規、課室的一株植物或一枝國旗，都在反映我們信奉著甚麼，塑造著甚麼。所以，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純粹銳利的批判，而是帶著超越「國民教育」、甚至是超越教育的新思維，閉嘴去釋放孩子的聲音，赤腳去走進山中傾聽，讓孩子追尋什麼是美好的生活。

原來，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國民教育科，又或者要找誰來編一個更好的課程，而是我們為青年人創造了什麼美好的事情和經驗，可以讓他們成為獨立自由的靈魂。只是消極抵抗是不足夠的，我們需要主動出擊！

程校長、陳坤和自然學校已經示範了如何「超」洗腦教育。

讓我們接力吧！

東方歷史與西方概念 - 王力雄 - 主場回望

王力雄

中國作家，著有《黃禍》、《天堂之門》、《天葬——西藏的命運》及《與達賴喇嘛對話》等，亦為民族問題專家及民間環保人士。

東方歷史與西方概念

2014-7-25 14:18:24

清朝時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數時間和多數問題上停留於名義。表面上，駐藏大臣被放在重要位置。實際上，西藏統治者以特有的圓滑和耐性，通過架空駐藏大臣保持實質上的獨立。

從國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沒有必要。清朝設置駐藏大臣的目的，更多是維持統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進行具體的統治。那並非是一個在控制和反控制鬥爭中誰勝誰敗的結果，可能正是當時雙方共同追求、雙方滿意、因而也是最為自然與合理的結果。

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關係，卻難以完全用當代的主權或宗主權概念進行解釋。西方觀念中的「大」是由「小」構成，「大」是一種清晰的事實，必須由準確界定的細節進行說明和確立，就像主權必須用邊界來界定一樣。而東方觀念中的「大」卻更多地接近一種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壞，因而常舍「小」以求「大」。

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視其他民族為「化外之邦」的「夷」「狄」「蠻」「番」。身為「中央之國」的君主，中國歷代對周邊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並非是領土、資源、邊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禮」。只要「夷」「狄」「蠻」「番」對中國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國」的尊嚴得到滿足，其他都屬細節，無需過份操心。加上「無為而治」的傳統帝王哲學，寧願讓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國的邊界一直十分模糊。

而中國周邊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則首推生存安全和實際利益。為此，尊嚴倒是可以模糊一些。這同樣是東方式的思路。並非認為尊嚴不重要，而是把它當作極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實際利益。那時西藏對中國名義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於這種需要。清代中國使西藏擺脫了自元以來蒙古汗王的統治，扶持格魯教派居於統領地位，幫助以達賴為首的宗教權力取得對世俗權力鬥爭的勝利，北京還為西藏提供豐厚的賞賜、必要的仲裁和對外防禦的保證……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處，所需付出的僅是在表面上對中國作出臣服姿態。那種臣服更像一種以假作真的遊戲，讓中國皇帝「君臨天下」的心理感覺滿足，而西藏並不因此喪失實質獨立。相反，堅持強硬態度會惹惱中國皇帝，西藏會受到大兵征伐，統治者會遭罷黜，人民也將塗炭，在這種得失對比中，明智的選擇是什麼，其實很清楚。

所以，無論中國還是西藏，在歷史上都不曾用現代主權的觀念認識和約定相互的關係。西方概念被確立為全球性的國際秩序，被東方接受認可，並在中藏關係中被雙方強烈地意識和爭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才開始。目前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和糾纏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東方的歷史上。

(轉自：自由亞洲雪域漫談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