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8月 14, 2014

佔領海德公園 假才子 主場新聞

假才子

比較政治碩士學歷,現為傳媒工作者。「假才子」是因為現在流行才子才女,但又沒人敢承認自己是假大空才子才女,故先行澄清。文章寫得不好還請見諒,畢竟我不是真才子。

2014-7-1 18:25:50


圖:wikipedia

由於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照片,倫敦海德公園 Hyde Park 無端端上了香港新聞。不知道梁振英為何對海德公園如此情有獨鐘,非要到它拍照留念不可,但估計不可能是要來紀念海德公園在1866年發生的「20萬人佔領海德公園」。

19世紀的歐洲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覺醒的年代,英國當然也受到這個思潮影響。當時英國國會選舉基本上是被貴族和地主壟斷,各地的示威甚至暴動 (英國人爭民主時也不只會「和理非非」的) 好不容易逼得國會在1832年歷史性地通過開放選舉權予中產,並且重新為選區劃界令它們更反映人口 (之前幾百年都沒重劃過)。但即使包括這一批新選民,有選舉權的人仍是只佔整體人口的少數。順帶一提,啟動這次英國政改的首相是第二代格雷伯爵 2nd Earl Grey,即是伯爵茶 Earl Grey Tea 的發明者。

1860年代,英國各地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要求實行普選 (但只計成年男性)。1866年6月,屬於改革派的自由黨大老 William Gladstone 提出政改方案,但國會不夠票未能通過,激起民眾上街。1866年7月23日,大批倫敦民眾從市中心的 Adelphi Terrace (以現在來說就是 Charing Cross 附近) 遊行至海德公園,但在公園東北方的入口 Marble Arch 被警察阻擋,當日政府下了令封鎖整個海德公園。示威者沒被警方防線嚇倒,直接推倒圍著公園的圍欄闖入公園。保守黨政府隨即調動軍隊到場,但示威者向官員喊話,說如果下令鎮壓就會變成千古罪人。政府最終沒有下令鎮壓,任由民眾進入海德公園。估計當日有20萬人成功佔領海德公園。自此之後,海德公園近 Marble Arch 的一角就經常成為示威的集合點,以及群眾發表政論的地方,人稱 Speakers' Corner。

感受到群眾的壓力,保守黨政府的立場也動搖了。保守黨大老,時任財政大臣的 Benjamin Disraeli 在次年的1867年也提出政改方案,並且在加上自由黨部份人的支持下獲得通過,令選民人數急增。Benjamin Disraeli 當時對黨友說,由保守黨提出並通過政改方案至少有三大好處:一、保守黨掌握了改革的主導權;二、保守黨可以搶過自由黨的風頭,說自己才是民主鬥士;三、很多英國民眾其實都是偏保守的,只要沒了民主這個議題,再加上我們施政得宜,民眾就會支持保守黨。結果是怎樣呢?保守黨沒有因為開放了選舉權就消失,今日的英國首相仍然是保守黨人。Benjamin Disraeli 本人在1874年成功透過選舉坐上首相寶座,並且經常獲選英國守上最偉大首相的頭幾名。

今次除了講伯爵茶和海德公園跟英國民主的淵源,也想突出1867年英國這次政改的特點:它是由保守派提出的政改。Benjamin Disraeli 作為保守派,願意聽民意推動政改,並且有能力在開放選舉權後仍能執政。香港和北京的精英,有這種政治智慧嗎?恐怕是沒有。明明全家人是在英國和美國留學,連外國護照都有了,都不知道學了人家些甚麼回來。海德公園是英國民主自由聖地不知道。英國容許非本國國民的居民投票又不知道。民主自由是甚麼又不理解。唉。

William Gladstone 和 Benjamin Disraeli 這兩位英國19世紀政治大老,本身也有很多值得講的故事,但今次就不深入了。

最後是一點無關痛癢的閒話。當日見到梁振英的海德公園照片時,筆者就已經覺得很奇怪。哪有人跟家人去逛公園還會拿著份報紙拍照?如果他是坐凌晨機去英國,怎麼一落機就有精神到處逛 (可能他坐 first class 所以睡得很好)?怎麼哪裡不去偏要去海德公園?某天跟同事講起,同事也說,按理來說沒甚麼人會住 Hyde Park 附近的呀。根據筆者在 LSE 就讀的記憶,在市區最中心的宿舍應該是在 Northumberland Avenue,即是 Trafalgar Square 和 Charing Cross 旁邊。如果梁小姐住那邊,出街逛公園都是 St James' Park 或者泰晤士河邊,離 Hyde Park 有點遠耶。同事就說,說不定人家住 Kensington 那邊呢,那就很近 Hyde Park 啦。說的也是,筆者這種普通學生怎麼可以相比呢,住的地方都差不多算是 East End 了......住 Kensington 也不錯呢,有 V&A 這些好地方,還可以去附近 Harrods shopping。講到 Harrods,以前好像看過新聞說薄瓜瓜在英國時也是住 Knightsbridge......裸官的思考方式都是差不多罷。

星期三, 8月 13, 2014

回應梁文道「徒勞」說 _ 主場新聞

葉蔭聰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獨立媒體 (香港)創辦人之一。

2012-8-1 9:58:48

梁文道指出香港的國民教育與制度環境(一國兩制)之間 ,存在巨大鴻溝,是香港基本的狀態。文道把這個結構描述得很好。不過,我並不認為這種國民教育是「徒勞」。

我同意,歐美大部份國家有national education,通常以非專科形式融入不同科目,例如歷史,而且也與他們國家的制度環境發生動態關係,尤其是強調公民權利以及多元文化及身份(詳情可看星期日《明報》有介紹的加拿大情況)。可是,全世界的民族主義都愈來愈不跟制度相對應,也不以正規教育為中心。例如,歐美國家出現的極右翼,通常以「反建制」姿態出現,訴諸於非憲法的原則,例如種族、傳統等等,運作起來主要不透過常規教程,感性多於認知,以儀式、符號、節慶、媒體事件等等主要運作場所。簡言之,是非常去中心化。

香港的國族主義想像與論述是這方面發展的極端例子。香港的中小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今年新學期正式推行,但廣義國民教育(即不限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早已運作多年,也並非以正規教程推行。以我對香港學生的觀察,其效果遠非「徒勞」,當然,其效果如何還需要多作研究。我暫時的粗略觀察是,它產生的效果是一種相當淺層的認同,尤其是大量的國情教育觀光團,它旨在培育學生對國族符號(如國旗)的反應,對國力象徵的認同,例如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等,也包括那些大企業、大工廠、金融中心等等。它根本不要求學生學習甚麼,尤其是沒有歷史面向,也不會要求學生對甚麼人大制度等有認識,反而處處透露及鼓勵功利心態(「年青人要把握北上融合機遇!」)。這種國族想像非常混雜,更會隨意加點傳統中國的東西(可以看一下教育局的參考教材),若要勉強找一個中心主題,大概就是「中國模式」;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城市認同,從功利與意象上,香港學生要認同一個非政治的「中國模式」一點也不難。

過去許多學生參加國情交流團,去上海、北京感受國力強盛,全是經濟性的。即使早上要聽講者大談「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學生也大概不會太有印象,反正還未睡醒(這是不少學生告訴我的經驗),而且,他們更關心下午的旅程及吃喝。以上這些分散式國民教育,一直以來以相當含混、混雜、閃躲、非正式教程推行,反對人士及團體不容易找到著力點反對。最近國民教育爭議,除了得力於學民思潮這些少年人衝擊搞動,還因為這次是要推國民教育專科,以及那份土共拿公帑搞出來非常混賬的「中國模式」教師手冊,才讓國民教育的政治性充份現形,也搞動起港人的反共、恐共情緒。

我也同意,用「洗腦」一詞可能並不準確,我會姑且稱香港的國民教育為港式的膚淺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它其實與一國兩制並不矛盾,甚至可能相當合襯。當香港學生去感受北京奧運及上海世博的時候,當他們很認同「中國模式」的經濟力量時,他們對「強國」有一種嘲弄、含糊、帶點犬儒的態度,要跟「強國」拿點好處並不會客氣。當他/她看到大陸市民,還是覺得他們落後、不衛生、不禮貌,甚至認為他們是「蝗蟲」,就是與自己不一樣。

在中共眼中,人心回歸並不需要把香港人變成雷鋒(大陸也幾乎沒有雷鋒了),只要都變成犬儒主義便行了。

儘管我跟文道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我還是覺得他提出一個很好的面向,即我們的制度環境與國民教育之間的差距。最後奉勸大家,不要讓誅心論取代討論。

古惑的賤骨頭 _ 添馬男 _ 主場新聞

添馬男

八十年代畢業於港大,八九年六四時身陷北京前門人潮,從此對政治興趣不能自拔,在傳媒及政圈浮沉多年。獲損友邀請在蘋果撰寫專欄《中門大開》,決心闖入總部,用一本iPad,一枝筆及一張摺凳,揭露政治圈內「膠人膠事」,寸嘴得嚟又有根有據,開本地政治評論新風格。

2013-11-11 6:00:06

左報打手痛斥泛民賤骨頭,聲稱要由中聯辦強硬對付,行文極似文革時打倒反革命分子宣傳文宣,但如此高調突出西環治港角色,未必符合西環利益。講起賤骨頭,又點小得嗰班甘心俾中聯辦操控嘅建制派議員,尤以西環契仔契女、葉劉新民黨、經民聯為代表,民建聯算做好少少。

政府中人對某些建制派議員痛恨程度,遠超於反對派泛民,好多人唔明,認為港英餘孽與泛民眉來眼去,暗通曲款,並以此向中央打小報告。其實一字咁淺,政務官冇乜政治傾向、個人感情,最緊要係get the job done,做好件事,好好醜醜,唔好搞到一褲都係,臭氣逼人。對家泛民明刀明槍,乜嘢路數大家都估到,而且好少出陰濕招,更重要反對派冇乜攞政府着數,即係嗰啲乜基金、物基金撥款,近幾年政府基金大部份撥比建制派、樁腳團體及外圍組織。但呢棚所謂建制派利益攞盡,要做事就借頭借路閃開,成為肥龍口中之「福臨門黨」。

據官場中人表示,個別議員寸到連局長電話都唔多理會,莫講話副局政助,至少由奶媽林鄭打來先至會聽聽。但凡要撐政府不受歡迎決定,當然要付出代價,包括俾傳媒抽插、俾網民惡搞圍攻,受人二分四,當然要去頂。但呢棚蠱惑建制派就食到盡,又想攞民望,又想搵着數,於是便反過來企喺對家一邊,反插政府官員、特首。

大佬照住 建制派食到盡

特區政府冇法在議會內形成穩固政治聯盟,散修修,原因在於蠱惑賤骨頭太多,政府不斷提供政治酬庸,佢地就奉旨食飽含住牙籤走人。而建制派議員公開批評政府,其輿論效果往往高泛民幾倍,因為傳媒會認為連政府自己友也反對,可想而知政府決策草率及大有問題。個別建制派議員可以咁寸,因為背後另有大佬照住,呢位大佬就在西環。

有陰謀論者認為由始至終係一場戲,如果西環識做,應該就閂埋門訓示自己契仔契女要聽特首話,但實情係特首冇法攞到自己友票,就終要求助於西環,又或者契仔契女先搗亂,在西環介入下才歸隊,可能根本是劇本一部份,因為咁先至可以凸顯出西環「支持及協助維持行政主導體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聽落又好似有道理。

彭定康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說:“My anxiety is this: 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肥彭早在十幾年前已睇通今日個局!

唔到我唔關心政治 訪袁兆昌 趙曉彤 主場新聞

趙曉彤

喜歡寫。

2014-7-1 16:45:29

今年三月,袁兆昌口中那個「好靜,非常之靜,拍烏蠅」的網誌,竄紅了一夜:事緣他在圖書館找資料時,無意間發現當年受女性愛戴的梁振英,接受女性雜誌訪問說:「我絕不會把孩子送去外國,這是一個錯誤的做法」,阿昌翻拍後,上載到網誌,並寫下按語:「他說,送孩子到外國念書是錯誤的做法。可是,他真的這麼做了。結果……」照片立時在網上瘋狂轉載,網民群起改圖、抽水。阿昌說,一個搞政治的人,有時要解釋自己為甚麼改變想法:「有點像我們追看作家作品,都好奇作家經歷過甚麼,然後才明白作家是怎樣的一個人,為甚寫出的作品與前作不一樣。」這場「意外」,啟發了他對網誌的看法。

寫作緣事而發 沉澱愈快愈妙

「寫作總是很想給人看到的,而最方便給人看的地方,除報紙外,就是網誌。」袁兆昌說起自己剛寫作時,從月租二百元的 5MB 小空間開始,到貼論壇,開雅虎網誌,幾度遷移,今日始棲身於 wordpress 與臉書。開網誌,是因為寫了很多,仍很想寫,擁有少少的發表途徑還不夠滿足自己的發表慾,又沒有報刊專欄,惟有自闢練習天地,勤寫文章,希望有人即時看,即時覆。可惜他的網誌始終拍烏蠅,書賣得比他的 click rate 還好。他也漸漸懶下來──除非有事發生,很想回應,否則很少寫,但這倒令他更需要網誌,「如果沒有網誌給我寫,我要等報紙、雜誌兩星期、甚至一個月才刊出,對我來說,不夠時間性。」像他昨天在長沙灣街頭觀察投票情況時,隔天便要在臉書上寫了一段〈老者無懼〉:
好多老人。好多好多老人。從不覺得老人會關心政治,以為他們抱孫盼安穩就好。有人一提到生果金就發怒:「我為香港貢獻咁多,查呢樣查果樣先得雞碎咁多!冇良心!」與其說要向他講解方案,不如說為他們宣泄。受過外婆訓練的我,站著聽三十分鐘,一點也不難。他們實在有太多話想說,所說的只用三個字總結:不公義。有個婆婆七十幾歲,仔女都在外國,她叫仔女千萬不要回來。到底社會要壞到甚麼地步,才令老人家這麼「理智」?難道她不想念兒女?「後生過得好就得。」她這麼說。
「我現在寫的東西有點傾向時事,但所有時事其實都是文人可參與的,在我看來,參與得最好的是鄧小樺,她的文章可以很快地處理一些紛爭,這是我的目標。」阿昌說,寫文章要沉澱,組織好了才去寫,而他沉澱過程越來越快,似是種悖論,卻又是阿昌高中以來的寫作與思考訓練所得。

就像三個月前,他在網誌貼了一篇〈王菲曾是我的閃卡〉,借王菲 1992 年推出的專輯《Coming home》,回應中港矛盾,「當時她被市場包裝,Coming home 只是說她從美國回港,但現在再看專輯名,我會想:到底 home 在哪裡?香港是她的家嗎?其實北京才是,但香港可不可以仍然作為她的家?討論本土議題時,很多人都逢內地人即罵,但他們為甚麼不罵王菲?不罵湯唯?王菲為何可以以香港為家?想到了很多很多,然後我會沉澱,再去寫──其實這一切都是文學訓練,就是要思考、書寫一些可以應對我們生活的事情。」

現在不寫 不知何時不能寫
他們決定毀掉所有
阻礙鐵路的村莊,他們決定
堵住所有反對暴力毀壞行徑的民眾。
他們決定在人民的尊嚴上放一把火
在上面煮一個蛋猶如利比亞狂人
在上面投放炸彈。他們決定要做
道德勇士,在加班市民剛要回家的時間
公佈傷勢,用倦怠的容貌告訴人民
怎樣才算是社會敗類。
──〈敗類社會〉(節錄)

翻開阿昌的網誌、臉書、詩集、評論集,乃至學生讀物《超凡學生》,會發現他寫的東西,愈來愈緊貼時政。但不如他十年前筆下的小說人物──《超凡學生》的奇蹟同學,他後來因搞社運而被踢出校,卻懂得向主角阿正反問:「搞運動的人,就是危害安全的人嗎?難道維護一個不健全制度的人,就是保護了整個世界嗎?」──初中時,阿昌自己對政治一無所知,老師很好,為他留校補 EPA(經濟及公共事務科),但令他印象深刻的,卻只有在地理教科書讀到香港土壤不適合耕種,當年深信不疑。直至高中,他接觸文學,讀到也斯、葉輝、游靜、梁文道等作家的文化評論,以及知識份子對九七回歸、身份認同等本土議題的論述,才開始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

「而現在,是不到我不關心政治,一來與工作有關,二來是到了我這個年紀,就會想,如果將來有子女,要怎樣跟他解釋他看見的社會呢?如果我們不關心現在發生的事,將來怎跟他解說:為甚麼教科書會這樣寫,現實卻似是兩回事?而政治,其實就在課本裡,無法避開。」所以阿昌那種,有事想回應才寫的寫作態度,說白一點,其實就是想記錄時代。

「消極地說,可能有一天,我們再沒有言論自由,但那時候至少其他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會這樣。雖然我覺得大部份文人,包括前輩,若在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不想寫的,根本不想它發生!只是,在這個超現實的時勢使然,他們才要去回應。」提到最近不斷有青年、少年不斷被捕,覺得這都是歷史或小說才有的情節,竟在香港發生了,這是阿昌從來不曾想過的:「當有人在網上寫作都會被捕,這個時代已非常之壞,所以更要寫文章去告訴更多人,特別是一些認識而未必關心時事的人,希望同代人都能理解現狀,站得更前。」

蒐集舊材料開新網誌

說回網誌一夜,照片在網絡火速竄紅,轉載者眾,其中包括蘋果,點擊率逾四萬,而那夜阿昌網誌的瀏覽率逾四千,「那就是說,看這段新聞的有四萬多人,有興趣知道為甚麼會有這段新聞來源的有四千多人,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他認為各路讀者越來越願意花時間花追尋事件的來源。

因為這件事,阿昌打算與朋友開一個名叫「老誌號」的網誌,專門在舊雜誌裡找些可呼應社會現狀的資料,拍照上載,希望讀者知道值得回望的舊事,也盼有更多人參與:「如果他們好奇,可能就會找回從前的報刊來看,這行為其實是很文學的──文學就是這樣子啊!嘩首詩寫得好好,為甚麼會這樣?作者經歷了甚麼?我們就會去找資料來看。其實我是嘗試在六四時候開始的,但未有時間,所以要等一等,應該會七一前做些事。」

問:期待你七一前做的事,也就只剩下幾天。答:哈哈哈哈,唉呀弊喇,畀你提醒我。

附:袁兆昌的網誌

星期二, 8月 12, 2014

國教愚民 水滴石穿 ─ 回應梁文道 _ 主場新聞

無妄齋

自幼沉迷故紙堆中,尤好文史哲。發願以筆耕激濁揚清,君子閱之笑,小人聞之哭。使人間正道,燦然以明。

2012-8-1 17:20:38

又到閱讀理解的時間:

梁文道自知近月文章屢成稻草人,故行文之末先行戴上頭盔,聲言並無為國民教育(下簡稱「國教」)以至體制說項之意。可惜字裏行間,其一貫中立而抽離物外的習性,令其評論變得看似客觀實則無力。

縱觀全篇,他對國教的思考,簡而言之乃先撇除國教孰善孰惡的二分法,著眼於「如何教」,「教甚麼」。質疑對象轉向方法與內容,而非針對科目本身要達到的目的。

如何教,他引述外國的做法,將國情與核心價值散落於不同科目,令學子潛移默化,增長對國家的認識之餘,不自覺地建立國族的認同感;教甚麼,他的評價並非教材中滿紙的謊言,而是「祖國河山一片紅」與香江一隅的不相干。國教本應建基於與國民息息相關的現實境況,而非北望神洲諸種比小說更離奇的想像。因此,他得出的結語是國教注定自滅,不假外求。

然而梁生立論的關鍵問題,在於即使內容與本土子民不相干,篩選粗疏,教授的方式亦見生搬硬套,但何以教育部門尚要一意孤行地向港民灌輸此等觀念?而派發予教師指引中明示「萬一學生對內容有所懷疑,以至產生異見,要先作包容,然後『正確』地引導」?其意味顯而易見,正是暗地裏黨同伐異,令學生因為從眾壓力(Conformity)而不敢提出質問,繼而將教師傳授的內容全盤接受。課程所謂訓練學生批判思考的目標,頓成一紙具文。

更有甚者,他斷言以港民對自身血脈的認同感,自視為中華血裔,其所反感者僅為大陸的社會體制與荒誕的國情。民心雖未「回歸」,然一水之隔的兩地子民總是血濃於水,故實無需強行推廣國教。然而實際上昔年的"認中關社"令知識份子分道揚鑣的經驗,清楚昭示血統論對於思想自由的公民,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梁氏大膽預言任其自滅,卻不斷然拒絕國教,可惜我們並無水晶球,沒法估算其自毁過程的長短,故如此論斷實屬牽強。而重要的是其勢既成,命運祇會與通識教育一樣,一旦提及檢討即推說牽一髮而動全身,但知加插更多歌功頌德的內容,造就一堆祇會背誦脫離現實答案的學子,戮害一代又一代的孩童。俗語云:滴水可以穿石。國教之弊,不僅穿石,甚至自成江河,荼毒眾生了。

香港與大陸「同城化」 _ 林靄雲 _ 主場新聞

林靄雲

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曾當社團執委,現在是網站的編輯團隊成員。

2013-11-11 13:41:58

其實大陸城市的排外很早就出現,剛做記者時到廣州採訪春運,警察攞住電捧係咁打的排隊買車票的「盲流」,當人好似豬咁。至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因為畢業旅行到了廣州,因沒有當地戶口便被視為「盲流」,結果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胡溫以取消「強制譴返非戶籍人口」而獲取民意,被指「新政」。

強制譴返取消後,農村在城市找工作或拾荒的人口增加,取代暴力譴返的是市政府的「高端」人口政策,把一些非戶籍人口聚居的地方給剷走,並以城管驅趕露宿者及攤販;警察的暴力轉化為城管的暴力。

從2004年以來,大陸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敵意越來越大,指他們骯髒、不文明;所以香港的「蝗蟲」海報一出現,就給大陸一線城市借用來攻擊城市裡的農民工和非戶籍人口。

我對蝗蟲海報,並不憤怒,亦從未公開指斥它是歧視;但我一直感到很難過,有些關乎價值的傷害,比歧視更甚,香港與大陸「同城化」,莫過於此。

利益政治取代道德與價值政治(六四、反共、普世價值),不一定以「中國好,香港好」來成就,排外自利就可以。城邦是「城市為主」的聯邦,不「同城化」,如何聯邦?

( 主場編按:本文作者提及的事件,源於北京地鐵發表不歡迎「蝗蟲」言論。昨早11時,京鐵官方微博貼出車廂隨處垃圾的照片,指出此乃蝗蟲所為。微博提到「『蝗蟲』過後的10號綫,一片狼藉...北京首都的寬容大度為人稱道,但有時候寛容過了頭,也是最大的詬病。對於惡意破壞北京首都的行為,我們只想說『這裏不歡迎你!』」。該篇微博在昨晚被本港傳媒報道,在網絡社交媒體廣泛傳閱。該則微博現在已被刪除。)

How Many People Took Part on July 1st Considering Experience and Counting History Evan Fowler 方禮倫 主場新聞

Evan Fowler 方禮倫

不屬單一種族、國籍,土生土長香港人。

2014-7-2 18:11:14

(編按:Evan 認為遊行人數難以令人信服,充分體現了組織團體、港大民研計劃與警方的數字,自2005年以來已經改變,並讓讀者回想個人經驗,估計究竟有多少人參與遊行。 Finding the figures unconvincing, Evan highlights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sers, HKUPOP and police figures have changed since 2005, and asks readers to consider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n the day in making an estimate of how many people took part.)

The figures for yesterday’s pro-democracy march are out. According to the organiser, 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510,000 people were counted; Hong Kong University’s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POP) team counted 162,000; whilst the police put the figure at 92,000.

How are these figures derived? Two are counted — CHRF and POP deploy teams to count numbers at various locations along the route, with the CHRF taking an average and HKUPOP employing a flow rat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numbers between two points. The police figure is only an estimate based on “how crowded the protest area appears”. The protest area is, one should note, an area that the police themselves define and regulate.

Analyzing the counts since 2005 the CHRF figure is consistently the highest, and the police estimate (and lets call it an estimate as it makes no claim to be a count) always the lowest. What is curious however is that the police figures tend to be far less as both a percentage of the CHRF and POP figures the larger the demonstration.

Between 2005 and 2011 when the POP figures were low, varying from 18,000 (2008) to 63,000 (2011), the police estimates we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2007 consistently around 80% of this number. However since 2011, and as the protest numbers have increased, the police figure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in the 60s%, some 20% lower. This year the police estimate was on 56.7% of the POP count. The police estimates have been further off the POP count in more recent years and when protests are large. This is curious, given that the police have also been more disciplined in controlling marches and demonstrations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heir estimates to be more rather than less in line.

Comparing the CHRF figures with those from POP we also see a consistency between 2005 and 2011. POP numbers were on average around 60% of those stated by CHRF. Since 2011 this figure has dropped to an average of 25% until this year when it increased to 31.7%. Clearly the organiser has in years in more recent years when the turnout has been underwhelming sought to inflate figures.

So by taking the POP count as a base it seems that both the CHRF and the police have veered more to the extremes in their figures since 2011. If this warrants criticism of the CHRF, a openly political group, what should we think of the police, who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re meant to remain neutral?

Further to the figures, as someone who march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why I find myself questioning what has been presented. I will begin by report my own experiences to allow readers to first consider the points and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1. People Joining from the Front.

When I arrived on the island at around 1pm I first joined a group of well-heeled friends who were walking backwards from Admiralty.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ir families were joining a protest, and whilst they felt the need to support the march they were not prepared to join the lines forming around the official assembly point at Victoria Park. Like many of their friends they would be joining the march from the front. These people would have missed the POP count.

There were also also others I knew who were doing this, having had in the past experienced waiting for hours at the assembly point. They felt that having show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in previous years they were now entitled to join the march from the front. Those counted by the police at Victoria Park, and those with whom I mingled as I waited patiently in line for nearly 4 hours, included many occasional protestor. For many it was there first large protest, or their first since 2003 and 2004.

2. Joining from Side Streets.

Most of those I knew who joined the march joined from side streets between Hysan place in Causeway Bay and Southorn playground in Wan Chai. Many could not devote the entire day to the protest, but wanted to join in for a few hours in the afternoon or early evening. My friends included members of several theatre troupes who had been working in the morning, as well as several students and recent graduates. When we spoke that evening and shared messages this morning they all knew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count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police have deliberately delayed marches in the hope of turning people away. Whether it is a deliberate police tactic or, as they claim, the fault of the organisers, the result has still been to turn many people away from staying to the allocated route. Several lawyers and media friends I know turned away from the assembly points after waiting in line for over an hour to enter Victoria Park. Two others choose to leave after needing the toilet they found themselves having to rejoin the line.

3. Unofficially Channeling of People.

I joined the line to enter Victoria Park at 2.45pm. The march was to start 45 minutes later. Such were the numbers I did not actually enter Victoria Park until close to 4pm, and did not leave the park until 7.10pm. During this time there were two brief but heavy outbursts of rain that left most people standing in puddles and at least a little wet.

Around 6pm there was a rush of movement on the fringes of the gathered crowd. People were being asked to cut a new route outward from the park and along side streets away from Causeway Bay and Hennessy Road. It was unclear who was instigating this — those around me said it was the police though I can not be sure. Whilst I can’t be sure it looked as if about a fifth to a quarter of people gathered in Victoria Park exited in this manner. I would later find out that two groups of friends were among this crowd, who were then prevented from rejoining the march until beyond the bridge over Hennessy road where a POP count was situated. They were very angry when they spoke to me last night — having spent hours waiting they were convinced they were deliberately channeled away from the count.

So what do I make of the numbers? I am sad that I find little reason to believe the police estimate. This worries me enormous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s upon which Hong Kong is built is public trust in the police. I have many personal reasons to maintain this trust, given that I have friends who have or continue to serve in a force that was rightly proud of being “Asia’s Finest”.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 few incidents in the last year when the stated line given by the police has not matched what I have seen with my own eyes. Whilst I would not say I am suspicious of the police as one may be in more openly authoritarian states (I have in the past been given a hard time by police in West Africa, North Africa and also in the Balkans, not to mention other places more closer to home) neither do I believe the force is neutral in its dealing with political dissent. Our police force is professional and have very high standards for which we should be proud, but are they apolitical? My fears may be ungrounded, but I am nevertheless not longer sure.

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OP accurately documented numbers in its targeted locations, and that the figure calculated is a fair reflection of what was recorded. However, it is also my belief that the march was both channeled,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not, and joined in a way that makes the figure it has calculated very misleading. 162,000 people represents less than twice the capacity of the old Wembley stadium. Having seen a crowd exit Wembley stadium and I do not believe the numbers compare. For 6 hours major roads from Victoria Park to Central were a mass of people, and at times crushed to immovability between Victoria Park and Hysan Place. Conservatively reasonable friends who were volunteering on stalls along the way, people who had in past years estimated figures in line with the POP count, were telling me that they estimate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people had passed in the first 4 hours. Whilst I could not be sure of numbers, neither did experience lead me to question this figure.

Finally, what do these numbers mean? The number may be symbolic, but public opinion remains as it was. This was best illustrated by what happened to me when I came home last night, where I was greeted by the security guards at my estate with a smile. The head caretaker came out of his post to ask if I was at the march. I said that I had been. He said, “I’m proud of you. All of us would have been there too if we were allowed.” I had never before spoken to them about their politics. Being elderly men who read certain papers I had assumed they would not want to talk. It only then occurred to me that they may, like many journalists, read these papers not because they agree with the opinions expressed but to look for signs as to how the establishment thinks. Fearful men seek comfort in knowing that which terrifies them.

But it was what one guard said to me last night, in the tone of an equal and yet with a genuine and deep respect, that made me think the hours waiting in the heat and rain was worth it:

“We’re old and scared. I know what the CCP can do. I see it when I return to visit family in our village in Dongguan. The police say repeatedly “you’re a Hong Kong person, remember this”. It is a threat. This is not the Chinese way. This is not being Chinese.

I am scared for my family if they march. I am scared for you, too. I am scared that the students will do something silly and China will crush them. But I am also, deep down, proud of them for doing what I dare not do.”

Beyond numbers, this is why we must march.

星期一, 8月 11, 2014

梁文道 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_ 主場新聞

梁文道

讀書人,媒體人,鳳凰衛視評論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地多份報刊專欄作者。

2012-7-30 20:10:26

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主場新聞》


法研究:胸圍沒有好處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1-10 8:00:00

via Wice Blog

戴 Bra 對女性胸部未必有好處,甚至有害。

Besançon 大學的 Jean-Denis Rouillon 教授經過15年的努力不懈,得出結論:
Medically, physiologically, anatomically, the breast does not benefit from being deprived of gravity.
無論醫學、生理甚至人體結構上,胸部並無因承托力增加而受益。
Rouillon 教授量度與檢查超過300位18至35歲女性的胸部,找出胸圍的額外承托力長期對胸部有什麼影響。

發現

他發現長期不戴胸圍的女性,胸部更堅挺,因為乳房肌肉在地心吸力下增加,提供自然承托力;當戴胸圍時,其設計與物料,妨礙乳房肌肉生長,且會加速鬆弛。
「女人不戴 Bra ?無可能!」這是不少女性的心聲。參與研究的女性都表示,她們初時也不習慣「解放胸部」,但自從除下胸圍,她們的呼吸更暢順,有些人的無名背痛亦隨之消失。

後記

Rouillon 指他並非鼓吹所有女性都不戴 Bra ,因為研究采樣人數太少,不能代表所有人,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定奪;另外,向來都戴胸圍的女性,由於太過依賴外來承托力,無法從「解放」中有所得著。

新胸圍

有人主張不戴胸圍,有人則重新研發胸圍,令女士胸部更舒適。
要知道每位女性的乳房形狀大小都不同,傳統胸圍 cup 數計法*,未能準確量度形狀,令女士們買錯、戴錯胸圍,得不到應有的承托,更導致腰酸背痛。美國內衣巨頭 Jokey用了八年時間,制定全新體積尺吋,計算杯數,令胸圍更合身。該公司同時研發「3D 胸托」,給胸部適當承托,又不至出現 "push-up bra" 的警鐘胸情況。

Bra 短史

現代胸圍源自法國,全稱 “Brassière” ,一般簡稱 “Bra” 。 十四世紀的歐洲貴族,流行穿緊身束衣,改善身型與胸部線條,後因穿束衣太麻煩,所以將其一分為二,成為後來的胸圍與腰封。直至十九世紀後期,胸圍才成為主流女性衣飾。

*傳統胸圍杯數根據上胸圍(乳房隆起的最高點)及下胸圍(緊貼乳房的隆起處)距離計算。1吋是A-cup ,2吋是 B-cup,與此類推。

原文:
Do Women Need Bras? French Study Says Brassieres Are A 'False Necessity' ﹣ Huffington Post, 11 April, 2013
The Reinvented Bra - The Atlantic, 10 June, 2013
-ac

英才子新書談人生七缺陷 藝術七功能 主場報道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4-7-2 21:04:39

藝術,其實有乜用?

古今中外,億億萬萬個人問過這個問題。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此嗤之以鼻,說藝術不一定要「有用」的,「無用」也可。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個問題依然是藝術基本理論裡面最複雜、最多人討論的問題之一。

英國才子作家 Alain de Bottom 在其最新發表的著作中文版≪藝術的慰藉≫ (Art as Therapy) 裡面,就說到人類有各種心理缺陷,包括「我們常忘記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我們很容易失去希望」、「我們缺乏平衡,也經常看不見自己最佳的面向」、「我們很不容易了解」、「我們排拒許多能帶給我們重要收穫的經驗、民族、地方與時代」,與及「我們因為熟悉而麻木」。而藝術的作用,就是解決上述缺陷:
1. 矯正記憶的缺陷:藝術能夠把經驗的果實變得令人難忘,而且還能不斷以新面貌重現。

2. 散播希望:藝術讓我們隨時都能看得到令人愉悅開心的事物。

3. 呈現有尊嚴的哀愁:藝術提醒我們,哀愁在美好人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們比較不會對自己遭遇的困難感到恐慌。

4. 協助我們取得平衡:藝術以異常清晰的象徵體現我們良好特性的本質,引導我們發揮自己最優秀的潛力。

5. 引導我們認識自我:藝術能夠幫助我們辨識出對我們具有核心重要性,卻又難以形諸言詞的事物。我們可以拿起藝術作品,以困惑但認真的態度說:「這就是我。」

6. 擴展我們的經驗:藝術是他人的經驗透過極度精緻的方式累積而成的結果。我們在藝術中可以找到其他文化的鮮明範例,因此親近藝術作品能夠擴展我們對自己以及世界的概念。

7. 喚醒麻木的心靈:藝術能夠剝開我們的外殼,把我們從習以為常的泥沼中拉出來,不再對自己身周的一切視而不見。
除此以外,該書還會以上述七點為基礎,討論藝術重點何在、該怎樣創作、研究、買賣、展示,以及循技術、政治、歷史、驚嚇及療癒等觀點,探索怎樣才算是一件好作品等。
Alain de Bottom (艾倫‧狄波頓)1969年生於瑞士,現居倫敦,是知名作家、哲學家、製作人。畢業於劍橋大學歷史系、於倫敦大學取得哲學碩士的他,23歲發表處女作小說《我談的那場戀愛》即暢銷200萬冊。之後著作有《擁抱似水年華》、《哲學的慰藉》、《我愛身分地位》、《旅行的藝術》、《宗教的慰藉》、《幸福建築》等書。2008年,他創辦了「人生學校」,以書籍、研習課程與講座等方式為日常生活提供新概念,該校在倫敦、墨爾本與里約熱內盧都設有分支。2009年,他獲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任命為榮譽院士;2011年獲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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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慰藉
Art as Therapy

作者:艾倫‧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 ,約翰‧阿姆斯壯 (John Armstrong)
譯者:陳信宏
定價:1200 新台幣
頁數:240 頁
出版日期:2014 年 7 月 21 日
內文試讀
前言
藝術有什麼用處? 
現代世界認為藝術非常重要──是一種與人生意義極為接近的東西。這種極度推崇的觀點可見於新美術館的設立、政府對於藝術品的製作與展示所投注的大量資源、藝術品保管者推廣那些作品的熱切態度(尤其是增加兒童與弱勢族群接觸藝術品的機會)、藝術學術理論的崇高地位,以及藝術商業市場中的高價買賣。
儘管如此,我們與藝術的邂逅卻不一定都那麼順利。我們可能在參觀過備受尊崇的美術館和展覽之後,覺得無甚感動,甚至心中充滿困惑,彷彿少了些什麼,納悶著自己原本期待的那種足以改變人生的體驗為什麼沒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會責怪自己,認定問題一定出在自己的學識或感受能力不足。 
本書認為問題主要不是出在個人身上,而是在於藝術界教導、販售與呈現藝術品的方式。自從二十世紀以來,由於藝術體制一直不願回答藝術有什麼用處,以致削弱了我們與藝術的關係。說來實在不公平,想要了解藝術有何用處的問題竟然被人貼上了缺乏耐心、不具正當性,甚至有點不禮貌的標籤。 
「為藝術而藝術」這句話尤其排斥了藝術可能具有任何特定用途的想法,因此導致藝術的崇高地位充滿了神祕性──同時也脆弱不已。儘管欣賞藝術備受尊崇,其重要性卻經常只存在於我們的假設當中,而沒有受到解釋。至於其價值,則是被視為眾人皆知的常識。這點實在令人遺憾,不但對觀眾是如此,對於藝術品的保管者而言也是一樣。 
如果說,藝術其實具有一種目的,不但能夠清楚界定,也能以簡單明瞭的字眼予以討論呢?藝術可以是一件工具,而我們必須更把注意力集中在藝術是什麼樣的工具──以及這件工具能夠為我們帶來什麼好處。 
把藝術視為工具 
如同其他工具,藝術也能夠擴展上天賦予我們的能力。藝術彌補了我們與生俱來的部分弱點,只不過這弱點是心智上的而不是肉體上的──我們可以將這些弱點稱為心理上的缺陷。 
本書要提出這項論點:藝術(包括了設計、建築與工藝方面的作品)是一種具有療癒性的媒介,能夠協助引導、規誡以及撫慰藝術品的欣賞者,促使他們成為更好的人。 
工具是身體的延伸,可讓我們實現自己的希望;而且由於我們身體構造上的不足,工具因此成為必備的要素。我們需要切割,卻缺乏這樣的能力,所以必須以刀子滿足這樣的需求。我們需要攜帶水,卻缺乏這樣的能力,所以必須以瓶子滿足這樣的需求。為了發現藝術的目的,我們必須要問:有哪些事情是我們的心智與情感需要做卻又做不到的?有哪些心理缺陷是藝術可以提供幫助的?本書指出了七項缺陷,因此為藝術提出了七項功能。藝術當然還有其他功能,但這七項顯然最具說服力,也最為常見。 
內文選摘(節錄) 
藝術的重點何在? 
既然如此,對藝術抱持療癒性的觀點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首先,我們會因此堅信親近藝術的重點在於協助我們把人生過得更好──讓我們找到更好的自我。藝術如果有這樣的力量,原因是藝術這種工具能夠矯正或者彌補各種心理缺陷。以下概述其中幾項缺陷:
1. 我們常忘記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我們無法把握重要但稍縱即逝的體驗。
2. 我們很容易失去希望:我們對人世的負面面向過於敏感。我們經常錯失正當的成功機會,只因為看不見繼續堅持特定事物的合理性。 
3. 我們傾向於覺得自己孤立無援、遭到迫害,原因是我們對於遭遇多少困難算是正常懷有不切實際的觀點。我們太容易恐慌,總是誤判自己遭遇的問題所帶有的意義。我們很寂寞──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說話的對象,而是因為我們身周的人無法秉持真誠與耐心去深切了解我們的辛苦。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部分原因是我們呈現自身痛苦的方式──不論這樣的痛苦是來自充滿裂縫的感情關係、對別人的嫉妒還是雄心壯志不得實現──通常顯得可鄙而且羞恥。我們不但受苦,而且還覺得自己的受苦缺乏尊嚴。 
4. 我們缺乏平衡,也經常看不見自己最佳的面向。我們不只是一個人,而是由許多不同的自我構成,而且我們也體認到這些自我有優劣之別。我們較佳的自我太常只在偶然的情況下出現,而且也都出現得太遲;在我們最崇高的抱負當中,我們總是擺脫不了意志力薄弱的問題。我們不是不知道該有什麼樣的表現,只是沒辦法將自己時隱時現的最佳洞見付諸實踐,原因是這些洞見並未以具有足夠說服力的形態呈現在我們眼前。 
5. 我們很不容易了解:我們在自己眼中充滿神祕,因此根本無法向別人說明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也無法因為自己認為適當的原因而獲得別人喜歡。 
6. 我們排拒許多能帶給我們重要收穫的經驗、民族、地方與時代,只因它們表面上看來不合乎脾胃,無法引起我們的共鳴。我們的判斷力總是膚淺又充滿偏見。我們懷著強烈的防衛心態,而輕易為各種事物貼上「陌生」的標籤。 
7. 我們因為熟悉而麻木,並且生活在一個強調光鮮亮麗的商業世界裡。因此,我們經常對平凡單調的人生感到不滿;總是擔憂自己錯過了真正的人生。

藝術這個工具的目的與價值,就是針對這七項心理缺陷為我們提供七種協助: 
1. 矯正記憶的缺陷:藝術能夠把經驗的果實變得令人難忘,而且還能不斷以新面貌重現。這種機制能夠把珍貴的事物以及我們最傑出的洞見完善保存下來,並且讓大眾都能夠接觸到。藝術有如銀行,能夠把我們集體的財富儲蓄起來。 
2. 散播希望:藝術讓我們隨時都能看得到令人愉悅開心的事物,因為藝術深知我們太容易陷入絕望。 
3. 呈現有尊嚴的哀愁:藝術提醒我們,哀愁在美好人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們比較不會對自己遭遇的困難感到恐慌,而能夠將這些困難視為高尚人生的一部分。 
4. 協助我們取得平衡:藝術以異常清晰的象徵體現我們良好特性的本質,並且透過各種媒介展示於我們眼前,幫助我們重新平衡我們的本性,引導我們發揮自己最優秀的潛力。 
5. 引導我們認識自我:藝術能夠幫助我們辨識出對我們具有核心重要性,卻又難以形諸言詞的事物。人性中有許多部分是言語難以形容的。我們可以拿起藝術作品,以困惑但認真的態度說:「這就是我。」 
6. 擴展我們的經驗:藝術是他人的經驗透過極度精緻的方式累積而成的結果,並以美觀而且井然有序的形態呈現出來。我們在藝術當中可以找到其他文化的鮮明範例,因此親近藝術作品能夠擴展我們對自己以及世界的概念。乍看之下,大部分的藝術作品似乎都只是顯得「陌生」,但我們慢慢就會發現,這些作品裡其實含有各種觀念與態度,可讓我們吸收內化,豐富自己的人生。我們改善自我所需的一切,並不是早就都已經在我們手邊? 
7. 喚醒麻木的心靈:藝術能夠剝開我們的外殼,把我們從習以為常的泥沼中拉出來,不再對自己身周的一切視而不見。藉著藝術,我們能夠找回原本的敏感度,以新眼光看待舊事物,也不再認定新奇與光鮮亮麗是唯一能夠協助我們擺脫麻木的解決方案。

星期日, 8月 10, 2014

體育:單手健將精神不死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2-8-2 14:25:49


今屆奧運,除了中國隊的成績惹人討論、體操項目的美男子在網絡瘋傳。還有一位讓人佩服的球手,值得關注。

天生傷健的波蘭乒乓球選手Natalia Partyka,以一只左手參加奧運。縱然沒有前臂與手掌,但仍能有足夠的實力與資格參加今屆倫奧女單。本週二與荷蘭球手李潔激戰後,在第三輪被淘汰。

她對這個結果感到滿意,並指此戰經驗,對參與即將舉行的倫敦傷殘奧運會大有幫助。
希望觀看我比賽的人明白,身體傷殘,不是世界末日。
—Natalia Partyka
來源:BBC
圖:indianexpress.com
-NC

為地球,何不食肉? _ TC _ 主場新聞

TC

主觀機率主義者,曾在長春藤及嬉皮故鄉接受洗腦。好一切人間美事,尤喜愛利惡德。神州惡土生還者,下流回港繼續販賣創意,兼職主場新聞 curator。

2013-10-25 6:00:03

無肉不歡是人的天性。德國綠黨最近倡議每週一日無肉,支持度即時下降近半。巴西傳媒報導奥巴馬到訪時要求提供素食,第一夫人急忙澄清;疑是純素食者的米雪要公開表演食漢堡飽,她的學校午餐健康計劃更絕不可提減肉。

茹素廿年,我承認仍然懷念义燒飯。最近聞 Google 老板資助的種肉研究已有成果,甚為關注,可惜「假真肉」仍在實驗階段,望梅不能止渴。反而蓋茨熱心推廣的仿肉食材及食譜,早已是不戒欲素食者的「維持生命系統」。

兩位科技巨擘押上名譽,目的當然不止於「造假」。

「全球肉食量過去廿年已倍增,2050年前將再加倍。」蓋茨在他資助的 The Future of Food 網站序言,寄望「完美的仿肉」解決人性愛肉和地球不能滿足肉食需求的兩難。

不過,蓋茨的學術偶像施米路 (Vaclav Smil),對兩位巨富的素食小玩意會一笑置之:教授在新書《我們應否食肉 (Should We Eat Meat?) 》結論,人類要在地球好好活下去,需要的是「合理食肉 (rational meat-eating) 」。

素食主義杯水車薪

施米路幾乎可算是素食者,但表明不受意識形態左右,只想知道「應否食肉」。全書引用大量科研證據,包括六百多篇文獻,綜觀肉食在演化史及現代社會中和人類的關係,同時粉碎很多素食和環保的迷思;素食讀者或會失望。

這位曾對日本人戰後飲食習慣的巨變深入研究的學者,首先肯定動物蛋白質的優質、人體構造適宜雜食、及肉食在人類演化的重要角色:「肉類蛋白質讓人腦增大,獵食大型動物推動智慧的演化,特別是語言、計劃、合作、社交等能力。」

教授深明素食夠營養,更健康;若全人類食素,地球可養百億人以上。但一如他在《能源神話與現實》的立場,面對迫切的環境巨變,不能將地球的安危押在沒有證據可行或趕及崩壞前實現的科技及方案。據聯合國 2006 年發表的報告 The Long Shadow of Livestock,為了生產全球肉食所需,1/4 無冰雪地用來放牧,1/3 可耕地種植飼料;連帶巨大的水和碳等環境足跡,地球已不勝負荷。施米路看到,素食運動推行了數十年,歐美素食者數目停滯在數個百分點,對舒緩世紀末前倍增的肉食需求帶來的環境壓力,是杯水車薪。而且,草原及貧瘠地帶生長的植物、榖物及食用油等的生產癈料,不用於畜牧是極大浪費。

合理食肉

全書以最大篇幅剖析主要肉類的生產環境及過程。檢視過浩瀚的跨學科文獻資料和數據,教授疏理出「合理食肉」的進路:
  1. 合理生產:幫助落後地區達到產能上限,提高環境資源使用效率,減少浪費;不再破壞森林及牧場環境,不佔用人類食物的耕地。全面運用合理的生產模式,即使不繼續提高不人道、不環保的密集生產效率,全球肉產仍能達到目前的 2/3。
  2. 合理組合:以奶、蛋、及養魚取代環境成本昂貴的牛肉等等,等於滿足肉類蛋白質需求的 15-20%
兩者加起來的「合理食肉」模式,能滿足目前肉類蛋白質需求的九成。

只要多走一步,使用閑置耕地,及以反映真實成本的價格將人均年用量減至比現時日本人及大部法國人還多的 40 kg,可合理生產三百萬公噸的肉,養活未來 80 億人口。

施米路認為,這個保守的「合理食肉」模式,能舒緩食肉對環境的重壓而無需作出重大生活模式改變。

理性之外

現代肉食工業生產力大幅提高,降低市場價格,除了污染環境,亦犧牲動物權益。食物供應和動物權益之間的取捨,就如「窮人冇屋住,仲講郊野公園?」的處境,難以完全訴諸理性。但在科學家已宣言動物有意識的今天,大眾認受的動物權益只會越來越高,「合理食肉」的前景不能寄望盲目追求不人道的密集生產效率。

筆者以環保和動物權益為理由食素,讀畢全書,得到這個答案,無話可說。

伸廷閱讀

本書對象為官員及專業人仕,務求嚴謹及完整,閱讀趣味不高。一般讀者可先讀施米路親自執筆的濃縮版本:Should Humans Eat Meat? [Excerpt]. What can and should be done about human carnivory? Vaclav Smil answers in this excerpt from his new (文中的全球肉產量單位 t 及人均食肉量 g,須讀作百萬公噸及公斤。)

刊於蘋果日報,金融中心版 本文為加長版本,7:00 25 October 2013 曾作格式修訂。

梁王指鹿為馬 桑普 主場新聞

桑普

時事及文化評論人,現居香港,對文學、歷史、哲學、法律都有研究,自2007年起,在《蘋果日報》、《信報》、 《爭鳴》、《動向》、《開放》、《前哨》、《觀察》、台灣《自由時報》、《BBC》中文網等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發表多篇文章。

2014-1-22 13:02:40

從1月18日梁愛詩與王振民的言論可知,中共操控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已經到了請君入甕、逐步收緊、猛灌迷湯、謊話連篇的攻堅階段。黑可以說成白,是可以說成非,盡情指鹿為馬,愚民樂此不疲,簡直粗暴羞辱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智慧與良知。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是怎樣說的?需知道人大常委會曾經釋法指出2017年普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梁愛詩說:「可參照」正等於「應該參照」。她的理由是:如果「可參照」代表可以參照或者可以不參照,那麼人大常委會根本不需要這樣說,況且普通法中的「may」其實有「must」的意思;況且政制講求穩定有效,不能「一變就變得很遠」。她的結論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原則上應跟目前選舉委員會大致相同,亦即遵從李飛主任所謂「八九不離十」,只能微調,不能大改,例如可以考慮由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用「全票制」選出特首候選人,但例如目前1200個委員就不應增至120萬個委員。至於政黨提名與公民提名,都跟目前選委會的組成距離太遠,剝奪了提委會的自主權。她主張應該首先「普選」特首,選舉機制日後可作改善云云。

簡直胡說八道!這位港共地下黨員的論述能力甚至連幼稚園學生都不如。一、「梁愛詩可以自殺」難道就等於「梁愛詩應該自殺」嗎?她應該自殺,抑或可以自殺,難道兩個選項沒有分別嗎?二、筆者只聽過法律英語的「may not」可以有「must not」的意思,但從來沒有聽過「may」等於「must」的意思。揑造謊言,坑騙文盲,無義無恥,益見地下黨員的專業水平和人格道德極度卑劣。三、中國內地一大堆法律規定(例如物權法)都只用「參照」或「應當參照」詞彙,明顯與人大釋法文本中所謂「可參照」述語截然不同,兩者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換言之,「可參照」的本意正是「可以參照,也可以不參照,有待未來確定」的意思。四、「維穩」與「漸變」都只是中共的政治目的,從來不是法律規定,她還要魚目混珠到何時?五、「八九不離十」是法律規定嗎?為何「參照」絕對不可以是「一二不離十」、「四五不離十」?更有甚者,為何她主張提委會由四大界別增至五大界別,再用「全票制」選出特首候選人,就是她所謂「八九不離十」,但由1200個委員增至120萬個委員、政黨提名、公民提名,就是她所謂「八九離開十」呢?通通都是主觀認知和政治決定嘛!還裝甚麼法律權威解釋呢?六、「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這條基本法規定,為何被單向解釋為「提名委員會絕不能成為全港選民意志的橡皮圖章」呢?衆所周知,「公民提名」是最民主的提名程序。那麼,港人要求提名委員會必須「按照」這個最民主的程序所得出來的結果來行使「提名」的代理權力,不能自把自為,究竟有何違法之處?七、筆者一直主張,寧願原地踏步,不接受假普選,大家千萬不要誤中梁愛詩的詭計,否則香港政制恐將30年不變,萬劫不復。

至於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兼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王振民又是怎樣說的?他明確否定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更指政改「沒有最民主,只有更民主」,跟梁愛詩猛唱雙簧。比較特別的是他以下這番一派胡言。他認為:提名委員會可以保護工商界利益,以免像希臘般,因為普選下財富轉移太多而破產。他強調:提名委員會與立法會功能組別都是為了保持香港「精英政治」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先由提委會提名,正好保障香港少數精英繼續發揮作用,因此提名權應由少數精英行使;由於「提委會也是由港人選出」,所以不是假普選;不完美的普選總比沒有普選好,所以應先實現「普選」。他揚言:政府不能做法律沒有允許的事情。基本法沒有規定「全民提名」;至於「機構提名」,提名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機構,所以沒有需要在基本法中寫明。

謊言是需要點破的。一、「沒有最民主,只有更民主」的說法,是把一個「民主與不民主」的「質差」問題,扭曲成「多民主與少民主」的「量差」問題,全是辯證魔術,並非邏輯思維。僅由特權人士提名就是不民主,從來沒有多民主與少民主的問題。二、「精英政治」不等於「資本主義」。香港要實行的是「全民普選」,從來沒有在法律中規定必須實行「精英政治」,或者要求首先保護工商界利益,從而使他們比非工商界的廣大市民利益更加優越。此外,「有廣泛代表性」與「按民主程序」又如何能與「精英政治」相容?更重要的是,為何絕對不能與「非精英政治」相容?究竟王振民是政治代言人,抑或法律解釋者?如果是前者,就乾脆承認,再不要裝後者嘛。三、誰是「精英」,究竟由誰說了算?王振民嗎?當然不是。全由中共拍板定案,獨霸話語權力。難道中共是「精英中的精英」?抑或是「獨裁中的獨裁」?所謂「精英」,豈非「特權人士」,強行巧裝,倒果為因?四、要否在香港社會中通過稅制與賣地收入轉移財富,以及程度如何,全是香港內政,法盲的中共究竟憑甚麼法律規定粗暴干涉?五、王振民的言論是否意味著在香港立法會普選後,功能組別將會繼續存在,以維繫「精英政治」?完全扭曲法律,漠視特權橫行,港人必定堅決反對,奮勇抗爭到底。六、如果他所謂「提委會由港人選出」就必然不是「假普選」一說能夠成立,那麼歷年來中共那些「等額選舉」都是「真民主選舉」了嗎?荒謬透頂!七、好一句「政府不能做法律沒有允許的事情」,那麼法律哪裏有允許精英政治、功能組別?哪裏有要求愛國愛港、不准對抗?哪裏有允許中共來禁止公民提名,或者禁止提委會只扮演橡皮圖章的角色?

點破了謊言,下一步港人要怎麼辦?一句到尾,佔領中環,五區公投,公民抗命,義無反顧,破釜沉舟,蓄勢待發。如果有些自稱民主派的人士還要堅稱「缺乜都可以考慮」,但又提不出一個具體的制度構想,只唱虛空高調,妄圖妥協握手,拋棄民主信念,那麼香港民主抗爭力量畢竟難以凝聚。一旦他們跟港共集團與建制陣營聯手通過假普選方案,香港政制恐將30年不變,墮落深淵,萬劫不復。識者慎之,迷途知返。

星期六, 8月 09, 2014

不能說的費用 _ 主場新聞

丘亦生

《蘋果日報》金融中心版的專欄作家,喜拆解金融經濟現象,以獨立身份月旦上市公司表現,不人云亦云鸚鵡學舌,下筆秉持「我有我態度」,既視曼聯不來港上市為美事,又把TVB列為香港三害之列。

2012-8-2 7:36:35

半新股上市發出盈警近來成了常態。東吳水泥(695)上市僅僅 49 日即發盈警,指半年業績可能虧損。公司把部份原因歸咎於上市費用,但上市費用理應在預計之內,偏偏東吳卻未有在招股書預警。足足在個半月後,才開誠佈公。

東吳在氣氛不佳的情況下,向市場伸手集資約 1.38 億元,但估計上市洗費最少也要 2000 萬元。集資額如此低,卻要負上如此高成本,如此上市對公司究竟有何裨益?這絕不是個別例子。去年上市後大跌的半新股——豪特保健(6880)種種上市費用亦佔集資額近三成。以上新股「說得出」的上市費用,佔集資比例之高令人咋舌,但有更多公司上市時,背後其實有些不能說的上市費用,一旦公開可能更令人驚訝。《新世紀》近月的報道就估計,在內地,每家創業板上市公司平均要在「枱底」繳交 600 萬元人民幣的掩口費。

內地新股防抹黑  焗畀掩口費

內地上市公司素來良莠不齊,尤其是每年蜂擁上市的新股,遭內地財經媒體爭相揭發造假、瞞數之事不勝枚舉。本來有媒體監督,能增加市場透明度,實是投資者的佳音。但是個別內地媒體,面對上市公司的金錢誘惑,居然乖乖繳械,自動自覺抹去負面報道。結果內地公司為求上市,往往會預備不同名目的「掩口費」,分給缺乏操守的傳媒機構。

這些內地上市公司還會聘請財經公關專責分配油水。財經公關的費用往往以百萬元計,服務包括落廣告、危機管理等。所謂「危機管理」,就是碰上負面報道,公關專門與傳媒「溝通溝通」。何謂「溝通」?《新世紀》引述一家券商的投行總經理說:「我有一個客戶,遭競爭對手舉報,爆出很多負面新聞,最終花了 1000 多萬元抹平。」

劣股狂抽水  內地網民嬲爆

在歪曲的媒體生態下,逢有新股進場,媒體就慣性無的放矢玩踢爆,乘機撈油水;有問題的新股只要跟足「行規」付錢,就能夠過關上市。它們相互依賴,互相勾結。羊毛出自羊身上,新股上市胡混過關後,最後損失的只有投資者。上月中,有內地網民發起千萬股民聯署,強烈要求中證監叫停新股救市,控訴內地劣質新股無日無之地抽水,連累到中國股市表現差。行動得到了強烈響應,可知內地投資者累積怨憤有多厲害。

港交所(388)近年積極與鄰近地區爭新股市場的冠軍,可是有質素的新股買少見少,代價是招攬了大批濫竽充數的新股進場。證監會早前發表報告,關注到上市申請文件的質素欠佳,某些重大聲明的假設與事實不符。港交所口口聲聲關注新股質素。但這些關注無濟於事,新股繼續「盈警」連環爆。

我相信 , 香港新股的市場未必如內地般「黑」,但投資者不妨回顧一隻隻爆裂新股,上市前「唱紅」之聲總也不少。尤其是集資數千萬元的小型 IPO,在現時的低迷市況,極難吸引機構投資者,即使炒慣新股的投資大戶,也不容易落叠。為了完成 IPO,不少券商通過中間人,搵齊人頭,圍夠飛,準備足夠資金,確保 IPO 認購足額。在這個安排下,IPO 公司大股東很多時要給予各方人士資金上的方便,這是另一筆不會公開的支出。大股東自有辦法,在公司上市後上下其手,取回這些隱秘的上市開支。

關於三中全會,你想知道的三點 _ 袁瑋熙 _ 主場新聞

袁瑋熙

英國牛津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研究中國政治,以為學術本是社會的,根本没有象牙塔這回事。曾留學英美,始發現最留戀的安身之所,還是香港,相信要找到香港本位,必須比中國更瞭解中國。

2013-11-8 12:40:57

備受各界關注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於11月9日﹣12日在北京召開。究竟甚麼是三中全會?這次會議預計會帶來甚麼改革?它會否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的另一個分水嶺?以下三點,讓讀者熱一熱身。

1. 三中全會是甚麼?為何重要?

三中全會,全名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單來說,就是黨內205名最高級官員在本屆領導層五年任期內的第三次大會。有別於每年三月舉行的「兩會」(即「人大」和「政協」會議),「全會」是黨內大會, 並非政府或立法機關的會議。

根據中共傳統,一中全會選出黨領導人,二中全會選出國家機關領導人,而三中全會才是最高領導人發表政綱、部署國策和製定經濟政策的會議。習近平如無意外執政10年的話,這次會議將會是他發表自己未來10年政策方針的機會,因此極受外界關注。

歷屆不少三中全會都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轉捩點。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計劃經濟,同時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成為改革開放先聲,為中國政治最開放的十年揭開序幕。六四槍聲後、承接鄧小平南巡的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則終止了改革姓資姓社的辯論,重啟六四以後停滯的市場經濟改革,提出有關改革國企的措施。

但此後的三中全會卻沒有帶來驚喜。十五屆和十七屆的三中全會著重農村改革的問題,十六屆則強調「完善市場經濟」,均搔不著癢處。

外界期望,本屆三中全會將會帶來更大幅度的改革,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習近平形勢要比昔日的胡錦濤、溫家寶好得多。習上台後,立即掌握了軍政大權,先是去除政敵薄熙來,其後又推動反貪腐、群眾路線教育和輿論鬥爭等運動樹立威信,顯示其大權在握,因此若要推動一些大膽的改革,習李應該更有把握。其二是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改革派領袖,70年代末在廣東主政期間積極推行改革,作風開明。外界期待習近平子承父蔭,故此賦予厚望。擁有經濟學博士銜頭的總理李克強則是市場經濟的推手,外媒形容他的政策為「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當中強調「強化市場」、「放鬆管制」等方向,近月更押注在上海成立自貿區,大有改革派作風。對於經濟改革,習李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分歧。因此分析預期,本屆的改革幅度,該較過去三屆來得更大膽和進取。

2. 外界期待將有什麼重大改革?

習近平早前幾次在公開場合將三中全會定調為「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局排行第四的俞正聲亦提及「全面深化改革」,指新一輪改革的範圍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李克強月初則放風,三中全會將深化財政、金融、價格、企業等領域改革。

上月底,官方智囊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首先公開了其為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報告提出「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被外界認為是改革路線圖。所謂「三位一體」,是指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創新企業體制三方面的改革,當中強調要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八個重點改革領域」則包括財稅、國企、金融、土地等8個領域。報告亦提及「三大改革突破口」:一是引入外部投資者,加強競爭;二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設立「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體土地入市交易。

這份「383」方案出自黨內改革派之手,有多少會被接納,尚是未知之數。學者預測,在阻力較少的領域,如行政體制、金融、財稅、資源價格等,將會出現較徹底的改革。例如行政體制改革,渣打銀行預期它很可能成為會議的焦點,措施包括精簡政府機構,減少行政審批以及減少政府過度干預市場。另一方面,土地、國企和戶籍改革則觸及太多問題和既得利益,改革幅度預期較少。

外界最關注的,是究竟方案能否觸及這些核心問題。 《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國企壟斷問題一直窒礙市場經濟發展,而農村土地問題經常導致土地糾紛及群體事件,阻礙城鎮化,但兩者都是牽一髮動全身的難題。因此三中全會的成敗,取決於政府能否在國企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兩個領域取得突破。

3. 會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深化改革」故意省略「經濟」的字眼,意味著可能出現經濟領域以外的改革,如行政體制改革、司法改革。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外界態度一致悲觀。

過去一年,批憲政、打擊網絡言論自由、打壓維權人士已一一證明,習近平比當初外界預期要保守得多。近日習近平吹捧的「楓橋經驗」,是毛澤東對於那年代「維穩」的經驗總結,而月前在各地推行的「民主生活會」也是毛時代的產物,處處顯示文革手段有死灰複燃之勢。另外,習近平於8月19日強調「意識形態」的講話日前在網上流傳,有分析指,選擇在這個時候曝光,很可能是要降低外界對政改的期望。

拆穿中共土共兩大護法的語言偽術 — 駁王振民、梁愛詩 劉桂標 主場新聞

劉桂標

香港人文學會會長、中大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4-1-20 10:45:24

就政改問題,筆者已批判過中共、土共人士的許多謬誤,先後反駁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及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的有關言論。為什麼本文還要繼續批判中共、土共兩大護法──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以及香港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最近的言論?有人或許以為,花這些時間是很無謂的,因為他們的說法充滿了詭辯與謬誤。

然而,問題是:第一,中共、土共這一大班官僚或政客的詭辯有相當複雜的技術性,一般人難於了解,容易被他們似是而非的歪理所誤導或迷惑。第二,不斷重複又重複的謊言,如果沒有人拆穿,一般人聽得多便很容易以為是真理。第三,今年是政改年,中共、土共不但極力動員其龐大的宣傳機器推廣其假普選的歪理,而且開始逐步整頓本地傳媒(目前已明顯見到的有香港電台、商業電台、香港電視、明報、蘋果日報及am730等等),令本地傳媒進入了寒冬期,不久將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寒蟬效應,令許多港人不敢發聲。故此,筆者唯有以孟子的說話「豈好辯哉,不得已也」自勉,盡一己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為文反駁。希望這種做法能起抛磚引玉之效,令更多港人為真正民主而據理力爭。以下,筆者依次反駁王振民與梁愛詩的歪理。

王振民的語言偽術及其辯破

1.    特首普選設提名委員會和立法會設功能組別,是「魚和熊掌都能做到」,既要實現700萬人的民主,也要保障少數、商業界和專業精英發揮作用;既要讓700萬人得更多財富,也要保障現在的商界利益、捍衛資本主義發展。

辯破:其一,真正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經濟,是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假普選不是民主,以假普選為基礎的經濟,只是假資本主義;捍衛的不是真正的、公平競爭的商界利益而是不公平的官商勾結。其二,民主政治須訴諸大多數而同時保障少數,但特首選舉設提名委員會和立法會選舉設功能組別,是小圈子選舉,有違大多數決;另外,保障少數是指保障弱勢社群的基本權利不被他人剝奪,而不是保障有財有勢的大商家或專業人士的特權。

2.    先讓商界選出候選人,才給香港人選,能符合「真普選」,因為這是「一人一票」。
辯破:一人一票的真普選絕不會賦予商人特權,更不會局限於提名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

3.    只有700萬人選舉代表香港的人,香港社會會迅速走向高福利。
辯破:香港走向高福利與否是政策問題,與選舉並無必然關係,民主或專制國家皆可以走向高福利。

4.    政府不能做法律不容許的事,法律和《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民提名或其他制度」。

辯破:首先,法律和《基本法》沒有規定「全民提名」,但也沒有否定「公民提名」。其次,公民提名屬普及而平等的方法,符合憲法精神。再次,任何法律以沒有規定選舉唯有用提名委員會的方法,就算基本法說及提名委員會,也沒有明確表明其詳細的、具體的內容。最後,中共自己表述的提名委員會根本有篩選,並非普及而平等的方法,有違真正的憲法精神。

梁愛詩的語言偽術及其辯破

1.    基本法說「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辦法,「可參照」的意思並非「可做可不做」,否則毋須提出有關說法。例如「普通法內的『may』其實也有『must』(必須)的意思」。

辯破:基本法說「可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辦法,「可參照」的意思並不表示不可對這種組成方法作任何改變。另外,「可以」(may)不等於「必須」(must),例如「合資格的市民可以競選行政首長」不等於「合資格的市民必須競選行政首長」,沒有真正的法律會糊塗到將兩詞混同。

2.    特首要有「愛國愛港」等條件,雖沒在《基本法》寫明,但可從條文內容體現。

辯破:「愛國愛港」等條件,在任何法律上也不應提出,因為法律的用語應是清晰明白的,但中共、土共講的所謂「愛國愛港」,其含義含糊不清,成為了當權者打壓異己、剝奪人們政治權利的專制工具。

3.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說過,將來提名委員會與現時選委會組成「八九不離十」,若提委會由1200人(選委會組成人數)擴大至1200萬人就不適當,但提委會可由「四大界別」擴展至「五大界別」,只是需重新檢視應增加哪個界別及人數。

辯破:第一,李飛的說話並非憲法,並無約束性。第二,依真正的普選的精神,提名人數若增加至全港市民是真正民主選舉,但增加一個只有數百人的界別則仍是小圈子選舉。

4.    基本法訂出「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由民主程序普選產生」,等同體現「集體、機構」的意思。

辯破:在真正普選中,「廣泛代表性」指全民有提名權、被選舉權與選舉權,而不能是中共所講的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的小圈子選舉的意思。

5.    國際公約只訂明「人人都有選舉及被選權」及「不受無理限制」,不代表全無限制,限制若合理,與公約並無牴觸。

辯破:國際公約訂明「人人都有選舉及被選權」及「不受無理限制」,而以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方式選特首,以及保留功能組別的立法會選舉正是有篩選的小圈子選舉,對公民的選舉及被選權有無理的限制,抵觸了公約。

由上述的兩大護法的種種語言偽術可見,中共、土共在本港所推行的所謂「普選」,是一種冒牌貨,其骨子裏完全是專制獨裁的一套。他們口口聲聲講法律,其實都只是以法律為幌子的政治欺騙技倆,香港市民實在不能不察。

參考資料:
王振民:提委會保精英政治
郭榮鏗真普聯:港人絕不接受
中央護法指提委會要讓「少數精英表達意見」
京拒真普選保工商界利益
談「可參照選委」 梁愛詩:非可做可不做
「普通法內 may有must意思」
梁愛詩認基本法無寫機構提名

延伸閱讀:
劉桂標:故步自封、不進反退──回應郝鐵川的特首普選論
劉桂標:滿紙荒唐言、假的真不了──回應李飛的特首普選論
劉桂標:假作真時真亦假、幫港出聲害香港──破周融三十提名論

原文刊於人文學會 facebook

星期五, 8月 08, 2014

中國思考模式 _ 主場新聞

梁文道

讀書人,媒體人,鳳凰衛視評論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地多份報刊專欄作者。

2012-7-24 17:21:02

最近那套人見人駡的國民教育教材,其實真是一套相當不錯的國情教程,尤其適合香港青年。只要能夠配合「多角度」「批判思考」的討論,它絕對可以幫助學生瞭解今日中國某部份人的思考模式,有助於日益頻繁的「中港溝通」。

例如它在誇完「中國模式」的成功,共產黨又是如何「無私」「團結」和專心一致地為人民服務之後,回頭就批判西方代議民主政制的不是,說美國的兩黨競爭淪為自私自利的黨派逐利,結果害苦了人民百姓。許多香港論者看後大呼這是扭曲事實,美國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但我以為,這種論調反倒非常精當地呈示了當前不少中國人看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重點不在於它說了美國什麼,而在於它怎麼說美國。

沒錯,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近年發展更是受到不少學者批判。何止美國,甚至整個代議民主制度都有問題,要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主張「審議民主」和其他更直接的民主決策模式了。可這些問題和現在的中國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批判共產黨一黨專政,有人就說美國兩黨也一樣有毛病;你駡中國執政集團成了唯利是圖的利益集團,他就說西方政黨一樣逐利;講到中國百姓沒有影響政治政策的權力,有些學者便搬出西方政客如何代言利益權貴的故事。這種辯論方式正是現在大陸最流行的「護教學」,正是許多「中國模式」論者最喜歡的修辭術。

簡單地講,這是種幼稚園和小學一二年級水平的抗辯法,先生說我上堂不專心,可我明明看到國榮和小芳也在聊天呀。既然國榮和小芳上課也不夠專注,所以我打瞌睡也就不是問題了。既然美國壓迫過黑奴,所以中國磚窰礦坑裏的奴工便不算奴工了;既然英國首相都是牛津伊頓的畢業生,所以我們的官二代就神奇地正當了。想要認識思考方法上的「中國模式」,這套教材確實是個好起點。

給《窮富翁》的五個建議:不如拍《富窮鬼大作賤》 _ Lunyeah _ 主場新聞

Lunyeah

一個喜歡歷史和抽水的80後網絡憤青。 專做廁所考據、愛寫遊戲文章、亂評影視作品。我的Blog:http://lunyeah.wordpress.com/

2013-11-3 3:20:04

新一輯《窮富翁大作戰》曲終人散。這個系列拍了幾輯,是時候搞搞新意,小弟有以下建議,希望有關人士可以考慮考慮:

建議1:《窮富翁大作戰》製作組下次改拍《富窮鬼大作賤》,搵一班窮人去過地產商窮奢極侈離地萬呎的富翁生活,訓下龍床、食下魚翅撈飯、嘆下酒池肉林,充分暴露現時資本家的荒淫無道一面。收視應該會唔錯。而且公開招募志願者時應該有幾十萬人報名,未開播先轟動。

建議2:《窮富翁大作戰》製作組下次可以改拍《左右翼大兜亂》,搵一班左翼社運人士去過下本地北區媽媽的生活,住下上水、爭下奶粉、遇下水貨客、排幾晚通宵輪候幼稚園申請表,充分體驗下從萬呎高空急降的在地生活。同時搵一班本土派鍵盤戰士,去搞下社運組織,落下區、入下東北、派下傳單、搞下街頭論壇,體驗一下鍵盤以外的世界。夠晒有建設性、夠晒左中右大團結、夠晒政治正確喇掛﹖

建議3:《窮富翁大作戰》製作組下次可以改拍《港男港女駁錯線》,搵一班超級港女扮男人,去過下毒男窮忍的生活,拖下豬扒、挨下麥記、食下豆腐火腩飯、上下高登,充分體驗下毒忍生活。同時搵一班毒男,去扮下女人,輪下女廁、戴下M巾、試幾日裝住幾磅假肚體驗孕婦生活。夠晒兩性平等、夠晒女權、夠晒社會和諧喇掛﹖

建議4:《窮富翁大作戰》製作組下次可以改拍《老屎忽大作戰》,搵一班已經上晒岸離晒地的60後老屎忽,去過下80後毫無上流機會的灰爆生活,做下起薪點8000蚊的散仔、每日要定時被一班親朋戚友哦足一小時負能量說話、住下劏房、一日三餐營多撈麵,充分體驗下80後廢青生活。仲要求佢地要響三年內儲到三十萬「老婆本」,實踐下獅子山下精神,做唔到就要捐出全副身家。哇,真係諗起都興奮。

建議5:《窮富翁大作戰》製作組下次可以改拍《高登友大考戰》,搵一班畢左業十年以上、(自稱)會考30分、高考幾條A的高登仔,去過下DSE中學雞應考生活,做下廿年PAST PAPER、每日要定時被一班親朋戚友哦足一小時「鼓勵」說話、一日要補三場習、每日去輪自修室,充分體驗下「其實唔難」的DSE生活。仲要求佢地一定要拎到至少四個五星星,否則就要去西洋菜街全裸倒立扮狗吠。

以上建議,部份固然是開玩笑,部份卻是可行的。在日益對立分裂的香港社會,提倡換位思考、玩玩交換身份的電視節目,似乎不錯。

原文刊於作者博客

滿紙荒唐言、假的真不了 — 回應李飛的特首普選論 劉桂標 主場新聞

劉桂標

香港人文學會會長、中大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3-11-24 15:47:44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昨日對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作出講話,其主要內容是說未來本港的普選,須按基本法的框架來訂定,而後者其實是有篩選安排的選舉。用中國著名的章回小說《紅樓夢》裏的用語來說,他的說話可說是「滿紙荒唐言」;用近日常被人提到的商台行政總裁陳志雲的說話來說,其所謂「普選」,其實是「假的真不了」,只是假普選。以下為其講話重點與回應:

一、李飛說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民主制度,後者包括五個層面。
講者以為,若依民主的涵義來說,他所說的五個層面其實都有違民主原則。

1.中國收回香港是以香港建立民主制度為前提和條件。
回應:沒有真正的普選,香港的政制則從來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2.中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且五十年不變。
回應:九七回歸初期,中央政府勉強可說遵守承諾,但越到後來,則越趨向一國而離開兩制;特別是最近幾年,西環治港越趨公開化、合理化,一國兩制可說幾乎名存實亡。

3.中國充分保護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回應:說基本權利和自由,以政治權利為重中之重,因為其他權利自由也會由此而受制約。然而,香港人從來就沒有充分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方面的權利一直被剝奪。

4.中國規定香港特區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緊密結合。
回應:香港不但沒有真正的民主,法治也是有限度的。最重要的,是法院以外,還有人大,後者的釋法,其實就摧毀了香港的法治基礎。另外,行政會權力日益膨漲,再配合為欽點建制派的護航,權力分立根本就有名無實。

5.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均由選舉產生。
回應:選舉在民主社會與地區,是普及而平等的,但香港的特首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則是假普選。因為,前者一直由小圈子選舉委員會包攬,而未來即使講一人一票選舉,但提名權操控在小圈子提名委員會手上;後者,則一直以來,都有很大比例的功能組別部分,後者只由少數業界人士選出,不能代表廣大市民。

二、李飛說將來普選特首是依照基本法、完全符合法律規定而舉行。
基本法中對於特首選舉的安排其實用語相當籠統,因此,說選舉安排須符合其規定,最重要的,是我們應以民主社會的憲法精神,即是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為標準而加以合理的詮釋。

1.基本法規定特首須由有廣泛性代表組成(李飛的理解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模式組成,為工商界等四個界別同等比例成員組成,約千多人)的提名委員會集體提名。
回應:任何憲法,均須按照人權自由而訂定,作為香港憲法的基本法也不應例外;因此,當中重點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職是之故,提名委員會成員並非由公平、公開方式選出的小圈子,既剝奪了公民的提名權,也因選委多數是建制派人士,有特定政治立場,對候選人會作出不合理的篩選;這種規定根本沒有法理基礎,說這是依法而行,只是誤導公眾。另外,這種說法與真正普選的公民提名方式相衝突,只是假普選。

2.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理由是不愛國愛港人士,即是與中央對抗人士,後者擔任特首,則與中央沒有良好關係,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就行不通。
回應:第一,從來沒有憲法規定行政首長要由愛國人士擔任,基本法也沒有這種規定。第二,愛國的涵義十分籠統,難以作為法律條文。第三,如果用了這種主觀標準作為提名原則,那麼,必然違反了平等而普及的普選的真義,因為可隨意剝奪任何人(主要是本港泛民主派人士)的被選舉權。

總而言之,李飛對於特首普選的看法,是故意為選舉特首設定種種限制,並將小圈子的特首普選講成是真正普選,是誤選公眾的說法,站在講求的普世民主自由的角度來說,完全不可接受。

參考資料:
李飛見政府官員發言全文
明報:高民望參選人會否被篩走,是特首普選關鍵
蘋果日報:中央堅持篩選 表明阻對抗者做特首
李飛「宣旨」封殺公民提名

明報社論︰高民望參選人會否被篩走,是特首普選關鍵
蘋果日報社論︰儘管只是一杯水,也要相信水能勝火

星期四, 8月 07, 2014

懷疑葉詩文的理論基礎 _ 主場新聞

姚崢嶸

前身是《信報》孔少林之一,起初寫時事評論,後來「被轉型」寫足球。普通人一個,三個孩子之父,既非專業作家,更非運動員。寫體育文章的信念和膽量,來自「食神」的「老竇老母、阿哥細佬、條仔條女,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和孔少林的「我們都是原復生,你也可以孔少林」。

2012-8-1 11:52:36

懷疑葉詩服藥的文章之中,這是我至今讀過最有理論基礎的一篇。作者是運動生理學博士。

重點包括:
1)Ryan Lochte的自由式時間一點不賴,所以葉的最後一段成績的確異常出色;

2)葉的最後一段時間,比起以100米自由式專項的頂尖女選手,也是極之快:
So the sport shows that you have a normal pattern, a typical ratio of medley freestyle to best freestyle — they SHOULD BE between 18 and 23% slower at the end of a 400m IM than in a 100m freestyle by itself.
Yet Shiwen is not. She does a 58.68s final leg, which is only about 10% off the best 100m freestyle swimmers. The conclusion that I would draw from this is that her 100m freestyle leg is disproportionately fast not only by comparison to Lochte, but also to her peers, and to the best 100m freestyle swimmers.

3)她最後的爆發速度,意味她前段「大把有剩」,即是她有餘力可以游得更快!
The fact that Shiwen could close as fast as Lochte suggests to me that her efforts over the first 300m of that final took very little out of her.
If that is true, then her overall performance is a significant underperformance. The allocation of energ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race might be debated, but what physiology suggests is that it should probably be more even for Shiwen, and it would allow her to swim quite a lot faster than the 4:28.43 that she did.
Scary thought then that there is a "reserve" there that would see her get even better.

全文(絕對值得一讀): Why Ye Shiwen's performance raises a lot of questions

練乙錚拆解港芭的錢權格局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1-4 11:18:28

香港芭蕾舞蹈團的舞劇《紅樓夢 — 夢紅樓》刪走文革情節,引起政治干預藝術的憂慮。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日在信報撰文,他指出只要分析港芭的錢權格局,就會發現事件若當真是政治審查,真是「輕而易舉」之事。

練說,翻查港芭的頭等贊助者,即捐款30萬元以上的贊助者,只有兩名,一個是李澤楷旗下富衛集團,另一個是何超瓊,分別代表港、澳的首富家族,此外何氏家族二房五小姐、六小姐何超鳳、何超蕸,都是捐款有10萬元或以上的贊助者。

藝術團體最終話事權,通常在董事局、特別是董事局主席手上。練說,下層的管理及行政人員不過是受薪的執行人。只要看看董事局名單,不難發現董事多與上述贊助者名單重疊,如港芭的董事局主席是何超鳳,副主席是葉梁美蘭,分別是二、三等贊助者。其他董事、委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多是大家族成員妻兒或女兒。

練乙錚提到,雖然不知道上周發生的「技術性刪減」的內情,只知道那個公開的原因十分蹩腳,但如果這背後涉及政治審查的話,卻是一件輕而易舉、順理成章的事:
只要那些掌權的女士們家中的男人,為了港陸生意利益逼不得已(或者樂於有機會)聽從北京的一些基於「技術原因」的意見,那就功德完滿。(練乙錚)
練乙錚提到,巴蕾屬於高檔藝術,受眾小成本高,一段依賴富豪和政府支持,皆傾向保守,才可生存。但歷史也有反例,包括發迹於十三四世紀歐洲佛羅倫斯城邦的梅迪齊(Medici)家族,傾力贊助美術、建築、音樂乃至舞蹈,是替歐洲帶來文藝復興、脫離「黑暗的中世紀」的一等功臣。但他說,今天的香港不一定有這種福氣。

專訪董啟章談創作(一):關於《美德》的過場 山果 主場新聞

山果

普通的人,短髮,喜歡董啟章和大江健三郎、文學與電影……還有藍色。

2014-6-4 19:12:43

(編按:有透露劇情,慎入。董啟章為今年書展年度作家,《美德》為其新作,於今年五月出版,是為《學習年代》的續集。)

還記得《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下稱《學習年代》)裡,雅芝寫給黑時說道:「我現在正在經歷的事情,無論是關於後進劇場的演出,還是牛棚舊街區的保衛行動,還是阿志和中再度出現於我的生活裡,不但勾起了我對學習年代的回憶,也讓我發現,原來我的學習年代並未結束,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來,在今天再次發揮精神指導的作用。而除了學習,我們也同時邁進了真正的實踐年代,或者可以說,是實戰年代。」

雅芝寫這段文字時,是她與中《體育時期》演出的 4 年後。那 4 年內發生的事情,透過雅芝的文字,我們可窺知一二,然而卻缺乏真實的藍圖。我們得知志、中與雅芝終於重逢、得知牛棚面臨舊區拆毀的危機……然而,事情的源起因由卻埋伏在懸念之中。翻遍過《學習年代》的 710 頁,在那最終頁,我感受到的竟不是小說的完結,卻是它尚未正式打開序幕:
我給阿角的機械錶上鏈,把時間調正,把日期重新設定。
指針又開始轉動起來,我的人生開始轉向。
我再次報考戲劇學院,獲得取錄,接受為期三年專業演員訓練。
我在西貢一直住到八月底,每天游泳,皮膚曬成古銅色。
我考取了救生員資格。
(董啟章《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最終頁)
這是我剛翻開《學習年代》時始料不及的。這樣的結尾,反令人相當期待雅芝的「轉向」,以及這一切的後話。我對《學習年代》中那空白四年感好奇之同時,更意外地發現,四年亦是《美德》(2014)與《學習年代》(2010)在真實世界出版的時差。這倒令筆者有真實與虛擬混淆之感,彷彿自己也在故事中,和角色們共同,卻又獨自地,等待了四年的過渡期。
終得悉《美德》於今年 5 月出版之際,感受到的,卻是一種驚訝:先是角色不似預期,雅芝沒有出現,卻遇上與她身分相近的何知恩,她一時讀著《神曲》、一時讀著《學習年代》,回溯她稱為王雅芝的前世今生——但這兩個角色之間的親密關係,到現在還尚未明朗。然而,無論是何知恩還是王雅芝,在《美德》中都不過是配角,取而代之成為主角的是新角色攀石者石兼美,及咖啡店店員林秉德。這兩個角色也與董生歷來筆下主角,性格、特質不甚相同。

而內容上,《美德》可謂在這系列中,較不以情節為主軸的一本:在「後見」裡,用了不少篇幅,只描寫了石兼美攀在伊甸園大樓七十樓天台,準備行動時的所思所想;但她實際上的行動,只以廖廖數筆便交代完成。而「先見」裡,林秉德所處身的場景更不真實,仿似一虛擬的舞台,他以一觀察者的角色,觀看百多個人物在咖啡店進進出出;而書中令人聯想到《紅樓夢》的僧道對話、林秉德多重夢內邂逅三位女神,亦是叫人懷疑起真實性的夢幻情節。這與他《學習年代》切切實實,以情節推進小說的方式相異。

此外是篇幅的收窄:身為「自然史三部曲」一部分,有別於以往的作品:《天工開物.栩栩如真》30 萬字、《時間繁史.啞瓷之光》 60 萬字、《學習年代》52 萬字——今次的《美德》僅得數萬字。它不是《學習年代》的續篇,而是「前言後語」。這篇在整個「自然史三部曲」裡,擔當著與其他作品不同的角色。而從《美德》中亦得知,下篇將一分為五,而每本都不會太厚,將會逐一推出。這也與他以往「自然史三部曲」作品出版方式相去甚遠。
《美德》充滿未有解決的懸念,令人摸不著頭腦;雖然多方面不似預期——但這樣的改變,大可理解為董啟章仍持續蛻變著的證據。若概括起其從《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到《學習年代》間的趨向,可謂他的作品一本比一本開放,探討的內容一本比一本複雜。自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初出版,距今經已 9 年,董啟章對作家角色、探索的議題,愈掘愈深,而想法也在其進行式的寫作歷程中變化著。而這篇訪問文章,將會先聚焦於《美德》在「自然史三部曲」的角色、未來長篇的結構為重心。其後將另文,探索董啟章在其他方面的想法。

《美德》是過場

在今次的《美德》之中,出現了百多名角色。有的曾在董的「自然史三部曲」中出現過,例如:整理者維真尼亞、人偶少女許如真、小說家黑、劇場演員梁愛菲、歌手中、已故的獨裁者和妻子啞瓷、「燃燒的綠樹」讀書會成員等等,彷彿是《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及《學習年代》的角色大匯集。在林秉德的觀察之中,不少昔日情景隱隱地浮現。然而董生卻認為,這《美德》非總結前篇的故事:
董:看到可能會聯想到,或許有些人物是再出現的,但事實上有大部分人物都是未出現過的。所以,不是要總結前面,而是主要聚焦在以後的故事……所以即便讀者沒看過之前的小說,我覺得也是一樣的——一樣地迷惘(笑)。
誠如所言,撇開林秉德和石兼美,韓信、鄭志超、李愛詩、潘家仁、朱經義、林學禮、李尚智……等等新人物一瞬即逝,亦未曾在以往的著作中出現。角色的臉目輪廓、性格特徵全未交代,它們的存在於《美德》似乎不過是個人名,若要再深入認識他們,大概要留待未來的長篇。《美德》,似是簡單介紹著即將出現的人物,讓讀者有迎接他們的心理準備。
董啟章在接受「藝頻」的訪問時曾形容,《美德》像一個 Trailer(預告片),是一個前奏。董生解釋,這個比喻有其意思,但其實並不很準確:
董:這只是隨意說的比喻吧。事實上,在《美德》出現的場景,並不會在未來的長篇真的出現。可能有少部分場景會,但並非完完全全從中抽出。我用「Trailer」作比喻,其實是覺得它比較像一個預告吧。讓一些將來會出現的人物的一些狀態,有個過場。
如果是這樣,我們未來應大可期待在後來的作品中看得見,那些在《美德》尚未清楚交代的伏線:石兼美與林秉德間互動、石兼美行動的理由、Furies 的身份、雅芝與不二蘋果及志的重逢、以及關於原和善及許如真等等的事件。

一分為五的設定


而那後來的續篇,出版及寫作的形式將與過往的作品有異。在一開始時,在《學習年代》之後的第三部下篇,本名為《和平年代的戰爭》,將為整個系列的終結篇。在去年(2013 年)十二月接受藝頻訪問時,則透露預計將分約 3 次推出。而在《美德》中,一僧一道的對話,猶像小說的局外人般進行敘述(形象猶似現實中的陳雲與梁文道,又像《紅樓夢》的氛圍),透露著未來後篇將長達百萬字,將一分為五。五部分暫名為:《貝貝重生》、《不二自在》、《愛菲旋轉》、《花嚴世界》及《誠與真》,而《物種源始》的題目將會取消。僧道對話發生於林秉德的夢中,雖然與現實有相近之處,卻令人感覺如夢似幻,不知所云的是真是假?對此,董啟章作出回應:
董:我的構思是這樣的。但分為五本書、五部分、還是五個焦點呢……我暫時還不可以說,我是否真的會寫五本書;還是會有一種延續性中,以前說的那種聲部出現?所以還未確定。但那幾個焦點一定會存在,而每個焦點都會聚焦在某一個層面,或者某一些人。你會看到不同部分,也會有不同的人物。有可能在某一部分,會以他做主角,從他身上出發的,這其實也有點像之前的聲部。
以那五本書,相信會以貝貝或是雅芝、成為了不二蘋果的中、戲劇演員愛菲、花嚴或是華華,還有可能是以新角色李愛誠(李愛詩)為主角,探討不同的命題。董選擇以此新方式來訴說故事,其一考慮是可讀性:
董:我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時間繁史》去到三聲部,其實已經是極限,沒有可能將更加多的聲部放到同一本連續性的書中。這樣會干擾得很厲害。要讀者一直跳著看,看到暈了。我的意思是,可能仍然是幾聲部,不過將它分拆為幾本書。

平行世界的可能

然而董生透露這五部分裡,出現人物及焦點各異,但在時間點是相同的:故事情節都發生在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之間,即為《美德》的先見與後見之間。由此可見《美德》「先見」中林秉德在咖啡店中所窺探的場面,發生在後來的五篇之前,可謂一引子;而石兼美攀到伊甸園大樓的行動,是五本書故事情節引導的一個結果。他亦透露五本書之間將有關聯,可能就如花嚴所說的:「所有世界都不同,但所有世界也是相關的。」

由於五本書角色們可能都生活在同一空間(都有聚在伊甸園購物廣場中連鎖咖啡店的習慣),而且相信會提及石兼美的行動,所以董啟章認為,情節及書寫方法上避免重覆將為一大難題,害怕那會令小說失卻新意及(閱讀或書寫上的)動力:
董:假設在同一個故事中,a 說、 b 說、 c 也在說,當然他們說的重點可能不一樣,但假設在發生的故事實質事件上,那一年的事是差不多的。這樣去做五次的話——那種力量,我關心的是力量,會不會慢慢只是為了設計,而要完成的一件事呢?這是一種危機。
而在《美德》「後見」之終,石兼美仿似在繼承、或進一步實踐《學習年代》中阿角之所為,一個人攀上高處掛上由 Furies 交託,像謎一樣的直額卷軸,作「懸解」——這段情節佈下了強烈的懸念,石兼美究竟要做甚麼?她又為何要如此做?這兩個問題相信叫讀者搔破頭皮。然而董生透露,這些問題其實沒絕對的真相:
董:我有不只一個答案。那五本書、那五個聲部,我其實預想他們的故事並不完全一樣。表面上好像一樣,但在 a 的故事和 d 的故事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可能結果會是平行世界吧,人物可以做出不同的事。然而,石兼美表面的行動會是一樣的……她會在那五個故事中出現,但未必會是主要的,她甚至不會是主角。
分拆是考慮到讀者和作者

董啟章表示,分成五部的書,雖然故事都發生在同一年,且內容上有密切關係,但不會同一時間推出——這是為了令讀者能讀完:
董:一定不會五本一起出。我不會再一次過出一本很厚的,或一次出多部作品。我覺得不是很適合這樣做,那製造出一讓人不能讀的狀態。我希望將單位縮小一點,不是說會書的篇幅會縮短;若要待寫成某一部分才出的話,那本書一定會很長。
董啟章表示,那後續的五聲部,可能會以每篇十萬或十多萬字寫成,再分別推出,以減輕寫作的壓力:
董:那你看到那本書,都覺得那是可以讀的書。看完後可以等待下一本,有一種像連載的味道。我不會寫完後,十年後一次過出,我覺得這樣沒有意思,是很「戇居」的事。至少你對自己造成很大的壓力,你是不會寫完的……這也是考慮到自己的狀態吧。
壓力來源:追求圓滿的句號


董啟章透露,書寫後篇時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困難。《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5)、《時間繁史.啞瓷之光》(2007)、《學習年代》(2010)中相距的出版時間長不過 3 年,然而《學習年代》的後篇於 4 年後尚未寫出。董說他有嘗試寫,然而寫出的篇章中途便擱下了。而這些篇章,若要放到未來的後篇裡,都要全部再重寫,不能直接引用。這寫作過程中的瓶頸,是以前的作品中不曾經歷的:
董:之前沒有一本書是寫不下去,我計劃好就能寫出來。整本書可能用一年多便寫完,根本上是一寫起就沒有停止。
而今次所面對的難題,相信源於董啟章想為這系列,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
董:因為我想把太多東西放進去,我想處理的東西太多了。又覺得這是最後的部分,之前你總覺得還有後續,所以不用太擔心;若有甚麼不完善的地方,後面還可補充。先出版吧,輕鬆一點。但這部分,無論是多少部,也是最後了。所以便覺得不能馬虎了事——我不是說之前馬虎,但有壓力覺得,要把握得很好才行。所以,一是心理上,一是客觀上,想把太多內容放進去吧。

星期三, 8月 06, 2014

葉詩文──天才?苦功?化學? _ 主場新聞

姚崢嶸

前身是《信報》孔少林之一,起初寫時事評論,後來「被轉型」寫足球。普通人一個,三個孩子之父,既非專業作家,更非運動員。寫體育文章的信念和膽量,來自「食神」的「老竇老母、阿哥細佬、條仔條女,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和孔少林的「我們都是原復生,你也可以孔少林」。

2012-7-31 13:35:36

葉詩文說:
「我的成績來源於勤奮和訓練,不會使用任何禁藥,中國人是清白的。」
John Lloy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orld Swimming Coaches Association:
 "The one thing I will say is that history in our sport will tell you that every time we see something, and I will put quotation marks around this, 'unbelievable', history shows us that it turns out later on there was doping involved.
"That last 100m was reminiscent of some old East German swimmers, for people who have been around a while. It was reminiscent of the 400m individual medley by a young Irish woman in Atlanta. Any time someone has looked like superwoman in the history of our sport they have later been found guilty of doping."

老實講,我都有懷疑。偉大祖國追逐奧運金牌的熱情和力度,實在有前蘇聯和東德的影子,看過這麼多國內運動員的刻苦和犧牲故事,服藥又算甚麼?

葉詩文或者是清白的,但「中國人是清白的」這一句就肯定講大了。

「國情」透明度極低,國人自我反省能力更低。記得「馬家軍」嗎? 起初說馬俊仁有特別方法訓練,又給隊員吃某些蟲提鍊的補藥,結果:
2009年袁偉民自傳《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發表。袁偉民在書中披露:2000年,雪梨奧運會開幕前1個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向各運動員進行藥檢,當中某田徑隊獲奧運參賽資格的7名運動員中,2人尿檢呈陽性、4人血檢超標,共6人證實服用了興奮劑或有強烈的服用禁藥嫌疑。遂即終止其隊伍參賽奧運資格。 有網站報導[2]中,明確寫出這支隊伍就是遼寧田徑隊。其結果是遼寧田徑隊禁賽一年。「馬家軍」突然在奧運會消失。馬俊仁可能指使他人恐嚇離隊隊員。
葉詩文不但奪金兼破世界紀錄,還大幅提升個人最佳時間。噢,最後一段還游得快過男子組冠軍的Lochte呢:

Youtube: 葉詩文最後50米竟快過羅切特 譜寫水中傳奇 金牌專題:葉詩文 (原影片巳被删除)


自閹自宮 _ 盧先亞 _ 主場新聞

盧先亞

現任上市公司主席,以「三無人士」自取--管理經營奉行「好貓論」,信唯材是用親疏不辨,方能廣納賢能「無所不容」;日常工作則錯愛「老莊說」,深知事事關心普天難及溫總理,所以還是鍾愛「無所事事」自生自滅;至於為人處世,只要知道自己底線及別人死穴所在,就篤定能做到「無所畏懼」從心所欲。

2013-11-4 6:00:02

港府為撲港視之火,無所不用其極,鬼祟行徑勝似鼠竊狗偷,對不起,抬舉了,僅「笨賊」矣。不然何來明目竄改公文的荒謬之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網頁上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的介紹,早前遭改動。今年3月份的舊版本首段寫明,港府1998年起開放電視市場,「政府不會就發牌數目訂定上限」(There is no ceiling on the number of licences to be granted),惟在9月的新版本中,這一整段「被消失」。

事件被揭發後,商經局網站隨即補回該段文字。而官台引述蘇局長的回應卻是欲蓋彌彰,他說注意到媒體的關注,故已指示下屬將有關刪文補回,並重申事件不代表政策有任何改變。然後砌詞更新網頁是局方恒常工作,而今次不過是同事在更新時,不想重複訊息,所以才會修改舊有版本喎。

言下之意就是,若然沒有傳媒作梗,早已瞞天過海,且成既定事實。今日給人逮到,最多咪加番佢囉!如此公然弄虛作假的失德行為,再一次出賣了為政者應有的誠信,不知道蘇局長這回又得為自己偷雞不成的糗事哽咽幾多?

事實上這幾年,政府連政策原則都隨時反臉不認,更何況是區區文告。官員謹遵不正上「梁」,妖道惑眾,實惹人生厭。惜民間藝術團體,竟亦爭着逢迎上好,自我審查,將涉及政治敏感,或偽首所謂的「非政治考慮」情節刪去,更叫人痛絕。

說的是香港芭蕾舞團,中聯辦張主任在舞劇《紅樓夢──夢紅樓》首演當晚上台與舞團打招呼後,第二場開演在即,突獲通知要刪減有關文革紅衞兵的情節及錄像,然與舞團合作的德國舞團卻對製作被刪一事全不知情,更稱被刪一幕意義重大。事件曝光即時震驚文化藝術界,且成政治粗暴干預藝術最佳佐證。

末代港督一語成讖

舞團總監先是強調事件只涉技術問題,「純粹藝術決定」;並稱因字幕安排,文革錄像未能配合。但舞團隨後回應時卻不再提及字幕問題,反指錄像過長和過於現代化,擔心本地觀察不適應云云!統一口徑的主席同樣表示,只因現場觀察在首演後反應不理想,表示「唔明」,故在顧及整體表現下作改良和調整。

難道有人看不明白畢加索三尖八角的《哭泣的女人》,就得找畫師潤飾一下(其實我亦睇唔明奴家那副討好主子的扭曲嘴臉,可刪嗎?);又或是默劇也要配上旁白,免得觀眾一頭霧水嗎?無論如何,這些丟人的回應,不但踐踏藝術創作人的心血,更加侮辱了所有觀眾,當然也忽悠了全港市民。

猶記得末代港督彭定康於回歸前一年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寄語:「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一語成讖,現證政商、學術、傳媒以至藝術界的自閹自宮醜態,港人情何以堪?

蘋果日報連結

「尐」字之亂 陳凱文 主場新聞

陳凱文

平凡的網吧東主。吐糟是他的愛好;地痞是他的生活態度。「中華人文主義者協會」會員﹐博客《Jonathan的江湖》作者。

2014-4-12 8:00:00


香港近年來隨著中港矛盾升溫,以及政府落力推行普通話教中文,坊間牽起一股捍衛粵語的思潮。一些人為了證明粵語比普通話「更古雅」,於是開始埋首於歷代韻書典籍之中,考據一些粵語口語的本字。其實粵語口語本來寫法的考據工作,一直有人在做,著作亦不少,可是現時網上有些聲稱「本字」﹑「正字」,經不起學理推敲,有些甚至令人匪而所思。

本文今次所談的字,便是網上時常見到有人用,甚至網絡媒體《熱血時報》也當「正字」用的「尐」字。不少人直接用這個「尐」字,取代坊間常用的粵語替代字「啲」字,問題是這真是「啲」字的「正寫」嘛?「尐」字的實際讀音究竟是甚麼?粵語口語中有無用這個「尐」字的案例?「啲」字的本字其實又是甚麼?這些都是本文將會探討的問題。

「尐字說」乃彭志銘原創?

據調查發現,近年來將「尐」係「啲」字正寫說法的源頭,應該是源自次文化堂出版社社長彭志銘,多年前在 AM730所寫的「正字正確」專欄,後來亦收錄在他的著作《正字正確》之中?不過他在文中的解釋既不清晰、亦有違學理,甚至這是否彭社長的獨創考據,也成疑問。

其實「尐」字是「啲」字「正寫」的說法,最早見於孔仲南在1933年撰寫的《廣東俗語考》〈釋情狀〉一節之中,他在書中的詳解,引用《說文解字》,轉述《說文》的反切,乃至舉出的例子,都跟彭氏在專欄中所寫一樣。


孔仲南《廣東俗語考》有關「尐」字的說法

彭志銘作為出版界翹楚,理應清楚轉述他人研究成果,需列明論點出處吧?當然,報紙專欄短文偶有遺漏,尚可同情地理解,惟彭氏在《正字正確》一書既自稱「作者」,若仍沒在文中加上注腳講明非自創觀點,那便有點說不過去了。

反切原理

當然,論點由彭志銘獨創還是「參考」孔仲南,都不是本文重點。問題的關鍵是,彭社長既然懂得在文中把「尐」字的反切「子列切」寫下來,又怎有可能覺得【子列切】可以切出【dit1】的發音,從而得出「尐」等於「啲」的結論呢?

唯一可以合理解釋的原因,便是彭社長根本不懂反切。

說到這裡,便不得不簡介一下「反切」是甚麼。「反切」是一種古代的漢字注音方法,始建於漢代,常見於歷代韻書典籍當中,方便讀者知道字詞的發音。由於篇幅所限,詳細原理大家可閱讀石見田《解救正讀》入面的「反切初階」章節。簡單來講,「反切」便是當你看到字典標示「 XY 切」, X 字為「反切上字」,取聲母; Y 字為反切下字,取韻母同音調,然後將二者合併,拼出讀音出來。

以彭氏在文中寫到「尐」的反切【子列切】為例,反切上字取聲母(子 > zi > z ),下字取韻母(列 > lit6 > it6),二者合併切出來的音便是 zit6(可參照圖3),彭社長如懂反切,又怎樣切出他所說的【DID (近音) 】出來?

據歷代韻書記載「尐」之反切,分別有【子列切】、【姊結切】或【子悉切】,哪一個都切不出【dit1】音。是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入面利用讀若法,稱「尐」字「讀若輟」,普通話中將「尐」讀 ji 或 jie ,也合乎歷代韻書的反切記載。

三問彭志銘

當然大家也知道,語言是活的,一個字的讀音會隨時代演變,古代反切切出來的音,可能跟現代發音有差別,或者後來大家「有邊讀邊」,約定俗成讀出另一個發音出來。何文匯博士主張的「正音運動」之所以遭人非議,乃是他強調讀音必須獨尊成書近千年的《大宋重修廣韻》。

問題是今次「尐」的發音問題,決非獨尊一書,而是歷代多本字書均無證據,證明「尐」字可讀【dit1】。如果單憑字典中「尐」有「少也」之意,不理歷代反切的標音,然後強說「尐」字乃「啲」的本字,何以服眾?況且,如彭社長認為歷代反切可忽略不理,當初為何又玄幻地要在文中寫下「尐」的反切【子列切】呢?

(題外話﹕當然何文匯更大的問題,並不只是獨尊《廣韻》,而是他愛跟便跟,不想跟便說「集非勝是」,跟或不跟毫無章法。更有甚者,乃何博士有時不只不跟《廣韻》,又不跟民間讀音,自己一錘定音為某些字作一個「正音」出來。由於何文匯正音非本文焦點,故此容後再撰文評之。)

由於彭氏(或其實是孔仲南)在文中標了「尐」的反切,但又強調「尐」發音跟「啲」,故敝生有幾個問題請教彭志銘社長:
  1. 一個【子列切】 (zit6) 的字,究竟為何發音會無故演變成【點宜切】 (di1) 呢?這不只韻母,連聲母也改變了?
  2. 除孔仲南一書外,彭大社長有無其他證明「尐」可以讀【dit1】的記載?
  3. 除「尐」一字之外,粵語有哪隻字同時出現過聲母由精母【z】變成端母【d】的現象?
孔仲南一書既然沒有答案,還請彭大社長賜教了。

「尐」字粵語早有用之

又事實上,「尐」在粵語內其實一直有使用的例子,讀法亦相對接近「尐」其中一個讀音【子悉切】,那便是俗寫成「蚊滋」個「滋」字。據《康熙字典》載《揚子•方言》曰:「蜻,其雌者謂之尐。或作𧉍。」,由於音義相近,我們便有理由可以相信,「蚊滋」的本寫便是「蚊尐」或「蚊𧉍」(从蟲从尐)。

問題又回來了,既然粵語本來便有用「尐」的案例,讀音若【滋】或【即】,請問為何無故又會彈出一個【dit1】音出來?是否有人拿本字書查到個「尐」字,見意思差不多就穿鑿附會呢?答案還是留待各位看倌論斷了。

「啲」的本字是甚麼?

大家或許會問,既然「尐」字不是「啲」的本字,究竟「啲」本字又是甚麼呢?個人的基本看法是,「啲」乃「的」之音轉。「的」字本來就有「射質也。射侯之中」的意思(詳見《康熙字典》),俗語入面亦有「一粒的」之說法。

故此,「啲多」 (dì dúr) 極有可能屬「的多」之音轉。由於「的」乃本字但讀音不同,所以粵語自行再造一個派生字「啲」,加個「口」字以作讀音不同的識別。

又事實上,「一矢中的」個「的」,在普通話發音也是 dì ,同廣府話【di1】同。據《音學五書》所載:「的字在入聲,則當入藥,音都略切。轉去聲,則當入嘯,音都料切。後人誤音爲滴,轉上聲爲底。」相信這便是「的」字音轉成【dit1】由來,亦有可能是漢語「的、底二字混用」的原因。

「的﹑底二字混用」連結﹕

另一說法,則是「啲」字屬客語借詞,本字為「滴」,客家話同法同粵語一樣,發音亦為【dit1】

結語

順帶一提,「啲」一字記載最早見於明末清初廣東彈詞《第八才子書花箋記》:
奴系綠窗紅粉女,日長針指度芳年。婚姻自有高堂在,啲該兒女亂開言?
一個出現超過二百年歷史的「啲」字,無故因為有人說「尐」才是本字,便被某些人當作有問題而不用,這種盲目法古除了製造語言生態混亂之外,對香港整體有何益處?

星期二, 8月 05, 2014

南京大屠殺與國民教育 _ 主場新聞

羊獅虎

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投資有時,投機有時。

2012-7-28 17:01:49

讀張純如有感

前幾晚失眠,隨手執起張純如的 "The Rape of Naking"[1],一口氣讀完。結果更加無眠。
羊氏生於香港、長於香港,自幼就知道中日戰爭,當然不會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書的副題「遭遺忘的二戰大屠殺」,其實是指遭西方世界遺忘。張氏生於美國、長於美國,可以想像她首次見到大屠殺畫面時何等震撼。她發覺,西方有《舒德拉的名單》等歌頌幫助猶太人逃避納粹魔爪的英雄事跡,但南京大屠殺、南京安全區卻為西方人遺忘,甚至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殺。她感到義憤。

南京安全區佔地不足4平方公里,卻收容了數以十萬計難民。安全區由一小群外國人搞起來,他們約廿多卅人,原意是預備國軍潰敗逃逸、造成混亂之際保護中國人。萬料不到,後來作惡的竟是他們以為是文明之師的日軍。這群外國人中,最著名的應是拉貝(John Rabe),當時他是西門子(Siemens)派註中國代表,同時是納粹黨南京小組負責人。

張純如筆下,納粹標致非常有用:每當拉貝向日軍出示、舉起他的納粹臂章,日軍都退避三舍。拉貝甚至在安全區張開巨型納粹旗幟,希望日本空軍不會向安全區掉炸彈。不過,拉貝能阻止的暴行其實不多。38年初,安全區被迫解散。拉貝攜同幾個載有日軍暴行的電影拷貝回柏林,四處演講,並寫信給元首希特拉,希望他介入。他得到的回應來自蓋世太保:拉貝被捕,釋放後他再沒提南京的事。

拉貝的不幸才剛開始。德國戰敗,拉貝身為納粹黨員,遭受曠日持久的政治審查。還好他是在英軍佔領區:據說蘇聯佔領區的納粹黨員遭遇不是太好,而拉貝「只是」生活非常困苦。有說,後來英軍得悉他在南京的義舉,終於放過他。

稍微令人心頭溫暖的,是張純如記載,和平後南京人民知道拉貝的苦況,發起籌款運動,購買日常必需品寄給拉貝,每月一次,直至國民政府撤離南京。拉貝50年因病去世,其事跡亦漸為人淡忘,直至張純如千辛萬苦找到他的後人,把他的日記發掘出來。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亦是安全區委員會成員成員,來自美國,看她的名字應也是德裔。也許見的得太多超乎常人能承受的暴力,魏不多久就精神崩潰,不能不回國,後來自殺身亡[2]。

更諷刺的,是張純如後來也走上自殺之路。

張純如應會很重視書的第三部份,主題為「再次強暴」("a second rape"),探討戰後日本如何掩飾戰時罪行。我想,戰後初期日本當權者對天皇的戰爭責任,心知肚明。出於忠誠,大家都絕口不提,甚至有像松井石根,在軍事法庭絕口不提皇叔朝香宮鳩彥的在南京大屠殺的角色,一人承擔罪孽。但其實攻入南京的日軍指揮官是朝香宮,不是松井[3]。也許美國想盡快建立太平洋邊的反共堡壘,故容許日本保存天皇體制(但要求天皇否定自已的神性),甚至後來不少甲級戰犯能重回政壇,成為統治階層[4]。這跟德國很不同:希德拉既已自盡,所有罪行都可由他背上;但日本天皇還在。當權者(不少曾參戰)著力掩飾,後代無法知曉「歷史錯誤」。結果右派橫行,除了「專皇」,就是否認二戰罪行。南京大屠殺從沒發生過,是捏造的[5]。

先別罵日本、美國,最強大的敵人就在身邊。特區政府強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把中國現政權說成是「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中國自1953年至1978達每年GDP增長達6.5%」。這些要不就是隱惡揚善、要不就是不乎事實的說法,跟日本人掩飾南京大屠殺又有何分別?土改在那裡?三面紅旗在那裡?文革在那裡?六四在那裡?要小學生互相批評對方唱國歌是否唱得「好」,只會陪養成互不信任、矯揉造作的群體[6]。

恨日本人?大可不必,他們也是受害者。想想我們下一代對近代中國的認識,就如日本新一代對侵略亞洲歷史的認識,心冷了。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惰落,就從洗腦教育開始。
我從心底裡詛咒那些推行洗腦式國民教育者及一眾在旁納喊叫囂之幫兇。

附註:

[1] Chang, Iris, 1998.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nguin.

[2] 南京安全委員會的英雄當然不只拉貝與魏特琳,例如還有教士George Fitch、外科醫生Robert Wilson等。要知更多請參閱張純如這本書,或自行Google "Nanking Safety Zone"。

[3] 也許提也沒用,蓋麥克阿瑟將軍答應了不追究皇族的戰爭責任。後來,松井石根被判絞刑,而朝香宮鳩彥多活了很多年,並得善終。

[4] 例如,後來岸信介成為首相。

[5] 例如,拍攝日軍進註南京部隊紀錄片的松岡環、在電影《拉貝日記》("John Rabe")飾演朝香宮鳩彥的演員香川照之,都曾遭日本右翼分子騷擾。

[6] 難忘家父兩段說話。多年前一同觀看 Michael Moore 的《華氏911》,有美國總統布殊911事件後呼籲愛國的演說。看畢,家父嘆:「呢啲呃 _ 人嘅嘢,我哋細個聽好多!」(「這些騙人的說法,小時候就聽很多了!」)。另一次,家父提到來港前一件往事:小學畢業後,家父沒升學,出來工作。一天,他與一位還在學的同窗摯友把在學時期的書本都拿都山上,大嘆「我們都受騙了」,然後一把火把書燒掉。時為50年代末,正值三面紅旗,可想而知當時的「國民教育」是怎樣。到大躍進引發大飢荒時,家父以渡海泳逃到香港。

淺批陳雲的《香港城邦論》 _ 徐少驊 _ 主場新聞

徐少驊

網名老徐,早年從事媒體工作,記者、編輯、出版人、專欄作家、電台主持、書籍作者。於2003年始從商,專營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系统及方案業務,繼續關心社會時事,不時在網絡月旦時人時事,其博客名命為「一名儒商的百寶箱」,是為自我之定位,即一名關心社會及文化之小商人。

2013-6-8 13:34:44

陳雲在Facebook指斥香港人不應拿「李旺陽冤做文章,用語尖刻,成功地激起網絡熱議。讀過他的《香港城邦論》的人,自會曉得,陳雲是江澤民「河水井水互不侵犯」的擁護者,他在《香港城邦論》這樣寫:

「保障香港城邦自治地位的《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之間的盟約,保障香港一國兩制地位的《基本法》及『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口頭守則,則可視為港人與中共的盟約。中央與地方權力以盟約來界定,這實在是中華憲政之萌芽。」

陳雲甚至認為,中國一旦落實民主政制,對香港來說也不一定是好事,因為到時民主了的中國有可能施行「法西斯主義」,香港這個「城邦」所獨有之「自治」及因此而保有的「自由」、「公平」、「公正」、「人權」、「法治」,俱可能受到侵害。據此,他認為香港人應任由中國衰敗下去,別要在中國的事務上置喙。

先來說說陳雲認為香港人與中共訂立了「互不干涉」的「盟約」,香港人何時與中共訂立了這樣的「盟約」?又何時在《基本法》以外,中央領導人的口頭申令竟然也隨時具管治香港的憲法地位?!如何落實這個「河水井水」盟約?具體內容是什麼?根據政治ABC,當然是立法了,否則香港市民如何遵守這個所謂的「盟約」呢?按此推論,陳雲是不應該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不過陳雲之「盟約論」還有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如何規範「河水」不犯「井水」呢?這一點,陳雲洋洋灑灑十數萬字的政治分析就是沒有解說。於是,我們只得推論,陳教授就是叫我們別要在中國內地的事務上置喙,以換取中國政府放手讓香港人「自治」,一切都是出於所謂的「善意」(Good Will)。

《香港城邦論》主張香港要「自保」,我們要保住的究竟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就是就連唐英年也哴哴上口的香港的「核心價值」?!那麼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陳雲說是「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價值,在制度上不就是與普世價值接軌的「言論自由」、「人權」、「法治」、「三權分立」、「傳媒監察」等等,而要確保上述狀態得以延續,就得引入香港人和中國同胞正在努力爭取的「民主」政制。《香港城邦論》的邏輯大謬之處,就是叫香港人抑制自己的「言論自由」,支持江澤民的「河水井水互不侵犯論」,換言之,香港人要保住「自治」,首先要放下「六四包袱」之餘,還要放低香港人即使回歸後就連董建華和曾蔭權也不敢觸碰的「言論自由」,陳教授比董和曾厲害,叫香港人「收聲」?!好了,退一萬步說吧!香港人不去「犯」中共了,真的能換取「自治」嗎?!一個極權政府會給一個早已被視作「反共基地 」的香港自治權嗎?誰才天真呢?!

這是我對極權政府的理解,它不會因為人民的噤聲而放鬆鎮壓,這只會壯大他的氣燄和作惡的膽量,香港之所以得到現今所擁有的自由度,不是因為香港人的「噤聲」和「合作」,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對強權不屈服、不合作的傳統精神,加上《中英聯合聲明》對中共的制約之下,香港成了一個對中共「反人道」事件有效的「輿論救濟」基地,香港人還能偏安一隅,眼巴巴看著別人逞兇?香港自保,這是什麼的歪理?

陳雲的「香港城邦」理論是危險的,因為若我們接受這種「獨善其身」只從中央得到自治好處的政治取態,那我們跟極權者只能算是一丘之貉,成了「盤剝」中國老百姓的同謀者,這樣的價值系統是否真的值得大家抱持呢?事實上,種種跡象已顯示,中國政府對香港「自治」的侵犯正在加速,這是極權政府之本質,不會因為人民的順服而改變。香港是令世界留意中國反人道事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地方,只有香港人繼續辦好這個角色,中國才會有所顅忌,而中央政府才會有「誘因」啟動有限度的政治改革。

作為一名生意人,老徐認為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是一盤必賠的生意,做唔過呀!

再說「李旺陽冤案」,這不是所謂的「大是大非」的問題,而是測試一個人的「良知底線」,若你仍然能夠接受這是一個「政治現實」,若你仍然能夠為施害者用各種的「政治區間論」來呼籲市民要「冷靜」。對不起!我認為你已經跌破人類的「良知底線」。

The Eurasian Perspective of the White Paper on Hong Kong Evan Fowler 方禮倫 主場新聞

Evan Fowler 方禮倫

不屬單一種族、國籍,土生土長香港人。

2014-6-11 20:12:50

As I ate lunch today with a friend at House News, discussing our reaction to Beijing's release yesterday of a White Paper on Hong Kong, I received two message from another concerned friend.

The first message expressed shock, though not from what was written. Beijing has issued several prior declarations implying the nature and parameters of the relationship it has with Hong Kong. It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ironically, colonial in nature — the focus on economic freedoms and development; the absence of any perceived right for political freedom; the denial not only of a people's right to genuine self-government, but a denial in principle that people may even constitute a source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t all. The social contract has not so much been violated as denied (and exactly how this squares with the supposed legitimacy of "communist" authority is a question we should be asking). Authority in Hong Kong, Beijing makes clear, is based upon brute force, and rests with a coterie of men 2000 km away, unelected and un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of this city. Let us be under no illusions.

The shock, of which I share, is that Beijing would be so blatant. It is, as my friend noted, "callous and hurtful", though I believe my reply that it was "bullying and autocratic" was closer to the truth. Let us be clear, this is not a White Paper at all. By definition a White Paper is not a statement of policy, but, to quote Doerr, "a tool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 statement released by Xinhua yesterday is not meant to clarify or persuade. Neither is it meant to engag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n exercising their rights. It is a declaration.

The White Paper makes no attempt to address even the most obvious counter claims, for example, that as an equal signatory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upon which the Basic Law was drafted in accordance, Britain may in fact have a right to challenge Beijing's interpretation. My point is not that Britain does have this right, but only that it is conceivable and that any attempt to clarify would address this. Sadly the British consulate, in standing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response has showed no desire to stand up for the 6 million people it handed back to China in 1997. The challenge, both intellectual and in action, remains firmly tha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 a challenge the people are meeting in the current protests on the streets to the statement a few hours ago from the Bar Association confirming our right to legal independence.

So far all I've written should be a pretty straight forward perspective. It was my friend's second message that caught my interest. He wrote:
With you and me I feel there is an additional layer of pain, perhaps... that we are not truly considered to be part of Hong Kong as we are not Chinese. It was never said outright, but in their phrasing they exclude us.
My friend is Hong Kong born and raised. He is Eurasian. Like me, should we be forced to leave this city it would be as refugees. He lives as a local, knows this community as his own and is as comfortable in Cantonese slang as he is in English. But, and this is important, does Beijing consider him when they appeal to our city being "Chinese"?

It is easy to read the White Paper as referring not to being racially Chinese but as a Chinese national, in which case Eurasians and other so-called racially "Non-Chinese" still apply. But having received my friend's message and returned to the document I found myself reading it from a fresh perspective. An already dictatorial document that weaves its thin thread of legitimacy from "Chinese Unity" now seems to lose all notion of support.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whether any of the authors of this document were, as my Eurasian friend was recently referred to in Shanghai, one of China's "foreign looking people". I very much doubt it. The document is not only indicative of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Beijing demands of Hong Kong, but also of the implied position of those who are clearly not part of this central national narrative that they are constructing. If Hong Kong people feel denied their rights as both Chinese and Hong Kong citizens by Beijing, then what of the status of those non-Chinese minorities that are as much a part of this city and its commun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debate as it stands these people are being left on the sidelines.

What makes this situation sad is that people like my friend and I do feel an additional layer of pain, not because we are not Chinese but because, in many ways, we are. Much of our families are Chinese. We have relations who are embraced by this narrative whilst we are not. Unlike a foreigner taking citizenship we have not given ourselves to this city and it's people, but rather have known no other home. If Hong Kong people are being forced to give up their home for an unrepresentative, unaccountable and distant concept of nation, do remember that for some there isn't even a national narrative in which they may be plac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White Paper seems to make even less sense.

星期一, 8月 04, 2014

往事並不如煙 _ 主場新聞

HouseViews

由主場新聞創辦人劉細良撰寫的主場觀點

2012-7-29 12:36:03

封建王朝的國民教育是「家天下、朕即天下」,國家屬於皇帝。1949年後,朕天下改了名,「朕」字換作了「黨」字,變成黨天下。

因此所謂愛國,就是愛黨,因為國家是黨的。1957年,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表了「黨天下」一文,批評共產黨將自己等同國家,引起毛澤東大怒,揭開了反右序幕,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迫害,他在文革時受殘酷迫害,1966年被失蹤,是少數至今頂著右派帽子的知識分子。儲安平事蹟,可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一書。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臚擲處血斑斑」,這段國民教育歷史,不是叫老師、學生太沉重嗎?黨史、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黨政合一,你說在香港課堂內教的應怎教,學的又應怎樣學。這不是隨便唸一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便完事!
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 儲安平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主席姜玉堆,昨日指反對國民教育的港人應率先被「洗腦」,相關報道見蘋果日報明報

練乙錚:未佔中,先佔教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9-30 10:53:20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早前就基督教教義下應否佔領中環,與反對佔中的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筆戰。練乙錚今日再就在信報談及基督教歷史,追塑16世紀的法國宗教改革家提出的加爾文主義,已萌生促進社會公義的源頭,但香港基督信仰傳統卻比較缺乏社會參與這一項。

為說明「公義」是基督教重要要內涵,練舉了加爾文主義作例。加爾文主義產生了長老會,美國長老會宣道四優先之一,正包括公義這一項:「公義與仁愛 ── 神要求我們直面生活中的一切不義,刻意服務窮苦、受壓、受不公待遇的人群,甘冒個人與集體風險亦在所不惜。」

20世紀之後,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基督徒當中,出現了以促進社會公義為重要目的之運動與思潮,如進步基督信仰運動、解放神學等,信基督,不只讀《聖經》,也包括直接介入社會、政治,與不公義抗爭。相較之下,香港基督信仰傳統比較缺乏社會參與這一項;練估計,這可能是港英殖民管治的慣性延續。

乘佔中之勢,今天越來越多年輕基督徒正積極介入社會政治,最近出現的「佔中」運動,正好成了這些年輕人「佔教」的切入點,練形容,「佔中」運動遠未開始,「佔教」正在發生。

早前練乙錚在《信報》撰文指基督教義不排斥公民抗命,經常為建制勢力發聲的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撰文回應指問題不在基督教贊成與否,而是在甚麼情況下才可違法以達義。吳宗文表示,現今香港相較其他地方仍是一片樂土,不須著急進行公民抗命爭取政治權利,理應先坐下溝通,在現有條件下爭取最好的。

基督徒 , 反抗吧! 歐陽文風 主場新聞

歐陽文風

牧師、神學博士

2014-7-12 13:20:22

香港聖公會主教鄺保羅為霸權塗粉抹脂,甚至不惜利用聖經,奉主之名 合理化霸權行徑, 欺壓弱勢,是非不分,在基督教界根本不是新聞;問題是許多基督徒對這種詬病現像自我反省不夠,批判不足,結果一代過去一代又來,不良現像不斷重現,不同的恐怕僅僅是課題。

過去西方教會以聖經合理化奴隸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牧師大量引用經文教訓奴隸順服奴隸主, 與今日鄺主教要我們學習耶穌的沉默無異。雖然一些基督徒主張廢奴,但這群在當時前衛開放的基督徒,因此成為傳統與主流教會咒詛的對像 。浸信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公開承認過去以聖經合理化並支持奴隸制,種族分離政策與反對異族通婚是錯誤的並為此道歉。可惜的是,由於信仰與神學反省不足,許多事往往在某價值觀成為社會大勢之所趨後才改變立場,結果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反對課題,但犯的都是同一類型的錯誤,如今反同性戀與反同性婚姻,就是一例!

鄺保羅主教的問題從來就不是僅屬於個人的問題,無怪乎當社會抨擊他的言論時,竟然有人為他辯護說當日「不是一個完全公開的場合」,鄺保羅是在向教內人講解聖經。這種言論令人噴飯! 如果鄺保羅主教譏諷七一遊行者腦袋不懂分析,我覺得這種說簡直就是腦殘! 不是完全公開的場合就可隨便說話?這完全就像政客一般私下公開是兩回事,公開的言論往往不是空話白話就是謊話,絕對地表裡不一! 主教與政客無異。

身為一名基督徒與牧師,我必須說,我為教內這種極其腐敗不堪入目的現像感到極端羞恥與難過!

許多基督徒, 尤其是主流教會的領袖,不甘寂寞,羡慕權力,為了親近權貴,不惜向中心靠攏,甚至不惜吮癰舐痔,異常卑劣,彷彿為權貴服務,完全喪失基本的批判精神!

我常說,信耶穌不是為了上天堂,否則基督徒不過是一群等死的人;因為只有死後才可能上天堂。基督徒是要把天堂帶到人間,讓上帝愛與公義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今日許多基督徒,包括主教,恰恰相反,許多竟是霸權吹手,直接間接製禍害,把人間變地獄! 教會亦不應自誇教會有多大會友有多少教堂有多堂皇,聖經說得太清楚太直接了: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彌迦書六章七與八節)
在霸權面前是沒有中立可言的,在愚蠢面前的靜默其實就是認可,今天的基督徒,我們不只要反抗政治上的霸權,還要學習叛逆教會內反智愚蠢的文化! 我們必須站出來以最明確不過的言論對鄺保羅說:主教,你大錯特錯! 我們必須以實際行動, 拒絕讓宗教領袖把我們當弱智一族,以為他們可以輕易玩弄基督徒的敬虔,以最沒理由與腦殘的說詞合理化自己無理錯誤的言論!

今時今日,豈止佔中?簡直必須「佔教會」!

星期日, 8月 03, 2014

梁啟智:誤國誤民的國民教育科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2-7-20 15:47:19

梁啟智認為國民教育課程主事者目光淺窄,課程內容高舉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卻沒有好好處理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之間的關係,致使族裔矛盾激化。

政府建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中小學必修科,不少輿論將之批為「愛國洗腦科」;筆者細閱課程指引諮詢文件後,發現這科目的內容連「洗腦」都不如,許多重要理念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以此藍本來辦國民教育,結果只會誤國誤民。



要辦國民教育,對「國家」和「公民」在理念上要有深入的掌握;這兩個概念在學術界有相當深入的討論,然而課程的主事者卻似乎只以想當然的角度來處理,而對基礎理念的輕率態度在處理少數族裔的問題上最能突顯。課程文件聲稱不論學生的族裔及文化背景都應該學習此科,更稱可藉此科「避免族裔及文化背景差異而引起的衝突與誤會」(頁64),然而在其他的章節卻不難發現,文件本身就製造了很多族裔及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誤會。

例如文件提議「從家庭開始,認識主要家族成員關係及家族歷史,並了解祖籍和家鄉所在」,從而「培養對於鄉土的珍惜之情和歸屬感」(頁28),對於南亞裔的學生就完全不適用。再進一步想,此學習內容其實假定了祖籍和歸屬感之間的必然關係,說白了就是叫學生看扁與中國內地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來移民;以血緣論來推動國民教論,只顯示了課程主事者對「國」和「民」同樣無知。

製造族裔文化衝突

文件又多次強調「仁愛、孝道、誠信、儉樸等美德」是「中華文化的精髓」(頁121),卻似乎沒有想過少數族裔的學生會如何理解此一說法。首先,中華文化本身充滿內部差異,列舉的美德是否中華文化的普遍價值,還是編寫史書學說的人想像出來的自我慰藉,學界已有許多質疑;再者,難道南亞裔的同學就不懂得說這些美德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也相當普遍,進而投訴中華文化把這些美德據為己有?最後,近年來中國社會亂象叢生,地溝油、毒奶粉、染色饅頭無日無之,我們還要教師強迫少數族裔學生一起歌頌「誠信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這到底是要促進文化融和還是挑撥族裔矛盾?

說到底,課程主事者目光淺窄,課程內容高舉國民身分認同的時候,卻沒有好好處理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之間的關係,才會出現上述的各種謬誤。課程一方面要學生「從認識當今世界面對的共同問題,孕育國際宏觀視野及人道主義精神」(頁122),卻又要求「認同世界公民身分的同時,亦能從國家國情的角度理解世界議題,作出理性判斷」(頁125),可見課程主事者也不敢把普世價值放得高於國族認同;這做法雖然可以討好某些保守勢力,但落在放眼晉身全球城市的香港社會,卻使得整份文件無法自圓其說。在一個世界級的大都會把「國」和「民」看得如此狹窄,被犧牲的不止於身處這城市的少數族裔,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

為了在課堂當中深入淺出,課程設計時難免要把某些複雜的概念簡化;然而國民教育科對「國」和「民」的粗疏理解,就有如在常識科逼學生接受「太陽圍繞地球公轉」一樣,並不是要把複雜的概念簡化,而是把早就被證明錯誤的想法灌輸給我們的下一代。

多年來在中小學默默耕耘春風化雨的教育工作者,怎麼到了此一關鍵時刻還不起來反抗?

原文刊於《明報》

練乙錚:港府若能把關限陸客 「蝗蟲論」會消失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0-15 10:45:57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於《信報》撰文「深切反省.論蝗.陰陽失調妨礙經濟轉型」,其中一部份談到近日在網絡上引起激烈罵戰的「歧視新移民」問題。練乙錚認為,港人對大陸人觀感負面,「主要是專權的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其次就是一個未負好把關責任的特區政府」;他估計,香港取得審批權、政府適當限制陸客來港之時,「蝗蟲論」就會消失。練乙錚又在文末質疑,為何中央不願意讓香港取得單程證審批權。

練乙錚指,單程證新移民及自由行遊客,由於不經港府審批,猶如「不請自來」的客人,
如果「客人」不請自來,來了又不懂得尊重一般常人的規矩,在你家出入自如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又或者如果孩子是某方強迫你領養的,來了你家裏住,卻對你頤指氣使,甚或來一個鵲巢鳩佔;那麽,你的感覺會怎麽樣?
由於沒有對「單程證」的審批權,港人無法事先按香港自身利益訂出的原則篩選來者,更不知道來者當中,有多少是負有特殊任務的「非黨員」(每天一個半個無所謂,多了就危險)。
而「優材計劃」、「投資移民計劃」等其他途徑,亦因相關法規不是由普選議員訂立,不能代表廣泛民意,而不獲港人信任及歡迎。練乙錚比喻指,香港就如一個國家公園,要保護其生態,就必須「限制如『自由行』等對港不無好處但同時帶有嚴重損耗性的某類人入境活動」。
筆者敢打賭,哪一天港人真正有了「單程證」的完整審批權、政府也負起保護全港社會生態的責任而適當限制陸客來港,那一天「蝗蟲論」就開始消失;循此道、經港人審批然後進來的「單程證」大陸人將和本地人和洽相處,小摩擦也不會變大問題。愛屋及烏,循其他合法途徑依限制進來的陸客,港人也會以禮相待。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要反問:不讓港人審批「單程證」,共產黨怕什麽?

給鄺保羅:基督精神 帶我走上街頭 學民思潮 主場新聞

學民思潮

學民思潮(Scholarism)是由九十後學生組成的民間團體,主張以社會行動在街頭介入政府施政,堅信著「立於街頭,走進人群」,除了監察洗腦教育會否捲土重來,我們更會關注政制發展、教育和青年政策,「學民」的意思是學生不單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亦是社會公民,因此我們深信:學生絕對有權力影響政府施政。

2014-7-10 11:18:42

【文:黃之鋒】

小時候有讀寫障礙、記憶力差,跟不上同學,背一首〈再別康橋〉,人家花兩小時,我花八小時,也只得五十幾分。爸媽都是愛書人,媽媽從小陪我背默書,讓我明白「看書得到的東西是自己的,你能帶它一輩子。一本書有一點可改變你的思想,就很好了。」中二時燃起了政治熱情,一口氣讀了二十多本書,讀馬嶽、練乙錚、陳雲,不同立場都讀。從那之後,我的讀寫能力大有進步,成績也趕至中上。

教會是我另一個家。還在母親的肚裡,我就參加了教會聚會,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爸爸在客廳存放釋經宗教相關的書籍多達數千本,我是在這樣的基督教家庭長大。

從六、七歲起,爸爸就帶我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不是套房的小隔間房間)和社區的商鋪。他告訴我要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他們一生未聞福音,生活孤獨和困苦,做為基督徒,不可以坐視不理,而只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非常關注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因此常講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給我聽,更教導我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事情一定是如此嗎?

還記得爸爸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看得眼泛淚光。片中講述中國家庭教會從文革至今數十年來的變遷,信徒雖以億計急速增長,卻經常被共產黨打壓批鬥。他們愈被打壓,意志就愈堅定,繼續對抗中共霸權。

深刻的童年回憶不禁令我心存兩個疑問,為何我的生活如此充足,但不少港人的生活十分艱難?為何我在香港可以享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但中國就不可以?我不禁在心中怒吼:「一定是如此嗎?」

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很容易將基督教變成「第二手信仰」,我也曾有類似經歷。我從小上教會,也熟讀聖經故事,但小六到中一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我也曾困惑,不明白為何要上教會?除了認識上帝的愛,我還可以學到什麼?聽聖經故事對生活有什麼實際用處和影響?小學時,教會跟我們講完聖經故事,就不再多做解釋。

但中學時,教會的課程讓我終於可以和牧師、主講人談,分享疑問與難處,他們會耐心跟我解釋。我才慢慢明白,做為基督徒,不只是去感受耶穌如何愛我,也要去找到自己的使命,對世間做出貢獻。除了讀經、上教會、祈禱外,還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好比在學校,不僅要當好基督徒也要當好學生,就算成績沒有很好,也願意去努力。

我的策劃、組織、交際能力都是從教會生活中培養。社運時發傳單、搞活動、四處宣傳,跟我在教會做的分別不大,得心應手。父母把我當做二、三十歲,給我很多自由,讓我選擇我想選擇的事物。

後來中三起參加遊行集會,在教會裡知道有持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弟兄姊妹在議論我參與遊行的行為。有支持的人就有不滿意的人,這十分合理。一個圈子裡總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你不同,我也處之泰然。

只因我將週六由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就算考試、有遊行集會也照樣參加崇拜小組,把每個週六毫無保留交給上帝。誰叫我參與社會運動的觸發點是信仰,沒有信仰,我絕不會參與社會運動;沒有信仰,我根本不會意識到我們應該尋回個人根本的價值,肯定每個人也是平等,也是上帝所愛,也應該受平等待遇。

做事要考慮的只有該不該做

我父母總教我們,做人要有使命感,不需畏首畏尾,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是無愧。危險無所不在,既然找到自己的路,覺得是好的、對的事,就做吧。將來,你不會猜得到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做一件事,不是先去考慮後果或最終結果,而是那件事應不應該做。

即使我很渺小,我依然可以用自己的一分力,為香港爭取更美好的前景。雖不敢保證一次遊行之後,事情馬上就改變——那是不可能的。但任何改變,都是從一小撮人發起,將來的結果沒人知道,最重要的是更多人有這抱負,更多人勇於走出來,自然會有改變。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page 及台灣《親子天下雜誌

星期六, 8月 02, 2014

普京式洗腦 _ 主場新聞

凱柏特

2012-7-30 18:10:14

好多人問,搞下軍事夏令營,高歌我愛祖國,咁就可以洗腦?無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一套紀錄片《普京之吻》。由俄國總統普京親自示範,點樣洗腦最有效。

普京一直積極為政權尋找長生不死之法。2005年,俄國用公帑成立愛國青年團NASHI。NASHI主要搞的就是軍事式夏令營,每年結集上萬名中學生年輕人,用軍事方式操練。NASHI會在夏令營成員中選拔精英,紀錄片中主角瑪莎就是其中之一。樣子甜美的她成為人見人愛的少年領袖。瑪莎不但晉身NASHI發言人,更得到普京親自接見,給予「神性」一吻。瑪莎自此成為NASHI青少年夢寐以求的模範生。

NASHI表面上宣揚「民主,反霸權」,實際上為普京大搞個人崇拜,讚揚普京帶領國家復興,又宣揚民族主義。NASHI少年團由小學吸納成員表面上做義工,探訪老人。隨著少年NASHI成長,他們被要求參加一年一度的愛國活動。在NASHI領袖帶領下,高叫愛國口號,反西方霸權,辱罵異見人士是國家敵人,火燒他們的著作。遊行高潮是踐踏異見人士的肖像,燥動的青少年會把憤怒發泄發得一乾二淨才會如潮水般散去。

此外,NASHI亦會是國會選舉等關鍵時刻,預先申請莫斯科的主要廣場集會。集會時間通常長達一天,往往的令反對派苦無機會發聲。有時NASHI仲會聘請一班無業遊民集會,以免費麥當勞召待。此情此景,香港人相信都覺得耳熟能詳。

瑪莎因為擔任青年團領袖的關係,順利入讀了頂尖大學讀新聞系。成為明日之星的瑪莎在畢業後加入親政府電視台,有自己的電視節目。事業得意,有車有樓,爬上白金升降機。但新聞記者的工作為她開打一扇門,她因而接觸到一班開放、反普京的記者。雖然政見不合,瑪莎和這班年輕人混熟了。其中一名朋友懷疑被NASHI成員當街被打至殘廢,兇手逃之夭夭,警方視之不見。瑪莎慢慢可憐他們。越可憐他們,就越遭到NASHI同輩杯葛。

在高牆和雞蛋兩邊,瑪莎在良心驅使下,選了站在雞蛋一方,自此由模範生成了「叛徒」。瑪莎回望自己從前的想法也感得害怕,也很驚訝自己被「洗腦」得咁徹底。洗腦原來不需要什麼技巧,來來去去都是搞下軍事營、交流團,就係咁簡單。

國民教育步步進逼,家長對「洗腦」的威脅擔驚受怕。其實洗腦威脅早己燒到埋身。

《普京之吻》預告片























練乙錚:新移民將成泛民與建制的最關鍵博奕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0-17 13:05:23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在《信報》撰文「從『新香港人』的『新』字談起」,評論《人民日報》日前提出的「新香港人」論。練乙錚指出,新移民絕對有可能成為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群體,認為「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練乙錚認為將《人民日報》所謂的「新香港人」理解為「新移民」的人「想法太簡單」,指要建構「新香港人」群體,重點不在大舉移民,而是要首先改變香港的體制;《人民日報》所指的並不是以港人為主體、自然進化的「新『香港人』」,而是改變香港體制後,人口結構徹底更換的「『新香港』人」。
輸入「新」血稀釋港人改變「香港人」不容易,改變香港的體制、政治路向和政經當權者的身份,卻比較容易,而事實上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着。「新中國」之下,焉能沒有「新香港」?此尤其在九七之後!到這個改了頭換了面的「新香港」亮麗登場之際,裏面的人也將因港人生育率低、自動移民及「單程證」替補而徹底更換了;剩下的,就是「『新香港』人」。
練乙錚認為,《人民日報》提倡「新香港人」中的「新」字,較接近殖民帝國命名新領地時用的「新」字(新西蘭、紐約(New York)、新英倫)、或暴力革命政權剷除舊社會意識而硬搞的「新」字(清朝將武力佔得的土地稱作「新疆」、49年後「新中國」、蘇俄的「新蘇維埃人」),具殖民與全盤否定過去的色彩。

練乙錚表示,自己的一貫立場是肯定新移民對香港的貢獻,但不認同中共利用新移民「內外包抄『佔港』」的政治目的;練在文末總結指,新移民也有潛質成為「新『香港人』」而非「『新香港』人」,泛民與當權者將會為此角力。
借鑑歷史,筆者更認為,新移民完全有可能成為最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群體,成為守護香港主體利益的中堅。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練乙錚前日亦有撰文論及新移民問題。練乙錚認為,港人對大陸人觀感負面,「主要是專權的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其次就是一個未負好把關責任的特區政府」;他估計,香港取得審批權、政府適當限制陸客來港之時,「蝗蟲論」就會消失。練乙錚又在文末質疑,為何中央不願意讓香港取得單程證審批權。

從 1984 到 2014 AY 主場新聞

AY

Adorable Yuppie

2014-7-7 12:07:10

記得年初時看過一段新聞,標題是「閱讀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泰國示威者被警員拉走」(“Protesting Thai reader of Orwell's 1984 dragged off by police in Bangkok”),事情發在今年一月,在泰國反政府示威中,有便衣警員在人群中帶走了八名示威者,其中一位被拖走時,正手持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在閱讀。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 》) 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這書我中學時期第一次看,這麼多年來,偶爾也會重讀。最近又再重讀這書,不能不驚嘆歐威爾的先見之明,書中談到的,在今日 2014 年似乎逐漸成真,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然後心也寒了。

《一九八四》出版於 1949 年。書中描述一個假想的未來極權主義國家 Oceania,主角溫斯頓便是在國家的「真理部」負責篡改歷史工作,在這國家內一切形式的紀錄,包括文字、影像、書、雜誌、藝術品等等,必須經「真理部」審查。國家黨的口號是「誰能控制過去,便能掌控未來。誰能控制現在,便能決定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像坐時光機吧,若能回到過去,便可把歷史改寫。但若歷史真的可能改寫,是一件非常恐佈的事,試想想中國共產黨把一切也控制,歷史也改寫。有誰會知道在 1949 年後的中國,曾經有過大飢荒、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等。

說回 Oceania 國,除了「真理部」,這裡有不同的部門,分工合作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 The Ministry of Truth, which concerned itself with news,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and the fine arts. The Ministry of Peace, which concerned itself with war. The Ministry of Love, which maintained law and order. And the Ministry of Plenty,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economic affairs. //

「戰爭就是和平、自由變成奴隸、無知就是力量 」,Oceania 的領導人 Big Brother 是無時無刻在監察民眾的一言一行,確保他們在掌控之內。小說開首的第一句是這樣:

// It was a bright cold day in April, and the clocks were striking thirteen. //

「這是在四月份寒冷而明亮的一天,時鐘差不多搭正十三了」,用字是明亮 (bright),但從開首這句,便知道 Oceania 是個怎樣的國家,這裡是有十三點的,像一個發生在光天化日的恐佈故事。

「諗吓都唔得呀!」這句話,我們常掛在口邊。而在 Oceania 國內,真的是 「諗吓都唔得」。這裡有一種罪叫思想罪 (Thoughtcrime),沒有任何形式的罪行不會被抓住,思想也不行。凡是破壞國家和諧、危害 Big Brother 政治的思想都不容許。一旦犯罪,思想警察 (Though Police) 會在半夜時,當你仍在夢中時來拘捕你,防不勝防。




歐威爾寫這書時,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後來更證實患上肺癆,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肺癆是沒有藥醫。我懷疑他病至「溫溫燉燉」,精神離開肉體,坐上了時光機,來到了 2014 年,目睹過正在發生的種種,回到他那個年代,寫下這書。由於天機不能洩露,所以不能把書名為《二零一四》,於是改作 《一九八四》。

歐威爾於1950 年在 《一九八四年》出版後一年,因肺癆導致大量內出血而去世,臨終前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訪問,對後世作出最後的警告。


// Something like “1984” could actually happen, this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 going in present time. In our world, there will be no motions, except fears … there will be no loyalty expect loyalty to the party, but always there will be intoxication of the power. Always at every moment, there will be thrill of victory, the sensation on trampling on enemy who is helpless. If you want a picture of the future, imagine a boot stamping on a human face…//

在未來的世界,將會甚麼也沒有只剩恐懼。
沒有忠誠,只有對黨的忠誠。
對那些手無串鐵的人的踐踏。

看到這裡,我倒抽了第二口涼氣。「老大正在看著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星期五, 8月 01, 2014

另一個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理由 讀者投稿 主場新聞

讀者投稿

2014-7-20 2:45:39

【文:執嘢】

想說很久,是關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但將其定性為一個「發展」計劃實不恰當。如果發展的定義是為了進步、為將來謀求福祉的話,那就更加是風馬牛不相及。官網指,大興木土是為了「促進香港繁榮經濟」、「應付長遠的房屋需求及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令人難以不覺得構思出此話者絕對是淺薄無知、不禁叫人倒抽一口涼氣。

問過高度關注議題的朋友,也看了張超雄議員叫人拍案叫絕的肺腑之言,也讀盡發展局那堆明顯著理曲辭窮的所謂解釋。

我想說:朋友們,我們要反對新界東北的理據還有很多﹗

梁振英在記者前言之鑿鑿地說:以前沒有少眾居民犧牲,哪來新市鎮。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而要犧牲少數群組,這是本著 utilitarianism (效益主義)而提出的理據。簡單而言,就是在決策時以爭取 the greatest happiness 為道德依據。只要為大多數人帶來益處的,少數人就得需犧牲。這個道德解說是由英國哲學家兼法律改革家 Jeremy Bentham 提出。他的理論很簡單:道德的原則就是建立最大的快樂,也即是「the overall balance of pleasure over pain」。效益主義是一個很普遍及影響甚廣的哲學思想,所以政府的表明原則正正就是從效益主義引伸而來。

然而畢竟,這個單純的概念是出自一個生於 1748 年的學者口中。現代文明的進步、思想和知識的變化,根本已經容不下去這樣只顧快樂的道德尺度。Michael J. Sandel 名著《Justice》就對效益主義提出了兩個反對論點,第一個很簡單,就是效益主義沒有尊重個人權利,而這也是文明社會堅守的核心價值。在那個象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雕像面前,香港受堅信守人權的高尚道德標準所規範。為了完成新市鎮大業而剝削一眾村民多年以來的安居,根本就是一個違反所有人均有個人權利的原則。

相反,提倡權利和義務的 deontology(道義論)更加切合主流文明社會的道德規範。社會賦予我們權利去安居樂業時,我們也有義務基於考慮別人安居樂業的權利而規範我們自己的行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這個西方哲學理論是相符的﹗講到權利,國際公認的道德規條是,人人都有權有尊嚴地生活,住屋權也是涵蓋其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第一段指出:「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為他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和住房,並能不斷改進生活條件。」為了所謂興建更多的房屋(當然眾所周知的是豪宅居多),「將別人生活了幾十年的安樂窩變成我們明日的花槽」,係人都知道是說不通、講不過啦﹗

那些急急等著收地發財的近視窩囊,當然會講:香港樓價高,唔通其他人的住屋需要就唔使理咩?如果單講村民的權利不夠理據,不如就講我們的權利。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有權利去享有本地農業,以支持我們日益增加的糧食需要、應付全球氣候暖化所引致、勢必出現的糧食危機。我們有權去保留城市賴以為生的自然綠肺,擁有更好的發展。我們有權去由香港人享用屬於我們的土地,而不是讓土豪和內地人侵佔我們碩果僅存的空間。雖然法律沒有這樣的標準,但我深信大自然應該有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價值,而我們都有權去享有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拒絕進一步因為改變土地用途而惡化氣候變化的問題(除了燃煤之外,改變土地用途是釋放溫室氣體的最大元兇之一)。有義務去保障我們這些權利的,不只是被矮化為少眾的廣大關心東北問題的市民,就連荷包受惠於這個法治社會、養尊處優者都有義務去保護我們的這些權利。

即使從政府的效益主義理據出發,the good 先於 the right,發展新界東北又是不是真的帶來 the greatest happiness?講豪宅和公屋的比率,理據歸於哪一邊,昭然吧。從長遠一點的角度來看,單純為了興建房屋和商貿區而大興土木,完全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雖然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從來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說話,但主要的共通點都是 1. 在滿足現代人需要的同時,亦不可以犧牲後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2. 可持續發展是追求在社會、經濟和環境上達至平衡的。如何在三方面達至平衡,要爭論都要講幾年,但是我們在取捨的過程中都應該盡量貼近 Strong Sustainability 的大原則,例如趨向發展本土農產業(以減少運送過程中排放更多溫室氣體、減低受糧食出口國因天災而農產失守而影響)、經濟和文化產業多樣化(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引致太多環境及社會問題,加上要以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的方式發展經濟,所以個人認為認為發展方向絕對不是要興建更多商場﹗)、盡量減少耗用資源(低於資源可復元的程度)。

現在香港的發展趨勢會導致甚麼後果?我只是聯想起Jared Diamond 的《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Succeed and Fail》。該著作分析了歷史上多個文明末落背後的原因。簡而言之,它們當中很多沒有平衡發展和環境,最終被生態災難所淹沒。他指出,很多這些文明只顧不斷的發展,爭取更多的金錢和權勢,越過巔峰之後,它們開始崩潰。當國際社會開始發展綠色經濟,發掘更創新的方法解決對環境的影響時,我們還只顧興建更多不是給人住的豪宅、「謀住」改變郊區土地的用途時、仍然以為消費經濟是王道是,我們會不會像這些文明一樣,終於面對生態災難時無法自救?糧食危機是國際公認存在的問題,而我們仍然為了政治和經濟因素時只顧進口食品,完全忽視發展本地農業的價值時,我們到底對不對得住跟不上食物價格急升者和我們的後代?

蟻民聲音無力,首輪撥款已經通過,但希望各位要從長遠著想,繼續為未來抗爭﹗

作者簡介:自 2011 年以來力求大眾減少多餘消費,分享有用東西。骨子裡,我們都是一群相信環保不是環保份子的事的八十後。

港教師眼中國民教育 _ 主場新聞

梁正燁

2012-7-26 15:02:39

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的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認為,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共出現了368次,其中有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迴避現政權不足的隱惡揚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吳薇薇(化名)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一所小學的中文老師,負責低年級兩個班的中文教學,也身兼一個班的班主任。校內中文科組從前年開始,決定將一些 「國民教育」內容,融入中國語文科內教授學生。她會定期從學校的國民教育課程課本上,選擇一些內容作為「增潤課程」,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

教育局今年4月發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建議全港小學在今年9月新學年起,設立獨立成科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繼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 研究所編製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一面倒讚好目前中共體制後,由城巿大學旗下企業附屬機構編製的「匯通國民教育課程」,也被媒體抽出部分章 節作為例子,例如建議二年級學生在中文課聆聽《歌唱祖國》以感受祖國的「錦繡河山」,被質疑是「洗腦」課程。

這套「匯通國民教育課程」,目前正在18所教區小學使用,包括吳薇薇所在的學校。

不過,作為「匯通」教材的使用者,吳薇薇認為,綜觀整個課程大綱,其實它的「洗腦」問題並不算嚴重。「這個課程是由很多學校不同的老師一起設計的, 並沒有說有個怎樣的指導思想。」她承認有些被媒體報道的章節單元,可能存在按設計人員個人喜好而出現內容的差異,但絕對不是「洗腦」。

吳薇薇指出,她與同事都有了解過《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的內容,她同意這個手冊確實有失偏頗,事實上,她與同事對這類不夠平衡的教材都很反感。「如果遇到這種,我們一定不會選用。」

老師決定怎用教材

吳薇薇強調,教材運用的權利在老師的手中,她所在學校的做法是,中文課組會一起討論選用哪些單元來教授學生,最終會由中文組主任來決定。目前,校內中文課的「國民教育」內容,主要側重在中國傳統文化上,例如通過一些傳統故事,向學生講述孝順父母的道理。
吳薇薇說,天主教學校強調普世價值,以前的校長在早會也會提到六四事件、劉曉波因言入罪等。校方選擇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中文科裏教授,其實也是基於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符合天主教信仰的普世價值。

然而,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吳薇薇承認課程涉及的內容會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低年級小學生對於政治內容的理解有限,另一方面,她也認為目前坊間出版社有關中國現況和政治的教材,還未能提供足夠多元、中肯的觀點。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到內地的交流團,也被指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中學教師伍國偉最近剛帶領一群中四、中五學生,到北京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交流團,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交流七天。

伍國偉直言,交流團的不少講座很明顯有坊間所說的「洗腦」成分,主要都是一些內地教授向學生講解國家近年的發展情況,但他認為這種講座未必能達到 「洗腦」效果。他謂在交流團期間,每天晚上香港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參加反思會,很多學生其實都不會完全相信講座的內容。「中四、中五的學生其實都會思考,不 會去一味的接受。」

伍國偉的中學在新學年,也會開展國民教育課程。在前線直面國民教育的他,對「洗腦」的擔憂並沒有外間社會那麼嚴重。他認為,無論課程、教材如何,最主要的還是要看老師怎樣運用,在這方面老師還是有很大主動權。

雖然兩位前線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控制」國民教育實際上如何執行,但從事師訓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的老師,對國民教育的前景卻不樂觀。

「國家」等同中共政權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戚本盛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問題,同時也從事教師培訓工作。去年教育局發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時,他就開始研究此課題。在他看來,政府推動「國民教育」政策的本質和目的就很有問題。

戚本盛研究發現,國民教育的諮詢稿中,「國家」一詞出現了368次,其中360次都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六次是指現行主權的「國家」,只有兩次是一般概念的「國家」。
戚本盛認為,《諮詢稿》中提到的「國家」絕大部分都是指現中國政權,難免會讓人質疑「國民教育」的目的只是希望人民擁護現政權。「國民教育本來應該 是告訴學生,國家——一般概念下的國家,或者一個理想中的國家,非特指某個政權,本來應該是怎樣的,以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國民的權利和責任。」

為何《諮詢稿》未有重視「國家」概念的研習?戚本盛認為,很可能是關於國家概念的思考和現政權狀況之間的比較,會出現一些令現政權尷尬的情況。但他 認為:「知道現政權有所不足,不等於叛國,反而是知道不足才能做得更好。從諮詢文件可以看出,這種隱惡揚善的心態籠罩著整個課程。」

功利化的國民教育

退休中學校長龐永欣,在大學擔任教師培訓工作。他在研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發現裏面提及到的「國情教育」其實就是愛國教育。他在教育 專欄撰文批評,教育局是在用公民教育之名,來掩蓋國民教育之實:「從《課程指引》來看,所謂的國民教育應為『國情教育』或『愛國教育』 (patriotic education)。……但這些名稱太刺激,怕大家受不了。刺激的原因之一是『愛國教育』早已遭國際教育界批判、摒棄,各國實行的是認清公民權責、培養 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指引》把『公民教育』扭曲成所需的『國民教育』,專責委員到外國考察人家的『公民教育』,回來卻硬說那是『國民教育』。」

戚本盛還擔憂,這種一味誇獎現政權強大的教育模式,對學生的價值觀造成不良影響:「強大的國家就值得你愛,國家弱小就不值得愛?這是很功利的價值取 向。」他對這種功利化、庸俗化的教育現象感到痛心,「(愛國)本來是很崇高的感情,但在這種功利的思維下變得很庸俗。有家長接受採訪時認為,國民教育的好 處有多點津貼給孩子去北京旅行;就連新上任的教育局長吳克儉也說,搞國民教育,以後孩子到大陸做生意都容易一點。」

這種功利化的國民教育,也許將來就在全港的中小學出現。香港絕大部分的教育機構都是公營的,中小學、甚至大學大部分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戚本盛認 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經費來源和經營權的分割就顯得十分重要。「香港教育這麼多年來,這方面是做得比較成功的。大部分學校都是政府給錢,但是政府不干 預學校的事情,學校相對是獨立自主。回歸之後,政府對於學校的干涉可能是多了點,但仍然是有限度的。」他舉例說,「現在國民教育科教育局的文件是叫《課程 指引》,指引的意思是建議,也就是學校有權力選擇遵從與否。」

戚本盛認為經費來源與經營權分割,給予學校足夠的自由度去做自己的專業,在香港還算做得不錯,應該給予肯定。但將來更重要的是要保衛這些專業內的自 由,讓其持續下去。「這幾年開始,有一點尷尬。例如國民教育課程,學校也未必一定要響應政府的指引去開展。但是開展課程的學校每年會獲得一筆資金。」他謂 這種做法確實並非強制,但在某個程度上,卻是「利誘」學校去跟隨,可能造成很壞的後果。

原文刊於《陽光時務》

質疑高官或涉受賄 練乙錚倡全民公決發牌 _ 主場報道 _ 主場新聞

主場報道

2013-10-21 10:16:59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今在《信報》撰文「顧問報告?幫港出句聲?發牌全民公決!」,提出一個「全透明發牌機制」,建議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者準備一日節目,在港台輪番播放各申請者的一天節目樣板,經一至兩週公眾討論後全民公投,以此決定免費電視牌照誰屬。練乙錚又從其他角度評論免費電視牌照風波,質疑政府高層是否涉賄、顧問報告真偽等。

政府官員或受賄 高官涉貪恐成常態

練乙錚指出,輿論認為事件涉北京旨意等政治原因,但從「表面證供」猜測,會有一個「普通得多」的嫌疑,則梁政府是否有延後利益、是否受賄;若今次黑箱作業發牌事件,發生在沒有中共等明顯政治壓力威脅的地區,民眾很容易就會想到有關官員是因為涉賄才下這個決定。
港人或者依然難以想像自己的政府高層廣泛涉賄貪腐。不過,如果大家記得澳門司長歐文龍、香港那個更高級姓許的,便知現時特區政府司局級高層涉貪並非天方夜譚。官員保不住港人那杯奶茶,怎能夠保住自己的貞操?
很多方面都比較上軌道的殖民地舊香港,已起本質變化,好的方面往下沉淪;一個陌生的「新香港」悄然而至,高官涉賄這個「國之常情」,恐怕快要變成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那麼自然。
顧問報告為政府護航 不必當真

練乙錚又提到近日有「港府權威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完全不必負責任的暗料」,指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在最新一份顧問報告中排行第三、市場只能支持四個電視台云云。練乙錚引西九為例,指當年的顧問報告把成本大幅低估,才保得西九過關,之後超支逾一倍超過200億,政府也只能繼續批錢。
像這種在緊要關頭搞出來的政府顧問報告,通常不可信。這些「應政府急時所需」的顧問報告十分昂貴,動輒千萬元一份,不過大家完全不必當真;有時間的話,只需做點功課便可輕易指出其弄虛作假。
對港有貢獻 練為王維基抱不平

練乙錚又指,王維基當年引入長途電話回撥服務,打破長途電話壟斷,20多年來為港人港商節省了高額長途電話費,粗略估計近200億;他創立香港寛頻與大財團抗衡,亦「促使香港成為今天全球IT質量最高、價格最低的地區之一」。
做出如此重大經濟貢獻的Wiki王如今搞電視玩創意,卻給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活生生一棍打死。筆者希望那些幫港出聲的公益人登一段廣告幫他出句聲,也順便幫幫港人出句聲佔領自家的電視機。可不可以呢?